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尝试将“著述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展开论述。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使用文字符号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是人作为一种高级智慧动物的类本质；而利用文字符号进行有意识的著述活动，则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承袭、创造、传播精神财富的文化行为。个体存在短促，而群体生命无穷。一个民族精神与文化意义上的生存与繁衍，主要通过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著述活动来实现。中国古代著述丰富，文献浩如烟海，与之相应的是有关著述思想的庞杂纷繁。由于自周秦以来的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所以，从中孕育出来的著述思想也与之相应地具有贯穿历史的同等稳定的特性。中国古代著述思想虽庞杂，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寻找古人关于著述思想的普遍共性，一一开展对古代著述思想的个案研究，然后集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系统，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整体思考框架。梳理与剖析古代著述思想，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建设性意义。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思路。

著述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著述这种文化行为的看法，其中涉及一些问题。例如：著述的动机及目的为何？著书立说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它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对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著与述即创新与承袭的关系是什么？述而不作与作而不述，二者各有何优劣短长？各种著述思想的产生、发展、延续，有无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始终的规律？如果有，它又具体是什么？如果有，决定这种规律的外部环境条件又是什么？

目前，由于对著述思想的研究尚未独立开展，学界产生了不少困惑。例如，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在文学史、学术史、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等著作中都曾被提到，但它究竟属于什么思想，却引起了广泛讨论。罗宗强先生就曾指出：“这句话，常被当作用文章于治国来理解。这样理解，曹丕的文学观，当然就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了。其实，这样理解是不确的。……曹丕这话的意思，是把文章提到和经国大业一样重要的地位，以之为不朽之盛事。” 这里显然是把曹丕之言作为文学思想。而刘跃进先生则认为：所谓“文章”并不等同于文学，如诗赋、散文等，认为“他所说的‘不朽之盛事’是要靠著述留名，特别是经典著述” 。这样的理解，显然又异于将其视为文学思想，已很接近于将其视为著述思想了。这种仁智互见的讨论，引导着人们从另一角度思考问题：如果不把曹丕此言当成文学观或文学思想，而是当作著述思想，问题似乎更容易说清楚。笔者以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一种著述思想，而非文学思想或史学思想，汉魏之际流行的“速老”忧生心态是其生成的精神土壤，曹丕的这一思想并非对“立言不朽”观念的简单重复，与建安时代士人速老心态有关。研究这种心态的最后落脚点应是著述思想，即著述所体现的思想观念，而非史学思想或文学思想。

很明显，“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创作思想”等称呼，并非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词语，而是现代汉语兴起之后的概念，从语词意义上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原貌。而“著述”，则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 《礼记·中庸》：“父作之，子述之。” 《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往事，思来者。” 有时兼指二者，合而言之，如曹植《与杨德祖书》：“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 “著述”又称“述作”，曹丕《与吴质书》：“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 所以，在特定研究语境下，以“著述”代替“史学”“文学”“创作”等，无论是从汉语语言形态上，还是从概念范畴上，或是从历史认识上，都更接近与符合历史原貌。随着古代文化研究的细化，笔者感觉十分有必要将著述思想从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或学术思想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著述思想所关注的应该是问题的共性，这种共性被总结和提炼出来之后，对某一特定的著述活动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受哲学、史学、文学、文献学及其他学科制约和影响，但又不完全与其等同。换言之，它包含史学、文学、哲学、文献学等理念，但其本身并不只是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文献学思想或学术思想，而是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著述这种文化行为的解释和说明。

著述思想，与文献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文献是著述的载体，但“著述思想”本身却不是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文献学主要对各种著述的成果——文献——进行实用技术性的疏通和整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和校勘等方面的具体操作环节，而著述思想显然是一种抽象理论形态。此外，著述思想与文献学理论也有区别。文献学理论是对文献学各个分支长期实践的总结概括，对后人的此方面工作具有操作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如校勘学理论，散见于刘向的《别录》、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叶德辉的《藏书十约》、陈垣《校勘学释例》、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等，讲述的都是如何校雠的具体方法和经验，所表现的是一种实用操作精神。而著述思想则是要对著书立说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总结，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哲学理论形态。开展对它的研究，可以补充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的不足。在目前的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从历史的角度叙述源流、从整理的角度讲述操作环节者居多，而像章学诚《文史通义》那样贯通古今、高度概括者则稀见。

应该看到，除了以上所展示的交叉现象外，“著述”这一词语还仅用于某一专门领域，如特指史家著作，章学诚就曾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 就史籍而言，他又将其分为“作”和“述”两类，章氏称之为“著述”与“比类”，其云：“然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即撰述——引者注）与比类（即记注——引者注）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 他认为撰述较记注难而可贵。因为撰述应当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有组织，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著作活动。而记注只不过是原始资料的记录、整理、选辑、汇编而已。他这种区分的理论根据是，学问分为“藏往之学”与“知来之学”两种：“夫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此藏往之学也；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此知来之学也。” 这里所论，尽管发端于史学，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史学、史籍的领域，如“藏往之学”与“知来之学”，实际上已经涉及“述而不作”中的“述”与“作”的关系问题。

研究著述思想，应以思想和问题为纲，而不以时代和人物为纲，即凡是能构成一种思想范畴并基本能够贯穿古代社会始终的，就构成一个研究命题。在中国古代社会这一超稳定的文化系统中，由于社会土壤和文化气候大致相同，一种思想有其历史延续性和反复性，其承传和影响往往规律性地表现出来。所以，要弄清各种著述思想产生的规律性，即什么情况及背景下产生何种著述思想及其文化意义。以思想和问题为纲的依据是，一种著述思想范畴一旦形成，往往有其历史延续性，涵盖面极广，如“立言不朽”、“述而不作”、《庄子》“三言”、曹丕“文章经国”等。以“述而不作”为例，它如同“立言不朽”一样，是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重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产生了极大的历史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是君权主义与王权思想；从风俗制度角度看，是庞杂烦琐的礼仪规范；从哲学思想角度看，是“太极”“天理”“道”“天道”“气”等抽象、绝对、终极之本体；从伦理哲学角度看，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从时间顺序看，是三皇——五帝（大同）——三王（小康）的儒家道统秩序；而若从著述思想上考察，最具权威及影响力的则是“述而不作”的思想，其巨大影响力几乎贯穿了孔子之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因而，应将“述而不作”思想视为一个研究对象。

以思想和问题为纲，研究著述思想还有一种情况：某一学者本人并未提出某一明确的概念和范畴来概括他的著述思想，但其有关著述的思想又确实是有价值并自成体系，这就需要我们从其基本材料中选择一个关键概念以统摄其著述思想，例如刘勰的“唯务折衷”著述思想。这一成词见于《文心雕龙·序志篇》：“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唯务折衷”，即调和对立双方，取其中正，持论周洽，无所偏颇，可视为刘勰分析问题的一种原则性方法，《文心雕龙》通篇几乎都留下了这种思想痕迹。此外，还应注意到：刘勰的“唯务折衷”是中国传统中庸思想在著述思想方面的表现。传统中庸之道的一些思想原则，兼有人伦行为准则和艺术审美评价的双重内涵，因而天然地具有学术思维的特征，即中观思维。但中庸思想与中观思维不是完全对等、重合的，从中庸思想的普遍哲学原则到中观思维的具体学术方法之间有一个思维加工及模式转换的中间环节，这方面的代表是刘勰的“唯务折衷”的著述思想方法。这样，我们不仅把刘勰的这一著述思想纳入了传统中庸思想的范畴，还从中庸思想中触及了中观思维，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本书承认中庸思想与中观思维具有极强的同构互释性，但不是在哲学思维和处世态度的意义上，而是在学术思想的方法意义上使用“中观思维”一词。本书所谓“中观思维”，是指一种善于融通研究对象的两端、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的思维方式。据此，本书把刘勰的“唯务折衷”作为一个分析个案，说明中庸思想有一个从哲学思维、处世态度到学术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刘勰的手中完成的；并力图揭示：“唯务折衷”中所体现的中观思维倾向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它善于在两个已知之间发现一个未知的思维中间地带，而这个中间地带往往就是创新型思维的起点。

以思想和问题为纲，研究著述思想，还应看到：思想和观念形态并不只是抽象的存在。探讨一种思想的形成，除了作者直接展示的成型的文献材料之外，还要注意到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例如刘勰的“唯务折衷”思想的形成。

此外，以思想和问题为纲，还要注意对某种著述思想的延伸思考。依笔者之见，研究古代著述思想固然是梳理、总结古代文化的精华，但也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从思想脉络和思维规律的角度看，古代著述思想与现代思维不无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是曲折、间接的。本书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例如，笔者曾指出，“述而不作”作为一种著述思想和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将产生一定的历史影响，这突出表现在传统文化对于创新的理解上，这种延续和影响贯通古今。从这种意义上讲，“述而不作”又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基因”，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影响至今不衰。一种理论范畴一旦形成，并被普遍接受，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惯性，并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从直观常识上看，“述而不作”的著述观念含有“真理”颗粒，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这种治学态度，有严谨、务实、不尚空言、基本功扎实的优点，也有守旧、保守、不思进取导致思想僵化、缺乏创造性思维的缺陷。尤其考虑到“述而不作”的首倡者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统治中华意识形态近两千年，成为一种著述理念上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渗入民族肌体内的“文化基因”，这种影响就更不可低估。

目前，就国内外汉学界而言，尚无学者把“著述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也无学者提出“著述思想”这一概念，并以此为线索展开相关的、专门的独立研究。在国内学界，“著述思想”尚未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处于感性的、零星的、分散的、片段式的状态。故亟须整合，以“著述思想”为核心概念，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总而言之，“著述思想”关注的应该是一种理论形态，即经过总结的系统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性认识。但由于中国文化思维重视直观实用的特点，即倾向于直观感悟和经验常识而轻视逻辑思辨和理论总结，大量有关著述思想的观念如同零金碎玉一样，散落埋没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亟须开展一些梳理、归纳和概括的工作。这对文化史、学术史及文献学的理论研究都有建设性意义。要之，著述思想包含著述和思想两个方面，就著述而言，它涉及一些传统文献学繁杂已知的知识；就思想而言，它又有自身的创造能力在内，含有探索未知的因素，它与文学、史学、哲学及学术思想联系密切。可以说，它是一种介乎以疏通整理、编述抄纂为主的文献学，以思辨创新为主的文学，以及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的一个门类。相关文献目前尚未被很好地系统挖掘整理，故其本身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

如果说创新之处，本书或有以下几点：首先，其基本思路是把“著述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来看待，并据此线索和思路进行梳理和研究，试图将著述思想从文学、史学、文献学中剥离出来，挖掘总结古代著述思想，为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这本身就含有创新因素。其次，本书试图寻求著述思想在传统学术文化中一以贯之的精神痕迹，将其作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传统文化精神来对待，这样不仅厘清了一个个具体的著述思想，也会对传统文化有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再次，本书不是简单地“还原”和“叙述”某一种著述思想的范畴，而是试图将其与其时代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想的某一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例如讨论“立言不朽”时和“立言为公”结合起来，讨论“述而不作”时和传统文化对原创的理解结合起来。最后，由于把古代著述思想按照范畴进行梳理和分析，如“立言不朽”“述而不作”“唯务折衷”等，本书不仅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主要范畴，还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和佐证。

笔者希望本书不仅可以为理解传统文化的著述精神提供一种新的角度，也可为古代文学、文论等专业开设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相关课程提供一本可以利用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