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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蒙儒学大家教诲

司马谈拿定主意,利用其在皇家藏书阁任事的有利条件,翻阅天下汇集于石室金匮之中的大量典籍,专门览阅、研究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古籍、逸文,梳理,归纳,分析,比较,抽象,经数年苦心钻研,对诸子百家甚为庞杂的学说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觉得其中对治理天下最为有用的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而六家各有侧重,各有短长,对为政者会起到不同的启发作用,有利于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正如《易经》所指:“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写道: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 吉凶之兆 )而众忌讳,使人拘( 拘束 )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 )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zuǒ, 摘取 )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司马谈显然完全肯定道家而没少批判儒家。

元光五年(前 130 年)九月,司马谈欲将写就的《论六家要旨》献奏武帝刘彻,但当时刘彻尤重儒学而大量起用儒生,司马谈内心忐忑,犹豫再三,还是先去向自己的老师、中大夫杨何请教。

杨何将司马谈的文章认真仔细地看了两遍,又思考再三,然后对司马谈说:“谈啊,你为写此文大概花了很多时间和功夫,不易啊!”

司马谈说:“启禀老师,弟子这三四年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研究春秋以来蜂起的百家了。尚请老师不吝指教。”

“看得出,你钻研甚深,剖析颇精,然仅是个纲要,研究尚未结束吧?还应有许多具体、细致的阐释与分析吧?”杨何问。

“老师终究是天下有名的大儒,一眼即看出拙文的症结,弟子此文题为‘要旨’,确是个纲要,尚须更多挖掘、铺陈。”司马谈答。

杨何再问:“此‘要旨’欲作何用呢?”

司马谈欲言又止。杨何见了,笑道:“你我师生多年,有何不能说的?”

司马谈这才说道:“弟子此文当然是对今后研究起个提纲挈领的作用。另外,弟子想,是否可以启奏皇上,分清各家短长,对皇上治理天下还是有所裨益的。但弟子又把握不准,故前来向老师讨教。”

“谈啊,你是个肯用功、求上进之人,作为你的老师,我早就有了解。如今你想报答皇上对你的关照,同时想引起皇上的重视,这无可厚非。”杨何语重心长地对自己器重的学生说道,“然而,你看得清朝中形势吗?你看得懂皇上真实想法吗?”

司马谈摇头,然后说道:“请老师不吝指教。”

杨何继续说道:“皇上为太子时即好儒、习儒,即位后立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理之道,对策者达百余人,博士董仲舒依据《春秋》,侃侃而谈,提出两大主张:一是《春秋》大一统者,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二是凡不在儒家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均获皇上称善吸纳,并擢升董仲舒为江都国相。之后又任好儒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儒生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终军等先后入朝。后虽遭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强力干预,致皇上以儒治朝一度受挫,但窦太后驾崩后,皇上立刻重新起用好儒官员,招纳儒生入朝,最典型的莫过于公孙弘了。公孙弘出身贫寒,曾牧豕(shǐ,猪)海边,四十多岁才学《春秋》,今年其以贤良文学身份被推荐入朝对策,皇上判定其对策列第一,立即拜为博士,一年中升至左内史,跻身二千石大员。你知道如今朝中对董仲舒、公孙弘是如何说的吗?”

“弟子尚不知。”司马谈答。

杨何说:“如今朝中传言,称《春秋》双杰,闻名天下。以此可见皇上独尊儒术、尤崇《春秋》和重用儒生的真实用心。而你的文章并不切合时宜,还在坚持前朝尊崇的黄老之学,还在坚持前朝实行的‘无为之治’。你大概受你的另一位老师黄子的影响太深了。你难道看不出,皇上正在改‘无为’为‘有为’,大展宏图,一改汉初以来对南边的两越和北边的匈奴采取的羁縻即笼络政策,派大军讨伐闽越,悬挂闽越王之首于北阙;又策划马邑之谋,终止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正式同匈奴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文章禀报上去,皇上会怎么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司马谈听了,内心大受震动,心想幸亏来向老师请教,否则冒冒失失地将文章禀报到皇帝那里,最起码是讨个无趣、落下不好印象,如果皇帝生气发怒,还可能会受到惩罚。

于是,司马谈向杨何揖拜,然后说:“弟子拜谢老师指点迷津。无老师赐教,弟子可能闯祸矣!”

杨何安慰道:“我只是认为不合时宜,还不至于会受惩,你可能想得严重了。我觉得你花精力研究诸子百家学说之异同、优劣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对东周这一段历史更加清晰了。”

司马谈悟性甚好,听老师说起,突然有了新的想法,说道:“老师,我日日置身于石渠阁、天禄阁中,看到天下许许多多的典籍图书、律令文本汇聚在那里,那是多么宝贵的宝藏啊,我就是想利用、使用好这一大堆宝藏,做出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您刚才说研究东周历史,这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不仅仅研究这个时期的诸子百家。”

杨何见司马谈不灰心,仍旧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很高兴,略一思索后说:“研究历史要有成果,成果为何?你太史令不能仅仅满足于记载历史,而是应书写历史,像孔子修订《春秋》那样,继续《春秋》未尽之事,接续着做下去,一直写到今朝。此即大有意义之事。”

“接续《春秋》。承蒙老师教诲,真乃醍醐灌顶,弟子一下子豁然开朗矣!”司马谈大喜。

杨何亦为司马谈高兴,说道:“如今董仲舒、公孙弘乃阐释《春秋》之双杰,加上你司马谈,将要接续《春秋》写出新史书,这事做好了,即可称得上《春秋》三杰了。谈啊,皇上知悉亦定会赞成的。你要努力啊!”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虽然不宜禀奏皇帝,但经过杨何的点拨,司马谈拨乱反正,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初步将接续《春秋》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司马谈在前面研究百家的基础上,进而剖析百家的诸子,由学说而至每个人的事迹、背景、相关联的人和事,铺散开来,觉得甚为纷繁复杂,头绪越来越多,涉及的春秋及春秋后的图书典籍多得数也数不清。如何书写春秋后乃至于今朝的历史,用哪种方法、体例来写,司马谈有很长时间没有想清楚。司马谈不得要领,便想着先按春秋后、秦、汉的顺序搜集、整理资料,尽可能地将资料准备得充分些。他有时想,实在不行,就按《春秋》的编年体例来写,但又总觉得孔子可以那样写,自己不行,而为什么不行又没想清楚。

司马谈这边殚精竭虑,为继《春秋》而做着准备,很少能顾得上司马迁。好在司马迁跟着挚山读书,颇有长进,学习古文之后,又学了许多儒家经典,如《诗经》《易经》《尚书》《周礼》等。司马谈只是在休沐日返家时,才能检查司马迁的学业,对司马迁刻苦学习取得的成果颇为满意,自是极为感谢学兄挚山的无私传授。

秋后一休沐日,司马谈请老师杨何、学兄挚山两家人来家中做客,品尝羊肉饸饹面,食材都是堂弟司马靖派人从夏阳送来的,新鲜荞麦面压成的面条,老锅汤、新鲜羊肉加上各种作料,让诸位大快朵颐,直呼过瘾,酒自然亦喝了不少。杨何问起有哪些作料,司马谈细数有八角、茴香、胡椒、肉桂、葱花、枸杞等十余种。

杨何突然说道:“我想起一种美食。”从随身带来的袋中取出两盒酱,说:“我差点忘了,带来两盒蜀蒟(jǔ)酱,是送你俩一人一盒尝尝的。”

司马谈问:“老师这酱从何而来?”

杨何答:“此酱名蜀蒟酱,是蜀地一种植物如桑椹的果实做成的酱,乃吾同僚、中郎、蜀人司马相如所赠,为其家乡特产。”

司马谈早闻司马相如大名,心存钦佩,虽同朝为官,却从未谋面,于是说:“老师,弟子久闻司马中郎乃皇上身边数一数二的大文章家,何时有幸,还请老师引见,当面向司马中郎请教。”

“谈啊,我就欣赏你这种见贤思齐、虚心好学的品德。”杨何笑道,“有机会我告诉司马相如,让你们见见,切磋一番。”

司马谈不及回话,在座的司马迁倒先说道:“师爷,我也想向司马中郎请教。”

杨何更高兴了:“真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我答应你,迁小子,加上前面答应设法让你向董仲舒、孔安国请教,共有三名大儒。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挚山插言道:“老师,我听说正是这蜀蒟酱,提醒了皇上开通西南夷?”

杨何说:“确有此事。当年皇上应南越之请,遣大行令王恢率军讨伐闽越,同时遣与南越相邻的番阳县(今江西鄱阳县)县令唐蒙赴南越通晓之。唐蒙在南越吃到通过西南夷而运到南越的蜀蒟酱,回去后即上报朝廷,建议从巴蜀打通经西南夷通往南越的通道,以加强对南越的控制。皇上赞成并擢升唐蒙为郎中将经略南夷。唐蒙以军法大征巴蜀士卒修筑道路,引起巴蜀人恐慌。皇上再以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巴蜀责备唐蒙、安抚当地吏民。这小小的蜀蒟酱确实不简单,引得皇上向西南民族地区开疆拓土呢。”

“这司马中郎不仅是文章大家,亦能奉皇上旨令出使巴蜀,安定一方,真了不起!”司马谈赞道。

杨何说:“司马相如确实了不起,文章写得好,尤其作赋,如今天下无人能出其右,出使巴蜀也很成功。听说司马相如作为皇帝使节衣锦还乡时,蜀郡太守以下至郊外迎接,县令负弩前驱,蜀人皆以其为荣。”

司马谈说:“听说司马中郎在家乡蜀地落魄时,投靠临邛县令,在县里富户卓王孙宴席上抚琴一曲《凤求凰》,引得守寡回娘家的卓王孙女儿卓文君爱慕,竟偷偷夜出家门,与司马相如私奔了。”

“真是奇人奇事,了不起!”司马迁又忍不住赞叹。

司马谈斥道:“小孩子家懂什么?瞎评论。”

挚山笑道:“谈贤弟,你的迁儿已经不小了,十七岁了,已经长大成人。有些事他该懂了。”

司马谈听了,心中咯噔一下,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对儿女情长的事难免会有兴趣,似乎不该斥责之。

元朔元年(前 128 年),乃刘彻即位为皇帝以来极其重要的一年,此年刘彻二十九岁,夫人卫子夫为他生下第一个儿子刘据。刘彻甚悦,专门隆重举行立禖(méi)庆典,以最高祭礼太牢(供祭一牛、一猪、一羊)祭祀禖神(送子神),并使文人东方朔、枚皋作禖祝之辞。不久,策立卫子夫为皇后,大赦天下。

前一年,刘彻破格拔擢卫子夫之弟、曾为平阳侯府骑奴的卫青为车骑将军,与另三位将军李广、公孙敖、公孙贺各率万骑分四路出击匈奴,卫青率军长途奔袭,出其不意地直捣匈奴单于庭附近的龙城,斩获匈奴七百余人,取得首次大捷,而李广、公孙敖战败,公孙贺无所得。卫青获封关内侯。朝野皆称皇帝不拘一格选拔将才,知人善任。卫子夫被立为皇后之后,卫青再次率三万骑出雁门击匈奴,再获大捷,斩首虏数千人。大汉几十年来屡遭匈奴侵掳而被迫和亲的屈辱局面开始扭转,朝野愈加颂赞皇帝英明。刘彻因此更加注重选拔人才,主父偃、严安、徐乐等一批新人入朝,上书言事。刘彻又闻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能以今文解读古文《尚书》,征其入朝为博士。大汉朝廷一时间人才济济,一片兴旺景象。刘彻甚悦,诏令改元,将本年改称为元朔元年。朔者,初始也,表明刘彻更加自信、成熟,祈望新的开始。

此时的刘彻,雄心勃勃,革旧布新,追求大汉强盛之伟业,千方百计地挖掘人才,不拘一格地重用人才,且尚有护才、容人之雅量。董仲舒任江都国相多年,以礼义治国行政,匡正诸多积弊,骄横跋扈的江都王刘非对他亦十分敬重。去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中遭火灾,董仲舒据《春秋》灾异之变,推说此乃天谴武帝刘彻。其准备上书劝谏的奏疏草稿被上门求见的主父偃偷去上交刘彻,刘彻起初大怒,诏令逮捕董仲舒,欲依律处死,后来仍然因爱惜董仲舒大才而又于今年下诏赦免。此时江都王刘非已逝,刘彻便征董仲舒入朝任中大夫。董仲舒遭此挫折,此后即不再推说灾异。

董仲舒入朝后于次年(元朔二年)徙居茂陵邑,司马谈请求老师杨何介绍,欲登门向久仰的董仲舒求教。董仲舒与杨何性格迥异,读书时可三年不观舍园,为师授徒时又常常隔着帷幔授课,学生久不能见其面。故杨何起初告诉他太史令司马谈欲登门求教,董仲舒连称不可。杨何说:“司马谈乃在下之弟子,您董夫子董大人可不给我面子,但他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此事正与您有关。”董仲舒问在做何事,杨何称:“司马谈欲接续《春秋》,书写一部新的史书,您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家,难道不应该见见?”董仲舒这才首肯。

之后的一休沐日,司马谈带着十九岁的司马迁专门到茂陵邑董府拜见董仲舒。董仲舒身材高大,堂堂仪表,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令久仰董仲舒的司马谈更加肃然起敬,甚至有点诚惶诚恐、手足无措的样子。

董仲舒见状,请司马谈在自己的下首坐下后,首先开口,和气地问道:“这是你的儿子?为何带他来?”

司马谈即让司马迁跪拜董仲舒,董仲舒连称不可,拉起司马迁让他立于司马谈一侧。司马谈答道:“回禀董大人,犬子司马迁自小学习《春秋》,其师称天下治《春秋》之大家,唯董大人您居首。听说我要来拜见您,硬是缠着我带他来。而且,在下自不量力,正在做一件事,我觉得竭尽自己平生之力可能尚难以完成,需要犬子继续努力方能做完。故不揣冒昧地将犬子带来一同向您请教。”

“是吗?”董仲舒说,“我听你的老师杨何大夫说,你正准备继《春秋》而书新史,这的确是个大胆的想法,了不起的想法!”

听到董仲舒称赞,司马谈心中甚喜,也不再紧张了,说道:“卑职担任太史令已近十年,日日目睹天禄、石渠二阁中堆积如山的图书典籍、律令文书,一直想着能利用这些宝藏做出点什么,经吾师杨何大夫点拨,我确定了接续《春秋》、著成《春秋》之后乃至于今朝的新史的打算。然而数年来不间断地整理、搜集、准备资料的同时,始终在思考以何种体裁来写新史,是借鉴《春秋》写法还是其他?总觉得如同孔子那样修订《春秋》似乎不适合我,但究竟以何种手法来著作新史却一直未曾想清楚。还请董大人赐教!”

董仲舒略一思索,直截了当地说:“《春秋》按周朝东迁之后鲁国先后12 位国君的顺序,逐年逐季记载了鲁国及同时期周朝、各国大事,其记事过简,只记结果,并无事情之原委、过程。孔子是在鲁国国史的基础上删订而成,微言大义,竟成经典。你要接续《春秋》,不能简单模仿。因为其一,你不是孔子,孔子乃儒学鼻祖、圣人,他的笔法令人膜拜,你不行;其二,孔子有大批弟子、再传弟子,可以为《春秋》作‘传’以阐释之,你不会有;其三,《春秋》以现成的鲁史为基础,删订而成,如今欲书写《春秋》之后的历史,并无现成基础。”

听了董仲舒的话,司马谈觉得被泼了一大盆冷水,半晌未出声,愁容满面。

司马迁在一旁似乎听出了门道,插言道:“小子我斗胆揣测一下董大人之言:非不赞成续《春秋》也,而是说要另辟蹊径,不可走《春秋》之旧途。”

“孺子可教!”董仲舒从座席上向着司马谈移动了一些,拍了一下司马谈的胳膊,高兴地说道,“你有如此聪颖的儿子,何愁续《春秋》不成?”

司马谈此刻也悟出了董仲舒的本意,拱手道:“卑职敢请董大人进一步赐教!”

董仲舒说:“古时史官有左、右之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史书而言,《尚书》《国语》记言,《春秋》《左传》记事。吾治《春秋》公羊学,主张国家、民族大一统,分而治之不如合而为一。治史亦然,记言、记事为何不能合并于一处、融为一体?”

“记言、记事合于一体?”司马谈不解。

司马迁又忍不住插言道:“父亲,董大人所称记言、记事合于一体,即是合于‘人’呗,记载人的事迹、活动,这其中既有言,亦有事。”

董仲舒一般不苟言笑,此时竟哈哈大笑,说:“看来司马氏接续《春秋》可成,始于司马谈而成于司马迁也。我意尔等接续《春秋》不必走老路,可以以记人为中心,既记了言,又记了事。如此,则如同《春秋》与阐释《春秋》的《左传》《谷梁传》《公羊传》融为一体,毕其功于一役也。”

司马谈赶紧站起来,向董仲舒深深揖拜:“董大人终究是名闻天下的大儒、大家,学问至为深厚,卑职苦思多年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下子即被破解了。就按董大人所示,以记载人物为中心,来书写新的史书。”

之后,司马谈因有公务在身,尤其是随侍皇帝外出巡幸、祭祀等,常常是司马迁在休沐日一人去向董仲舒请教,而董仲舒很喜欢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向司马迁系统地传授了《春秋》公羊学。

《春秋》公羊学派创建于孔子著名弟子子夏的学生、齐人公羊高,之后于公羊家族中口传,至汉景帝时,公羊高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毋生著于竹帛方使《公羊传》成书。胡毋生与董仲舒乃西汉最大的公羊学学者。董仲舒根据春秋公羊学,吸收诸子各家,结合汉代实际,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他传授司马迁的,正是他的新思想的精髓:一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大一统首先是思想的大一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思想要统一到儒学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次是统一法度,中央集权。二是“天人感应”。人君须以德行政,否则天会谴告。“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三是“尊王攘夷”。这在《公羊传》中有明确含义:“尊勤君王,攘斥外夷。”即尊崇周天子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制度,抵御夷狄外族的侵扰。

由于司马迁多年来对董仲舒的崇敬和向往,更由于董仲舒作为儒学大家面对面的授学让司马迁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知识,《春秋》公羊学从此影响了司马迁的一生,包括他的著述。

司马谈当然没有忘记司马迁还有一个向孔安国请教的愿望。他先是提醒杨何与孔安国通气,然后又去请求自己的上司、太常孔臧帮忙。孔臧乃孔安国堂兄,均为孔子十一世孙。孔臧还继嗣了父亲孔藂的列侯爵位。孔藂曾为刘邦部下,因功封蓼侯。孔安国入朝任博士后,便寄居在孔臧的蓼侯府中。司马谈一次找机会与孔臧说起,自己成天沉溺于太史令任上诸多事务和搜集、整理典籍文章,无暇教育自己唯一的儿子司马迁,听说大人有篇《诫子书》,冒昧请求抄录以示犬子。孔臧欣然同意。司马谈抄录后,觉得孔臧《诫子书》果然写得不同凡响:

人之进退,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多得。山溜( 滴水 )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 )。夫溜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为微脆之形,陷坚钢之体,岂非积渐夫溜之致乎?训曰:“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学者所以饰( 修为 )百行( 品行 )也。

司马迁读之,亦深深为之触动,颇受益。

其后,司马谈告诉孔臧,称自己的儿子读了孔大人的《诫子书》,大为受益,再请孔臧允许司马迁进蓼侯府拜会孔安国,孔臧自然允诺。

鲁恭王刘余好治宫室,毁坏鲁王宫旁边的孔子旧宅以扩建王宫,于其壁中得《古文尚书》等经传,时人皆不识古文,唯孔安国以今文即隶书读之。司马迁至侯府中请教孔安国,孔安国教授其《古文尚书》中的《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ténɡ)》诸篇,司马迁在原先学习《今文尚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获益良多。 a7Zp0g/6xxiGqvkQMAabxioxvACkAJBFyYgJ6KrCfbi7hDF5X2KCPyUXwtNV8n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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