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

现代左翼文学史观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图景的重要元素，其入思路径与生成演化逻辑与瞿秋白密切相关。瞿秋白基于个人历练和时代体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进行了精深宏阔的政治化思考，更因革命斗争情势与意识形态蓝图擘画的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革命化演述，从而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内爆（implosion）。以瞿秋白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事实上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入思路径和入世模式的一个常态缩影。

中国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史观的现代兴起，都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图景的重要元素，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密切相关，也是无数革命先驱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战果。而倘若要数两三人代表左翼文学在中国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就，则必有瞿秋白。瞿秋白不仅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传播者，也是中国左翼文学的倡导者、创造者和在场者。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形塑进程中，他更是促成其左翼转折的关键人物。钱杏邨1939年拟为其编十卷本全集，发刊预告中称之为“中国新文化的海燕”（图1） ；李何林1939年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将瞿秋白与鲁迅标举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 ，书前分别附有鲁迅肖像速写一幅、瞿秋白（宋阳）青年时代相片一帧，可谓“文”与“貌”俱在。

一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几乎已经是所有现代文学史著述的通识。但事实上两个“革命”不但文武有别，而且在入思理路和论述逻辑、理论旨趣上都有着千差万别。尽管基于现代性的多面相，革命也被视为一种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然而注意到现代文学的革命一贯性，又提出过三次文学革命论并系统论述过三次文学革命论之间的因由曲折的，却只有瞿秋白。可以说，瞿秋白是从事现代文学史革命演义的第一人，代表作之一就是他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

其实，《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并不是瞿秋白最早以“革命”论现代文学成败的论文。早在1923年10月，瞿秋白就已经带着俄国考察期间习得的革命思维，尝试运用现代革命的文学史观写下《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文章劈头就说“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相信“东方的日始终是要出的”，到时候就“大家走向普遍的光明”，文学世界要有“劳作之声”。 《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是瞿秋白运用现代革命文学史观的尝试之作，思维逻辑之简单也显而易见，主义“帽子”满篇飞。但这种以革命起点切割文学史的思路却从此兴起，不仅越来越成为瞿秋白现代文学史论的基本招式，而且成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路模式，甚至是唯一模式。

任何模式的生成都离不开系统化的理论阐述工作。1927年1月，瞿秋白翻译了《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确立两大理论武器：唯物世界观和方法论。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在其论文集自序里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因此，如果说此前瞿秋白专注于“革命实际工作” 的理论，那么1931年后的瞿秋白，他能且只能关注文艺战线理论，其中就包括文学革命史的演义工作。

1931年5月30日，瞿秋白刚从革命实际工作转到左翼文学战线。结合长期对汉字拉丁化工作的思考和当时文坛现状的观察，为发动被瞿秋白自己称作“第三次的文学革命”一部分的“文腔革命” ，瞿秋白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首次以革命化的思路系统演述了彼时近三十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其入思理论和论述逻辑极为典型，影响深远。

从论述前提、论述进程、论述结论和论述旨趣来看，瞿秋白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始终是在宣写一篇檄文，目的是论战，而并非仅仅写学术论文。事实上，瞿秋白在那个时代语境和情势下写的文字，几乎也不可能有过多的学术考虑，他最初和最后之目的都是政治斗争。《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可谓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极具典范性的文字。解析其通篇文字入思的轨迹，当可发现其在后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般的巨大回响。瞿秋白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目的就是发动“第三次的文学革命”。

瞿秋白认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言语”，所以要用胡适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的观点来考察近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史中的“三次文学革命”：第一次是梁启超等人在小说界、诗界、文界的“三界革命”，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三次是瞿秋白倡导的“文腔革命”。

从“新言语”（“国语”“现代的普通话”）的角度看，“第一次的文学革命，始终只能算是流产了”，“根本算不得革命”，只形成了“旧式白话小说”，因此“建立了相当意义之中的‘新的文学’，但是并非国语的文学”。“第二次文学革命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但“只建立新式白话的‘新的文学’，而还不是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

于是，结论就自然得出了，“国语的文学至今还没有建立”，必须展开“第三次的文学革命”，展开“文腔革命”。第三次文学革命是文学革命的新阶段，目标是“新的文学”的产生、“新的言语”的产生、“现代普通话”的建设三合一。

具体而言，瞿秋白的第三次文学革命，其要素有四个方面：

文艺内容上“不但要反对个人主义，不但要反对新文学内部的种种倾向，而且要认清现在总的责任还有推翻已经取得三四十年前《史记》《汉书》等等地位的旧式白话的文学”。

文腔改革上“不但要更彻底的反对古文和文言，而且要反对旧式白话的威权，而建立真正白话的现代中国文”。

革命的对象是“现在的旧文学——旧式白话的文艺，以及高级的和低级的新式礼拜六派，当然，这个革命运动同时能够开展‘新文学界’内部的一种极重要的斗争”。

革命的目的是“必须包含继续第二次文学革命的任务——建立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所谓‘文学的国语’）”，“必须要有他自己的‘新的言语’——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必须建立的，这是文学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纵观《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行文思路和论争逻辑，一切皆围绕革命需要而动，主旨就是要发动一场从语言到文学乃至文化的革命。当然，这不只是一场文史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里的革命，也是一场共产国际主义视域下民族文化的内爆式革命。

显而易见，瞿秋白梳理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史，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文学史本身，而在于通过对文学史在革命思路下的重新叙述，获得文腔革命和建立现代普通话的历史合理性。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瞿秋白叙述近三十年的文学革命史，不过是服务于他在文学战线上新政治任务的提出与推演，给自己也给处于低潮的左翼革命事业寻找一个继续革命、继续高潮的领域和理由。倘若结合“盲动主义”的相关历史背景和瞿秋白的个人遭际，这场革命的发动就变得意味深长。然而，就瞿秋白本人而言，它既是瞿秋白刚刚从政治斗争回返的现实需要，也是共产国际强势语境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全面发展的需要。

根据革命需要而重构历史，一直是瞿秋白非常关注和热心的事情。瞿秋白以文学史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思考其实也早已展开。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认为“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正因为他不论是颓废是进取，无不与实际社会生活相的某部分相响应。俄国文学的伟大，俄国文学的‘艺术的真实’，亦正在此” 。

除了试图在文学史到思想史领域夺得革命话语权之外，巧合的是，瞿秋白还对自己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的其他范畴的历史写作也极为关切，甚至每每情绪激动。1931年，《布尔塞维克》 的第4卷第3期发表了华岗写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此时的瞿秋白已经离开政治旋涡的中心了。当瞿秋白看到这篇大革命史论后，激愤之余，他在1932年5月8日写下了长文《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此时此刻的瞿秋白，以其身份和地位都没有必要去关心此事了。但瞿秋白之所以对1925—1927年的大革命史异常关注，与他那时的思想倾向有关。当然，从另一个侧面，这也体现了瞿秋白对革命历史叙述本身的高度重视。

有鉴于此，回首瞿秋白基于三次文学革命论而写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其文字情怀和革命热情无疑就更为可亲可解。虽然瞿秋白已经从政治斗争的中心转移到文学战线上，但出于个人革命活动的历史延续要求，从革命任务的口号提出的合理性论证出发，瞿秋白仍然以强烈的使命感，结合个人体验，投入了对三十年近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演义”事业，于是才有了这篇堪称促成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观革命兴起的檄文——《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有意思的是，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瞿秋白将文艺和革命政治两条战线并驾齐驱的论列模式，以及对二者进行相互呼应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做法、动机和实践逻辑，尽管对于其本人而言是情之所至理之必然，但无形之中却为此后的文学史叙述开了革命演义路数的先河。可是，放观后世诸多红色文学史写作，因为大多属于抽离了具体当事人的历史体验而将论述普遍化，此一“反现代” 的现代文学史论述模式便很容易由洞见变成偏见与盲视。而把文学与政治实践相提并论、互相映射，甚至以文学发展史类比社会革命史、军事斗争发展史，这种做法也轻易地把艺术史堕落为社会革命的譬喻史。

问题显然还不只如此。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所呈现的论述模式，那种基于政治需要而采取先破后立的斗争史观，那种长江后浪拍前浪的革命进化史观，其影响所及，并非仅仅波及红色文学史，它甚至影响着一个乃至几个时代中国人的衡文、入世与行事。

二

如果说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时候，瞿秋白的旨趣仅仅是检讨近三十年的文学史，并不专于文学史写作本身，而是为了寻找新文学的革命任务和开辟战线；那么，瞿秋白给鲁迅写信讨论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无论就行为发生而言，还是信件内容本身的讨论，都堪称瞿秋白建构革命文学史观的典型事件。

姑且不论鲁迅收到这封信后的回应。在瞿秋白看来，他写信给鲁迅去讨论文学史的整理问题，其实也就是申述文学史观的“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瞿秋白主要目的之一，无疑是以此呈现自己对文学史体系建构的看法。瞿秋白的文学史观意图，在给鲁迅的这封信中，虽说是因一本书的读后感而起，但表达的目的却很明确，抱负也很阔大，因为事关意识形态建构。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是一封瞿秋白1932年10月6日写给鲁迅的信 。“一九五〇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于整理鲁迅藏书时发现此手稿。一九五三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三卷，题目系该《文集》编者所加。” 鲁迅收藏却没有发表瞿秋白这封信，也许是因为这是一封私信，未征得来信者的同意不便发表。但事实上，这封信的内容属于私人的成分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没有；而且此前瞿秋白与鲁迅关于翻译问题讨论的信，当时是公开发表的，所以鲁迅发表此类信件也并非没有先例。还有另一种解释，也许是鲁迅未必完全同意瞿秋白的意见，但因两人歧见并不属于学术讨论范畴，或者说并不属于鲁迅所认为的文学问题，所以鲁迅并没有选择公开回应。

瞿秋白写信给鲁迅谈文学史写作的起因，是鲁迅送给了瞿秋白一本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查鲁迅当天的日记及当年的书帐 ，可知鲁迅于1932年9月24日购入此书一本，同日还购进马叙伦的《六书解例》、石一参（广权）的《说文匡鄦》、金受申的《稷下派之研究》各一本。1932年10月6日，瞿秋白读完此书并写了读后感——《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这封信。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送《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这本书？鲁迅深谙中国社会历史，且对此往往颇有洞幽烛微的自得。送这样的一本书给瞿秋白，鲁迅当然不是没有选择和鉴别。

众所周知，创设于曹魏而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历来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1930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是研究这一制度的第一本专著，当时对这本书的评价甚高。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关于门阀制度方面的学问，鲁迅和瞿秋白应该都不会在杨筠如之上。

杨筠如是谁？1925年7月，清华研究院录取了首届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杨筠如名列第11位，后师从王国维。1926年，杨筠如完成《尚书核诂》初稿并得到导师王国维的高度赞赏，修改后王国维还给他写了序，谓“博采诸家，文约义尽，亦时出己见，不愧作者。其于近三百年之说，亦如汉魏诸家之有《孔传》，宋人之有《蔡传》，其优于《蔡传》，亦犹《蔡传》之优于《孔传》，皆时为之也”。 无疑，王国维对弟子的评价和期许是相当高的。作序的时间为丁卯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去世没几天。杨筠如后来以甲等第一名最优成绩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作为荀子研究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杨筠如著述不少，曾留学日本，又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担任教职。

由此可见，基于对作者的学养和专业地位的了解，鲁迅购入此书，当是出于对此书在专业知识和学问探究上的认可，买来此书纯粹是为了送给瞿秋白阅读。一般说来，买别人著述的书来送人，其目的无非有几点：或是求其友声，进而引发与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或是公诸同好，表明自己对此书的激赏；或许也为了补对方在这方面的知识或思考之不足。鲁迅送《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给信仰共产主义的瞿秋白阅读，一望即知，无疑是希望瞿秋白可以进一步了解或者区分门阀制度和阶级。鲁迅这种与友人问学间的相互砥砺及其风度，足以让后世的读书人振衣长叹，难怪二人会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的感慨。

聪慧过人的瞿秋白不会洞察不到鲁迅的良苦用心，包括鲁迅的一腔赤诚。不过，瞿秋白毕竟曾经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从俄苏接受过共产国际精神洗礼的革命者，鲁迅的纯问学入思取径，显然不能与其革命化的中国社会历史思考无缝对接。因此，毫无疑问，鲁迅这次是小叩而大鸣，引发了瞿秋白以文学史问题为出口的井喷式革命反思。

瞿秋白看完《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后，从书中对政治制度的历史分析发现作者历史写作方法本身存在问题，从而借题发挥，进而重点讨论历史写作的方法问题，实质上就是历史叙述的指导思想问题。由于鲁迅是文学家，而且也是文学界有相当代表性的文学史家，瞿秋白便以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有感而发地写信给鲁迅，信中当然有和鲁迅商榷乃至说服的意味。显然，鲁迅会特意选择这本专门的学术书送给瞿秋白，或是觉得这本书写得好，或是觉得这本书论得坏。然而无论好或者坏，鲁迅都认为其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而这本书之所以能激起瞿秋白写信申述文学史问题的欲望，无非因为两点：一是这本书的观点的代表性，二是鲁迅对此书认同本身这一问题的代表性和严重性。再者，写这封信给鲁迅，这也算是瞿秋白与赠书人交流读书心得，以表谢忱或惺惺相惜之意。总而言之，这封信的写作，既有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痛快，又含有友朋问答交流的情谊。

诚如所述，《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所论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史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的‘社会的历史’”该如何写的问题。用瞿秋白自己最喜欢的词语来说，就是要如何“整理”的问题。“整理”一词，可谓精当的革命者词语，甚至可以说就是革命的代名词。瞿秋白看完《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后，觉得该书“只不过汇集一些材料，不但没有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会的政治的情形底描写”。但该书引起瞿秋白的深思，却还在于“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瞿秋白“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此书触发了他青少年时代的记忆，瞿秋白于是有感而发地说：“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过的——十几年来简直忘掉了它们的存在。整理这‘乙部’的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国的历史还只是一大堆‘档案’，其中关于经济条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真不容易写。因此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瞿秋白从该书对政治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发现作者在历史写作方法上存在问题，也就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因而才会借题发挥，并给鲁迅写了这封信。由于鲁迅首先是文学家，于是转而重点讨论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关键问题是，正是鲁迅而不是别人送给瞿秋白这本书。想必瞿秋白因此认为，和杨筠如一样，鲁迅在中国的“历史”该怎么写的问题上，也属于需要被“整理”的范畴。因此，和鲁迅讨论文学史的整理，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抓住了典型，实质还是在探讨关于历史叙述的指导思想问题。事实上，讨论文学和文学史，实在是聊胜于无的事情。此后因现实政治曲折，瞿秋白只能在思想政治和文艺战线上发挥作用了，这与葛兰西有点类似。因此，真正让瞿秋白振奋的，并非这本书及其作者如何重要，也并非文学史写作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文学史写作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关系着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的解释权。五四是什么？文学是什么？鲁迅是谁？这些无疑都是革命者（尤其是从五四走过来的革命者）书写文学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对于身为革命筹划者和领导者的瞿秋白来说，个中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酒杯和块垒的所指亦一目了然。这不仅事关瞿秋白本人革命事业的突围，也是革命事业发展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首要问题。

有鉴于此，瞿秋白采用了列宁把等级问题转化为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思路，把中国封建社会制度里的门阀制度一概抽象为“中国的等级制度”进行讨论，实质上就是将其转化为中国社会历史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尽管瞿秋白明明知道并指出，“‘门阀’——我们现在翻译外国文的时候，通常总译做等级，这是和阶级不同的”，但为了论述需要，为了让材料服从观点，瞿秋白在论证思路上还是将二者混用了。要之，这毕竟不是在写论文，而是在写政论文。不仅如此，为了寻找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主线，瞿秋白把中国贵族的“文士道”对应为欧洲贵族的“武士道”。瞿秋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相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能动关系，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等级制度既然有这样长期的历史和转变，有这样复杂的变动的过程，它在文学上是不会没有反映的”。既然“文士道”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贵族思想，那么“文士道”的变迁便是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线索。瞿秋白于是自然而然地得出自己论述文学史和论述门阀史的逻辑关系所在：“封建制度的崩坏和复活，复活和崩坏的‘循环’的过程”往往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侩的‘矛盾’或者冲突，混合或者搀杂各种各式的‘风雅’，‘俗物’的概念，以及你（指鲁迅——引者注）说过的‘帮忙’和‘帮闲’的问题，都和这门阀史有密切的关系”。

瞿秋白同样以阶级斗争思想来看待文学思想的发展，进而来理解文学史并提出整理中国文学史的五条原则。五原则的核心，就是首先把五四之前的文学史定性为“贵族文学史”，认定它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古代文化”。因此，整理这段文学史必须有四大注意：“注意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的反映”；“注意它受着平民生活和口头文学的影响”；“注意它企图影响平民，客观上的宣传作用，安慰，欺骗，挑拨，离间的手段”；“注意它每一时期的衰落，堕落，甚至于几乎根本消灭的过程……以及它跟新贵族的形成而又复活起来，适应着当时许多特殊条件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乃至于在选取文学史整理的重点上，瞿秋白也尤为看重“从元曲时代到‘五四’以前”这一段，因为它反映了阶级差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 瞿秋白对民间文学和白话文学的理解也是如此。瞿秋白把阶级分化与文类变迁结合起来论述，把文学史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把古代社会发展史置于世界视野并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演述了一遍，形成了自己颇有特色的关注阶级斗争、强调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决定性作用的文学史叙述。此后，瞿秋白对《子夜》和创造社的论述中，也都一再强调“文学是时代的反映” ，以及“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 。

在这封所谓谈文学史的信里，瞿秋白简直把文学史的整理当作一次严阵以待的敌我双方的政治斗争，警惕性之高溢于言表，其背后的阶级斗争思维相当明显。一言以蔽之，对瞿秋白而言，文学史和社会史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内爆动力都源于革命。因此，他认为整理文学史的目的，其实是整理社会斗争史。瞿秋白尤为强调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史必须注重在内容方面：每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各种等级，各种阶层，各种‘职业’或者‘集团’的人生观的变更，冲突。” 一方面，瞿秋白整理文学史只是他整理社会阶级斗争史时借重的外壳；另一方面，瞿秋白注重的只是文学史“在内容方面”的整理，认为“贵族文学之中的纯粹文学部分”，“并没有多少足以做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属于应当注重的文学史“内容方面”。

如此说来，瞿秋白给鲁迅写《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的信，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迟早而已。特殊之处就在于，他给鲁迅而不是别人写这封信。从时间跨度说，瞿秋白这一次是基于《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时间线往上说，时间下限是五四时期，重点是从元曲到五四前，着眼整个中国文学史，更明确地以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观笼罩全盘，是革命者对意识形态的历史重构的尝试。瞿秋白写《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这封信，目的是建构心中的文学史体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历史革命叙述进行初步演练。选择鲁迅来谈实践这个思想演练，当然也充分说明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代表地位，也表明了鲁迅在瞿秋白心目中的分量。然而随着时势变化，瞿秋白此后没有机缘再对此进行深化和细化。对此，瞿秋白不无遗憾：这只是“最初的工程，恐怕也只能限于一个大体的轮廓” 。在瞿秋白看来，文学史不过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部分而已，写信无非以文学史为例，告知鲁迅必须在革命思想指导下进行文学史观的“整理”。当然需要整理的，事实上并非仅仅是“文学史”，也不仅仅是“整理”鲁迅一个人的文学史观，瞿秋白要重新叙述的，是鲁迅送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这本书所指涉的“中国的‘社会的历史’”。

也许鲁迅收到这封以读后感为名的信会颇感意外。然而，送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给正在从事社会改造和现实政治的革命者，饱经世事磨炼的鲁迅不会没有自己的考量。鲁迅不会随便拿一本书就一送了之，他想必也期待着瞿秋白做出某种具有当时内涵的回应。当然，政治敏锐的瞿秋白也不会不知道这里隐含着某种意味，但瞿秋白似乎更多地想到了某种事关革命历史叙述权威的挑战，用瞿秋白的话说就是“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 。通过写这封《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毫无疑问，瞿秋白不仅回答了自己，也回答了鲁迅的探问，更回答了关于中国大革命史应当怎么写的问题。文学史整理的讨论和申述，显然不过是一种转喻。

瞿秋白这次整理文学史的举例和试演，以阶级斗争为关注点重写了现代乃至古代的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全面的革命内爆。瞿秋白对中国文学史进行的整理尝试和相关意见，也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革命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文学史重构工程的粗放勾勒。无论是对于瞿秋白还是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而言，这尽管都只是“最初的工程” ，却成为日后人们评述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现象的根本思想，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新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和叙述思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此文的重要之处，诚然也并非仅仅是瞿秋白的思考方式、论述策略的超前性和时代的局限性，而是其令人惊诧的延展性、时滞性与在当下的绵延性。

三

历史总是由点到面地构建起来的，瞿秋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建构同样如此。从《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到《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从现代文学发展史的革命演义，到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内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叙述，瞿秋白已经有了清晰的线上的逻辑贯穿和面上的宏观把握，那就是从五四到“新的文化革命” ，倡导“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即“无产阶级的‘五四’” ，从语言到文学，从政治到社会历史，全面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史叙述。然而，就文学史观的建构而言，除却理论架构之外，还要有思潮运动史和作家作品史的点状个案来支撑。瞿秋白的思考与实践同样建基于此。

以左翼革命为现代性依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反现代”文学史观，应该如何建构与叙述呢？瞿秋白把目光停在了五四和鲁迅这两个经典的“点”上。毕竟，从五四到1933年，要在这么短的历史时段中寻找符合叙述要求的点，而且是已经可以进行相对历史化评说的，但又必须是瞿秋白自己熟悉的，当然也只有五四和鲁迅。有意思的是，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和鲁迅观逐渐定型，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但原点仍是五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讨论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根本问题是讨论瞿秋白的五四文学革命史观的普遍兴起。

瞿秋白的五四文学观是怎样生成的呢？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时，瞿秋白说自己是“卷入旋涡”，“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对自己参与后世仰之弥高的五四，瞿秋白的动机描述非常朴素，呈现出穷学生在大时代中更为常态的被动和激情。五四落潮，带着“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的“内的要求”，“秉着刻苦的人生观”，瞿秋白奔赴“饿乡”苏俄进行实地考察。 可见，直到写《饿乡纪程》时，瞿秋白对五四思潮仍只有总体感受和观察，没有具体研究，对五四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也没有深入思考。耐人寻味的是，瞿秋白日后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却常以五四为起点。

1922年3月20日和24日，瞿秋白写下《赤都心史》的最后两篇：《新的现实》《生活》。这是瞿秋白思想飞跃的记录，他从此要以“现代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现象”，觉得“真正浸身于赤色的俄罗斯，才见现实的世界涌现”，要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作为自己寻求“现实世界中‘奋斗之乐’”的目标。 1931年6月10日，瞿秋白作《学阀万岁！》，再次详细地讨论了五四运动“光荣”的主要所在。但瞿秋白反语式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差不多”白费，并做出特异的结论：“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象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 在此期间，瞿秋白作《新中国的文字革命》，转向从语言变革的贡献反过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他说：“‘五四’的白话运动当然有它的功绩。它打倒了文言的威权。但是，它的使命已经完结，再顺着它的路线发展下去，就是——用改良主义的假面具，掩护事实上的反动，扛着‘白话文’的招牌，偷卖新文言的私货，维持汉字和文言的威权，巩固它们的统治地位。”

最能体现瞿秋白五四文学史观革命转折的，是他在1932年5月18日写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原和〈文化评论〉》，其中涉及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继承问题的争论。五四文学革命精神是什么，谁是合法的继承人，这是双方争论的中心。对此，瞿秋白理解的“问题的中心”是：胡秋原“认为现在要‘自由人’的‘智识阶级’，负起文化运动的特殊使命’，来‘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而《文艺新闻》却“认为‘当前的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认为脱离大众而自由的‘自由人’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遗业’；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来为着大众服务，或者去为着大众的仇敌服务；前一条路是‘脱下五四的衣衫’，后一条路是把‘五四’变成自己的连肉带骨的皮”。显然，争论双方（瞿秋白与胡秋原）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即阶级立场的问题。瞿秋白很清楚这个底线，他明确指出：“‘自由人’的立场，‘智识阶级的特殊使命论’的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五四’的民权革命的任务是应当澈底完成的，而‘五四’的自由主义的遗毒却应当肃清！”此时此刻的瞿秋白，已经把五四分成“民权革命”和“自由主义”两块。前者“应当澈底完成”，但领导权应该而且已经发生转移；而作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却被比作“衣衫”和“皮”，是“应当肃清”的“遗毒”。

任何比喻性论述，都必然会带上结论的跛脚病。瞿秋白大胆而激进的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历史切割，显然是以背弃自由知识阶级立场为前提。然而，曾经亲历过五四的瞿秋白，应该能感觉到自己论争逻辑有其尴尬和牵强之处，事实上也的确经不起学理上的严密推敲。不过，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瞿秋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政治，他牢牢坚守住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阐释权，经受住了政治斗争和阶级立场的底线考验。毕竟，他属于那个革命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大时代，而革命立场是彼时所有问题中最后和唯一的标杆。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相关问题，如五四文学革命精神是什么、谁是合法的继承人等，不仍然还是百折不挠地占据着论述的中心么？显然，不是问题本身说不清，而是说不清本身就是“五四未竟之遗业” ，其间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政治正确与否的立场问题。

瞿秋白深知，作为革命文学史观的原点和起点，五四文学史观建构是争夺历史叙述合理性的重要资源。1932年5月，瞿秋白写《“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标志着其五四文学史观的正式生成。《“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同时被收入《瞿秋白文集》的文学编第3卷和政治理论编第7卷 ，这也说明了其意义非同寻常，既有文艺思想价值，也有政治思想地位。

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里，瞿秋白把五四时期和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相类比，认为二者是“相像的新文化运动”，“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强调“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 而在不断强调五四遗产继承权合理合法的同时，瞿秋白对五四文学史观的革命论列更是毫不含糊，乃至于后人无法分清他究竟是在论说五四文学史，还是申述政治思想斗争史：

中国五四时期的思想的代表，至少有一部分是当时的真心的民权主义者——自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中国的文化生活在五四之后，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五四式的新文艺总算多少克服了所谓林琴南主义。当时最初发现的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然而新文艺的革命反抗的精神，还在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群众之中发展着。跟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自己的斗争爆发起来，所谓文化运动之中自然反映着阶级分化的过程，而表现着许多方面的斗争……直到“科学”、“民权”之类的旗帜完全落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

瞿秋白这篇雄文中的一句话，清清楚楚地指出了他的旨趣：要来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 ，亦即瞿秋白所谓的“新的文化革命”。言下之意，五四还不够无产阶级、不够革命。既然如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自然就只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史观的开端，而五四文学也不过是一个必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的开端。至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基本定型。在“新的文化革命”宏伟蓝图的观照下，瞿秋白确定了五四在革命历史叙述中不彻底、不成熟的起点地位和原初意义。此后，五四一直都是以这种面目成为瞿秋白的话语资源。至于新的文化革命的具体革命目标，自然就是瞿秋白所说的现代普通话的建立与文艺大众化的实现。

论及瞿秋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当然不能不提到他对鲁迅的评介与榜样塑造。如前所述，鲁迅观与五四文学史观，是瞿秋白现代革命文学史观的两个基本点。而瞿秋白的鲁迅观形塑，毫无疑问是基于《鲁迅杂感选集》的编纂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皇皇大论” 。关于鲁迅与五四，瞿秋白论述道：“‘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 瞿秋白进而认为鲁迅的杂感“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 。在瞿秋白看来，有革命的五四才有革命的鲁迅。一系列的论证和塑造过程，无不以此为前提展开。自此，一个矗立在从五四到现代的革命斗争洪流里的红色鲁迅，通过一本杂感选集的编纂和一篇瞿秋白风格的作家论撰述，被迅速而有点机械地构建起来。

四

瞿秋白是少数在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两条战线都有亲身体验的领导人。瞿秋白从反对“欧化文艺” 到反对“民族主义文艺” ，后来走向了“革命文艺的大众化” ，最终完成了他对新文学发展史的革命设计与论列，拟订了新文学史的革命叙述的基本框架，并做出了一系列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问题的相关思考和论证实践。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之间的密切关联及其对后者做出的卓越贡献，可谓有目共睹。

然就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演义实践而言，瞿秋白最重要的成绩有二。一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梳理，并加以以革命领导权争夺为主线的重新叙述，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构建确立了光辉的起点，确定了革命的现代文学史的界碑、起点和基座。二是编定《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写就长篇序言，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作家论树立了至关重要的范式，并找到了左翼文艺战线上的“旗手”——鲁迅。这两项历史意识形态构建的重大榜样工程，不仅足以让瞿秋白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也给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写作留下了两种典型的书写传统：一是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一是文学史的革命“整理”传统，更包括重写文学史的“革命”传统。事实上，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本质上就是重写文学史，其思想核心在于对“革命”的“文学史”叙述，为新文学史的发展寻找光荣的革命传统，最终旨趣是为了能让革命事业在文学发展领域拥有具备历史合理性的皈依。

1923年12月，瞿秋白致王剑虹信中附诗：“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这句诗恰当概括了瞿秋白从文学转向现实政治革命的决心和热情。回望历史，纵观二十世纪文学现代性历程的世界格局，瞿秋白这种敢于担当、敢于破解时代迷局的豪气与言行，正如其为了革命蓝图筹划而配以文学史发展观论证的努力一样，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高洁思想，但也的确有点书生革命家的意气。但，这并不等于一般的书生意气。

毫无疑问，瞿秋白的文学史观的申述工作是有主义托底的，是属于革命工作中“非实际”的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但瞿秋白以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情势，设身处地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思考着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未来，很费力地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发展道路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这种努力是应该受到尊重和肯定的，它为后人留存下了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些重要面影。

当我们回望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无论其如何迂回与反复，令人震惊的是，许许多多的史著似乎在写作模式上仍然沿袭着瞿秋白的思路，而且这一思路已然成为一种凝固的经典范式。如此看来，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瞿秋白的思想贡献和相关文学文化思考，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ZsWxVXrI9m38M6lWUzPRpeobtPGiZh878CdIkkbG4W6lOhWkIkyvwwBF5jzbGS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