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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郭振亚
采访者：张飞
访谈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夜
访谈地点：圪当头村郭振亚家中
亲历者简介：郭振亚，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圪当头村人，1951 年 7 月出生。“文革”后高中毕业。1970 年担任生产队会计，1973 年任村团支部书记，后任村党支部委员、村农业支部书记。二里头遗址第一件铜爵的发现者。现为洛阳市文物保护员。
郭振亚先生在圪当头村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曾是村党支部书记，或是村里的楹联撰写者，更因为他是整个村里最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人。他与二里头考古队的四任考古队长都是很好的朋友，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考古发现如数家珍。
我初次见到郭先生是 2020 年冬天，在考古队的小院里。那天晚上，恰逢许宏老师从北京回来，郭先生闻知后便拎着两瓶酒来队里找许老师喝酒聊天，当时我正好也在考古队小院，得知面前的这位就是二里头遗址第一件青铜爵的发现者。吃饭时，郭先生与许老师谈起二里头考古队过去几十年间的往事，悲伤的、快乐的、有趣的，总之都是难以忘却的。其间，我最为感动的是郭先生与赵芝荃先生之间的故事。赵先生曾经很想收聪明能干的郭先生为徒，但人各有志，最终未能如愿。四十年后，当赵先生退休后回到北京，两人彼此牵挂、互相关心，反而成为如父子般的亲人。赵先生在写给郭先生的信中，饱含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郭先生的喜爱，对偃师这片土地的热爱，甚至一度表示想“落叶归根”。然而，由于身体原因，赵先生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2016 年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赵先生再次回到二里头，已是 2019 年。这一年随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成，他的铜像被安放在了展厅里。直到这时，郭先生才能在每年清明节时，去向赵先生尽一份孝心，诉说一份哀思。
那晚认识郭先生后，我每次去二里头遗址都要与他联系，因为他是这里名副其实的“百事通”。很多来到队里实习的学生都想瞻仰一下二里头考古队的旧队址，好几次都是他主动带大家过去参观的。在楼房林立的圪当头村，旧队址破烂不堪、摇摇欲坠，显得很不合群，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座旧房子之所以能留存下来，跟郭先生的呼吁有很大关系。他一直觉得这是那群把青春留在二里头的考古人的最后一点记忆，也是整个村庄不能忘却的一桩过往。作为一个钟情于学术史的人，这些对我都充满了吸引力。
郭先生年纪虽大，却总想着为二里头考古队做些什么。他最常做的便是将自己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捡到的重要文物送到考古队，且分文不取。2022 年春天，河南文艺出版社要出版许宏老师的盒装随笔集《许宏的考古“方”》
，设计师刘运来赶赴二里头遗址寻找灵感，希望在书籍设计中运用二里头文化元素，比如出土的陶片一类。郭先生听闻后，当即表示愿意无偿捐出自己多年捡拾、收藏的陶片，以便让更多读者一睹二里头文化真容。《许宏的考古“方”》最终获得 2022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郭先生捐赠的陶片功不可没。郭先生对宣传二里头文化乐此不疲，曾经写过不少科普的小文章，更去了不少学校给学生们做二里头遗址的讲座。在夏季发掘的时候，我两次见到他来到工地，给在工地上发掘的民工和实习学生们送风油精，可谓礼轻情意重。
在二里头的日子里，我多次听郭先生谈起考古队曾经的人和事，很多时候内容难免重复，但我每次都认真听完。因为我知道，这些人与事在他的一生中是多么重要，他有多么怀念！他很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故事，所以当得知我要对他进行访谈时，他格外高兴。访谈那天晚上，他很激动，几乎把家中收藏的所有纸质资料都拿出来给我看，希望我不要漏掉任何细节。我无比幸运能够倾听这些往事。往事并不如风，总有人愿意把它们记在纸上，也刻在心里。
采访者：郭先生您好，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郭振亚：我是土生土长的圪当头人，一辈子基本没离开过村子。你让我说说我自己，我确实不愿意提及从前的那些伤心事。我的爷爷是长期得不到营养补充，患浮肿病去世的。我是 1951 年出生的，我们这代人儿时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上初中时又赶上了“文革”，我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到了我结婚的年龄，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国策……以上这些情况，我不愿意提起，太可怕了。总之，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没做过什么大事。
采访者：您太谦虚了。我知道您是圪当头村的乡贤，是很令人尊重的人。
郭振亚：可能是因为我在村里干了几年村干部，做了一点贡献，大家抬举我吧。
采访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村里的行政班子的？
郭振亚：“文革”期间很多地方有“五七”干校，地方上行下效，成立了五七高中，师生都是临时组合的。我 1968 年初中毕业之后，去了翟镇的五七高中上学，但是学还没上完，村里崔天祥、郭应须两位支部书记就来动员我回家。他们告诉我，上级有政策，要选好基层干部培养对象，他们看我各方面还不错，就让我回乡挂职，作为培养对象。从 1970年开始，我先后担任生产队会计、大队团支部书记、革委会委员、党支部委员等职。我是1973 年 9 月入党。1982 年，我们村成立了村党总支，下设农业支部和工业支部，我任农业支部书记兼党总支委员，这一干就是 20 多年。干了这么些年的村干部，也干了一些事，具体做了哪些事，我不想给自己贴金了，就不说了。
采访者：那您第一次接触二里头考古队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和考古队有了交往？
郭振亚：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便在我们圪当头村南边居住，就是在第十二生产队的郭巨良家里租了个院子，现在那个院子还在。当时的考古队有十几个人，我印象中有赵芝荃、李经汉
、方酉生
、高天麟
、关甲堃
、郑光……其中郑光是年纪最小的。那时候我年纪小，经常去考古工地玩儿，看北京来的人究竟在挖什么，所以我接触考古队很早，但那时候不太懂。
采访者：后来您是怎么跟考古队建立深厚感情的？
郭振亚：1973 年的时候，我 22 岁，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那件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事。当时我们生产队在现在二里头遗址Ⅷ区栽红薯，栽红薯需要在垄沟挖坑，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青铜爵。以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我连这个器物的名字都不知道，就是看到一块绿色的硬东西，觉得肯定是个宝贝，一件重要的古董，就用衣服给它包住，赶紧送到了考古队赵芝荃先生手中。赵先生看到这件东西喜出望外，认出这是一件青铜爵，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爵。第二天我把赵先生带到我发现铜爵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开方发掘了。经过这件事，我和赵先生就算认识了，再加上我后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考古队开方挖土需要与我们进行沟通，接触就越来越多。赵先生很喜欢我，问我愿不愿意来考古队做他徒弟。但当时生产大队不让我去考古队，说要培养我当村干部，所以我就错过了进考古队的机会。现在可以说是终生后悔。
采访者：八卦一下，当时考古队有没有给您一些奖励？
郭振亚：给了。赵先生说考古队没什么钱，就给我多记了三天工。三天工在当时是 30个工分，可以换一块五毛钱。那时候火柴才两分钱一盒，一块五毛钱不少了，能买好几斤猪肉，我还是很高兴的。
采访者：请您回忆一下，20 世纪 70 年代二里头考古队在圪当头村的生活条件如何？
郭振亚：当时考古队就住在我们村那个土坯建的院子里，村里有一个叫郭存良的村民给他们做饭，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考古队的粮食标准是每人每月 31 斤粮食，在 31 斤粮食中玉米面、红薯面这类粗粮占一大部分，白面细粮占小部分。当时炊事员也是 31 斤粮食，是考古队和生产大队合起来提供的。那时候考古队白天去野外进行发掘，晚上回来还要整资料、写文章，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31 斤粮食肯定是不够的。村里面为了照顾考古队的这些人，给他们选了一块地，让他们自己种菜改善生活。为了补充营养，考古队的队员们会去老百姓家买一些鸡蛋，然后煮白壳蛋吃。鸡蛋有大有小，为了不弄混，他们用网兜把鸡蛋装起来，自己的在网兜上写上名字，以防别人把自己的个儿大的鸡蛋给吃了。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生活条件多么艰苦。
采访者：我知道您和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接触很多，能谈一谈您对赵先生的印象吗？
郭振亚：赵先生是一个学识非常深厚的人，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学习过，非常不简单。赵先生非常会办事，别人处理不好的事，他很多时候都能处理好。为什么说他非常会办事呢，我给你举个例子。1995 年的一天，赵先生用我们大队的拖拉机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运往洛阳周公庙工作站。可是拖拉机行到洛阳市区边上就被交警拦下来了，原因是拖拉机的车斗里既装了陶片，还坐着运陶片的工人，属于客货混装，不仅不能进市区，还要罚款。赵先生从车斗里跳下来，先跟交警道歉，承认客货混装是不对的。紧接着，他说明了这批文物运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若出了安全问题大家都担不起责任。交警听后，看了看赵先生的工作证，认为他所说不假，很快就给拖拉机放行了，一点处罚没有。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赵先生是很有办事能力的人，在给予别人尊重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事情也办成了。
采访者：我知道您长期关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您看来，赵先生在二里头工作期间比较重要的发现有哪些？
郭振亚：赵先生在二里头遗址工作了 20 年，除了“四清”运动期间和“文革”时期短暂停止过工作，基本都在进行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我觉得赵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发现并且揭露了 1 号宫殿基址，这是中国最早的四合院建筑。
采访者：赵先生 1979 年就离开田野考古，去了洛阳工作站整理报告，之后又到偃师商城遗址担任队长。在他离开二里头遗址以后，你们还见过面吗？
郭振亚：还能见到，但次数少了很多，每次见面还是非常亲切。到了 1996 年，赵先生身体不好，就回北京了，他回北京后我们就不能见面了，只能通信。他给我写过五六封信，我给他回复过六七封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通信中断了，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采访者：方便问一下您和赵先生通信的主要内容吗？
郭振亚：就是谈各自的家庭情况，谈当时他在二里头时的工作，谈我们之间的交往和感情，谈他对偃师的感情。他说他曾经不仅想收我为徒弟，还把我当作他的儿子看待，说我是他的亲人。赵先生对偃师的感情太深了，他信中有一句话，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我的工作在偃师，事业在偃师，亲朋好友在偃师，我的心在偃师”，“偃师是我的第二故乡”。
采访者：赵先生生病以后，您去北京探望过他吗？
郭振亚：我是从赵先生手下的技师郭天平
那里得知赵先生生病的消息的，当时我很担心和着急，想着一定要去看望赵先生。赵先生对我很好，我不能忘恩。赵先生得的是一种心血管疾病，恰巧我舅舅是河北省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我就带着我舅舅去北京给赵先生看病。到了北京以后，我们在北京医院的 18 楼见到了赵先生，经我舅舅诊断，赵先生当时身体问题不大，舅舅就跟他说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他很高兴我能去看他，带着我们去他家里参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住在干面胡同社科院家属楼 407 房。我们在他家聊了几个小时，还在他家里吃了顿饭。赵先生送了我一本书，就是他主编的《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
，我到现在还珍藏着这本书。我们要走的时候，赵先生特别想跟我们拍个合影，可是赵先生家旁边没有照相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就没拍成，真的很遗憾。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赵先生，此后再也未能见面。
采访者：赵先生去世之后，您一直很怀念他，听说当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建成之后，您每年清明都会去赵先生的铜像前祭拜他，是这样吗？
郭振亚：哦，是的。博物馆的第五展厅有赵芝荃先生的铜像，就像赵先生还在二里头遗址。赵先生的亲人在北京和国外，没办法来这里看他，我也是赵先生的亲人，我有责任在清明节这一天去祭拜一下先生，这是我作为晚辈应该做的。我还动员了和赵先生相识的几个村民，我们一起去博物馆祭拜。祭拜的时候，我让村里的两个小孩站在赵先生铜像两侧，手上拿着赵先生的著作和赵先生写给我的信，然后我们村民一起在赵先生的铜像前鞠躬致敬。一些来参观的高中生和博物馆工作人员都被我们的行为感动了，也跟着我们一起祭拜赵先生，场面很感人。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去祭拜赵先生。
采访者：确实很让人动情，我们应该向您学习。下面我们来谈谈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二任队长郑光先生吧。在您的印象中，郑光先生是怎样的人？
郭振亚：郑光先生是四川人，是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
先生的研究生，和夏商周考古之父邹衡
先生是师兄弟。郑先生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考古所，然后就到了二里头遗址，当时他是赵芝荃先生手下的兵。郑先生也非常敬业，为了工作和学习几乎忘我了。有一年腊月，天气非常寒冷，郑先生就在屋里弄了个煤球炉子取暖。一天晚上外面刮大风，直接把原本通过烟囱排往室外的煤气吹回了室内，郑先生看书学习太痴迷完全没有察觉，不久就煤气中毒倒在了地上。幸亏做饭的老师傅发现得早，把他送到医院，这样才救了他。在我个人看来，郑先生学问很大，也有一些书生意气，他从来不奉承人、吹捧人。他和地方上的老百姓交流很少，在二里头工作的时候总是我行我素。
采访者：听说郑先生当年也送给您一本书，让您很感动。这件事的原委您还记得吗？
郭振亚：是的。郑先生迄今就出了那一本书，叫《二里头陶器集粹》
，定价 800 元，在那个年代算是天价了。有一天，我来二里头工作队，看到郑先生桌上有这一本书，我就问郑先生能不能送我一本，郑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没有给我，我也就没有强求了。第二天早上，队里的技师王法成突然来找我，送来了那本《二里头陶器集粹》，说是郑先生嘱咐他来送的。我打开一看，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送给圪当头郭振亚先生”。我当时很感动，郑先生居然把他的著作真的送给了我一个普通村民。后来我听说这本书印量很少，很多考古行内的专家都没有，我就更加感动了。
采访者：您作为一个与考古队接触比较频繁的旁观者，在您看来，郑先生与赵先生在工作特点上有什么区别吗？
郭振亚：专业方面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我知道赵先生在工作中比较灵活，很善于和村民、民工打交道，郑先生稍微差一些。
采访者：您看了这么多关于二里头文化研究方面的书，您觉得郑先生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郭振亚：郑先生挖了很多墓葬，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物就是郑先生挖出来的，比如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大玉刀。郑先生最重要的贡献还应该是在陶器的研究上。他对陶器的研究很细致，通过研究陶器给二里头文化建立了清晰的年代框架。这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采访者：我觉得您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下面您能谈谈与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许宏老师是如何相识的吗？
郭振亚：1999 年，许宏老师来到二里头考古队任第三任队长。由于他刚接触二里头遗址，要加紧补充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知识。而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者来说，郑先生的《二里头陶器集粹》是必读书，可队里恰好没有这本书。
这本书特别稀少、特别贵，当时其实是不好买的。队里的技师王法成告诉了许老师我手上有这本书。有一天晚上，许老师在王法成的陪同下来到我家，许老师当时非常客气地说：“郭先生，听说郑先生送了您一本书，能否借我看一看？”我那时正想认识一下北京来的新队长，跟着他继续学习二里头文化，立即把这本书送给了他。我们就这样建立了联系。其实，这本书对他的作用比对我的作用要大得多，我觉得送给他是应该的。许老师很重情义，一直把我送他书的事记在心里，此后他写的新书，或二里头考古队出的新书，他都会送我一本，20 多年来我一共收到了 1 米多高的书。
采访者：您觉得许老师跟二里头考古队前两任队长的相同点、不同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振亚：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对学术都非常执着，都热爱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至于不同点，首先在工作上，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就能感觉到许老师的视野更加开阔，他来了以后不是挖墓，而是要解决二里头遗址范围与布局的大问题。许老师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看得很远，后来才有了宫城、井字形大道、宫殿建筑群这些重要的发现。其次，在与村民的关系上，许老师与村民的交往更进一步。每次许老师到工地来，民工们都跟他打招呼：“许老师，回来了！”“回来了”这三个字听起来挺简单的，其实说明村民把许老师当自己人了。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许老师喜欢做公众考古，他觉得应该把二里头文化传播到我们老百姓当中去。
采访者：听说您曾经邀请过许老师到村里给村民做讲座，有这回事吗？
郭振亚：对对对，有这回事。2018 年 5 月 18 日，那天刚好是世界博物馆日，村里的几个干部就想着邀请许老师给村民们讲讲二里头遗址，让村民们了解了解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许老师非常高兴地答应了。那天下午在我们村委会的会议室里，许老师开了一场二里头遗址的主题讲座，内容非常通俗易懂。会议室 100 多个座位全部坐满了，过道、门外都站满了人。为了让外面的人也能听清楚，我们还专门架了一个喇叭。你可以想想，许老师的讲座有多么受欢迎。
采访者：圪当头村村东、村西各有一座牌坊，上面各有一副对联，据说是您请许老师撰写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郭振亚：我作为村里的一名老党员，有责任把我们脚下厚重的文化宣传给村民，所以我就请许老师写了这两副对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响应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随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建成，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有必要改善一下村里的环境，增加一点文化气息。许老师的第一副对联是“中原热土有名村村称圪当头，西地良田现宫城城为紫禁城”，横批“最早的中国”；第二副对联是“夏风商雨国史无此村不彰明，西耕东读家业有乡里得光大”，横批“安居第一都”。这两副对联非常大气，而且老百姓都能看懂，读起来有很亲切的感觉。你比如说“西地”这两个字，外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村民们都知道，“西地”就是圪当头村西边的农田，我们平时都这么叫。
采访者：我听村民说您平常会采集二里头遗址上的文物，是这样吗？
郭振亚：自从 1973 年和赵芝荃先生接触以来，我就一直对二里头文化很关注，现在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日常生产劳动时或者村民挖墓时发现一些有关二里头文化的器物，比如陶片、骨料、石器、玉器等，我都会把它们收集起来，把其中重要的交给考古队。这些年过去了，我已经给二里头考古队交了不少文物，包括花纹陶片、刻符陶片、小件玉器、石器。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再生的，需要把它们保护起来。
采访者：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修建的时候听说您捐献了一批陶片，能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吗？
郭振亚：当年修建博物馆的时候，需要在两面墙上镶嵌一些二里头遗址的陶片，好让游客们能够近距离看到二里头遗址陶片的质地与纹饰。博物馆建设方就跑到二里头考古队找许宏老师，希望能从考古队获得一些陶片。但是考古队有规矩，陶片一旦进入考古队就不允许再流出，许老师就没有答应。不过，许老师知道我收集了很多陶片，建议他们来找我。我当时没有把自己收藏的陶片给他们，而是带着他们在二里头遗址周边捡了一袋子。我觉得这也算我对二里头遗址做的另一项贡献。
采访者：私人收藏遗址出土的文物多少还是有些不合适，还是希望郭先生能把更多的文物交给考古队。
郭振亚：嗯，我是这样做的，有重要的文物我都会主动送到考古队，送给现在的赵海涛
队长。我一直坚持这样做，和赵队长的关系也很好。
采访者：我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积极宣传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您能说一说具体是怎么做的吗？
郭振亚：我曾经到二里头中学、二里头小学、洛阳回民中学、洛阳职业技术学校、翟镇镇政府给学生和党员干部们讲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我还跟许老师上过一些电视节目，比如央视四套的《读书》栏目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宣传二里头遗址。另外，我是洛阳市优秀文物保护员，我经常在和村民的交往中向他们宣传文物保护的必要性。
采访者：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相继建成，您觉得这将给当地村民带来怎样的影响？
郭振亚：博物馆和公园的建设提升了我们偃师的名气，现在“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是偃师区最耀眼的名片之一。博物馆和公园也是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大家晚上喝完汤可以去公园里散散步、跳跳舞。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建成后，村子周边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垃圾不再乱扔了。现在每年夏天来二里头，人们还会看到白鹭飞翔的美景。将来博物馆周边的配套设施肯定会越来越完善，村民们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采访者：问您一个比较学术的问题，您了解二里头遗址是否为夏都的争论吗？您怎么看？
郭振亚：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也知道争论得很激烈。我的观点和许老师一样，二里头遗址是姓夏还是姓商，都丝毫不会影响它的重要性。二里头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经证明它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它应该跟希腊、罗马的地位相等。
采访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二里头考古队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期望吗？
郭振亚：希望考古队能让文物活起来，让全世界都知道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
采访者：谢谢郭先生接受我的采访。
郭振亚：我也很荣幸。
振亚：
你们好。我是（19）54 年到洛阳，59 年入偃师，96 年离开工地，在河南共 40 余年。我的工作在偃师，事业在偃师，亲朋好友在偃师，我的心在偃师。今年元月因糖尿病住北京医院，2 月 2 日也就是春节前两天出院。3 月底因脚疾再次住院，4 月中要截肢，月底转入安贞医院。6 月底右腿血管搭桥，7 月末出院。9 月因心脏病再住北京医院，11 月底才出院。今年是我的住院年，其间思念多多，念念不忘偃师，近年来总想落叶归根，回到我的第二故乡——偃师、偃师、偃师。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你充满热情、深厚友谊的来信，如天降鸿福，久旱逢甘霖。振亚，你真是我的亲人，我似乎又回到 60 年代，回到了偃师，见到了年轻有为的郭振亚。当时我是考古队的队长，你是圪垱（当）头村最聪明的小伙子，我很喜欢你，打算把你收入考古队，成为我的徒弟。是时你有政治头脑，愿意自己闯，从来信中知道你现在已是圪垱（当）头村的头面人物，证明你的思考是正确的，我十分欣赏，完全赞同。是时你如果投入了我的“牢笼”，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成就。时间过去三四十年了，现在你完全的明白了，明白我是对你多么的器重、爱护，明白了我的心，总以晚辈的心情孝敬我。对此，我是受之无愧，心安理得，你就是我的弟子，你就是我的儿辈。振亚，60 年代你没有投入我的“牢笼”，在这世纪之交、新千年之始，自投“络（罗）网”，成为我的（侄）儿，这是老天爷的安排，我的福份（分）。振亚，现在我没病了，变成为60 年（代）的考古队队长，精神是会变成物质，十分希望继续得到你的孝心。有工夫把你的工作、家庭向我介绍一下，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偃师看见你。
振亚，原宣传部长张福禄、副部长郭绍宇是我的好朋友，博物馆馆长王竹林、文管会的主任樊有升是我的学生，考古队队长许宏也是我的学生，圪垱（当）头村、塔庄村有许多位小字辈，有郭振亚。今年我已 74 岁，古人云“落叶归根”，我是属于偃师的，因为偃师有郭振亚。振亚，（19）89 年我患脑梗，96、98 年两次心脏手术，今年 6 月右腿除血栓手术，身体已不如从前，但心态平顺，精神健康，活到 80 岁完全有把握，力争到 90 岁，但要有你的安慰、你的孝敬，我会成功的，再写文章。
我祝你新年快乐，全家幸福，事业有成，前途无量。
家中电话（010）6526 × × × ×。
（我很动情，写的很乱。）
（叔）父赵芝荃
2000 年 12 月 28 日晨 9 时
亚侄：
来件收悉。欢迎你来 407，并邀请你舅父同来作（做）客。我们一、同辈人，年岁相近；二、一个级别，都是研究员；三、他是治疗心脑血管病专家，我是心脑血管病老患者，他是我的益友良医，等待会面。
你的“全家福”不用加说明，我会认识，你（儿）子高你一头，你女儿长得很好，绕膝者是你的孙儿和孙女。你母亲不显老，你夫人长得年轻，你是一位大人物也。给你的前信曾涉及，我如家住洛阳，将视你家为第二家，每年住上一个月，分享你的天伦之乐。我喜欢这种生活，思念偃师。
2000 年我基本是在医院度过的，经过检查治疗，今年有明显好转。好转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振亚的来信，我在偃师有了寄托。缺点是体力不能持久，写字还小，有时错字。
等待和你们的会面。许宏就是去二里头。
全家好。
赵叔
2001 年 2 月 20 日
（此信背面附注：来信寄到家中，一般不去考古所。上次写信可能还在医院，当时有其心，而无力。现在有其心，也开始有力，我力无穷。）
振亚：
咱们于 4 月 27 日分手至今已三周，十分想念。您们这次来京，了却 30 年的思念，意义重大，令人兴奋。可惜来京时我还在住院，没有任何招待，心里又实在过于（意）不去，很对不住你。特别是这次来京又请来你的舅父张鸿修老大夫，与吾治病，治疗“心病”，我受益颇多，十分感动，有工夫转达我对张先生的谢意。
出院三周，现在全好，备函致意，祝你们全家好，万事如意。
赵叔
（2001 年）5 月 19 日
1959 年 5 月 16 日这一天，徐旭生先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其中日记中反映了很多信息，如人物、地名、当天的天气以及住宿地点，还有当时县政府下令停挖鱼塘、保护遗址的措施。为进一步厘清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真相，笔者将对徐先生 1959 年 5 月 16 日的日记进行解读。日记原文抄录如下：
十六日，早饭后与酉生出到文教局，与一同志同出到文化馆，见一专管文物的高同志，看本县出土文物。后由高同志陪同，全体出到南三里余的高庄，寻古亳遗址，除酉生在村中坑内得一鼎足外，余无所得（有汉代陶片）。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村，饮水（午饭在新寨吃）。后到村南里许，见前由五类分子劳动改造时所挖水塘旁边，殷代早期陶片极多。高同志由闻挖塘时发现古陶片，往视察，遂发现此遗址。塘挖未成，由县下令禁止续挖，保护遗址。村人言，此遗址很大，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村有一青年名赵法在，系高同志学生，得一石斧、一骨针、一汉代尖底罐。以前二件送本所。时已将五点，并闻雷声，北方云起，遂急归。大雨一阵，入村暂避。后太阳已出，但雨未全止，又冒小雨前行。过洛河，直到新寨，路还不难走（时雨完全停）。过新寨后，路极难走。泥黏鞋不能拔，遂脱鞋赤脚踏泥前行。本仅五六里，而天黑，泥大且滑，遂觉无限辽远！八点半到寓。
我对此日记内容的调查和解读如下：
1.“酉生”即方酉生，时任徐旭生先生的助手，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酉生因此次调查，与二里头遗址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和二里头考古队首任队长赵芝荃先生长期在二里头遗址工作，也是二里头遗址第一部发掘报告执笔者之一。赵先生曾告诉我，该报告是由他、方酉生和李经汉三人共同完成的。此外，还有一助手，名叫黄石林。因报告署名只写发掘单位，因而封面作者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而不见个人署名。
2.日记首句中的“十六日”即 1959 年 5 月 16 日。从这一天起，二里头遗址始为世人所知，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夏朝及夏文化的探索。
3.日记中所说的“高同志”，经多方调查证实，名叫高文让，云南人，那个时期他是部队转业的一位有文化的干部，被安排在地方工作，单位是文化馆（最老的公安局东邻）。根据日记中所写徐先生一行先到文教局再到文化馆，说明文化馆当时应是文教局的一个下属机构。高文让当时任文化馆馆长，他的爱人在县棉花厂工作，后高文让全家回原籍云南，具体地址不详。此情况由偃师文化馆韩文新同志的爱人提供，她当时与高文让在一个单位伙上吃饭。
4.高庄是偃师县城正南约一里地的一个村子，实际也是一处古遗址，传为高辛氏所在地。高同志把徐先生一行引领到高庄，方酉生还捡到一鼎足。这说明高文让是管文物的，他早就知道高庄是一处古遗址，然后才带领他们去的。当时像徐旭生这样的大师级人物，还是河南省人大代表到地方考察，地方官员绝不可能派一个不懂行的小兵陪同，一定是安排主管单位的领导陪同，这才符合当时的真相。偃师哪个地方有文物，哪个地方有古遗址，高文让一定是心中有数的。
5.日记中说“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并且有在二里头村饮水的记述值得考究。当时洛河以北是官道大路，一二十里，也正好到二里头渡口，因而在二里头过河的可能性极大。虽然当时沿线有新寨渡口、喂庄渡口，但根据文字所说过洛河渐见陶片，应是在二里头遗址过河到洛河以南的。
6.“午饭在新寨吃”：新寨是偃师县城以西的一个村子名称。
7.“后到村南里许，见前由五类分子劳动改造时挖的水塘旁边，殷代早期陶片极多”，经调查这个水塘是 1958 年“大跃进”时期“刮五风”的产物，名曰养鱼塘。经在本村调查，圪当头村当时的“青年队”成员郭建堂、郭才右等年轻人都参与过这一工程。与养鱼塘相邻的还有一个“万头养猪场”，这些地点实际都属于遗址的组成部分。我曾访问挖塘的当事人，他们告知，塘壁上的陶片确实很多。
8.日记有“见前由五类分子劳动改造时所挖水塘旁边”一句，其中“见前”二字，可以理解为“见到前面”，也可以理解为“以前”挖的水塘。不管怎样理解，徐旭生先生见到的一定是个没有人在现场的水塘，那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个水塘是“五类分子”挖的呢？这应该是高文让告诉他的，且徐旭生一行也是由高文让引领到这个地方的。高文让是县级主管文物部门的干部，对本地区的遗址分布状况一定做过许多工作。
9.“高同志由闻挖塘时发现古陶片，往视察，遂发现此遗址”，此句说明徐先生来偃师之前，高文让就已听说这里因挖水塘发现了古代陶片，遂前往踏查。经过向县领导汇报，才有了“塘挖未成，由县下令禁止续挖，保护遗址”。从这段日记的文字中，反映了主管文物的高同志对本职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偃师的古遗址是心中有数的。同时也说明偃师县的领导下令停挖鱼塘，文物保护意识是很强的。
10.日记中的“村人言，此遗址很大，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说明徐旭生先生当时调查了当地的老百姓，并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11.从“由闻”至“送本所”，系徐旭生先生听高文让介绍汇报当时遗址最早发现的情况。其中提到“村有一青年名赵法在，系高同志学生，得一石斧、一骨针、一汉代尖底罐。以前二件送本所”，如果高文让不介绍，徐先生是不会知道这个小青年的名字和他上交文物的事情。关于赵法在其人，我曾在圪当头、四角楼、二里头三个村调查了解赵姓人氏。我了解的都是 80 多岁以上的老人，结果查无此人，根本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我相信徐先生日记中记录的这个赵法在一定确有其人，遂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把目标锁定在遗址东邻的喂羊庄村，终于有了结果。赵法在，1941 年生，喂羊庄喂南村人，1958 年“大跃进”时期，曾在肥料厂（所谓的肥料厂，其实只是用球磨机将杂骨粉碎后生产出“肥田粉”）工作。赵法在去肥料厂工作是经喂羊庄村一个叫张永长介绍的，张当时是肥料厂的领导。那时喂羊庄村和圪当头、四角楼、二里头村都是翟镇公社下辖的行政村。肥料厂的地点就恰巧在二里头遗址 1 号宫殿西邻。后来肥料厂停办，此地又成了老拖拉机站。
这块地的归属权应为圪当头村所有。赵法在在肥料厂工作时，多数人没有文物意识。出了肥料厂的大门，前后左右随时随地都可以捡到一些古文化遗物，这也是很普遍的事情。同时肥料厂的位置和徐老见到的养鱼塘近在咫尺，仅有几十米远。赵法在完小毕业，且在村中担任过统计员，在那个年代算是有文化的青年人。因此，他捡到文物交给文化馆，应是可信的事实。我和赵法在见过三次面，此人今年 81 岁，面目白净，看上去很有知识分子的气质。遗憾的是，因 2016 年患脑梗，留下了记忆力减退的后遗症。我和赵法在先生谈话时，他还说了下面这段话：“时间长了，有些事记不清了，后来我在大口粮店工作时，灰嘴遗址需要人，把我抽去帮过忙。”这说明他对文物工作有一定认识，其水平被文物部门认可才会被抽去帮忙。由此可看出高文让向徐老汇报情况不虚，当是可信的。
12.日记的后一段很是感人，即“时已将五点，并闻雷声，北方云起，遂急归。大雨一阵，入村暂避……又冒小雨前行……过新寨后，路极难走。泥黏鞋不能拔，遂脱鞋赤脚踏泥前行”，真实记录了当时因天气变化造成的徐老一行人踏查工作的艰难和辛劳，也成为后来一代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的楷模和学习榜样。另有一点需要说明，徐老一行人去与回的路线行程，有一段是不相同的。去时在高庄顺老官道直到二里头渡口，而回来时则在塔庄村东有一斜路与老官道相交，可直接通往县城。此前凡是在塔庄过河往县城去的夹河滩的田间土路，每逢雨天，泥泞湿滑，鞋上粘泥，很难行走。因此，徐老在日记中才说“本仅五六里，而天黑，泥大且滑，遂觉无限辽远”。高文让熟悉道路情况，他不可能让徐老走到高庄再回县城，走的肯定是这条田间斜路，从“五六里”的距离上看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13.由日记最后一句“八点半到寓”可知，徐先生一行人走了 3 个多小时。此“寓”就是县委县政府的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偃师迎宾馆所在地，条件很一般。
徐旭生先生无疑是当代学术界大师级的人物，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西洋哲学史，回国后又深入学习中国古代史。他和鲁迅、李四光、刘半农等名人多有交往，又曾任北京师大首任教务长。1959 年 5 月从登封、巩县到偃师，一路进行“夏墟”调查，5 月 15 日到达偃师。像徐先生这样级别的人物，地方政府的官员应该接待安排食宿和行程的，有关职能部门也应直接照头。徐老一行是搞文物调查的，自然有主管文物的高文让馆长陪同调查，这样调查就容易多了，不走弯路。在我看来，如果徐先生不和当地取得联系，没有当地同志的帮助，他是很难找到二里头遗址的。我们偃师有一句俗语——没有家鬼引不来大仙，这便是“家鬼”引来了外边的一位“大仙”，最终才有了二里头遗址的重大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徐先生功不可没，名留青史。
而在这一重大发现的当日，徐老日记中出现的两个“小人物”，一个是高文让，一个是赵法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然而，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引见和上交文物的爱国之情，二里头遗址是很难被顺利发现的。因此，这两个“小人物”和徐先生相比，虽名不见经传，但贡献不可磨灭。
解读这篇日记的过程其实也和考古一样，我们竭尽全力地厘清当时的情境，最大限度地复原当时的真相，追溯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哪怕他是一个普通人，也要给他应有的“位置”。
2022 年 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