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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来说，沟通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沟通，我们都很难弄清楚吃什么是安全的、如何躲避危险、该信任谁等。时移世易，如今有效沟通的重要性更胜以往，但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有效沟通同样重要，他们彼此需要沟通才能共同狩猎采集、养育后代、建立联盟和传承技术知识。
人类复杂的发声和听觉器官明显是为成熟而丰富的言语沟通服务的，从解剖学上看，这些器官已有30万年的历史，至少和现代人类的存在一样久远。而在60万年前，从我们共同的祖先分化出来的远亲尼安德特人似乎与我们有着相同的发声和听觉结构，这意味着复杂的言语沟通可能有更悠久的历史。
[1]
假如早在远古史前初期，人类就能从沟通中获益，那么他们也必然面临着沟通滥用的危险。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我们更容易陷入被沟通误导、操纵的危险中。与进化相关的问题催生了选择压力（selection pressures）
，从而推动我们发展出专门的认知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沟通就是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同时可能带来收益和风险。
确实，沟通中的风险实在太高，如果没有进化出一些专门的认知机制来处理沟通的收益和风险，我们将会陷入困境。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丹·斯珀伯（Dan Sperber）和我以及其他同事将这些专门处理沟通的认知机制称为“认知警觉”（epistemic vigilance）。但在本书中，我称之为“开放式警觉机制”，以强调这些机制在人们面对沟通时所具备的开放性和警觉性不相上下。
然而，即使我们认为这些机制必定存在，它们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一种思考沟通的进化以及开放式警觉机制的方法，是将其与军备竞赛理论进行类比。军备竞赛是指两个实体为了应对彼此的行为，逐步增加手中的筹码。就像在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为了应对彼此的核武器扩充，相继研发制造了更多的核武器，一来一往，两个国家的核武器越来越多。
在沟通中，军备竞赛发生在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前者进化出越来越复杂的手段来操纵后者，后者也会进化出更加复杂的应对方法，来拒绝不可靠信息。病毒和杀毒软件也是同理。人类已有的案例显示，军备竞赛往往与受骗的特质和缺乏敏锐的头脑有关。历史上的很多评论家都主张，从女性到奴仆，有一部分人天生智力水平有限，因此更易受骗。关于这种智力水平有限，我将其表述为未使用更复杂的开放式警觉机制。假设我们生来都具备相同的认知机制，我们也无法完全依赖这些机制。根据军备竞赛理论可知，如果接收信息的人太过疲惫或心不在焉，无法正确地运用最精密、最高级的认知机制，在面对发送者更强的认知技能时，就会败下阵来。这就像如果杀毒软件没有及时更新，计算机就更容易被病毒攻击一样。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研究人员得出了这样的观点：人在不能思考的时候，更容易受到影响。这一研究的对象是惬意观看好莱坞超级大片的观众。在播放的电影中，一些信息会快速闪过，如“喝可乐”。由于播放速度太快，观众没有注意到这些信息。
因为这些信息位于人的意识阈之下，所以被称为“潜意识”。潜意识信息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恐慌。
2000年，一则丑闻爆发。在美国共和党赞助的广告中，为了抨击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小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 Jr.），出现了“鼠辈”这个字眼。人们指控共和党此举意在使用“鼠辈”一词影响选民的潜意识。
与之相反，也有人为了崇高的事业而运用潜意识信息的力量。一些公司制作能帮助人们提高自尊的疗愈录音带，让人们在睡梦中聆听。人们在熟睡时不会对意识施加太多的控制，这些录音带因而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潜意识，结果是人们觉得它十分有效。
对于洗脑和潜意识影响力的恐惧，来源于我们认为易受骗的特质和较差的认知能力紧密相关，即越不动脑思考，思考能力越差，有害的信息就越容易影响我们。历史上也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即易受骗的特质和智力水平有限有关。早在公元前500年，赫拉克利特就说过，“对演讲者言听计从的人，不考虑身边的愚人和窃贼比比皆是”，他的这番言论针对的是平民，不是贵族。
2 500年后，群体心理学家的论述中也充斥着相同的说法。19世纪后半叶，从闹革命的暴动分子到罢工的矿工，群体效应日益有力地影响着政治，许多欧洲学者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由此得出了群体既暴力又易受骗的观点。时至今日，在像执法人员这样需要与群众打交道的人群中，这种观点依旧常见。
著名的群体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就曾说：“群体缺乏批判精神，这种特质能在较低级的进化形式的生物中观察到，如女性、野蛮人和儿童。”
勒庞的同事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为动机推理提出了一个精彩的例证：尽管组成群体的是男性，但因为群体是驯从的、轻信的，所以群体的性别是女性。
另一位群体心理学家希波利特·泰恩（Hippolyte Taine）补充说，个体在群体中会回到自然状态，就像奴性十足的猴子在相互模仿。
大约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马克·吐温笔下的吉姆正好就是一位快乐、易受骗、天真的奴隶。
上述种种都将易受骗和智力水平有限相关联。在21世纪，我们仍然能看到这种令人讨厌的关联性。《华盛顿邮报》和《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指出，多亏那些轻信和无知的选民，特朗普才得以当选。 [2] 人们针对英国脱欧也有类似的看法：那些投票要脱离欧盟的人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乡下平民，而投票要留在欧盟的，则是聪明、有教养的都市人群。 [3]
在当代学术文献中，智力水平有限和易受骗之间的关系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第一种与孩童有关，他们的不成熟认知往往与易受骗联系在一起。一本心理学教科书说，当孩童能掌握更加复杂的认知技能时，他们就会越来越不易受骗。
另外一种说法则更彻底，它指出儿童具备广告主们理想的目标人群特质：脆弱、轻信、容易下单。
第二种将智力水平有限和易受骗相结合的形式比较流行，它将我们的思考过程分成了两大类，即所谓的“系统1”与“系统2”。这种观点在心理学上历史悠久，近些年因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这本书而更加普及。根据这种观点，有一些认知过程是快速、轻松、不费力及下意识的，这类认知过程属于系统1。比如，理解简单的文字、对人形成第一印象、在熟悉的街道上行走，都属于系统1。
总体而言，形成系统1的直觉是有效的，但也可能受到系统性偏见的影响。例如，我们会以脸部特征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或他是否值得信赖。这样的判断可信度有限，当更有力的线索出现时，比如此人的实际行为，
这个更有力的线索就会盖过之前的判断，这就是系统2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系统2依据的是慢速、费脑力、反思审视的过程。当系统1失效时，系统2就会介入，用更客观的过程和更理性的规则修正错误的直觉想法；这就是常见的双重过程叙事（dual-process narrative）。
在能阐明双系统作用的范例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球棒与球”的问题：
一个球和一个球棒的总价为1.10美元。球棒比球贵1美元。球是多少钱？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可以先试着计算，再继续往下读。这个问题让心理学家们深深着迷。尽管它听起来很简单，但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错误的0.1美元。这个答案就是系统1的完美范例。0.1美元，这是大多数人听完这个问题后在脑海中首先蹦出来的答案。这个答案当然是错误的。如果球是0.1美元，球棒就应该是1.10美元，总价就是1.20美元。大多数人要靠系统2才能纠正直觉性的错误，算出正确答案是0.05美元。
如果说运转迅速且粗糙的机制组成了系统1，系统2则是由运转缓慢且审慎的思考组成的。我们可以预判系统1和易受骗有关，系统2则与批判性思考有关。为了梳理这两个系统在评估沟通中的信息时分别扮演的角色，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绝妙的实验。
在这些实验中，被试会看到一系列陈述，在读完每条陈述之后，被试能看到刚刚阅读的陈述内容是否正确。比如其中一个实验是关于美国原住民霍皮族（Hopi）的语言的，被试会先看到一条陈述，如“ghoren是罐子的意思”，一秒后会看到“正确”这个词，这表明前面那条陈述是正确的。在看完所有的陈述及其对错之后，被试要重新判断之前看到的陈述是否正确。为了测试两个系统扮演的角色，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会间歇性地中断系统2的处理过程，而又慢又费脑力的系统2很容易被干扰，他们是怎样操作的呢？他们要求被试在听到一个铃声时按下按键，而这个铃声会刻意地在关键时候响起，也就是在被试思考陈述是否正确的时候响起。
无论之前的陈述正确与否，当回忆起哪些陈述为真、哪些陈述为假时，系统2被打断的被试更倾向于相信回想的陈述是正确的。干扰系统2，使很多被试把错误陈述判断为正确的。因此，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开始，我们倾向于接受别人告诉自己的信息，但哪怕是系统2受到最轻微的干扰，也会阻止我们重新思考最初接收的信息。针对这个主题，他们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吉尔伯特把结论拟为文章标题：《你不能不相信你所读到的一切》（
You Can’t No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Read
）。
卡尼曼将这些结论归纳为：“系统1使人易受骗，偏向于相信他人；系统2则负责质疑、不信任，但系统2有时很忙，经常很懒。如果系统2正在忙，我们几乎会相信任何事情。”
这些结果与研究人员观察到的分析式思维方式（即更倾向于依赖系统2而不是系统1的思维方式）和拒绝经验上可疑的观点之间的联系是一致的。在一篇广为传阅的文章中，心理学家威尔·杰维斯（Will Gervais）和阿拉·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发现，越擅长分析型思维方式的人，比如擅长解决“球棒与球”这类问题的人，越有可能是无神论者。
其他研究也指出，分析思维能力越强的被试，越不太可能接受各种超自然观点，无论是关于女巫还是各种神棍先知，均如此。
通过将警觉性的进化类比成军备竞赛，可以推理出智力水平有限与易受骗相互关联这一观点，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当代心理学家，普遍认可这种说法。尽管这种说法非常有吸引力，但我认为相信军备竞赛的比喻和它显示的关联性，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而且这一错误观点会对理解谁更容易接受错误观点以及为什么会接受错误观点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军备竞赛的类比与人类沟通进化的总体模式并不相符。军备竞赛的特点是双方通过平行升级来维持现状。手握大量核武器的大国谁也不会占上风。同样，杀毒软件没有对计算机病毒赶尽杀绝，而病毒也没有破坏所有的计算机。又如，第1章提到的母亲与胎儿的资源拉锯战，因为双方都调动了大量激素信号，所以根本没有产生净效应。
好在人类的沟通和上述例子截然不同。上述问题可能是关于我们史前祖先或现存最接近的亲缘，在沟通中所交换的信息量的问题。但我们已经离上述情况非常远了。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我们发送和消化的信息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增长许多，并且所收到的信息对我们的影响也更大。沟通的带宽已经大幅扩张，我们可以谈论遥远时空里的事，倾诉内心最深的触动，甚至争论抽象的实体，以及讲述虚构的故事。
关于人类沟通的进化，比军备竞赛更好的类比是杂食动物的进化。有些动物的食谱特别明确、固定。比如，考拉只吃桉树叶，吸血蝙蝠只饮活体哺乳动物的血。这些动物会拒绝任何食谱之外的食物。说得更极端一些，如果桉树叶没长在树枝上而是长在平地上，考拉也不会吃的。
这些动物已经进化出极其特定的食物选择。然而，当它们身处新环境时，这样的策略可能会弄巧成拙。吸血蝙蝠只饮活体哺乳动物的血，因此它们不必担心食物是否新鲜。因为在天然环境中，它们并不需要学习如何避开有毒食物，所以它们也并没有进化出食物厌恶机制，这导致它们一直喝那些会致病的血。
和这些单食性动物相反，杂食动物较开放，也较警觉。在觅食、寻找、侦测和消化多样化的食物时，杂食动物都比较开放。老鼠或人类需要30多种营养物质，“包括9种氨基酸、几种脂肪酸、至少10种维生素以及至少13种矿物质”，但没有一种食物源可以一次性提供所有的营养物质。
杂食动物的食物范围更广泛。只要看起来是能吃的，无论是什么，人或老鼠都愿意尝试。它们天生就有一套机制，能察觉消化下去的食物中哪些是自己所需的营养物质，然后根据需求来调整自己的饮食，比如缺钠的时候就会吃咸的食物。
这种开放性让杂食动物极具良好的适应力。人类可以像18世纪早期的爱尔兰贫农那样只靠牛奶和马铃薯，或者像直到现在才改变的因纽特人之前那样只靠鱼和肉存活。但是，开放性也让杂食动物变得脆弱。肉类可能会变质，滋生危险的细菌；为了避免被吃，大部分植物要么有毒，要么难以消化。因此，比起单食性动物，杂食动物对食物更警觉。它们利用各种策略，来避开那些可能带来不良反应的食物。其中一种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记录导致自己生病的食物，并在以后避开它们。我们作为杂食动物，觉得这一点理所当然，但诸如吸血蝙蝠等一些动物却无法做到。
记录哪些东西安全可食，所需的可不是一般的学习机制，而是某些特定的神经回路。患病的动物必须学会避开几小时前吃的食物，而不是在进食到生病期间所见、所感、所闻的其他刺激。
老鼠、人类、毛毛虫，这些杂食动物偏爱小时候吃过的东西。
老鼠和人类还会特别关注同伴吃了什么，吃下去的食物会不会使同伴生病，通过观察来了解哪些食物是安全的。
人类在沟通上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差异，正如杂食动物和单食性动物之间的差异。非人灵长类动物的沟通主要依靠特定的信号。青腹绿猴有一套专属的警报声，来警示空中的捕食者。
黑猩猩会用特定的方式微笑，表示顺从。
居统治地位的狒狒在接近地位低的个体前，会发出咕噜声来表达自己寻求和平的意图。
人类在沟通上是杂食动物，对于几乎所有能想到的事，都可以沟通传达。
人类因此也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要开放得多。举例来说，对于“指”这个基本动作，人类的婴儿在一岁后很快就能理解，但成年黑猩猩无法理解，哪怕在我们觉得“指”的意思已经表示得十分明显的情形下。
在一次实验中，实验人员在黑猩猩面前放了两个不透明的容器，其中一个装有食物，但黑猩猩不知道是哪一个。接着，实验人员反复指向其中一个容器，但这并没有增加黑猩猩选择该容器的概率。
这并非意味着黑猩猩智力不足，因为当你抓住一个容器时，它们能够正确地推断出这个容器里装有食物。
这一研究表明，和人类相比，沟通对黑猩猩来说没有那么自然。
比起其他灵长类动物，如果我们对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沟通更加开放，我们理应也更有警觉性。我会在后续的4章探讨如何应用这种警觉性，但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开放式警觉机制的整体结构。如果我们想理解开放式警觉机制受损可能带来的后果，及其受损是让我们更容易还是更不容易接受误导性信息，那么了解其整体结构至关重要。
军备竞赛理论认为，认知机制的完善和发展让我们已经从极度开放、易受骗的状态向日益成熟的警觉状态转变。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机制，我们就会回到过去那种易受骗的状态，全盘接受所有信息，无论它们听上去多么愚蠢，多么有害。
类比杂食动物的进化则暗示了相反的情况。我们从极端保守的状态开始进化，一开始我们只会让有限的信息影响我们，然后朝着更警觉的方向逐渐进化，但同时，我们也对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沟通更为开放。在这种结构中，成熟度的增加伴随着开放性的增加，使得整体功能更加强大。在军备竞赛理论中，如果成熟、复杂的机制被破坏，我们就容易变得脆弱、易受骗。相比之下，在一个开放性与警觉性同步成长的模型中，我们就没有那么脆弱了。假如新机制遭到破坏，我们就会回到古老的机制，即不开放但也不警觉。这时，我们就会回归保守的本质，变得更加固执，而不是易受骗。
对于那些支持人们智力水平有限与易受骗之间有关联的证据，以及间接支持警觉性的进化像军备竞赛的证据，我们该怎样看呢？该如何解释洗脑和潜意识影响呢？如果干扰或忽略高级认知能力可以有效地影响我们，我们就会在洗脑和潜意识刺激下变得非常无助。
对潜意识影响和潜意识控制的担忧也是毫无依据的。早期证明潜意识刺激力量的实验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没有人对电影院里快速播放的“喝可乐”的广告有反应。
后续大量真实的实验也无法证明，潜意识刺激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看到荧幕上闪过“喝可乐”的信息，不会让我们更想喝可乐；在睡梦中播放激励自我的疗愈录音带，也并不会提高人的自尊。假如有实验证明，潜意识刺激可以在意识之外对我们产生作用，也是因为这一刺激发生的时机恰到好处，这就好比建议一个渴得要命的人多喝一点水。
既然如此，对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进行的实验，又该怎样解释呢？实验的确表明人们会自然而然接受某些论述，并且需要付出努力才能拒绝这些论述。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如吉尔伯特所言，系统1会全盘接受我们读到的所有信息呢？并非如此。如果被试有关于某个陈述的背景知识，那么背景知识会决定他们的初始反应。例如，看到“软香皂可食”这样的陈述，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这些陈述甚至不需要有非常明显的错误，人们出于直觉都不会相信的。如果陈述是错误的，那它就必须与信息接收者的背景知识或实践经验有关，才有助于人们做出判断。在霍皮族语言中，“ghoren是罐子的意思”的陈述是错误的，然而知道这一点对人们做进一步判断并没有帮助。相反，如果你看到“约翰是个自由主义者”的陈述是错误的，你就能从中知道关于约翰的一些有用信息。所以当看到“约翰是个自由主义者”这类陈述时，人们的直觉反应是怀疑而非接受。
系统1远非让人轻信、易受骗那么简单，
而是偏向于拒绝任何与背景知识不一致的信息，也拒绝模糊不清或出处可疑的信息，包括很多恰好正确的信息。
比如，你像大多数人一样，遇到了“球棒与球”的问题，得出了0.1美元这个答案，如果已经有人告诉你正确答案是0.05美元，你的初始反应肯定是拒绝这个答案。这样一来，系统2就得做些工作才能让你接受合理的答案，这种情况比系统2让我们拒绝毫无根据的观点更常见。
没有实验证据显示，缺乏分析思维（较少使用系统2）和更容易接受经验上可疑的观点之间存在系统性关联。相反，我们发现，不同认知机制的使用偏好与所接受的可疑观点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不依赖系统2的人来说，那些能和自身既有观点产生共鸣的观点更容易打动他们，而过度依赖系统2，可能会让人们接受看似正确实则错误的可疑观点。
我们观察到，分析思维和接受经验上可疑的观点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比如，分析思维与无神论有关，这只在某些国家成立。
在日本，越有分析精神的人，越容易接受超自然的观点。
知识分子通常是第一批接纳一些听上去不正确的新兴观点的人，其中很多观点已经被证实，比如从板块构造学说到量子物理学，但也有许多是不正确的，比如从冷核聚变假说到体液致病学说。
即使智力水平有限看起来与易受骗的特质会同时出现，也没有证据显示是前者造成了后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孩子比年纪较大的同辈和成年人更易受骗。
例如，3岁的孩子很难理解有人在骗他，并且很难因此不再信任对方。
3岁的孩子在其他方面显然表现出了惊人的固执，任何想让他们吃花椰菜或让他们早点儿睡觉的父母都知道这一点。但这种不完全的、明显的易受骗特质并不是因为孩子智力水平有限，而是反映出幼儿生活环境的实际情况，那就是对比成年人，孩子知道得太少了，所以往往会信任身边的成年人。
在进化环境中，孩子几乎都在母亲身边，而母亲欺骗孩子的动机不多，而且她们可以为孩子阻挡大多数虐待。孩子会假设母亲是值得信赖的，在某些方面，这种假设也能在蜜蜂身上看到：蜜蜂之间没有太多理由相互怀疑，就像孩子没理由不信任照料者。在这两种情况下，智力水平有限都不能充分解释为何我们信任或不信任他人。
进化的逻辑不会让易受骗的特质成为稳定的特质，因为易受骗的个体会被利用，之后他们就不再关注任何信息了。相反，人类必须警觉。将警觉性的进化比喻成军备竞赛，这种观点乍听上去很吸引人：信息发送者会进化，以此来操控接收者，而接收者也会进化，试图避开前者。尽管这种军备竞赛理论十分符合“智力水平有限导致易受骗”这个大受欢迎的观点，但它是错的。当人类沟通变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开放性和警觉性也在同步进化。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探究让我们对沟通既开放又警觉的认知机制：我们如何判断相信什么、谁最博学、该信任谁，以及该感知什么。
[1] Dediu & Levinson, 2018； Hoffmann et al., 2018； Andrew Lawler, “Neandertals, Stone Age people may have voyaged the Mediterranean,” Science , April 24, 2018.
[2] Paul Waldman, “Trump and Republicans treat their voters like morons,” Washington Post , July 26, 2017； Jason Brennan, “Trump won because voters are ignorant, literally” Foreign Policy , November 10, 2016.
[3] Peter Kate Piercy, “Classist innuendo about educated Remain voters and the white man van’ of Leave has revealed something very distasteful about Britain,” Independent , June 20,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