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 世纪上半叶，以顾颉刚
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中国古史乃是由“层累造成”的，对传说时代的诸多“史实”进行了溯源去伪。在这一思潮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首当其冲地受到了质疑，文献中关于夏代的诸多记载被“破除”，“夏史本是传说的堆积”的认识在学术界遂产生广泛影响。受此浩荡潮流的冲击，彼时鼎鼎大名的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
先生却执着地相信古代经典包含着上古中国的历史记忆，更强调要到遗址中去做发掘工作，寻出真实的证据给世人瞧瞧。为了一探夏史的虚实，徐先生重新耙梳了有关传说时代的历史文献，检索出了他所认为的“真实的历史成分”与“可靠的线索”。最终，徐先生将晋南地区的汾、浍、涑水流域与豫西地区的伊、洛、颍水流域列为夏人活动的关键区域。1959 年春季，徐先生以 70 岁的高龄踏上了寻找“夏墟”的漫漫长途。他原本计划依次调查河南、山西两地，但由于麦收季节不便工作的缘故，山西之行未启便即返京。在豫西考古调查的一个半月里，徐先生发现并考察了王城岗、石羊关、阎寨、谷水河等多处遗址，而这当中就包括后来被多数学者推定为“夏都”的二里头遗址。
当年，徐旭生先生过洛河南岸后，在二里头村南路旁断崖发现了不少灰坑，又在西喂羊庄北面的鱼池附近发现大量陶片以及其他古代遗物，于是他当即推测这一区域在古时必定是一处大都会。调查结束后他撰写并发表了《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一文，并根据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与石器，推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大约是商代早期。可以说徐旭生先生的“夏墟”调查拉开了以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帷幕，也让二里头遗址从此步入了学者与公众的视野。
在徐旭生先生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同年，另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赵芝荃
决心循着这一线索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与古史的关系。1959 年赵芝荃通过“上书”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获得了到二里头发掘的机会。当年秋天，他以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首任队长的身份开始二里头遗址的第一次田野发掘。此后的 40 年寒暑，他扎根河洛大地，以极大的热情与不畏艰苦的精神投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并穷毕生心力参与到了二里头文化来源、变革、发展以及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中。在赵芝荃的手铲下，二里头遗址这部无字天书终于开始了被释读的历程。如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已历经 60 余年，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屡屡刷新学界对于中国原史时代的认识。
二里头遗址现位于豫西洛阳盆地东部，伊、洛河交汇之处。环境考古的研究显示，距今约 4000 年前后，这一区域曾发生了大洪水事件。彼时的二里头遗址周边似一片汪洋大海，只有部分二级阶地似零星的岛屿突兀于水面之上。到了距今 3700 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洪水退却，二里头遗址所在区域形成了广阔平坦的泛滥平原，洪水留下的淤土堆积为二里头先民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在二里头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期内，二里头遗址北部为统一的冲积平原，南部紧临古伊洛河，而不是如今两河相夹的封闭状况。遗址四周地势十分平坦，又有充足的水资源，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二里头先民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开来。
二里头遗址（文化）在其 200 余年的时间内创造了众多“中国之最”，包括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与祭祀区、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青铜兵器群等。这些中国之最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都城规划、宫殿布局、建筑结构、祭祀程序、礼制传统、政治理念以及手工业科技，也深刻影响着今日中国的政治文化，对于二里头遗址（文化）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
1960 年二里头工作队在遗址中部进行钻探，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座面积达 1 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随即考古队员对这片夯土进行了发掘，但由于夯土面积巨大，当时只对基址的部分区域进行了解剖式发掘，借以管中窥豹。结合钻探与发掘成果，发掘者估计这片夯土台基东西、南北长各约 100 米，整体呈凸字形，并大胆推测这是一处宫殿基址。此后，经过队员的持续发掘，终于在 1973 年近乎完整地将之揭露。这便是二里头遗址宫城的 1 号宫殿基址，它整体呈长方形，只东北部凹进去一角，它的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基址是由四周廊庑和围墙、主体殿堂、宽阔的庭院、东厨和正门门塾等多个单元组成的四合院式建筑，结构复杂，布局谨严，主次分明。由于 1 号宫殿基址面积巨大，宽阔的庭院能够容纳上万人的集会，正门是一座高大的、带有门塾的穿堂式大门，因此考古学家推测 1 号基址可能是举行祭祀的仪式性建筑或是发布政令的“外朝”。1 号宫殿基址的体量与布局都是前所未见的，它的横空出世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中国城市建筑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由此拉开了二里头都邑宫殿建筑群探索的序幕。
在 1 号宫殿基址发现之后，考古队又在 1977—1978 年间揭露了 1 号宫殿基址东北 150米处的 2 号宫殿基址，年代与 1 号基址几乎同时。2 号宫殿基址夯土台基呈长方形，面积4000 余平方米，规模虽不及 1 号宫殿基址的一半，但规整异常，注重对称布局。基址东、西、北三面建有夯土围墙，东、南、西三面同样有回廊、主体殿堂，庭院以南的门道由北至南依次排列。从 2 号宫殿基址的布局以及殿旁可能与祭祀相关的遗迹来看，学者们推测它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
1、2 号宫殿基址确认后，考古队又陆续发掘了与之相关的 7—9 号基址、2 号墙以及4、6、11—12 号基址。1 号宫殿基址与 7—9 号基址、2 号墙共同构成了二里头都邑宫城的西部建筑群，2 号宫殿基址与 4、6、11—12 号基址构成了宫城的东部建筑群。7 号基址位于 1 号基址正南方，1 号基址主殿、南大门与 7 号基址基本处于同一中轴线上。4 号基址位于 2 号基址正南端，与 2 号基址的主殿、南大门也基本处于同一中轴线上。以 1、2 号基址为核心的两大建筑群总体年代均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对后世王朝宫殿布局形态影响深远。
近年，在宫殿区东部建筑群又发现了时代早于 1、2 号基址的 3 号与 5 号基址。它们的发现证明二里头文化二期时的都城已经有了重大发展，王朝统治的气象已经凸显。3 号与 5号基址均为外围无墙、多进院落、院落内有贵族墓葬的宫殿建筑结构，它们将中国多进院落式宫殿建筑的历史推到 3700 年前。除了宫殿建筑文明史上的地位，3 号与 5 号建筑基址的建筑结构与四周修有墙垣、主殿居中、四合院式的 1、2 号基址迥然有别，暗示着二里头王朝统治阶层的规划理念、礼制观念或控制模式在二、三期之间发生了重大变革。
除了宫殿类建筑的发现，早在二里头遗址最初发掘时，发掘者就已经意识到了遗址内应当存在铸铜、制骨、制陶、纺织等手工业作坊，但当时仅发现几座陶窑和一处制骨作坊，未发现其他生产地点。直到 2003—2004 年在对宫城城墙、宫城外围道路进行发掘时，意外在宫城南墙外的另外一条东西向墙垣内发现了一个包含数千块绿松石料的灰坑，发掘者当即推测这一区域可能存在绿松石加工作坊。由于这一重要发现的推动，二里头工作队加快了对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探索，20 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一处围垣手工作坊区以及多处手工业生产地点，获得大量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物质遗存。在围垣作坊区的南部和东北部分别发掘出了铸铜作坊与绿松石器作坊，与两者直接相关的原材料、加工工具、生产设施、半成品、成品、废料等均有发现，产业操作链基本完整。二里头遗址的制骨作坊目前发现了两处，1 号制骨作坊的具体位置在宫殿区东部 4 号基址南侧，2 号制骨作坊位于遗址Ⅵ区的祭祀区附近，两作坊内发现的大量骨料、骨器、砺石等制骨遗存以及加工场所、水井、灰坑等生产性遗迹，证明了二里头遗址骨器产业的发达。最近，又分别在Ⅸ区与Ⅻ区发现了大量与陶器生产有关的遗存，包括泥料、陶坯、烧流陶片、炉渣等遗物，取土坑、陶窑、水井、生产垃圾堆放场等遗迹。这一系列发现，填补了二里头遗址陶器生产业的空白，使都邑内的手工业体系更加完整。除手工业作坊外，二里头遗址内的其他区域还发现了多处手工生产加工地点，包括宫殿区东部、南部和西部的 5 处骨器加工地点、4 号基址东部及东南的绿松石加工地点等。这些手工业作坊与加工地点的发现向我们直观展示了二里头遗址手工业的庞大与兴盛，它们是二里头王朝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的建筑基址布局严谨、主次分明，结构复杂但却中轴对称，它们形成的宫室制度是二里头贵族们强大号召力与控制力的表现，更是贵族们强化地位、塑造身份、构建阶级秩序极为重要的手段。而在宫殿之外，道路与城墙网络形成的网格将二里头遗址分为不同的功能区，目前可见祭祀区、作坊区、贵族聚居区、墓葬区。如此合理且秩序井然的规划显示了二里头遗址强烈的都市属性，尤其作坊区位于宫殿区正南部、两者共用一条中轴线的设置更表明了，王室贵族对于经济基础与“尖端技术”的严格管控。
如果说一座座宫殿、一个个手工业作坊是二里头都邑的器官，那么道路与城垣网则是其骨骼框架，它们也是二里头都邑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引领风气之先且影响深远。20 世纪 70 年代，考古队员在勘探 2 号宫殿基址时，在其东侧发现了一条南北向的大路，当时已追探 200 余米，但因麦田灌溉而中止。20 多年后，当第三任考古队长许宏
在翻检这些发黄的勘探资料时，发现了这一信息，当即兴奋不已。于是，新世纪伊始的 2003 年，许宏便带着考古队员循着这一重要线索继续追探当年的大路，最终确认了这条大路的长度在700 米以上。不久之后，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又在考古队的探铲下一跃而出，且跟宫殿东侧的南北向大道垂直交叉。就这样，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的“十字路口”重见天日。
几乎在同一时期，在“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不应是开放的，一般都带有防御设施，形成封闭的空间”这一信念与思路的引导下，考古队员开始尝试寻找二里头都邑的宫城。经过反复分析后，队员们发现 2 号宫殿基址的东墙外侧紧临南北向大道，大道外仅可见中小型建筑，那么 2 号宫殿的东墙与东侧大道极有可能是宫城的边界。于是，通过系统勘探与局部发掘相结合，队员们发现 2 号宫殿的东墙果然向南北笔直地延伸过去，它的东墙便是利用了宫城东墙。在这一收获的基础上，队员们一鼓作气，对宫城周边进行了持续勘探与发掘。终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保存完好的二里头都邑宫城东北角被完整揭露，与宫城东墙、北墙基本平行的西墙与南墙也陆续被发现，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就此被写入了史册。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系统与宫城有着明确的规划性，这是中国古代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就当前的认识而言，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被考古所实证的、具有明确规划性质的都城，中国延续数千年的都城营建制度正是发端于此。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二里头遗址最新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再一次刷新我们的认知。宫城外围主干道西南路口在考古队员的手铲下赫然显露，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均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宫城西侧南北向道路则向北延伸。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角、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均已被明确，祭祀区以西区域揭露出了南墙与东墙，作坊区围墙的西北角、东侧与北侧围墙也已被发现。上述发现表明二里头遗址总体上应是由道路与城垣组成的、严格规整的“多网格式布局”。这一发现必将引发我们对于中国早期国家都邑布局思想、礼制观念与统治阶层政治理念的新思考。
除了上述丰富的遗迹现象，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同样不可胜数。就种类而言，包括陶器、铜器、玉器、石器、漆器、蚌器、骨器等，而其中最具超越性的当数青铜器与玉石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以爵、斝、盉、鼎、铜牌饰、铜铃、战斧、戈、钺等为代表，组成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璧戚、玉圭、玉牙璋、玉钺、玉戈、多孔玉刀等大型片状玉器，与可能用于祭祀的柄形器，共同构成了二里头文化玉质礼器群。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器达到了史前绿松石器制作技术的巅峰，是二里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器物。绿松石串珠饰品、绿松石耳饰、绿松石龙、绿松石铜牌饰精美绝伦，尤其后两者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二里头文化最高等级神灵的本来面貌。
青铜礼乐器是商周王朝青铜文明的核心要素，是王国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物化表现。在二里头遗址各类铜器中，铜容器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铜爵、角、斝、盉、鼎等无一不是二里头先民在模仿陶器基础上的创新之举，标志着青铜铸造技术实现了由早先的简单双面范技术到复合范技术的转变。这些铜容器几乎都出土于墓葬，除鼎之外，其余均属酒器范畴，表明商王朝时期以酒礼器为核心的丧葬礼制正是发源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此外，需要提及的是，1987 年V区的一座墓葬被盗，据现场目击者回忆，被盗器物中有一件器形类似铜觚，但已无法追回。商代早期，墓葬中铜觚、铜爵配比的制度已经基本形成，规格较高的墓葬往往随葬的套数更多。晚商时期，铜觚、铜爵已经完全成为墓葬中相匹配的铜礼器，进而形成了一直沿用至晚商晚期的可以标志等级身份的觚、爵配比制度。如若目击者所言属实，那么铜觚、铜爵配比的礼器制度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形成。著名汉学家艾兰
早已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无论是礼器还是礼仪都是一脉相承的，二里头文化无疑是中国青铜礼乐文明的源头。
除青铜礼乐器外，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众多玉礼器也是其礼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洛阳盆地地区，在之前的龙山时代并未有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成组大型玉礼器再次领风气之先。就目前的发现来看，玉礼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玉钺、玉璧戚、玉牙璋、玉戈、玉圭、玉刀等为代表的带刃玉礼器，另一类则是小型棒状的玉柄形器。二里头遗址的玉礼器大都出自高等级贵族墓葬，常与青铜礼器、陶礼器、漆器同出，是国家礼仪制度的物质代表。
二里头遗址的玉牙璋作为玉礼器的一种，就其形制的特殊性与影响的广泛性来看，是值得加以细说的。玉牙璋的造型较为复杂，器体窄长而似戈，前端有内凹的锋刃，有时锋刃呈叉形，后端的柄部似戈之内，两侧有阑部及扉齿装饰。据考古学家研究，玉牙璋最早出现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文化中，在陕北地区的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中也有发现。然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牙璋在装饰上较龙山时代的同类器更加繁缛，体形巨大，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是不辩自明的。著名玉器考古专家邓聪
通过对玉牙璋器型、局部特征、装饰及其出土背景进行研究，对二里头文化玉牙璋的波及与影响范围进行勾勒，发现二里头文化的玉牙璋影响遍及中国南方——四川金沙、香港大湾、虎林山等遗址中出土的玉璋均是二里头玉牙璋的复制，其分布范围更远可达越南红河流域。考古学家许宏曾指出：“如果把这些相距甚远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看，可知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应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二里头玉牙璋扩散与影响的范围之大，是二里头王国礼制成熟的表现，是东亚地区国家政治制度形成的标志。
绿松石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便已出现，但直到仰韶文化中期，大都是以简单的挂坠为主要器类。龙山文化时期，组合绿松石头饰和嵌片腕饰开始盛行，但总体数量并不多。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器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器形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器物的功用与内涵也愈发深奥莫测。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牌饰无疑又是各类绿松石制品中最璀璨夺目的器物，它们所使用的镶嵌和粘贴技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达形式，达到了一种类似马赛克的效果。其制作流程复杂，包括“设计放样、选石配色、核查制形、拼花嵌贴”等多个步骤，绿松石牌饰制作底托时还使用“高、精、尖”的青铜冶铸技术。绿松石矿料分布地点较远，开采不易，鄂、豫、陕交界处的云盖寺矿点，洛南河口矿点都曾是二里头人开采的对象。目前学界基本认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与绿松石牌饰在二里头贵族心目中占据着崇高地位，其所承载的图像必然是二里头先民最为珍视的神灵，可谓“技为神作”。
绿松石龙形器身长约 65 厘米，全器由 2000 多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 0.2—0.9 厘米，厚度仅 0.1 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头隆起于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微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梭形眼，轮廓线富于动感，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尾尖内蜷，若游动状，跃然欲生。距绿松石龙尾端 3 厘米余，还有一件由几何形和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组合而成的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推测与龙身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原应为一体。绿松石原来应是粘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无存。这一绿松石龙形器体量之大、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为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所罕见。二里头遗址处于天下之中、有最早中国之称的洛阳盆地，因此绿松石龙形器被称为“中国龙”。
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上邦国林立，呈现满天星斗的态势。在长江下游，良渚古城遗址以统一的宗教信仰、强大的经济基础为依托，成为整个良渚文化区的核心。在长江中游，石家河遗址群的核心面积超 120 万平方米，拥有城墙、环壕，出现了功能区的划分，是该区域复杂社会的代表。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范围内，多个地区石城林立，暗示着不同的族群之间存在剧烈冲突。区域系统调查显示，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半岛东南部存在两城镇与尧王城两个统治策略不同的政体。然而，到了距今 4000—3800 年的龙山时代晚期，中华大地开始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全新态势，以晋南的陶寺遗址与陕北的石峁遗址为典型代表。而到了距今 3800 年的龙山最晚阶段，之前的各区域文明中心相继衰落，二里头遗址在中原地区社会动荡、暴力频繁的背景下异军突起，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与自我创新的基础上，借助“怀柔万邦”的统治策略，成为东亚大陆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从宏观聚落形态上来看，二里头文化的近 800 余处聚落中，面积超过 300 万平方米的仅有二里头遗址，其余包括有数十万至百余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10 万至 30 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聚落以及众多基层聚落。其中的区域中心多有城墙、夯土建筑及高等级墓葬，它们承担着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的重要功能。次级中心聚落多处交通要道周边，起到了直接管理基层聚落的作用以及为二里头都邑提供特定手工产品的经济功能，如偃师灰嘴是一处石器生产中心，主要生产石铲，登封南洼是制作白陶的地点之一。此外，二里头王国可能为了获取食盐、铸铜和制造绿松石器的原料等自然资源，向西北、西部和南部扩张，在其周边地区设立军事据点。这些军事据点包括中条山的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南关、淅川下王岗和秦岭山区的商洛东龙山等。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正如许宏所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正处于华夏文明从多元到一体格局初步形成的重要节点上……只有到了此时（二里头文化时期），地处中原腹地的洛阳—郑州地区才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中原中心最终形成。”
二里头遗址经过 65 年的持续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有诸多“中国之最”，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行文至此，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规模宏大的宫室建筑、井然有序的城垣道路、前所未见的青铜容器、巧夺天工的玉石器，确实一次又一次让我们兴奋，让我们震撼，但这背后似乎缺了些什么。倘若沉下心来思索，或许你我都会发现问题所在——物虽万千，人在何处？几十年来，我们对那些埋在黄土之下的器物给予了太多的关注，而那些陪伴这些器物出土的人却不经意间被忽略，难以留下寥寥数笔。即使如赵芝荃、郑光
先生这样的考古学大家，也只是在考古学界留下了些许印记，更遑论那些亲手剔出器物的考古技师，掀开厚重黄土的考古民工，守望保护遗址的普通村民，奔波文保一线的文物干部，因热爱而无偿奉献的博物馆志愿者，从各地奔赴而来、青春飞扬的实习学生……他们默默无闻，是大众眼中的普通人。然而，在二里头学习的日子，恰恰是这些平凡的人带给我最多的感动，如同那些考古发现一样，熠熠生辉。这本书要记录的便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想要达到的期愿，是尽可能还原一个完整的考古群像。
书中的“非著名”考古人在各种机缘下与二里头相遇，在考古工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考古工作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凡此种种自然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然而，他们的人生又不仅仅只有考古，他们有自己的少年理想，也有自己的人生无奈。因此，在这本访谈录里，我们也想夹带这些“私货”，那是关于考古之外的芸芸众生相。如果读者诸君在阅读这本小书时，既对二里头遗址及其所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文明产生了新的兴趣，又能为书中的人物所打动、所激励、所抚慰，那将是令我们无比欣慰的事。
2024 年 1 月 5 日于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