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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陶渊明是在隐逸文化的高涨中出现的著名隐士。他是隐士中的高标者，影响了后世无数隐士。若不讲陶渊明，就无法理解魏晋时期的隐逸文化。
《尘几录》解构陶渊明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即否认他是真隐士。田女士大段引述沈约《宋书·隐逸传》序言，区分贤人之隐和隐者之隐。沈约罗列《周易》、孔子关于隐士的多种说法，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其要点是：贤人之隐是“迹不外见，道不可知”；隐者之隐，在“事止于违人”。贤人之隐，是“义惟晦道，非曰藏身”，意谓贤人自晦，不必非得“穴处岩栖”；隐者之隐，乃是与俗世相违。最后得出结论说：“身隐故称隐士，道隐故曰贤人。”显然，沈约以为贤人之隐高于隐者之隐。然而，“迹不外见”的贤人之隐实际上不存在。“深于自晦”“举世莫窥，万物不睹”，则何以知世上有此贤人耶？再说，何谓“道隐”？指隐于道，还是怀道而隐？而此“道”究竟指什么？据此看来，沈约之言与《周易》、孔子关于隐士的言论不符，也无法以隐逸文化的历史证实之，更与“大隐隐朝市，小隐隐山林”的魏晋隐逸的新风相去太远。
《尘几录》以沈约的见解为依据，否认陶渊明的时代有真隐士，以为魏晋隐士都是“奇货可居的姿态”（第60页），是一群追名逐利之徒。如此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魏晋隐士，值得商榷。确实，当时不乏假隐士，最著名的如许询、戴逵之流，既享隐士清高之名，又获物质丰厚之利。但也有另一类真隐士。魏末孙登、东晋翟汤、刘子骥，堪称真隐士的代表，其行止风范，丝毫不逊于古贤。例如《晋书·翟汤传》记载寻阳人翟汤“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庾一无所受”，王导、庾亮、晋康帝相继征辟，皆不就。难能可贵的是，汤子庄、矫，矫子法赐，都遵守汤之高操，“世有隐行”。西方汉学家说“隐居成为奇货可居的姿态”，而田女士又信从之，发挥之。由此看出，他们关于魏晋隐逸文化的知识既片面又肤浅。
由于对隐逸文化理解不深，《尘几录》的一些议论就近于滑稽。譬如说：“真正的隐士，应该完全不为人所知。”（第61页）如前所说，完全“迹不外见”的隐士根本不存在，即使伏处大山岩穴之中也很难不露形迹。如果说，有可见之迹者便不是真隐士，照此逻辑，还会有陶渊明其人吗？巢父不留下洗耳颍滨之迹，荷蓧丈人不留下耦耕之迹，今人何以知千年之上有此等著名隐士？《五柳先生传》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这两句是陶渊明的可见之迹。在《尘几录》看来，渊明既是隐士，何必要“示己志”；而有可见之迹，就不是真隐士。立论既已错，必然导致逻辑混乱。
《尘几录》解读陶渊明的传记，更多地表现出对隐逸文化的不理解。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隐逸传》都记载檀道济往候渊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渊明对曰：“潜也何敢忘贤，志不及也。”《晋书·隐逸传》记江州刺史王弘亲自造访渊明，渊明先是称疾不见，既而语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甚，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夫谬以不贤，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其罪不细也。”此两处记载，写出了渊明坚持隐居，决不再出仕的志向。可是，《尘几录》竟然说渊明回答檀道济之问具有“讽刺意味”，“隐士意在于‘隐’，可是偏得不断表白自己的心志。”（第67页）之所以作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评论，原因还是在《尘几录》认为真隐士不应该有可见之迹，表白心志就是可见之迹了。其实，真正的隐士之“默”，是守默全真，不涉无道之天下，保全自己的本真，而绝不是不言不语，如聋如哑，心如古井，行如走尸。“潜何敢忘贤，志不及也”，以谦恭之语，表达高操与峻节。何来“讽刺意味”？至于《晋书·隐逸传》渊明拒见王弘之语，《尘几录》解读说：这个故事所表现出来的陶渊明，“是一个极为小心谨慎的人”，“他对自己的言行充满自觉，处世谨慎、周全，毫无‘任真’可言”（第72页）。总之，在田女士看来，陶渊明是个谨慎小心，处世圆滑，不愿得罪官府的乡愿。
这番解读，说明《尘几录》完全没读懂陶渊明的心志表白，而其实质，在于不理解隐士的真精神。《论语·卫灵公》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包氏注：“卷而怀，谓不与时政，柔顺不忤于人。”渊明的仕与隐，遵循了孔子所讲的仕隐原则。渊明晚年，正身处无道之世，故安于隐居，拒不出仕。檀道济出于以隐士粉饰太平的目的，称“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若此？”，企图拉渊明入世。渊明自然坚拒之。渊明谦言“潜也何敢忘贤，志不及也”，正是孔子说的“卷而怀之”，包氏所注的“柔顺不忤于人”。渊明开始不愿见王弘，语人“性不狎世，因疾守闲甚，非洁志慕声”云云，也是“卷而怀之”之意。凡是真隐士，在邦无道而隐，而俗世不断利诱，企图瓦解他们的隐居之志时，几乎都以“卷而怀之”式的态度表白自己的志向。《世说新语·栖逸》载：“南阳刘驎之，……隐于阳岐，荆州刺史桓冲……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驎之……一见冲，因陈无用，翛然而退。”同篇第九则刘孝标注引《寻阳记》载：“初，庾亮临江州，闻翟汤之风，束带蹑屐而诣焉。亮礼甚恭。汤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称其能言，表荐之，征国子博士，不赴。”又如桓玄劝庐山高僧慧远罢道，助其王化。慧远作书答曰：“贫道形不出人，才不应世。”（见《弘明集》卷十一《慧远法师答桓玄劝罢道书并桓玄书》）这些真隐士在世俗面前谦称“无用”“枯木朽株”“才不应世”，与渊明自称“志不及”“非洁志慕声”相同，看似自放身段，谦卑柔顺，“小心谨慎”，实质上是实践孔子所说的“卷而怀之”，背后是对抗世俗的傲岸精神和坚不可摧的意志。
颜延之《陶征士诔》赞扬“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抗行”“峻节”便是真隐士的风骨所在，万古不灭的真精神所在。如果隐士对浊世视而不见，甚至面对俗世的威胁利诱沉默不言，如沈约所说的“迹不外见，道不可知”，则何以见出隐士的“抗行”“峻节”？朱熹评陶诗时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五）带气负性之人方有真性情、真精神，有是非、有爱憎，才可能有“抗行”和“峻节”。陶渊明就是这样的隐者。辛弃疾尤倾倒于渊明，作《贺新郎》词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水龙吟》词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念奴娇》词说：“须信东篱采菊，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渊明归田之后，坚持隐居二十多年，常常表白自己的心志，对抗俗世的利诱，保持本真，此难道不是“任真”，不是风骨凛然吗？《尘几录》先是判定真隐士就不应该外露形迹，然后称既然隐了，又不断表白心志，这具有“讽刺意味”，“毫无‘任真’可言”。这番解读，无一得其要领。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还是在于不理解中国的隐逸文化。所以，一个年轻的学者，若要评判古代某个作家或某种历史现象，必先具备有关的文化素养，否则，难免谬误百出。《尘几录》可作为一个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