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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知识群体关于学术与政治的路径论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演进展现了一副最为原始、真实、生动的面貌。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主线，不仅可以阐释百年来大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主义的精神路径，也可窥见现代中国知识群体如何理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学理型政治”与“政治型学理”两种路径的社会现实遭遇与历史现场中的展开，对从总体上理解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无疑是一重要机窍。如何理解“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转型的时代”的中国化进程，如何体味“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引领的先进政治文化”何以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最终生根开花，显然不是一个纯学术的讨论，也不是一个纯政治的演进。这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是现实的呼吁，是人民用生命参与投票的结果。
基于此，理解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文学变迁、学术政治、思潮转折，对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考量与自信，就是对一个活态中国历史现场的认知、体验与反思，就是对一个伟大民族现代命运转型的生态理解与共情。
《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研究》，是傅修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项成果，议题着眼于左翼文学中国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语境的互动。我非常认同作者的这些表述：“中国左翼文学的在场者和实践者，往往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他们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左翼转折的关键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被遮蔽的思想者’。”“中国左翼文学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对现代文学介入、影响的结果，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他们开创的审美理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左翼文学密切相关，共产主义革命政治是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的灵魂元素。”“中国左翼文学现场，作为历史化和动态化的文学现场，本身就是充满张力的文学文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更书写着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观念。”上引几段，其特出的学术判断与高屋建瓴的历史把握，当可见出傅修海教授为文为人的超迈脱俗，也可见出其文学入思的细密精深。其间呈现出来的强调人文融通、充满虚实关怀的学术品质，从识见、品味和态度上，可谓深得我心。
令人诧异的是，修海极为朴素直率。这个每每以客家人自许的小个子，如果不是因为论学相知，实在没什么特征能迅速引人关注。朴素而大方，不仅是他为人、为文、为学的特点，更是其一系列学术探索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源泉。朴素的力量，此之谓也。较之当下，这多少显得有些如鲁迅所说的“索漠”（《三闲集·在钟楼上》）。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不仅文学创作发生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变化，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也发生了诸多的转折、转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文学研究的风气、轨范、思路、喜好。近数十年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重写文学史”思潮、“再解读”思潮，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导向和趣味。近年来，文献整理与数据库研究、思想史视野的个案研究与整体叙述，也在引领着学术风向变动。尤其是在文献数据化、电子化技术支撑下，本来应该是“过眼云烟”的“断朝烂报”、边缘文献、民间材料等纷纷“满血复活”，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匹配了“有图有真相”的图像时代的研究风尚。毫无疑问，文献是学术研究、历史叙事和发现的前提。以往人们常说，眼光照亮材料，然海量的材料同样可以幻化出新异的眼光。思想理论、文献材料、研究方法、研究工具，都可能成为引发学术“范式”革命的元素。论及今人学术，论者多概而言之曰“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其实准确地说，应是“思想淡出，文献凸显”。当然，此二者未必就是二元对立，也不应该有这种对立。尽管事实上存在这种人为的粗浅对立。
修海的研究工作，难免受时代影响。历史现场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置视野，都是在在可见的学习痕迹。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学习不是赶潮流、跟风尚，不是矮人观场，不是随风摇摆，不是凑热闹，而是清醒认识到自己的学术禀性和趣味，根据自己的学术积累、学术图景，一步一个脚印地挪动，老老实实地模仿学习，真真切切地努力创新……修海的进步成长，可谓一目了然。一条小河，清而且浅。这样有着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初心，坚持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品格，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学术研究本是个不断积累的事业。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如今，营盘未必铁打，兵也未必如流水。就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而言，里面兵多将多营盘（圈子）多——也就是“挤”——已经是新常态。挤进去不容易，挤出来也难乎其难。
回想当年《文学研究会宣言》有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文学是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工作。这种朴素的出发点，这种朴素的文学观、人生观、学术观，我认为，不仅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应该有的现代意识，也是判断现代中国学术的现代性、现代学者的从业初心以及底线意识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朴素的“正同劳农一样”的学术志趣，是中国的，是现代中国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冷冷热热，毋庸讳言，皆有时势因素的影响。学术与政治兼而有之，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就是极为典型的个案。从大前提和大判断来说，短时期内相关研究不可能有大突破，也不敢有大突破，这不仅是学术事实，也是逻辑现实，更是历史真实。左翼文学研究的焦灼心态与胶着生态，不是研究者才性与气量的问题，而是学术与政治的中国现实情状使然。修海对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贡献与突进，主要也不在于学术格局上的宏图大展，而在于他对构成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生态的具体文本、作家、议题、症候等的耐心披索、细密研究、精深辩难、离析还原。程光炜教授指出：“我注意到作者在有意识地摆脱研究成规，即那种来自研究对象本身的思想成规的限制，努力用自己的思考来重新校正和重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历史联系。”
修海一鸣惊人，当数其专著《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
。应该说，我本人正是通过这本论著认识作者的。该著在寻常中见奇崛，平易里觅艰辛，颇得林岗先生的智趣风采，对此瞿研界内外均青眼有加。就其深具反思的前瞻性学术视野来看，该著可以用不可多得来评价。至于《现代左翼抒情传统的当代演绎与变迁》《赵树理的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丘东平战争文学“格调”的歧途》《对影成三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互文写作》这些深得海内外学术好评的鸿文，虽系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亦自有深情所致。我相信，只要细心读过上述著作，就会发现充溢其间的生机勃勃的机趣是为学静思者共通的素心之乐！不仅如此，修海的文笔和才情也是人所知之的。著名诗论家、学者王光明教授对其赞誉有加，认为他对现实问题的评论“体现了作者对当前问题的敏感和迅速归类、命名的能力，行文则锐利而洒脱”。“读傅修海等年轻一代‘闽派批评家’充满真知灼见和才华横溢的文章，真的觉得自愧弗如。”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富有潜力和功底的学者并不因自己学术地位和环境的改变而有任何懈怠，而始终在自我砥砺中孜孜以求、笔耕不辍，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既定的方向前行，俨然一位不倦的拓荒者与耕耘者。这部生气淋漓的新论就是最好的说明。我相信，修海还会有更好的选择，也应该有。同时，作为他的同道，我也期待学术界有更多双慧眼。
回首百年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史，思潮纷扰、主义频仍。然一言以蔽之，学术和政治的密切互动当是其特质。扎根大地也好，仰望星空也罢，我们都无法拔着头发离开大地、白日飞升。尤其是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在新技术不断压抑、异化我们的过程中，人文伦理的责任更加艰巨，更为沉重。而这个时候人文学者回到自己的本位，守护着人文研究的固有领域，也显得尤其重要”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思于斯的现代中国知识者、人文研究者，直面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现代中国历史现场，考量现代中国学术的这种现实关切、民族探求，回应百年来“不绝如缕”的现代人文追问，不仅是专业，更是责任！
就此，与修海及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