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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天，我从学校步行回家时，一位相貌堂堂的中年人走近我并和我搭讪。他胡诌一通，编了个故事，说自己是当地的一名医生，本来正紧急赶往医院处理一些工作事务，但不幸丢了钱包，也没有钱坐出租车，急需20欧元的车费。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告诉我只要拨打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他的秘书就会马上把钱还给我。
经他连哄带骗后，我掏出了20欧元给他。但后来我才发现，他根本不是医生，也没有什么接电话的秘书。我实在是太傻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20年过去了，我居然要写一本书，声称人类不会轻易上当受骗。
如果你认为我很容易受骗，烦请等等再下结论，因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你会发现这样一些人：有些人相信地球是一个被60米高的冰墙所包围的扁平圆盘； [1] 有些人相信女巫毒死了他们的牛群；有些人相信当地犹太人杀死了男童，并用他的血祭祀；有些人相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其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妻子在连锁比萨店里经营色情交易集团；还有些人相信奥巴马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
眼见这些谣言和谬论充斥于电视、书本、电台、传单和各种社交媒体，受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我怎能断言，人会有思辨地接受所闻所见之事，且不易受骗呢？
因为不认可群众是盲从和轻信的，我成了少数派中的一员。从古希腊到21世纪的美国，从最激进的到最保守的，无数学者对群众的描述都是“无可救药和易受骗”。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会得出如此令人沮丧的结论，是基于他们对观察到的现象的思考：选民会支持蛊惑人心的政客，群众会跟着“嗜血”的领导发动暴乱或者屈服于有魅力的人。在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实验更加佐证了这类结论，这些实验展示了被试盲目地顺从权威，相信他人，甚至胜于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明确证据。
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模型，解释了人为什么易受骗。这些模型的核心主张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找出学习的对象又过于困难，所以我们就想依靠简单的启发式（heuristic）来学习，如向多数人学习，或向有名望的人学习。人类这一物种仍把自身成功归因于吸收当地文化的能力，即使在此过程中要接受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或错误的观点。
本书要指出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不会盲目地相信他人告知的事，就算是名人或大多数人告知我们也一样。相反，我们会判断该信任谁，该相信什么。 他人要影响我们，其实一点儿都不容易。
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能帮我们从文化和环境中获得技能，汲取思想，但想要转变成一种持久、稳定的状态，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一点我会在第2章详细叙述。只有在我们和对方利益一致的时候，全盘接受他人传达的信息才对自身有益，人体的细胞和蜂巢内的蜜蜂都是典型的例子。就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而言，这种利益一致的情况很少出现，就算是孕妇，也不会无条件信任腹中胎儿发出的化学信号。
不过，即便是在敌对的关系中，也有办法让沟通变得有效，比如猎物说服捕食者放弃追捕自己。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让信息接收者相信该信息。总而言之，信息必须是真实的。人类拥有一套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评估、判断其真伪的认知机制，以便敞开心扉，接受最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又能保持警觉，抵制最危险的信息。这类认知机制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我称它们为开放式警觉机制。
那么，学者们用来证明人易受骗的那些“观察”又该怎么解释呢？这些大部分都只是常见的错误想法。我将在第8章和第9章用一些研究成果来说明，无论是蛊惑人心的政客、广告商，还是参与竞选的团体，那些试图说服群众的人几乎都会以失败告终。发送传单、机器人电话推销以及其他竞选手段，对总统选举的净效应几近于零。
我们如果单纯地相信人们是易受骗的，就会预判影响别人是比较容易的。尽管人们有时会深信某些谬论，但事实并非如此。行为模式是我们最需要解释清楚的： 为什么有些观点就算是良言，也让人难以接受，而有些 观点哪怕是有害的，也大受欢迎？
理解沟通成败的关键是要了解开放式警觉机制，这类机制通过处理五花八门的线索，来让我们知道他人所说的话能信几成。有些机制会检验一条信息与我们认知中的既定事实是否一致或相洽，以及它是否有充足的支撑论点；其他一些机制则会关注信息的出处：提供信息的人是否可能拥有可靠的信息？他们是否会考虑我们的利益？如果他们被证实是错误的，我们能否让他们承担责任？
大量实验心理学证据显示，包括儿童和婴儿在内，我们的开放式警觉机制运作良好。多亏了这些机制，我们才得以抵御最有害的言论，不过它们也解释了为何我们会相信某些谬论。
开放式警觉机制十分成熟，它有能力学习并整合新信息，但不是无限可塑的。我们现在身处的信息环境与祖先的进化环境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可能对那些永远不会遇到的人（政客、名人）、根本不会影响自己的事件（遥远国度的一场灾难、最新的科学突破）以及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海底深处、遥不可及的银河系），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事实是，虽然接收了大量信息，我们却对信息的出处一无所知：父母辈的信仰源于何处？地球是什么形状的？这些问题对我们的祖先而言根本没有切实的意义，我们却需要对它们做出判断和评价。如果我们的开放式警觉机制能完美地应对这个五彩斑斓、奇光异彩的新新世界，那才会让人大吃一惊呢。
当今的信息环境迫使我们的开放式警觉机制走出舒适区，从而使我们犯错。总体而言，我们更容易拒绝相信有用的消息――无论是气候变化的事实还是疫苗的效力，而不是接受错误的信息。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并不在于开放式警觉机制自身的缺陷，而在于它采纳的信息源上。人们巧妙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思想和直觉去评估自己耳闻之事，但很遗憾，在一些领域，直觉整体而言似乎是错误的。在你没有其他依据的情况下，当别人告诉你，你是站在一块平地而非一颗球体上，你会很自然地相信他；同样，如果你没有其他依据，当别人说你的祖先与你而非其他东西相像时，你也会自然而然地相信。 很多受欢迎但错误的观点会得到散播，并不是因为游说大师的宣传推广，而是因为它们符合人们的基本直觉。
直觉告诉人们，地球是平的，但一堵高达60米、长达上百米的冰墙，可不属于直觉理解的范畴。不过幸好，许多想法只是在名义上被人们接受。我敢说，一个相信地平论的人如果看到了海洋尽头有一堵60米高的冰墙，肯定会大吃一惊。要理解人们为何会接受和散布这样的观点，关键点不在于人们为何会接受这样的观点，而在于人们为何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持有这样的观点。除了想与他人分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还有很多原因会让人公开声称自己相信一些特定的观点，比如想要打动他人，激怒他人，讨好他人，引诱他人，操控他人，或宽慰他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人们有时会支持一些和现实八竿子打不着的观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支持与真相背道而驰的观点。面对上述动机，人们的开放式警觉机制开始被反常地用于识别最不可信的观点，而非最合理的观点。
从最符合直觉的观点到最荒谬的观点，如果想搞懂错误观点为何会流行起来，就必须理解开放式警觉机制如何运作。
读完本书，你将会明白该如何判断值得信任的人和事，也会明白大多数试图说服群众的行动是怎样一败涂地的，无论是常见的营销推广，还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统统都一样。你也会了解为何一些错误观点会被传播，一些宝贵的见解却很难深入人心。此外，你也会明白为什么我曾经给那个假医生20欧元。
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逐步地接受本书的中心思想，但也不要毫无思辨地全信，不然，这将证明我的观点是错误的。
[1] Mark Sargant, Behind the Cur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