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寻阳柴桑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终年六十有二，私谥“靖节征士”，世称“靖节先生”。陶渊明年轻时渴望“大济苍生”，但因权臣当道，始终有志难伸。一生五仕五隐，曾任江州祭酒、桓玄参军、建威参军、镇军参军等职，最后出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不再出仕。

陶渊明热爱生活，热爱田园，热爱自然，热爱人类。他用浊酒、菊花打造了诗意的栖居，使人间充满了温馨；他用桃花、欢欣打造了理想的桃源，使人们充满了希望。陶渊明的思想及其诗文对后世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他是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也是“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人之祖”，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引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句子，用以勉励共产党人学习陶渊明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精神：“他（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很强的反思精神，不断反省自己、完善自己。”可以说，陶渊明是一个一生都在自我完善、自我升华的人，也是一个随时代发展前行的人，一个活在当下、能与我们倾情相诉的古人。

1.柴桑：充满文化底蕴的地名

汉高帝六年（前201），柴桑县设立，县因山而得名。《山海经》注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银，其下多碧，多泠石、赭。其木多柳、芑、楮、桑。”柴桑县名一直沿用到南朝陈。《隋书·地理志》：“湓城旧曰柴桑，置寻阳郡。梁又立汝南县。平陈，郡废，又废汝南、柴桑二县，立寻阳县，十八年改曰彭蠡。大业初置郡，县改名焉。”柴桑县故地在隋朝属于湓城县，在唐朝属于浔阳县。南唐以来，在柴桑县的主要区域设立德化县，民国时期改名九江县。2017年，九江县更名为柴桑区，恢复了古柴桑的名号；而经过历史的演变，古柴桑的边缘地区现在分属于九江市的浔阳区、濂溪区、八里湖新区、瑞昌市、德安县、庐山市。

柴桑以诞生了文化名人陶渊明为荣。陶渊明的高祖陶丹，三国东吴时期任扬武将军，封柴桑侯；陶丹之妾湛氏，人称陶母，因“封坛退鲊”“截发延宾”的著名事迹而名列“四大贤母”，去世之时，相传有白鹤来吊唁，鹤问湖就因她而得名，柴桑区的中华贤母园也因她和岳飞的母亲而建造。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起家寒微而功勋赫赫，他平定了多次叛乱，稳固了建立在南方的东晋王朝，官至大司马，封为长沙公。陶渊明生于柴桑，隐于柴桑，葬于柴桑，以其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令柴桑大放光彩。

南朝时期，陶渊明已经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到了唐朝，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著名诗人都仿效陶渊明而作田园山水诗歌，为此奠定了陶渊明“田园诗人之祖”的地位。到了北宋，苏轼等文化名人对陶渊明钦佩不已，陶渊明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因此，人们来到庐山脚下，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柴桑，想起陶渊明。

经过无数文人墨客的歌咏，“柴桑”变成了一个底蕴丰厚的文化符号。人们把陶渊明称为“柴桑处士”“柴桑老子”“柴桑人”“柴桑叟”“柴桑翁”“柴桑老”，如北宋李彭《醉书》：“遣客我欲眠，深怜柴桑叟。”元代王奕《和陆放翁多景楼》：“何代非卿非相，底事柴桑老子，偏恁不推刘。半体鹿皮服，千古晋貔貅。”明代方鹏《重建甫里先生祠堂记》：“羊裘老子柴桑翁，地殊代异臭味同。”这些称呼，体现了人们对陶渊明无与伦比的尊敬程度。陶渊明的风度、节操被称为“柴桑风”“柴桑风度”，如宋代胡寅《示程生二首》：“柴桑风度极清真，地位当齐古逸民。”陶渊明的归隐、归田，被称为“柴桑隐”“柴桑归”，如唐代皎然《九月十日》：“爱杀柴桑隐，名溪近讼庭。”宋代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六：“永怀柴桑归，悠然见真诚。”陶渊明的内心世界，被称为“柴桑心事”，如宋代黄升的词作《贺新郎》：“柴桑心事君知否。把人间、功名富贵，付之尘垢。”陶渊明的诗集被称为“柴桑诗”“柴桑集”，如宋代蔡确《夏日登车盖亭》：“溪潭直上虚亭里，卧展柴桑处士诗。”陶渊明的房宅，被称为“柴桑宅”，如宋代王安石《五柳》：“五柳柴桑宅，三杨白下亭。往来无一事，长得见青青。”陶渊明种的菊花，被称为“柴桑菊”，如宋代曹勋《杂诗》：“聊种柴桑三径菊，未输严濑一丝风。”以陶渊明为题材的图画，被称为“柴桑图”，如宋代陈杰有诗《柴桑图》。此外，“柴桑”也代表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生活情趣、高情远韵，甚至出现了“柴桑乐”一词。如明代孙奇逢《日谱》卷三十三：“山居、岩居、楼居、茅居、鄽居、船居、水居、村居，各极其致，余谓总之柴桑乐。”清代方轮子甚至还撰写了《柴桑乐》的戏曲，今南京图书馆藏有稿本。

总之，由于陶渊明的影响，“柴桑”已成为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名词，牢牢扎根在人们心里。人们到了九江，总会想起“柴桑”，如陆游《入蜀记》：“晚抵江州，州治德化县，即唐之浔阳县。柴桑、栗里，皆其地也。”陆游经过江州，特意要想象一下当年的“柴桑”“栗里”。明末清初黄宗羲《海外恸哭记》：“徐果亭宫詹访公黄竹浦，谓‘胜于过柴桑、问浣花也’。”在他眼里，“过柴桑”俨然已经成为一件赏心乐事。因此，弘扬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柴桑文化”，既是历史和传统，也是现代柴桑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陶渊明在柴桑的居住地及其后裔

陶渊明在诗歌中提到的住处，有园田居、南村、西庐、上京等地。由于历史变迁，寻找这些居住地的确切方位已经很困难，但陶渊明的“柴桑故里”和“南村”显然就在柴桑区。

陶渊明的故居距离柴桑城较近，在德化县楚城乡，后人称为“柴桑故里”或“柴桑里”。《永乐大典》卷六千七百载录《元一统志·渊明祠胜览》曰：“在德化县西南九十里柴桑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访陶公旧宅》：“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指的就是这里。宋代王必成《修祠记》曰：“楚城，号古柴桑，渊明故里也。邦人景企高躅，祠而祝之。”

陶渊明居住的南村大致就在柴桑区城区附近，靠近东林寺。陶渊明移居南村时作《移居》诗曰：“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止酒》云：“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这首诗作于移居南村之后，表明他居住的南村就在古代的寻阳城附近。

1981年5月，江西省文物普查试点工作队在九江县的赛城湖、七里湖一带发现了古代的寻阳城址。1985年2月，趁湖水低落之时，再次进行勘查，共勘察了3平方公里的地方，发现陶瓷作坊一处，陶瓷窑址十一处，砖窑两处，水井九处，宫殿遗迹一处，并发现了大量两晋南朝时期的陶纺轮、石臼、石磨等生产用具，陶瓷罐、钵、缸、瓮等生活用具，砖瓦等建筑材料。周边山上发现墓葬多处，多为两晋时期的墓葬。

在古代的寻阳城南面，依次为七里湖、蛟滩坂以及现在柴桑区所在的县城沙河街。寻阳城的偏西南方向为贫瘠的丘陵地带，不适合农业生产，现在居民也不多；偏东南方向为湖水，退水时期为弯曲的河道。沙河街在古代主要是低山丘陵，过了县城，离古寻阳城就比较远了。因此，南村最有可能就在七里湖边的蛟滩坂一带，靠近沙河县城。蛟滩坂现在是湖滩，但现在的寻阳城也在水底。当古代寻阳城全部暴露出来的时候，蛟滩坂的地势更高，完全是一片冲积平原，土地肥沃，且处于河流的下游，灌溉方便，很适合居住。如果南村就在蛟滩坂，则距离寻阳城、东林寺都很近，非常符合陶渊明“居止次城邑”又经常与东林寺附近隐士交往的情况。

陶渊明生有五个儿子，后代众多，主要散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家谱总目》一书载录清朝、民国刊刻的陶氏家谱121种，其中有四十余种陶氏家谱或以“五柳堂”“浔阳堂”为堂号，或云从九江（浔阳、柴桑）迁出，或自称为陶渊明的后裔。

陶渊明的长子陶俨定居在寻阳。明代陶明通《陶氏各县会谱旧序》说：“陶长子俨居寻阳，为九江陶，其支有还居鄱阳之故里，为饶州陶。余常之漳郡，过芝山，其中之豪杰与余言，与予故谱合。自饶州分豫章，则为进贤陶、南昌陶、新建陶、新昌陶。”

陶渊明长子陶俨的后代，到宋朝有陶仁哲、陶鉴等人。1983年1月，在赛阳镇汤桥发现宋墓一座，出土墓志一方，墓主为“寻阳陶府君十九郎”，名陶仁哲，去世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他是“寻阳之盛族，五柳之明宗”，“本柴桑人也，居庐岳之西，甘泉乡侯溪社”。《庐山志》引《坚瓠秘集》记载石龙山之原有骁卫将军陶鉴墓，据《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七、《梦溪笔谈》卷十二，寻阳人陶鉴在宋仁宗天圣年间任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永乐大典》卷六千七百收录宋代潘希杰《修祠记》曰：“予世居楚城，距甘山百余里，甘山陶姓数百，先生之裔也。今间躐科选布仕路者，唯将军骁卫公之家而已。”在陶氏家谱中，这位骁卫将军陶鉴就是陶渊明长子陶俨的后裔。

3.柴桑故里靖节祠的变迁

陶渊明柴桑故里的靖节祠出现得很早。到了宋代，陶渊明影响巨大，柴桑故里的靖节祠也多次得到重修。据《永乐大典》卷六千七百收录的《九江志》，“靖节祠在楚城乡，即旧居，晋置，相传始于谢康乐，本朝自元丰至嘉熙间四加修葺”。按照这个说法，柴桑故里的靖节祠最早是著名诗人谢灵运修建的。

据《九江志》，宋代四次重修分别为：“元丰六年，邑人潘希杰修；重和元年，帅漕命邑宰赵侃之修；乾道六年，尉罗长康帅里人修；嘉熙二年，葛崇节修，再给田以供应烝尝。”事实上，在嘉熙二年之前还有一次重修，亦即嘉定元年的重修，见王必成《修祠记》。因此，靖节祠在两宋时期得到了五次重修。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重修靖节祠，是本地人潘希杰出资并主持的，他撰有《修祠记》，说自己世居楚城，距甘山百余里，“甘山陶姓数百，先生之裔也”，其中在外为官的只有骁卫将军陶鉴。潘希杰与陶氏有姻亲关系，因见位于甘山的靖节祠“庙貌甚坏”，“于是出私钱为新其宇，藩篱钓阁无不备，又粉板以录前后留题”。1990年，九江县黄老门乡大塘村发现一座古墓，墓主为南唐保大年间的“江州德化县楚城乡甘山社殁故亡人周氏一娘” 。据此可知，潘希杰所说的甘山应当就是甘山社，在今柴桑区黄老门乡。

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德化县令赵侃之主持重修靖节祠。宋代曾敏行《独醒杂志》说：“江州德化县楚城乡，乃渊明所居之地，诗中所谓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渊明祠，洪刍驹甫为之记。祠前横小溪，溪中盘屹一石，人谓渊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撷菊，醉奠祠下，岁以为常。” 所记载的就是重和元年重修之后的情况。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县尉罗长康主持重修靖节祠，没有留下详细记录。

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德化县令主持重修靖节祠，江州曹掾王必成《修祠记》曰：“楚城，号古柴桑，渊明故里也。邦人景企高躅，祠而祝之。”此时距离乾道六年的重修已经三十八年，在风雨侵袭之中，靖节祠的窗户破了，柱子也烂了，于是“今令尹始撤而新之，裨以官地”。经过重修扩建之后，“绘事既饬，庙祀崇严”，县令又安排道士在这里主持祭祀，负责管理。

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县令葛崇节的重修，见林宋伟的《重修祠记》。林宋伟，福州永福人，字力叟，号橘园居士。宋宁宗嘉定十六年进士，累官至吉州通判、提点广南刑狱。据林宋伟记载，县令葛崇节字陶翁，上任之后，因见靖节祠破败日甚，便带头捐款集资，令庐山圆通寺负责主持修复靖节祠，“旧有公田二十余亩，用赡于守者，后侵于豪民，复增给五十亩”，“享祀之外，余给守者，仍以圆通主其田”。

元灭南宋之时，柴桑故里的靖节祠尚未遭到破坏，这从《永乐大典》卷六千七百收录的《元一统志·渊明祠胜览》一条可以看出来。靖节祠远离城邑，过往之人较少；元代文人社会地位普遍下降，对靖节祠的关注度也不够高。这些因素导致靖节祠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到了元末，天下大乱，江州一带战火弥漫，而朱元璋、陈友谅在鄱阳湖鏖战厮杀，又使这一带摧残更甚。应当就在这种情况下，柴桑故里的靖节祠彻底荒废了。

一百多年以后，到了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根据一块“靖节先生故里”的碑刻认定陶渊明的柴桑故里在鹿子坂，并在附近指认了柴桑山，于是下令将这一带的产业归还给陶氏子孙。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予既得其山并田，遂迁诸窃据而葬者数家而封识之，然而仍疑焉。及览《渊明集》，有《自祭文》曰‘不封不树’，岂其时真不封不树，以启窃据而葬者焉？墓在面阳山德化县楚城乡也。”正德八年（1513），陶氏子孙在柴桑山（面阳山）建造了陶渊明的墓地。嘉靖十二年（1533），巡抚都御史李循义檄令九江知府马纪出官银建造陶靖节祠，同知黄敏才督建，建成后的祠堂位于陶靖节先生墓的左前方山脚下。清朝乾隆元年（1736）、道光九年（1829）以及民国十年（1921）均有较大规模的修葺。明代修建的陶渊明墓、陶靖节祠与宋代的靖节祠、陶渊明墓在地点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综合历代所叙，陶渊明墓、陶靖节祠位于柴桑区黄老门乡、马回岭镇一带则是确定无疑的。

4.陶渊明纪念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对陶靖节祠和陶渊明墓非常重视。1959年11月将两者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又拨款维修墓地，迄今保存完好。面阳山陶靖节祠坐西北向东南，为砖木结构的古书院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经过“文革”十年浩劫，祠内徒有四壁，兼之年久失修，外墙满布野藤青苔，前堂东厢顶已经坍塌，梁柱椽子均已腐烂，大有倾倒之势。1982年4月20日，国家文物局和江西省文化厅批准将面阳山陶靖节祠迁往九江县沙河街东北隅蔡家洼重建。1983年，江西省政府倡建江西十大历史名人纪念馆并拨款22万元，九江县政府拨款8万元，在新建的陶靖节祠旁边修建陶渊明纪念馆，1985年7月30日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开馆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德珩题赠了馆名。7月31日，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讨论会开幕式、陶渊明纪念馆开馆典礼同时举行，相关领导及全国14个省、市的专家、学者，文博、新闻界的代表共150余人出席了两个仪式，自此拉开了现代柴桑人尊陶、崇陶、习陶的序幕。1995年，时值陶渊明诞辰1630周年之际，为方便海内外游人凭吊、祭拜，按面阳山陶渊明墓地的原貌在陶渊明纪念馆内复建了陶渊明墓，并建造了牌坊、神道、碑亭等纪念性设施。至此陶渊明纪念馆初具规模。整个纪念馆占地面积2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由纪念馆、陶靖节祠、陶渊明墓三部分组成，附有归来亭、碑廊、洗墨池、柳巷等景点。建馆二十多年来，陶渊明纪念馆在馆藏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中如各种版本的《陶渊明集》、各地的《陶氏宗谱》、海内外的陶学成果、地方陶渊明研究成果的收藏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九江县历届领导、柴桑区现任领导都非常重视陶渊明纪念馆，不断拨付资金进行维修。2013年，县政府拨款13万余元，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文化厅下拨45万元，用以维修陶靖节祠。2016年拨付资金29万，对原有的矮围墙进行加高，修建了驼峰式围墙。2019年拨付资金45万，对归来亭、陶靖节祠等建筑进行了维修。2021年又拨付20万，修建了东篱菊圃，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景观付诸眼前。菊花盛放时，每天来馆内参观者达数千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柴桑区人民理当高度重视陶渊明文化的建设。2021年，陶渊明纪念馆特地委托《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编选一部陶渊明研究论文集。《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连续开办“陶渊明研究专栏”30多年，与国内外从事陶渊明研究的专家学者交往密切，多次举办大型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大力支持陶渊明纪念馆的文化建设，积极促进柴桑区的陶渊明文化交流，为此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委托，精心挑选了十多篇名家陶研论文以飨读者。通过这些论文，我们可以进一步感受到陶渊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从而更加自觉而积极地促进陶渊明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