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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三不朽”说，影响至巨，绵延至今。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研究者的精力和目光所聚焦的是它所蕴含的个体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而对“三不朽”说产生的特定时代和语境背景以及由此限定的思想内涵往往不够注意。在“三不朽”说面前，人们似乎只有从抽象的积极意义上引用它这一种解读方法，也似乎只有肯定其个体生命价值追求这一种思维方式。“三不朽”，似乎已成为古代个体人生价值观的同义语。如有学者撰文《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第一节标题即为“最早的人生价值思想——三不朽”，其云：“中国古代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讨论，最早的材料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里讨论的不朽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生价值问题。”
也有人认为，“三不朽”说的价值在于对个体生命的超越：“通过垂德后世、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超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获取人生永恒的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人士的观念中，带有普遍的意义，始终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
又如：“司马迁继承发扬的就是‘立言’求不朽的生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注重主体精神的永存，对后来的文士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顾易生、蒋凡撰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一）则从文学角度肯定其独立的价值，其云：“这里的‘言’主要是指表现于言辞的徳教、政治而言，当包括著书立说赋诗作诵。穆叔虽然把‘立言’的地位次在‘立德’‘立功’之后，但毕竟把‘立言’与‘立德’、‘立功’区别开来，肯定其独立地位和垂诸永久的价值。这种认识，常被后世文学批评用来作为讨论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依据。”
一叶知秋。以上所论，基本可代表现今学界对“三不朽”说的认识及评价。显然，诸文所侧重的是个人的“主体精神”、个体的“人生价值观”及“立言”的“独立地位”。这说明，以往的讨论多从其积极意义上肯定“三不朽”的价值，而基本没有顾及分析这一思想其他层面的意义及作用。就承载着“三不朽”的那段《左传》文字而论，它确实包含了以上诸君所征引的积极意义，但这并非全象。笔者认为，理解和分析“三不朽”说，不能脱离其具体语境，就其产生的时代及语言背景来看，“三不朽”说强调更多的是“群体精神”“公天下意识”以及“立言为公”的思想，依附性、群体性、为公性是它的本质规定。换言之，泛言“三不朽”说强调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大体是不错的，问题在于它所倡导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是附丽于群体的，还是张扬个性的？简言之，“三不朽”说是一柄双刃剑，有其积极的一面，亦有其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多是后人抽象、阐扬、叠加的结果，而消极的一面则多蕴含在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就前者而言，古今学界的引用、论证已较为充分；而就后者而论，似乎还少有人提及，尚待挖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而后者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体的原始语境的失落。其一种表现是，在征引文本时，只征引穆叔论述有关“三不朽”的话，而忽略了范宣子之言，如顾易生、蒋凡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另一种表现是，征引时只注意抽象出“三不朽”的思想，而没有顾及产生这一思想的具体历史背景，因此也难以准确把握其内涵。鉴于此，我们起码要从弄清产生“三不朽”说的历史背景的角度出发，也很有必要回到原始语境，重新做一番文献和思想的梳理。
“三不朽”之说出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在此，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死而不朽”是当时已被广泛讨论的一个命题，否则不会在此被提出并作为一个中心论题；二是穆叔在论证“立言不朽”时特以鲁国卿大夫臧文仲为例，所以搞清臧文仲之“立言”究竟何指极为重要；三是“三不朽”的思想是在两种有关“不朽”观念的辩论中产生的，其中一方为范宣子的以世禄为不朽，另一方为穆叔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以下分节梳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