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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恢复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几百年前，医院很少，传染病是人们生病的主要原因。如果有时间，疗养就在家里进行。在19世纪，人们逐渐意识到，一张床和一些基本的卫生措施就可以提高病人在康复期的生存率。1800年至1914年间，美国的医院数量从仅有的2家增加到500多家。1860年至1980年间，英国的医院床位数翻了两番。在大西洋两岸，这些蓬勃发展的医院都建立在弗洛伦丝·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所推崇的原则之上，她在《护理笔记》（ Notes on Nursing ）中写道，医院应该“恰当利用新鲜空气、光线、温暖、清洁、安静，还要对饮食进行合理挑选和管理”。她还认为窗外应该是绿色、正在生长、有生命力的东西（这一建议的正确性已被现代研究证实）。她发明了新的统计生存率的方法，以便更好地揭示对康复影响最大的因素。她的工作表明，对于拯救生命而言，良好的护理与药物、手术治疗同等重要。
1854年11月，南丁格尔带着她的护理团队来到土耳其的一家军队医院，她发现2000名伤员在肮脏的环境中奄奄一息——当时，死于感染的士兵比死于枪弹的士兵还多。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订购300把刷子，并招募更多的护士。她写道：“我像总经销商一样，负责袜子、衬衫、刀叉、木勺、铁皮浴盆、表格、卷心菜和胡萝卜、手术台、毛巾和肥皂。”她刚到的时候，每两三个伤员中就有一个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尽管当时的军方高层不赞成她的做法，但当死亡率下降到大约2%时，他们改变了看法。“疗养”（convalescence）源自一个意为“力量的增长”的词。对南丁格尔来说，这个词所强调的东西超过了词义本身：战胜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保持伤口清洁，改善病人所处的环境，更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从1879年到1900年，平均每年都有一种传染病的致病菌被找到，这些细菌是人类种种苦难的罪魁祸首。随着人们对传染病的原理有了更深入细致的了解，死亡率开始下降了。后来，有人发现了抗生素，相关药物带来的近乎奇迹的治疗效果使生存率进一步飙升。慢慢地，到20世纪后半叶，良好的护理是康复的关键这一理念逐渐被淡忘。住院开始被认为是低效、浪费和不必要的。一些临床医生认为，病人需要的只是正确的处方。
如今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是1900年时的两倍。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活到身体虚弱、需要照顾的年龄，医院的床位数却急剧减少。在英国，自1988年以来，医院的病床数量减少了一半（从30万张到15万张），这一统计数字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整体趋势。现在，作为一名全科医生，我无法把体弱的老年病人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接受专门的照护和疗养——除非有医学诊断，以及一个以病人尽快出院为优先考量的计划，否则医院难以为继。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急于追求现代医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心理健康的照护方面。“精神病院”（asylum）这个词曾经意味着休息和安全的地方，但是现在可用于精神治疗的床位太少了，以至于精神病院的“庇护”（asylum）现在只提供给那些威胁自己或他人生命安全的重症病人。在20世纪早期，人们常常因为令人震惊的、微不足道的理由被送进精神病院，但是现在却矫枉过正了。作为一名医生，我竟无法基于人道主义安排病人住进精神病院以减轻其痛苦。安全因素是唯一被接受的入院理由。
如果有个安全、干净、温暖的地方可以康复，没有人愿意选择医院而离开家庭。但是最近（撰写本书时仍在持续）的大流行病暴露了医学、护理和健康系统中的缺陷，并使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突然凸显出来。我们的社会可以做得更多，而不只是掩盖这些缺陷：重新发现利用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康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