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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赤脚医生”的来源，有些事不容忽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就提出“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发展妇幼保健事业成为新中国妇女运动的重点。
1949年，全国仅有9所妇幼保健所。到1952年底，短短两三年，国家培养了26万个接生婆。全国公立的妇产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保健所、接生站等等，已经发展到3.4万多处。
到1956年，我国已培养助产士3.4万人，接生员5.78万人，妇产科医生3700多人。
1965年，当时城市平均每千人所得的医院床位以及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目，分别是农村的7.4倍和3.7倍。而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中国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主席知道这一实情后，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1967年，中央专门下指示：“医疗队必须有妇产科医师。”“农村生产大队要有会接生的女赤脚医生。”
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村里设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以充实村卫生室，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赤脚医生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实际是一篇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主席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作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被印在了粮票上。
其实，“赤脚医生”在农民中是自发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下田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意思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在中央的号召下，最高峰时全国涌出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赤脚医生”成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赤脚医生”是广大农民名副其实的健康“守护神”，也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进一步治疗。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极大缓解了新中国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的窘境。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钱。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院十二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十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为了照顾医生流动性大、花费比较多的特点，每月按情况不同补助三元到五元。”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二十三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此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1976年农村合作医疗生产大队覆盖率超过90%。
各级政府在全国城乡组织开展了诸多医疗卫生实践活动，如宣传医疗和疾病防治常识，培训乡村接生员、保育员、保健员和“赤脚医生”等医务工作人员，在乡村建立保健站、产院和保育院等基层卫生组织系统，开展合作医疗等，还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树立许多模范标兵和农村卫生模范村在全国广为宣传。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
在旧中国那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群众医疗体系，可以想象，一定是低水平的。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必定有很多简单粗陋、不合规范，甚至难以容忍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简单粗陋的改进，实际上作用巨大。仅仅改造旧式接生婆，让她们使用基本的消毒和抗菌技术，就能在短时间内大量避免产妇和婴儿的死亡。而那些哪怕只是接受了几个月、一两年医学培训的“赤脚医生”，使用简单的药物、纱布绷带等等，就能在乡村挽救无数人的生命和健康。如果没有那些“粗笨”的“赤脚医生”，没有他们那些“三脚猫”的医疗技术和药物，当时很多人可能就没有机会活下来。
我们今天讨论“赤脚医生”的时候，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赤脚医生”不会帮你治疗癌症、帕金森、渐冻症、艾滋病、白血病、糖尿病、抑郁症和躁狂症这些绝症、重病、罕见病、疑难杂症，这些病医学发展至今也没有特别有效的疗法，何况当时“赤脚医生”手上只有酒精、纱布、棉球、绷带、注射器、输液管、几种化学药剂、抗生素和中草药。
很多“赤脚医生”本身也是农民，或者是有一定知识的乡村劳动者，就住在村落里，骑个自行车去喊一声，他们就过来了，他们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行医送药。他们就是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当年的农村很广阔，道路遥远，交通不便，去个县城要大半天……比如被毒蛇咬了，比如劳动的时候受伤了，比如被敌特分子伤害了，比如感冒、腹泻、骨折、发烧了，比如生孩子需要接生……根本不可能立刻把病人送到县城、市里医院去，这时候解决问题的都是“赤脚医生”，有时候不只是治病，还要救人。
当时，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整个杨丰卫生院的所有医生，每个人都要下沉去服务一个大队。陈中轩的老家杨丰红林大队也成了农村合作医疗点，陈中轩和殷良秀就下沉到了红林大队，变身为“赤脚医生”。
他们提着行李，回到了陈中轩老家的红林大队。在红林小学内，大队给批了一间平房，他们找当地的木工做了几个药柜、两张桌子，面对面一拼，红林大队合作医疗社的医务室就这样成立了。
陈中轩负责到药材公司采购药品，中西药都是他一个人搞定。有时候用担子挑，有时候用板车去拉。进药一般是在二十里外的永隆镇，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趟。殷良秀负责坐诊，陈中轩还得负责下村巡回问诊。医务室一开就非常红火，后来，镇上还安排了两个“赤脚医生”跟着他俩实习。当年“赤脚医生”的药箱里，日常装备有：玻璃针管一个，针头一打，小砂轮一个，抗生素一瓶，盐水一瓶，酒精一瓶，碘酒一瓶，红药水一瓶，紫药水一瓶，凡士林一份，消炎粉一包，纱布一袋，医用棉花一包，止吐止泻退烧药若干，自制中草药若干，银针一打。这个药箱，像个百宝箱，斩断病魔，扫除病害，守护的是一方百姓的平安。
在红林大队，殷良秀和陈中轩一待就是四年，他们像故乡庄稼地里的两株高粱，饮着永隆河的水，吹着永隆河的风，春华秋实，与这片静谧的大地血肉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