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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是殷良秀扬眉吐气的一年。这一年，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代表受邀参加了此次大会。在这些代表当中，有一名中国的女代表尤其引人注目，她的名字叫王桂珍，是一名“赤脚医生”。
一名中国“赤脚医生”，为何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事实上，王桂珍不仅出席了此次会议，而且还是此次会议中，各个国家在医学领域学习的对象。在那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王桂珍上台发表了演讲，时间整整持续了十五分钟，让所有参会的代表，都对中国的“赤脚医生”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王桂珍演讲结束后，现场掌声雷动，所有参会代表都为这位中国的“赤脚医生”送上掌声，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喜爱。“赤脚医生”这个概念，一时间响彻了世界，成为世界多个国家争相学习的榜样，中国的“赤脚医生”，仿佛成了拯救受病痛折磨的穷苦人民的“天使”。中国的“赤脚医生”，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尊重，又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学习浪潮。
1974年初，全国“赤脚医生”数量有100多万人，全国85%的生产大队都实行了合作医疗，这些“赤脚医生”绝大多数本身就是懂医的农民，半医半农，和农民水乳交融，极大地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这些“赤脚医生”也被人民亲切地叫作人民公社的“向阳花”。
为了充实乡镇一级卫生院的专业医护力量，除没有编制的“赤脚医生”继续在乡村行医外，外派下沉到一线乡村的专业医生都被医院撤回来。就这样，陈中轩和殷良秀结束了四年的“赤脚医生”的生涯，双双被调到了永隆镇卫生院（杨丰是个街，比永隆镇低半级）。1978年，老三女儿殷燕子出生。陈中轩因此也时常说：“我们家三个小孩，老大应该叫‘杨生’（杨丰卫生院出生），老二叫‘红生’（红林大队合作医疗点出生），老三叫‘永生’（永隆卫生院出生）。”
此时的永隆卫生院，医生护士明显比杨丰卫生院时多了起来，兵强马壮，不过人际关系也变得有些复杂了。医院的陈书记找殷良秀谈话，说她调回来有点儿晚，现在内科医生都满员了，要先委屈她一段时间，让她先去当护士，暂时过渡一阵子。
看着书记有些为难的样子，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她，二话不说就十分乐意地答应了。当了四年的“赤脚医生”的殷良秀，什么苦没有吃过啊，现在能回镇上的卫生院上班，从医生变成了护士，虽然是降级使用，但不管怎么说，这里的条件比在红林医务室要好太多了。
从红林医务室回到永隆镇卫生院，殷良秀像是一个凯旋的将军，乡亲们肩挑车拉帮忙搬家，浩浩荡荡一里多长的队伍，板车拖着床和柜子，婆婆胡金枝和两个孩子也坐在板车上。乡亲们挑着被褥、药品和行李，殷良秀和陈中轩背着药箱跟在后面，乡亲们都舍不得他俩，一路上不断地说：“殷医生，你们回去了，俺们看病可没有这么方便了，真舍不得你俩走啊！”殷良秀说：“回到镇卫生院上班，那里的医疗条件好一点儿，有病大家照旧去找我看，我也会常回来看看大家的。”
大家一路送，一路攀谈，难舍难分。当乡亲们把他们送到永隆镇卫生院，给他们安顿好离开时，殷良秀忍不住掉了眼泪，四年“赤脚医生”生涯，她与这些善良纯朴的乡亲的感情，已经血肉交融，扯也扯不开了。
回到永隆镇卫生院，由于医生护士较多，给他们夫妻俩分的只有一个单间，并且没有厨房，连做饭都得在走廊里做。殷良秀分在护士班，每天都要上夜班，好在上夜班的护士长鲁芳秀是一个好大姐，知道殷良秀的医术很高，现在来当护士，纯属大材小用，因此对她关照有加。殷良秀刚开始上夜班很不习惯，有一次上到半夜三点，她实在是困得不行了，浑身上下一点儿劲儿也没有，眼睛也睁不开，护士长鲁芳秀说：“我来顶着，你去睡一会儿。”谁知，殷良秀躺在病床上一觉就睡到了天亮，看到鲁芳秀忙了一夜，她特别不好意思，赶紧起来帮忙。
当年上夜班，经常是上半夜有电，下半夜会停电，护士们只能点着煤油灯查房，护士的工作琐碎，但一定要具备细心和耐心才能干好。没干几天护士工作，殷良秀很快就凭着一项技术赢得了病人的交口称赞——殷医生打针不痛！
卫生院的病人都说殷医生打针不疼。以前打针都是肌肉注射针，一般是打屁股，每到打针时，病人特别是儿童病患都排着队要殷良秀打针，其他护士是闲着的，这些病人也不愿意找她们打针。殷良秀有一位同事，干了好几年护士，病人们都反映说她打针最痛，殷良秀去了护士站后，这位护士几乎要下岗了，病人们宁愿排队等殷医生也不要她打针。后来同事来请教她，问：“为什么我打针他们都叫痛，你打针他们不痛呢？这是啥原因呢？你有啥子秘方？”
殷良秀说：“咱们医生和护士，一定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我打针有‘两快一慢’：进针快，出针快，推药慢。掌握好这些，给病人打针，他们就感受不到痛了。”后来，永隆镇卫生院还在全院医护工作人员的总结会上，推广殷良秀的“两快一慢”打针法。这让殷良秀坚信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行行出状元。
殷良秀的医护生涯中遇到的最惊悚一幕，也是发生在这期间。那堪称一个令她终生最难忘的惊悚之夜。
永隆卫生院里有一排老病房，是一层平房，前边是一大片农田，后边是一个大池塘，右边是通往街上的小路，左边是到门诊大楼去的路。这里下半夜是没有电的，只能靠煤油灯照明。殷良秀上夜班时，经常要去查看危重病人，每天凌晨四点到早上八点，要给病人查两次体温。乡镇的夜，没有路灯，到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手上的这一盏微弱的煤油灯，走在阴森森的医院里，煤油灯像鬼火一样忽明忽暗，虽然殷良秀不信鬼神，但毕竟她是一个女人，说不害怕也是假的。
有一天夜里，殷良秀查看了一次病房后，感觉病房内很平静，她一想不对，因为这个病房里住着一个心脏病患者，这个患者日夜不能安眠，呼吸困难，面色青紫，眼窝深陷，眼神也令人观之恐惧。他每天晚上到这个时候都会呻吟，此时不可能这么平静。想到这里，她立马折返回病房，特地去看这一床的病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床上竟然没有人影。她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时间，发现此刻是凌晨两点半，她一下子找不到病人，不禁有些心慌了，赶紧跑去叫来陈书记、李院长还有护士长，大伙都在院子里里外外找，连周围一二里路的地方都找了，还是没有找到病人。一直到天有些蒙蒙亮了，陈书记发现水塘的中央木架上站着个人，他摸黑蹚水到木架跟前一看，连说：“该死，该死，死了都害人！”原来这名病人跑到池塘中央的木架子上上吊死了。
陈书记叫来一批年轻人，好不容易才把他从上面解下来。后来，大家了解到，这个病人是个老铁匠，生病后，心肺功能不好，呼吸困难，生不如死，觉得自己是个累赘，不愿意拖累家人，所以自寻短见。当时这种情况在农村很普遍。
这个病人家属后来没有追究医院的责任，也没有人追究殷良秀的责任。因为殷良秀对病人是非常细心负责的，当时连陪床的家属都没有发现病人失踪了，是细心的她第一个发现的。但当时殷良秀真是吓了个半死，在找这名病人时，周围漆黑一片，她心里又着急，摔了好几跤，鞋子沾满了泥巴，身上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凌晨一点上班，早上九点才下班，还遇到了病人自寻短见这种事，她早已累得精疲力竭，不想吃也不想喝，睡也睡不着，整个人都是蒙的，过了好长的时间，才缓过神来，但老铁匠上吊后可怕的死状，深深地刻在殷良秀的脑子里，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噩梦连连。
当时的中国农村贫穷落后，医疗条件有限，大病致贫现象很普遍，很多得了重病的农村人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选择自寻短见，这竟成了一种沉重又最佳的选项。这令身为医生的殷良秀内心痛苦不堪。
百姓苦，医生心里也苦。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医生的高尚理想，但是实现这种理想的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如今，国家政策好了，有新农村合作医疗，农民也看得起病了，再也不会出现因看不起病而选择自杀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