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咋想不起来咱家住哪儿了呢？”

这件事发生在新生活开始后的第二个月。

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早上，我准备换鞋出门，母亲在客厅里踱步。她走着走着，突然说：“我咋想不起来咱家住哪儿了呢？”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根据母亲说话的习惯和语气，我能断定她说的家，不是当时租住的房子，而是村里的老家。

我停止换鞋，启发道：“你知道后院我表奶吗？”

“那咋能不知道！”

“对呀！我表奶家就在咱家后面。这下想起来了吧？”

母亲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看我这该死的记性！”

鉴于母亲已经被我们先入为主地诊断为患有健忘症，加之她瞬间就恢复了记忆，所以我没有把这事太放在心上。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再留意一下。

岂料到了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时，母亲又蹦出了这句话。

面对母亲的异常表现，父亲保持着缄默，爱人则有些发蒙。我先照搬早上那种方式来刺激母亲，结果发现不管用。我又换了几种方式，如给她讲村庄的名字、更多的邻居、房子旁边的那片竹林……结果仍不管用。最后，我不得不打开笔记本电脑，把存在里面的照片逐一翻给她看。当母亲看到老家房子时，终于说：“我想起来了。”

这天晚上我心情有些压抑。当母亲睡下以后，我禁不住对正在看电视的父亲说：“我妈的忘性怎么突然大得这么吓人！”

父亲看似迟钝，实则心里特别有数。他似乎知道我会和他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当我说完，他几乎不假思索，非常自然地低声应道：“我感觉你妈这个，有点像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

我愣了愣，说：“应该不是吧？我妈才五十六岁！”

事实上，我是在根本就不了解老年痴呆这种疾病的前提下说出这句话的。而不知为何，父亲没有反驳我，他仿佛在忖量，眼睛却一直紧盯着电视，所以很难说清他究竟是在忖量母亲的事还是在看电视。

在此，顺便谈谈我的父亲。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当过人民公社的社员，后来“文革”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社员变成一名劳动改造分子。不过，父亲并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通过自主学习、刻苦钻研医书，“化腐朽为神奇”地成为一名赤脚医生。随着改革开放，他又从赤脚医生升级到乡村医生。（父亲的职业是医生，但身份一直都是农民。）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父亲会说母亲像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了——毕竟他是名医生。但我却因为对这种疾病的无知而不相信（也可以说是心理上不愿承认）父亲的预判。至于父亲为何没有反驳我，当时不明白，现在想来，大概是同理心使然吧——他也不希望母亲得的是这种疾病。

我见父亲久不搭话，就又说：“明天我跟我二哥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带我妈去医院一趟。”

父亲点点头：“可以。”

翌日跟二哥见面，说起昨日母亲的异常表现，二哥也不相信（或不愿承认）父亲的预判。还没等我提及是否要带母亲去医院，二哥就先说：“这两天你带妈去医院看看吧。”

我问：“去哪家医院比较合适？”

“去中医药研究院吧，挂个专家号。”

中医。二哥推荐了中医。当时我心想：为啥不去看看西医呢。但这种想法转瞬即逝，最终我还是听从了二哥的建议。

我有个特点：自己的事情一定自己做主（比如我的生活和梦想），大家庭的事情我从来不做主。

可能有人会说：鲁非，你太圆滑了，大家庭的事情该操心也要操心。

操心是对的，但我做不了主。因为我深受农村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家里事历来兄长说了算。再加上二哥是一个有主见又比较强势的人，他认定的事情很少能被人改变。再说即便听我的建议去看西医，我也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室的号，这反映出了我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无知。

从2010年12月到2014年9月间，我们先后带母亲去了中医药研究院、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第八人民医院、中心医院，最终又回到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才算正式确诊母亲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总结走这么多弯路的原因：一是习惯致使我们想当然地去寻中医；二是初期阿尔茨海默病，更多的还是靠主观临床判断，医学检查往往难有结果。 29CMEfJ9QQgYhUS+0OinJdSlrmNFqoPAuj5UaRKGLePhADVGSdFtV9vpS8e0l9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