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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人们接受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观点，并被说服做出了一些非理性的或看似不理性的行为。这些观点和行为让人们相信，群众是易受骗的。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故事的背后有着颇为复杂的根源，甚至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看到的那样，这一观点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先从人们易受骗的案例说起。
公元前425年，雅典在与斯巴达的数年战争中进退维谷，双方僵持不下，损失惨重。在派娄斯之战（Battle of Pylos）中，雅典的海陆两军终于将斯巴达军团围困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眼看着大批城邦精英被俘，斯巴达的首领们提出对雅典有利的条款，以此求和，但雅典人拒绝了。战火持续，最终反而斯巴达重新占据了上风。公元前421年，双方签署了临时的和平协定，但其中的条款对雅典已经不再那么有利。这个大错只是雅典人诸多糟糕决策的后果之一。在这些决策中，有些不符合道义，如屠杀被攻占城市的居民，有些则是灾难性的战略，如发动对西西里岛的注定失败的远征。最终，雅典在这一战中落败，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荣光。
1212年，一大批法国、德国的贫民加入了十字军，他们向东征讨异教徒，意欲为天主教会重新夺回耶路撒冷。
因为这批贫民里的很多人还十分年幼，所以这场运动又名“儿童十字军东征”。这群少年来到法国的圣但尼，拜见了法国国王，在大教堂里祈祷，希望有奇迹发生。然而，对于一支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经费、没有组织的少年队伍，你能指望他们取得多大成就呢？最后奇迹并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抵达耶路撒冷，很多人死在了路上。
18世纪中期，南非的一个游牧民族科萨族（Xhosa）在英国人的统治下痛苦不堪。有些科萨人相信，如果杀光所有牛群，烧掉庄稼，就可以召唤鬼魂大军，把英国人赶走。于是，他们献祭了数千头牛，放火烧毁了田地，但一支鬼魂军队都没有出现。英国人并未离开，科萨人数量锐减。
2016年12月4日，埃德加·麦迪逊·韦尔奇（Edgar Maddison Welch）手持冲锋枪、左轮手枪和霰弹枪，走进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彗星乒乓比萨店。他此番目的并非抢劫，而是想确保这家店里没有被当作人质关押在地下室的儿童。因为有传言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其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色情交易集团，而彗星乒乓比萨店就是进行这种交易的秘密场所之一。韦尔奇后来被逮捕入狱并服刑。
自觉比普罗大众高明的学者，常常把上述错误的行为和奇怪的观点归结为人们对外界过于信任。学者们认为，这一特质让人们本能地听从有魅力的领袖，全然不考虑领袖的才能和动机，也让人们相信自己耳闻目睹的一切，无论其合理性如何，以及让人们盲目从众，哪怕这样做会招致灾难。纵观历史，“群众易受骗”这一解释极具影响力，但你很快就能明白，实际上，这是一个因误导而产生的观点。
雅典为何会输给斯巴达？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编年史家修昔底德开始，许多评论家都将这一失败归咎于煽动人心的政客带来的影响。例如，他们认为是克里昂这类“拥有大量民众支持”的政治暴发户对战争中的一些重大失误负有责任。 [1] 身为修昔底德后一代人的柏拉图把修昔底德的观点延伸为对民主的批判。在他看来，多人的民主共治必然会把一个能调动民众的领袖变为暴君。 [2]
一群少年为何要背井离乡，揣着虚无缥缈的希望入侵偏远之地？这是他们对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发动的十字军东征的回应。《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
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
）的灵感就来自这些少年的天真无邪和易受骗。在这个故事里，笛手吹着笛子，就可以控制所有听到笛声的儿童。
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等人在启蒙运动时期抨击基督教会，“将人类当作一群奴隶交给暴君统治，任其摆布”，
十字军东征正是这些指责的佐证。
科萨人为何要杀光自己的牛群？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马奎斯·德·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指出，
在小型社会中，人们很容易相信第一批受骗的人，所以会过度相信江湖骗子和巫师。
科萨人的处境看起来正是如此。当时的科萨人相信了一名年轻女先知农卡乌斯（Nongqawuse）的话。她声称自己亲眼看到亡灵在与英国军队战斗，并描绘了一个令人无忧无虑、心想事成且应有尽有的新世界。
谁不想如此呢？反正科萨人想。
韦尔奇又为何会冒着入狱的风险冲进一家无害的比萨店，想从根本不存在的地下室里解救出并不存在的儿童人质？他一直在听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的广播节目。琼斯是一位有着超凡魅力的电台主持人，专门讨论各种疯狂的阴谋论，从强大的撒旦信徒统治美国到政府主导的灾难，无所不及。 [3] 正像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所说，诸如琼斯这类人能大肆宣扬这些疯狂的理论，是因为“人们的轻信为其创造了市场”。 [4]
以上所有的观察者都认为，人们通常易受骗，相信没有事实依据的论证，并且易被说服，从而做出愚蠢的、代价巨大的行为。的确，很少有观点能够让各执己见的思想家们如此意见统一。传教士痛骂那些只信仰自己的神而不信传教士的神的人是“轻信别人的乌合之众”；
无神论者又指出，无论信仰何方神明，那些追随传教士的人都“非常易受骗”。
阴谋论者认为自己比“只信官方新闻，思想受到控制的”泛泛之辈更加优越；
骗局揭穿者则认为，阴谋论者容易上当，会相信那些愤世嫉俗的表演者所宣扬的离谱故事。
保守派作家指责叛乱的民众犯下轻信他人的罪，任由无耻政客煽动，在被大肆渲染的狂热情绪下变得疯狂；对于民众的逆来顺受，老牌左派分子则用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来解释，认为个体“自由地”将所承受的压迫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不是按照自己原始的本能需求行事。
古往今来，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大多数时候都建立在人类普遍容易受骗这个观点上。从古希腊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容易轻信煽动者”这一假设贯穿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并成了政治哲学上对民主持怀疑态度的主要原因。
对于政客迎合选民喜好，博得选民的轻信，以此来操纵选民这件事，当代评论家们仍感到深深的痛惜。
[5]
但最能说明人们有多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家们进行的许多著名实验。
第一位研究轻信的心理学家是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在他最有名的从众实验中，他让被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如图1-1所示，右图中A、B、C这3条直线，哪一条和左图中的直线一样长？
这3条直线的长度显然不同，而且其中一条和左图中的直线一样长。答案如此明显，但仍有超过30%的被试回答错误。
图1-1 阿希从众实验中的线条
资料来源：Wikipedia。
为什么这些人会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在每个被试回答问题前，已经有几个“被试”回答了问题。只是这些真实的被试并不知道，先回答问题的“被试”其实是实验人员安插的同伴。在好几次实验中，这些同伴都给出了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他们和真实的被试彼此不认识，对后者没有影响力。但是，仍有60%以上的被试选择了从众，而且其中部分被试不止从众一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自己撰写的教材中写到，这个实验的研究成果就是从众心理最生动的例证之一，揭示了个体会盲目地追随群体，即使他们意识到这样做会背弃真理和事实。
接下来的研究人员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米尔格拉姆的首项著名研究与阿希类似，也与从众心理有关。他让几个学生站在人行道上仰头观看一幢大楼的窗户，然后统计有多少路人会效仿他们。
当足够多（临界人数大约是5个）的学生望向同一方向时，几乎所有路人都会跟着一起看向大楼。这一研究表明，人们似乎就是会情不自禁地从众。
但让米尔格拉姆声名大噪的，是之后一项更激烈、更引人深思的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被试要参与一项看似与学习有关的实验。在实验室中，实验人员会向被试介绍另一个被试——当然，这是实验人员的同伴，然后实验人员假装从两人中随机挑选一人作为学习者，但每次挑中的都是同伴。实验人员告诉被试，这项研究用于测试人们为了避免受到电击惩罚，会不会学得更好。学习者需要记住一组词语，一旦他出错，被试就要电击学习者。
被试站在一台有许多开关的大型机器前，他们可以用这些开关增加电击的电压。学习者进入一个与此距离稍远的实验室隔间，被试通过麦克风能听见学习者的声音。一开始，学习者把词语记得十分清楚，但越到后面，随着难度增加，他开始出错，而他每一次出错，实验人员都要求被试电击出错的学习者，而被试也一一照做。因为前面几个开关标识的只是轻微的电击，所以被试会按下开关，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随着学习者不断地出错，实验人员敦促被试增加电击的电压，开关上的标识也由轻微的电击变成了中等电击、强烈电击以及强电电击，所有这些被试依旧全部照办，不停地按下开关。直到需要按下极强电击组的最后一个连通300伏电压的开关时，才有几个被试拒绝电击学习者。在整个过程中，学习者都显得不舒服，他好几次恳求被试停下电击，痛苦地哀号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不要把我关在这里。”
他甚至抱怨说自己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无济于事，并没有让大多数被试停下。
当极端电击组开始时，越来越多的被试停手了。其中一个被试在看到开关上写着“危险：剧烈电击”时，就不愿再继续进行实验了。在这个阶段，学习者已经不再惨叫，只是苦苦哀求着要离开，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动静，但仍有2/3的被试会按下最后两个开关。最后两个连通435伏和450伏电压的开关上标识着代表危险的“×××”符号。米尔格拉姆成功地让这些美国公民中的大部分人，向（他们认为）痛不欲生、央求怜悯的同胞，施加（他们认为）可能让人丧命的电击。
得知上述结果以及一连串能证实相似现象的历史案例后，人们很难不同意贾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提出的泛泛指控：“人类天生不追求真理和正义，而是追求共识。人们饱受社会压力的束缚，过度惧怕权威，在一致的观点面前畏畏缩缩。他们不太会因为理智而改变，而是被自己对归属感的渴望、情感和性的吸引力左右。”
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及其同事认为：“比起猜疑，人类更易受骗，这个观点是我们天性中最早达成的最普遍的共识。”
如果你觉得人类本性就是容易受骗，你会发自内心地问：“究竟为什么人类易受骗呢？”早在公元前500年，希腊有史可据的最早的哲学家之一赫拉克利特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些对演讲者言听计从的人啊，
置身人群之中，
不考虑身边的愚人和窃贼比比皆是，
而从善者寥寥无几。
智慧对他们而言，
有何用武之地？
2 500年之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标题，用不那么诗意，但更简练通俗的方式呼应了赫拉克利特：“为什么人类如此易受骗？”
如果说社会心理学家们是铁了心要证明人类易受骗，大部分人类学家则觉得这种特质是理所当然的。
很多人类学家都认为，传统观点和行为的延续合乎情理，毫无问题：儿童习得周遭文化，只是为了保证文化能够延续传承。从这个逻辑上来看，人类学家根本不关注儿童，认为儿童只不过是个用来储存上一代知识和技能的容器。
人类被动地、无差别地吸收周围的文化，批判人类学家将这一假设称为“穷尽式文化传播”（exhaustive cultural transmission）理论，
或将之贬低为“传真模式的内化”（fax model of internalization）。
尽管这种文化传播模式简单，但它很好地解释了人类为何易受骗：
只有信任别人，我们才能掌握好祖先世代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技能。
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因此解释说，孩童天性里就有轻信别人的特质，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学习语言和传统智慧。
虽然你很容易就能想到人们不愿从长辈那里继承的某些“传统智慧”，如迷信、巫术等，但除了这些有害习俗，总体来说，人们从文化中习得的大部分观点都是相当合理的。每一天，我们都在从事多得数不清的被文化影响的活动，比如说话、刷牙、穿衣、烹饪、购物等。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也表明，长久以来，与文化相关的技能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小型社会里的成员凭借传统知识和实用的手艺来觅食、狩猎、加工食物、制作衣服、创造各种生存必需的工具。
如果这种文化传播的“传真模式”的简单性凸显了从环境中学习的好处，那么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首先，它大大低估了文化差异的程度。即使在最小、最自给自足的社会中，也存在着文化差异。可能在某些行为上，一个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采取的方式都很相似，如举办某种仪式时，但在大部分活动上，成员们的行为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不是所有狩猎者都能根据一组足迹得出一样的结论，不是所有采集者都采用相同的技巧来寻找莓果，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能创作出一样感人的歌曲、雕塑或绘画。因此，即便一个个体下定决心要盲目地模仿，套用前人的智慧，也得先做出选择，即自己该模仿谁。
针对这个问题，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
和生物学家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gene-culture coevolution）。
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框架之一，它主张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基因和文化相互影响。博伊德和里彻森还特别指出，文化已经塑造了我们生物的进化。所以，如果从文化中挑选自己要复制哪些部分如此重要，自然选择应该会帮助我们进化出一套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机制。我们已经进化出了能够应付祖先们曾面临的各类问题的一些特质，比如能大致准确地描述周围环境、能采摘可食用的食物、避开捕食者、吸引同伴、建立友谊等。
所以，如果说我们进化出了各种机制来帮助自己从同龄人和长辈身上习得文化，这也完全说得通。
要想知道跟谁学，首先可以看谁做得好。假如亚历克斯是个厨艺精湛的厨师，蕾妮擅长维持良好的社交关系，那么向他们学习很合理。但即便用这种方法缩小了问题的范围，我们仍然有很多潜在行为要模仿，比如，亚历克斯的厨艺为何如此精湛？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和亚历克斯一样精于厨艺呢？直觉能帮助我们排除一些因素，比如他厨艺好肯定不是因为发型。除此之外，仍然有很多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非常明显，比如所选食材或烹饪时间，有的不易察觉，比如所选的特定品种的洋葱或搅拌米饭的方式。在试图复刻一份大厨的菜谱时，我们会发现，决定成功的关键因素相当难以捉摸。
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向他人学习，博伊德、里彻森和他们的同僚，比如人类学家乔·亨里奇（Joe Henrich）和生物学家凯文·莱兰（Kevin Laland）表示，上天赋予人类一系列的启发式来指导人类学习文化。
其中一种启发式拓展了我们向最成功的人学习的能力。但正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亚历克斯厨艺如此精湛，我们也很难判断究竟是什么行为促成了那些成功者的成功，所以无差别地照搬成功人士所有的行为和思想，甚至外表和发型，也许是较安全的做法。我们管这叫成功偏误（success bias）。
另一种启发式则是模仿大多数人的行为，即从众偏误（conformity bias）。
假设每个个体都能独立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那么任何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或行动，可能都值得个体采纳。在这种合理的假设下，这种偏误也是合理的。
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启发式。例如，亨里奇和他的同事弗朗西斯科·吉尔-怀特（Francisco Gil-White）认为，利用从众偏误可以改善成功偏误，
但找出谁是成功人士可能比较困难。举例说明，在一个小型社会中，每天带回最多猎物的狩猎者并不是同一个人。
在这样的统计噪声（statistical noise）中，又该怎样判断谁是成功者，该模仿谁呢？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启发，如果很多人都敬仰一个特定的个体，那这个个体就是有声望的，他就可能值得模仿。这叫声望偏误（prestige bias）。亨里奇和吉尔-怀特认为，声望偏误有极高的适应性。
博伊德、里彻森和亨里奇等人创建了许多复杂的模型，用以展示个体如何依赖粗略的启发式来高效地利用文化环境。这些启发式的另一项优势是认知成本低。个体无须进行复杂的成本收益计算，只要找出大部分人相信什么，然后采纳与他们相同的观点，或找出做某件事最成功的人，然后照搬他们的一切就行了。
但是，如果多数人都是错误的，或者那些最成功、最有声望的人也只是运气好，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些粗略的启发式的确物有所值，性价比很高，但它们也会导致系统性的错误。
博伊德、里彻森和亨里奇已经硬着头皮接受以上理论了。从众偏误使利于群体但损害个体的文化因素得到传播。
[6]
这就解释了日本神风特攻队的自我牺牲。声望偏误则能解释为何在名人自杀之后，人们更容易选择自杀。
再举一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成功偏误预言了群众会购买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代言的内衣，尽管他的内衣品位和体育造诣不太可能相关。
事实上，尽管支持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的学者勉强接受了上述发现，但也乐见其成。他们还承认，“人类必须轻信别人，接受他们在社会中所看到的大部分合情合理的行为方式，以便更好地在社会学习中获益”。
事实上，人类对启发式的依赖既能预见谬论和适应不良行为的传播，也能预见有益观点的传播。这个事实正是一种有趣的进化特征。
适应不良的文化会传播，是因为我们在适应这种文化。此想法之新颖，令它别具吸引力。
以上提到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体系，基本上可以重构许多社会科学理论。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统治阶层的想法在任何时期都会是统治思想，这是成功偏误。
人们盲目地追随多数，这是从众偏误。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被他的派系所拥戴，进而可以控制民众，这是声望偏误。无论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政治哲学、还是实验心理学、生物学模型，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传统都不谋而合，认为人类总体而言易受骗，过于顺从权威，过于随大流。
这些认识会不会都是错误的呢？我将在本书中循序渐进地对这些认识加以反驳，逐步削弱关于“人们易受骗”的论证。我的论点概括如下。
首先，一旦我们把策略因素考虑进去，就会很明显地看到“易受骗”这个特点很容易被人利用，因此它不是一种适应良好的特质。 人类其实根本不好骗。相反，我们拥有一套精密复杂的认知机制，能使我们谨慎地评估沟通中的信息。 比起盲目地跟随多数人或有声望的人，我们其实会对很多线索进行综合考量，来判断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谁最了解情况、谁值得信任，以及应该感知什么。
其次，自古以来，从煽风点火的政客到广告商，很多试图劝说民众的尝试都未能证明人类是好骗的，而这些努力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反而证明了对群众施加影响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人们易受骗”这一观点无法充分解释某些错误观点在文化上的被认可，无论是离谱的谣言还是超自然学说。通常情况下，这些错误的观点会成功传播，不是因为德高望重或魅力无穷的领导的推广，即并非来自观点供给方，而是因为人们有需求，人们会寻找符合自己既有认知的观点，好达成某些目标。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常见的错误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心智的其他部分无关，也几乎不会带来实质性影响，这就是我们会宽容地接受它们的原因。
[1] 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
[2] Plato, Republic , Book VIII, 565a, trans. Jowett；也可参阅该书的488d。
[3] Eric Killelea, “Alex Jones’ mis-infowars: 7 Bat-Sh * t Conspiracy Theories,” Rolling Stone , February 21, 2017.
[4] Callum Borchers, “A harsh truth about fake news: Some people are super gullible,” Washington Post , December 5, 2016.
[5] Paul Waldman, “Trump and republicans treat their voters like morons,” Washington Post , July 26, 2017.
[6] Boyd & Richerson, 1985, pp. 204ff; Nunn & Sanchez de la Sierra, 2017. Lou Keep, “The use and abuse of witchdoc-tors for life,” Samzdat , June 19,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