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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九月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冬十月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馀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许。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上厉精求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徵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向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馀人而已，其馀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上召傅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上尝谓奕曰：“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何独不悟其理？”对曰：“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辅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上颇然之。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太宗贞观元年春正月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案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就司检校。”上以问封德彝，对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搜擿疵颣，太为烦碎。”淹默然。上问淹：“何故不复论执？”对曰：“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上悦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闰三月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
夏五月，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六月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瑀谢不及。
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议。
秋九月辛酉，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豫朝政。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淹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上问其行能，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日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
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但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祐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祐为侍御史。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
二年春正月，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閤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其馀何用哉？”
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颎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颎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夏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物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夫礼乐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而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虽《韶》《夏》《濩》《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馀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六月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言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绢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秋七月，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九月，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上问王珪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二月壬午，以黄门侍郎王珪为守侍中。上尝闲居，与珪语，有美人侍侧，上指示珪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还其亲族。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珪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珪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玄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冬十二月乙酉，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房玄龄、王珪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谏曰：“玄龄、珪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
四年春二月，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珪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
三月甲申，蔡成公杜如晦薨。
夏六月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臣见隋氏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铁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铁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则其馀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秋七月乙丑，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冬十二月，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五年秋九月，上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以“乱离甫尔，百姓凋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琎修洛阳宫，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怒，遽命毁之，免琎官。
初，上令群臣议封建，魏徵议以为：“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运祚修短，定命自天。尧、舜大圣，守之而不能固；汉、魏微贱，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勋戚子孙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后，将骄淫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使各守其境，协力同心，足扶京室。为置官寮，皆省司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贡礼仪，具为条式。一定此制，万代无虞。”十一月丙辰，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无或黜免，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
冬十二月，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狱，唯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乎？”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
上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康国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上尝与侍臣论狱，魏徵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馀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馀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上曰：“此岂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六年春正月，文武官请封禅，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群臣犹请之不已，上亦欲从之，魏徵独以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国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谷未丰邪？”曰：“丰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则何为不可封禅？”对曰：“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赉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
三月，长乐公主将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谏曰：“昔汉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阳。今资送公主，倍于长主，得无异于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叹曰：“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也。”因请遣中使赍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徵，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秋七月辛未，宴三品已上于丹霄殿。上从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炀帝威加夷、夏，颉利跨有北荒，统叶护雄据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与公等所亲见，勿矜强盛以自满也！”
闰月乙卯，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徵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徵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戊辰，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上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癸丑，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徵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
上谓侍臣曰：“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事小，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关龙逄忠谏而死，朕每痛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为公辈念关龙逄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七年冬十二月，上问魏徵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怫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八年冬十二月，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徵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复敢言？”乃赐绢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上乃更加优赐，拜监察御史。
九年春三月，上谓魏徵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啖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对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
十年秋八月丙子，上谓群臣曰：“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
冬十二月，魏王泰有宠于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轻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让之曰：“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颠踬，彼岂非天子儿邪？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乎！”房玄龄等皆惶惧流汗拜谢。魏徵独正色曰：“臣窃计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上悦曰：“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徵言，方知理屈。人主发言何得容易乎？”
上曰：“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十一年春正月，上作飞山宫。庚子，特进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二月，上至显仁宫，官吏以阙储偫，有被谴者。魏徵谏曰：“陛下以储偫谴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奈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犹嫌不足乎？”
三月庚子，上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秋七月，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馀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馀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向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旦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馀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馀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冬十月，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十二年春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丙子，以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秋九月甲寅，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傥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忧虞，如置汤火。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
夏五月，旱。甲寅，诏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上深加奖叹，云：“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仍赐徵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冬十一月戊辰，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十四年冬十二月，魏徵上疏，以为：“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陛下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上纳之。
上谓侍臣曰：“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魏徵对曰：“臣闻战胜易，守胜难，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
右庶子张玄素少为刑部令史，上尝对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时何官？”对曰：“流外。”又问：“何曹？”玄素耻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玄素虽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赞皇储，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伏节死义乎？”上曰：“朕亦悔此问，卿疏深会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孙伏伽与玄素在隋皆为令史，伏伽或于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言事者多请上亲览表奏，以防壅蔽。上以问魏徵，对曰：“斯人不知大体，必使陛下一一亲之，岂惟朝堂，州县之事亦当亲之矣。”
十五年秋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冬十二月，上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对曰：“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是以禹拜昌言，良为此也。”
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皆无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上甚愧之。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秋七月戊午，以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特进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然，渐不可长。”又言：“陛下临朝，尝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徵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谢，上手诏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
冬十一月壬申，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高祖之入关也，隋武勇郎将冯翊党仁弘将兵二千馀人归高祖于蒲坂，从平京城，寻除陕州总管，大军东讨，仁弘转饷不绝，历南宁、戎、广州都督。仁弘有才略，所至著声迹，上甚器之。然性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馀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就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于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
上问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徵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上曰：“齐文宣得杨遵彦，非君乱而臣治乎？”对曰：“彼才能救亡耳，乌足为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文贞公魏徵薨。上思徵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二月壬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馀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时皇子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为：“汉宣帝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从政，不若或留京师，教以经术，俟其长而遣之。”上以为然。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谓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辞，直书其事。
十八年夏四月，上谓侍臣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长孙无忌等皆曰：“陛下无失。”刘洎曰：“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皆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恐非所以广言路。”马周曰：“陛下比来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见其失。”上皆纳之。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较然可知矣。”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秋八月壬子，上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九月，以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二十年秋九月，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瑀，性狷介，与同僚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瑀内不自得，既数忤旨，上亦衔之，但以其忠言居多，未忍废也。
上尝谓张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请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门，今不违公意。”瑀须臾复进曰：“臣适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对群臣发言反覆，尤不能平，会称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见。上知瑀意终怏怏，冬十月，手诏数其罪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自请出家，寻复违异。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扆之所。乖栋梁之体，岂具瞻之量乎？朕隐忍至今，瑀全无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冬十二月，房玄龄尝以微谴归第，褚遂良上疏，以为：“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绅同尤，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当讽谕使之致仕，退之以礼，不可以浅鲜之过，弃数十年之勋旧。”上遽召出之。顷之，玄龄复避位还家。久之，上幸芙蓉园，玄龄敕子弟汛扫门庭，曰：“乘舆且至！”有顷，上果幸其第，因载玄龄还宫。
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帅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各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
秋八月己丑，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点日，何损于明！”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违，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秋七月，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疾笃，上征赴玉华宫，肩舆入殿，至御座侧乃下，相对流涕，因留宫下，闻其小愈则喜形于色；加剧则忧悴。玄龄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馀责。”乃上表谏。 语见《唐平辽东》 。
玄龄子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上谓公主曰：“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癸卯，薨。
柳芳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秋季八月甲子（初九），太宗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九月己酉（二十四日）这天，太宗当面议定勋臣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命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公布，并且对大家说：“我分级授予你们的勋爵赏赐，或许有不当之处，各自应当申明。”于是众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举兵，首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门捉刀弄笔，功赏却在我之上，我私下不服。”太宗说：“义旗初举时，叔父虽然首先应和举兵，也是自谋摆脱灾祸。待到窦建德侵吞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纠集馀部再起时，叔父望风而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之中，坐安社稷，论功行赏，本应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皇家至亲，我对你没有什么吝啬，但也不可以徇私情与有功之臣等同封赏。”众将相互议论说：“陛下最公正，虽对淮安王也不徇私情，我们哪敢不安其分呢？”于是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经说过：“秦王府的旧僚属没有升官的，都怨叹说：‘我们侍奉左右有许多年了，现在拜官封爵，反而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只有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归服。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取之于民。所以设官吏定职守，是为了老百姓，应当选贤用能，怎么能以新人、旧人为选拔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旧人不肖，怎么可以舍弃新人而择取旧人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直言嗟叹，这难道是为政之体吗？”
冬季十月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上奏声称：“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给予绢帛一匹。”太宗说：“我用诚信统驭天下，不想徒有体恤百姓的名声而无其实，每户人数有多有少，怎么能赏赐都一样呢？”于是按人口多少作为赏赐的标准。
当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皇帝的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还是小孩子都封为王，多达数十人。太宗从容地问群臣：“遍封宗室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从前只有皇帝的儿子和兄弟才封王，其馀的没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皇亲九族，大量分封宗室，自从两汉以来没有如此众多的。既尊崇爵命，又多赐奴仆，恐怕不是示天下以至公的做法。”太宗说：“你说得对。我做天子，是为了让百姓生活好，怎么可以加重百姓的负担，来供养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诏令将宗室的郡王一律降为县公，只有有功的几个不降。
丙午（二十一日），太宗和群臣讨论抑止盗贼的问题。有人请求用严厉的处罚加以禁止，太宗讥笑说：“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又贪得无厌，百姓身受饥寒，就无暇顾及廉耻了。我应当要戒除奢侈，节省费用，轻徭薄赋，选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富裕，衣食有馀，他们就自然不会去做盗贼了，哪里需要严厉的处罚呢？”从此数年以后，国内安定，路不拾遗，大门都不需关闭，商人可以在野外露宿。太宗又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附于国家，国家依附于百姓。搜刮百姓的钱财去供奉君主，就好像割自己身上的肉去填饱自己的肚子，肚子虽然填饱了，身体也就倒毙了；君主搜刮民财，虽然富有，而国家却衰亡了。所以，君主的祸害不是来自外面，常常是由自己造成的。大凡君主的欲望多，花费的钱财就越多，花费一多就要加重赋税，赋税一重，百姓就产生愁苦，百姓愁苦，国家就危险，国家危险，君主也就地位不保了。我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私欲。”
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民发生反叛，请求发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靠山林的阻隔，时常出去做些鼠窃之事，那是他们平常的习俗。州牧官吏若能用恩惠和信义安抚他们，他们自然相率归服，怎么可以轻用武力。把百姓当禽兽，作为渔猎的对象，这难道是为民父母的本意吗？”最终没有准许这样做。
太宗对裴寂说：“近来上书议论国事的很多，我把那些奏章都粘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出入时观看。我常思考治国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就寝。你们也应当恪于职守，不辜负我的心意。”
太宗励精图治，多次引领魏徵进入他的卧室，向他询问为政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都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发兵员，封德彝上奏说：“中男虽然不满十八岁，其身体强壮的也可以一并征发。”太宗同意这样做。可是，敕令传出，魏徵坚定地认为不应该这样，不肯签署，如此往返四次。太宗大怒，把他召进宫来责备道：“中男当中身体强壮的，都是奸猾之人谎报年龄，来逃避徭役的，征发他们有什么害处呢，你为什么固执己见到这个地步？”魏徵回答说：“统率军队在于道义，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道义来统率，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的人以充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我以诚信治理天下，想使百姓都没有欺诈行为’，如今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我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库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催征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府库的物品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两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一年徭役。’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执行。’等到归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开始征调，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心。如今是既征收租调，又征发兵员，怎么能说从下一年开始执行呢？况且与陛下一同治理天下的是州县官吏，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征发兵员，却又怀疑他们奸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我认为你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怎么能治理得好呢？我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发中男，并且赐给魏徵一个金瓮。
太宗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名声很大，便召见他，问以为政之道，他回答说：“隋朝皇帝喜欢自作主张，独自处理日常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恐惧，只知道秉承皇帝旨意加以执行罢了，没有人敢违命不遵。凭借一个人的智能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而臣下谄媚，皇帝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职其事，自己拱手安坐，清和静穆，据其成败得失而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怕治理不好吗？而且，我观察隋末动乱时，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馀的都是只想保全宗族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来归附他。由此可知百姓很少制造天下大乱的，只是君主没能让他们安定啊。”太宗欣赏他的言论，便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而现在入直中书省的张蕴古，向太宗呈献一篇《大宝箴》，其大略意思说：“圣人上承天命，拯溺救难，所以靠一人治理天下，而不能拿天下专奉一人。”又说：“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供帝王居住的不过容膝之地；可是昏庸的君主不明白这一点，还把宫殿修得跟瑶池琼台一样。君主用膳席前列八珍，所吃的不过是合口味的几口；因为纵情任性，便使糟成丘，酒成池。”还说道：“不要无声无息而糊涂，不要斤斤计较而明察，虽然冕旒垂于眼前也要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黈纩挡耳也要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束帛，任为大理丞。
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之前所奏太白出现在秦地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让我遭殃。不过以后凡有天象变化，你要一如既往尽言不讳，不要以前事为戒。”太宗还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其玄妙可以师法，你为什么不明悟其中的道理呢？”傅奕回答道：“佛是胡族中凶悍而狡猾的人欺言诳世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僻之人，择取老、庄玄谈理论，修饰以妖幻之语，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学它。”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
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司门令史收受了一匹绢，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把贿赂送去使他接受，这是故意使他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所谓的‘用道德加以诱导，用礼教加以整顿吧’。”太宗听了很高兴，便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告诉他们说：“裴矩能够胜任其职，当面谏诤，不一味顺从我，假如每件事都能这样，还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吗？”
北宋史臣司马光评论说：古人说过：“君主贤明臣下就正直。”裴矩在隋朝是个佞臣而在唐朝却是忠臣，这不是他的品性有了变化。君主讨厌别人揭他的短处，这样，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奸佞了；君主若乐意听到直言劝谏，那么奸佞又转化为忠诚了。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像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春季正月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阵乐》，太宗对大家说：“我从前曾受命专事征伐隋朝和各方割据势力，民间于是流传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尔雅，然而建国的功业却是由此而成的，所以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力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能比拟的。”太宗说：“平乱建国应用武力，守成就依赖文德，文武的妙用，全在于因时制宜。你说文德不及武功，这话过分了！”封德彝顿首谢罪。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而且耿直，将他提升为大理寺少卿。太宗鉴于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下令让他们自首，不自首的查出以后要处以死刑。没过多久，有假冒的被发觉了，太宗想要处死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执守法律，而使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说：“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令则是国家向天下昭示威信的。陛下愤恨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既知其不可行，又以法令为裁断，这是忍小忿而存大信于天下。”太宗说：“你能如此执法，我还愁什么呢？”戴胄多次冒犯太宗而执法，奏对时言如涌泉，太宗都能依从他，所以国内没有冤狱。
太宗命封德彝举荐贤才，很长时间没有举荐一人。太宗质问他原因，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奇才罢了！”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达到大治的时代，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借来了人才吗？应该怪自己不会识别人才，怎么能诋毁整个一代人呢？”封德彝羞愧地退了下去。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说：“各部门的文件卷宗恐有延误遗漏，请求下令让御史们到各部门去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他回答说：“设官分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过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去挑剔毛病，吹毛求疵，实在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再争辩呢？”杜淹说：“国家事务，应当做到最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的话很是得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后，太宗说：“顺德果能有益于国家，我和他可以共享府库资财，何至于如此贪图财利呢？”可是仍念他有功于国家，不予惩罚，反而在殿上赐给他绢帛数十匹。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顺德枉法受财，犯下的罪行不可赦免，为什么还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他如果有人性的话，得到我赐给绢帛的羞辱，远远超过受刑罚。如果不知道羞愧，只不过是个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什么益处呢。”
闰三月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近来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弓箭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都是邪的，弓虽然很硬而射出的箭都不直。’我才开始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楚。我用弓箭等武力手段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更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么能全部知道呢？”于是下令让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到中书省衙署值班，多次召见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和政治得失。
夏季五月，有人上书请求除去佞臣，太宗问：“谁是佞臣？”回答说：“我身居草泽，不能确知谁是佞臣，请陛下向群臣明言，或者假装发怒加以试探。凡是坚持真理、不屈服的，便是直臣；畏惧威势顺从旨意的，便是佞臣。”太宗说：“君主好比水的源头，大臣是水的支流。若让源头的水混浊，而想得到清澈的支流，是不可能的。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我正以至诚之道治理天下，看到前代帝王好用权谋小计去对待臣下，常常感到很可耻。你的建议虽好，但我不能采用。”
六月戊申（二十八日），太宗和侍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瑀说：“纣王是无道之君，武王征伐他。周朝和六国都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周、秦取天下是相同的，人心却有异。”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就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更加崇尚诈力：这就是它们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取天下或许可以通过不正当手段，守成就不可以不顺应正道呀。”萧瑀称谢不如皇帝英明。
太宗向大臣们询问享有国运长久之策。萧瑀说：“夏、商、周三代封土建国而统治时间长，秦朝专制孤立所以灭亡得快。”太宗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开始有分封诸侯的动议。
秋季九月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与朝廷大政。宰相以外官员参与政事从此开始。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的品行才能，杜淹回答说：“从前隋炀帝打算巡游江都，召问百官行留之计，邸怀道当时是吏部主事，独言不可去。我亲眼得见。”太宗问道：“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谏劝呢？”杜淹回答：“我当时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不会听从，徒然死去毫无益处。”太宗又问：“你知道炀帝不可规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既然在朝为官，又为什么不规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后来在王世充那里做官，地位尊显了，为什么也不规谏？”杜淹对答说：“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规谏，只是他不肯听从。”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能又纳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回答不上来。太宗说：“今天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规谏吗？”回答说：“甘愿冒死尽言。”太宗高兴得笑了。
冬季十二月，有人告发右丞魏徵偏袒他的亲戚，太宗派遣御史大夫温彦博按察其事，查无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徵不能留下行为的痕迹，远避嫌疑，虽然没有私心，也有可责备的地方。”太宗要他去数落魏徵，并且说：“自今以后应留下行为的痕迹。”有一天，魏徵上朝，对太宗说：“我听说君主与臣下应上下一心，以诚相待，若是上下之间仅追求留下行为的痕迹，那么国家的兴衰隆替难以预料。我不敢遵奉这个诏令。”太宗吃惊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再拜并说：“我有幸得以奉事陛下，请让我成为一个良臣，而不做忠臣。”太宗问他：“忠、良有什么区别？”魏徵回答说：“后稷、契、皋陶的时代，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谓的良臣；龙逄、比干当面与君主争论、谏议，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谓的忠臣。”太宗听了很高兴，赐给他五百匹绢。
太宗神采英俊刚毅，群臣看见他时都手足无措。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上朝奏事，都有意地做到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他曾经对公卿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必定要借助于镜子；君主想自己知道过错，必然要善待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他的臣子就阿谀逢迎，君主失去了国家，大臣岂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等人向炀帝进谄言，来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虞世基等也难免被杀。你们应以此为戒，朝廷政事有什么得失，希望不惜畅所欲言！”
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的旧兵，应全部授予武职，归入宿卫部队。太宗对他说：“我以天下为家，按才德用人，怎么能认为旧属士兵之外都没有可信用的呢？你这个想法，并不能让我的威德广布天下。”太宗对公卿说：“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是因为与民众利益攸关。秦始皇营造宫殿而民众怨恨反叛，是因为他损人利己。奇珍异宝，固然是每个人想得到的，假若放纵自己挥霍无度，则危亡马上降临。我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已经具备，有鉴于秦朝的灭亡，便停止了这项工程。亲王公卿以下的文武百姓都应该体会到我的这番深意。”从此以后二十年间，风俗变得质朴淳厚，穿着都不用锦绣，官府与百姓都很富足。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朝廷设置中书省、门下省，本是为了相互监督按察，中书省起草诏书、敕令如有差误，门下省就应当予以驳回纠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无误，舍己从人，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出现怨恨隔阂，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百姓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那时都自认为很聪明，认为祸患殃及不到自身。到天下大乱，家与国俱亡，虽然其中偶尔有人得以幸免，也要为时论所贬斥，永远不灭。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个胡族商人得到一颗美珠，用刀把自己身上剖开将美珠藏在里面，有这么回事吗？”侍臣答道：“有这么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笑这个人爱珍珠而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官吏受贿赂以身抵法和帝王追求奢华而导致国家灭亡，他们和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不同呢？”魏徵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的人非常健忘，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严重的，夏桀、商纣乃至于忘其身。’也是这样。”太宗说：“对。我和你们应该协力相辅，也许可以避免后人的耻笑。”
鄃县县令裴仁轨，私下役使看门人，太宗知道后大怒，要将他处斩。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祐进谏说：“法令，是陛下与天下百姓所共有的，不是陛下独有的。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处以极刑，我担心人们无所适从。”太宗听了很高兴，就免除了裴仁轨的死罪，又任命李乾祐为侍御史。
太宗曾经谈到关中、山东人，认为他们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奏道：“天子以四海为一家，不应当有东西差别，恐怕让人们觉得陛下心胸狭隘。”太宗很欣赏他的话，给他丰厚的赏赐。从此以后，每当朝廷有大事，常让他参预议论。
二年（628）春季正月，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前尧体恤下情，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听到有苗的恶行；舜广视广听于四方，所以共工、鲧、驩兜不能蒙蔽他。但是，秦二世偏信赵高，导致望夷宫自杀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自取困死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有彭城閤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大臣不能掩盖蒙蔽，下情得以上通。”太宗说：“非常对！”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时天下大旱，隋文帝不准许动用国家存粮赈济百姓，而是让他们到山东去自己寻找食物，这样到开皇末年，国家储积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仗国家富饶，奢侈无度，最后导致国家灭亡。所以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够了，多馀的又有什么用呢？”
二月，太宗对侍臣说：“人们都说天子至为尊贵，行事无所忌惮。我就不是这样，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意旨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说：“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领了，愿陛下能慎始慎终，那就好了。”
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为政之道最重要的莫如公正无私。以前诸葛亮把廖立、李严放逐到南夷，诸葛亮死后，廖立悲痛万分，李严伤痛而死，如果诸葛亮不是至公无私能这样吗？高颎为隋朝宰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道，隋朝的兴亡，与高颎的生死休戚攸关。我非常钦佩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夏季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用古代声韵加以考核订正，创制《唐雅乐》，总共有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问道：“礼乐是古代圣人根据人的情性而施以教化的产物，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决定？”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朝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哀思绵绵，过路人听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感动人的心灵，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就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就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于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两个曲子都还存在，我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痛吗？”右丞魏徵说：“古人云：‘礼难道仅指玉圭束帛而言吗？音乐难道仅指鼓乐铿锵而言吗？’音乐的意义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北宋史臣司马光说：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心衡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这种本领传授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只是规矩。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得其因果，但这些也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喜爱的声音。圣人步入中正的道路而喜爱和悦太平的局面，又想到与天下人共享，传之百世，于是作礼乐。所以工匠按照垂所传授的规矩去制作器物，这也是垂的功劳；君主按照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是五帝、三王治国之道的功劳。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他们的音乐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效吗？
礼乐有本质，也有外形：中正平和者为其本质，容仪声音为其外形。这二者不可偏废。先代君王谨守礼乐的本质，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过；笃行礼乐的外形，一刻也没有远离过其形体。礼乐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布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行军旅次一直到饮食起居，都循规蹈矩于礼乐。如此数十百年，然后天下大治，祥瑞降临。如果没有本质而徒有外形，一日行礼乐而百日后又舍弃，如此来求得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官，歌颂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仍不能挽救渐台被杀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仍不能消弭平阳的灾异；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审慎，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然而舜、禹、汤、周武王时的《韶》《夏》《濩》《武》四乐，均流行于当世，如果他们的德行均不足以称道，并不能感化一人，更何况普天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规矩而没有工匠、材料，徒劳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况且齐、陈淫荡昏庸之主，兴行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廷，怎么能改变其为一世哀乐的本质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他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决呢？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听得到。譬如一座山，拿来它的一土一石就不能称之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无本不立，无文不行。”为什么因为齐、陈之声同当朝不应验，就认为乐无益于治乱兴衰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便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像贞观君臣所说的，则五帝、三王所作乐均属诬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阙如”。在这点上，太宗很令人可惜呀！
六月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侍臣说：“我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他推崇尧、舜而非难桀、纣，然而他做事为什么又和他的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说：“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去接受别人的劝谏，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气力。隋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才口诵尧、舜之言，而身行桀、纣之事，又不自知，导致灭亡。”太宗说：“前世不远，这是我们的老师呀！”
京畿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来到禁苑，看见蝗虫，便捡起几只，祷告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谷子，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要吞下蝗虫，左右劝谏说：“脏东西吃了容易得病。”太宗说：“我替百姓承受灾难，回避什么疾病。”于是吞食了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灾。
太宗说：“我每次临朝听政，每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句错话，我一定要记上，这些错话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听了很高兴，赐给他绢帛二百段。
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会谈论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时，百官不能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所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军装听讲。这足以引为深刻鉴戒。我所喜好的，只是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就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秋季七月，太宗对侍臣说：“古语说道：‘宽赦对小人来说是幸事，对君子来说则是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对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我自从即位以来，不想过多地宽赦，唯恐小人有恃无恐，轻易触犯法令！”
九月，太宗说：“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必担心做不成尧、舜；百姓愁苦怨恨而多有祥瑞，也与桀、纣相差无几。后魏时，官吏焚烧连理树，煮白雉吃，连理树和白雉难道是盛世的表征吗？”丁未（初四），下诏说：“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其他诸种瑞兆，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曾有白鹊在寝殿的槐树上构巢建窝，合欢花如腰鼓状，大臣们都称贺。太宗说：“我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祥瑞在于得到贤才，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于是命令左右的人毁掉其巢窝，放白鹊到野外去。
太宗问王珪：“近世执政者越发不如古代，为什么？”回答说：“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之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认为是这样。
冬季十二月壬午（初十），任命黄门侍郎王珪为守侍中。太宗曾闲居无事，与王珪交谈，有一个美人在旁侍候，太宗指给王珪说：“这原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收纳她。”王珪离开座位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纳她为妾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杀了人而纳他妻子为妾，你怎么还要问对错？”王珪答道：“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在于喜好良言而不能采用，而桓公本人弃置讲这原因的人，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有什么两样。现在这位美人还在你身边，我觉得陛下是认为庐江王做得对。”太宗听了感到很高兴，即刻将这个女子放出宫，让她回到自己亲族那里去。
太宗让太常寺少卿祖孝孙向宫人们教授音乐，不称太宗的心意，太宗责怪他。温彦博、王珪劝谏道：“孝孙是高雅之士，如今竟让他去教授宫人，而又谴责他，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太宗大怒道：“我将你们视为心腹，应当竭尽忠直侍奉我，现在却附和下面欺罔君上，为祖孝孙游说！”彦博行礼谢罪。王珪不行礼，说：“陛下责令我竭尽忠直，现在我所说的难道有私情吗？这是陛下有负于我，并不是我有负于陛下！”太宗沉默了好久才作罢。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纳谏的确很难，我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珪，到现在还在后悔。你们不要因此事而不尽言。”
太宗说：“替我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我常常将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他们的善恶事迹，都注录在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的参考。县令尤其与百姓接近，不可不慎加选择。”于是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举荐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太宗说：“近来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这是个弊端。谋反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事，必然有其同伙，还担心事情没有人告发，而要让其奴婢来告发吗？从今以后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均不受理，同时对奴婢处斩。”
三年（629）春季二月戊寅（初六），任命房玄龄为左仆射，任命杜如晦为右仆射，任命尚书右丞魏徵暂时署理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丁巳（十六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够帮助我求得贤才呢？”因此敕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禀告左右仆射处理”。房玄龄通晓政务，又要起草文书备顾问，昼夜操劳，唯恐偶有差池。他用法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就好像在自己身上，不对人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他与杜如晦提拔读书人，不遗馀力。太宗朝政的格局，都是二人所定。太宗每次同房玄龄谋划政事，玄龄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决断。”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十分融洽，同心为国出力，所以唐朝称为贤相的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便一连数日到朝堂磕头请罪，恐惧得好像无地自容似的。
房玄龄奉命监修国史，太宗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我从与不从，均应载入国史。”
夏季四月乙亥（初四），太上皇李渊迁居弘义宫，改弘义宫为大安宫。甲午（二十三日），太宗开始亲御太极殿，对侍臣说：“中书省、门下省，都是机要部门，诏书、敕令有不当之处，都应当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近来唯见顺从旨意，听不到相反意见。如果只是过往文书，那么谁不能干，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房玄龄等人均磕头谢罪。按以前的惯例，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都要各执所见，分别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则，于是很少有错误。
冬季十二月乙酉（十九日），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有能力的人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的人向知识匮乏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像空无所有一样。’如何解释？”孔颖达具体解释其本义，并且说：“非独一般人如此，帝王也应当如此。帝王内心要蕴含神识明见，但外表却应当沉默少语，所以《周易》称‘以外表蒙昧来修养贞正之德，用韬晦掩盖内心聪明的办法管理民众’。假如身居至高无上的地位，炫耀自己的聪明，依恃才气盛气凌人，掩饰错误，拒绝纳谏，那么就会造成下情无法上达，这是自取灭亡之道。”太宗十分赞许他的话。
房玄龄、王珪两人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奏称对他有不平之处，太宗命侯君集重加推勘。魏徵劝谏说：“玄龄、王珪都是朝廷旧臣，素来以忠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很多，中间能无一两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对不是有偏私。假如重新推勘属实，则均不可信，怎么能再担任这个要职呢？况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任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考核自己没得好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勘得见实情，推翻前论，于朝廷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本来便虚妄，白白失掉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我真正关心的是国家政体，不敢袒护房、王二人。”太宗于是放下此事不再过问。
四年（630）春季二月，任命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珪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寺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相一同参议朝政。
三月甲申（十九日），蔡成公杜如晦去世。
夏季六月乙卯（二十二日），征发士兵修筑洛阳宫以备太宗巡幸之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道：“皇上巡幸洛阳之期还没有确定，就预先修筑宫殿，这不是现在的急务。从前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到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利赶不上关中地区的地利吗？汉景帝采用晁错削藩的建议导致七国之乱，陛下现在将突厥人杂处于中原汉民中间，陛下与突厥的亲近程度怎么比得上汉朝与七国？怎能不首先忧虑突厥之事，却突然兴修宫殿，轻易移动御驾呢？据我所知，隋朝当初营造宫殿，因为近处山上没有大木，要从远处运来，两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横木做轮子，则摩擦起火，于是铸铁做车毂，行走一两里，铁毂便破损，只好另差几百人携带铁毂随时更换，每天不过走出二三十里，计算一根柱子需花费几十万的劳动力，其他的花费就可想而知了。陛下刚平定洛阳时，凡遇隋朝宫殿宏大奢侈的均下令拆毁，还不到十年光景，又重新营造修缮，为什么以前讨厌的东西现在却要加以仿效呢？而且按照现在的财力状况，怎么能与隋朝相比！陛下役使极为疲惫的百姓，承袭隋朝灭亡的弊端，造成的祸乱恐怕又要超过炀帝了！”太宗听了便问张玄素：“你说我不如炀帝，那么与桀、纣相比如何？”答道：“如果此项劳役不停，恐怕也要一样导致变乱！”太宗感叹道：“我考虑的不周到，以至于此！”回头对房玄龄说：“我以为洛阳地处大唐中央地段，四方朝贡路途均等，想着便利百姓，所以派人营造。刚才玄素所说的确有道理，应立即停止此项工程。日后如有事去洛阳，即使露宿也不妨事。”于是赐给张玄素彩绸二百匹。
秋季七月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回答说：“文帝勤于朝政，临朝时常要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站着传送食物而吃；虽品性不够仁厚，亦可称得上是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不明智而喜欢苛察。不明智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裁决，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费心劳神，怎能每件事都切中要领？群臣既知主上之意，便只是按决定办事，即使主上出现差错，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传了两代隋朝便灭亡了。我就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才，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国家大事，然后汇报给宰相，经深思熟虑，妥帖可行，然后上奏到我这里。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国家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令敕文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冬季十二月，众位宰相陪从太宗饮宴，太宗对王珪说：“你见解精通，又很健谈，房玄龄以下，你详细地加以品评，而且衡量下你与他们相比怎么样。”王珪回答说：“勤勤恳恳地事奉国家，尽心竭力无所保留，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兼备，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议事详尽周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都很得体，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事务和突发事件，事无巨细都管理得井井有条，我不如戴胄。唯恐君主不如尧、舜，专以苦口强谏为己任，我不如魏徵。至于说到摒除坏人，表彰好人，嫉恶如仇，喜善向善，我同他们相比，倒是略有长处。”太宗很赞同这种分析，众人也钦佩他的高论。
太宗刚即位时，曾经与群臣谈到教化，太宗说：“如今刚经过大乱，我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徵回答道：“不是这样的。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逸，骄逸就难以教化；经过动乱的百姓生活愁苦，愁苦则容易教化。这如同饥饿的人不苛择食物，口渴的人不苛择饮水一样。”太宗深表赞同。封德彝不同意他的说法，反驳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浇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这大概是想对百姓进行教化又做不到，哪里是做得到而不想做呢？魏徵是书生，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空虚论调，必然败坏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是换掉百姓而实现教化，从前黄帝征伐蚩尤，颛顼诛灭九黎，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均能达到太平盛世，难道不是承接大乱之后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代渐渐变得浇薄奸诈，那么到今天，该是全都化为鬼魅了，君主又怎么能治理他们呢？”太宗最后听从了魏徵的意见。
贞观元年（627）时，关中地方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二年（628），全国出现蝗灾。三年（629），发大水。太宗勤勉听政，并加以安抚，百姓虽然易地求食，也未曾抱怨。这一年，全国丰收，背井离乡的人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整年犯死罪的才二十九人。东到大海，南到五岭，均夜不闭户，行旅不带粮，在路途上可以得到食物。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奏者都说：‘君主应当独自运用威权，不能委任给臣下。’又说：‘应当耀武扬威，征讨四夷。’只有魏徵劝我‘偃武修文，中原安定，四方自然钦服’。我采纳他的意见。如今颉利成了俘虏，其部族首领成为宿卫官，各部落都受到中原礼制的熏染，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只是遗憾封德彝见不到了！”魏徵再拜辞谢说：“突厥灭亡，海内承平，都是陛下威德所致，我有什么力量呢？”太宗说：“我能够重用你，你能够称职，那么功劳怎么能是我一个人的呢？”
房玄龄奏称，“我检视朝廷府库的武器，远远超过隋朝”。太宗说：“甲兵武备，诚然不可缺少；然而隋炀帝兵械难道不够吗？最后还是亡国了。如果你们尽心竭力，让老百姓人心安定，这就是我最好的甲兵。”
五年（631）秋季九月，太宗修仁寿宫，更名为九成宫，又打算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规谏，认为“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姓穷困，国库空虚，如果不停地营造，公私耗费，恐怕难以承受”。太宗称赞说：“戴胄和我并不亲近，他只是以忠诚正直体察国家，知无不言，所以厚加官爵予以酬劳。”过了一些时候，太宗还是命将作大匠窦琎修筑洛阳宫，窦琎凿池筑山，雕饰得华贵奢靡。太宗大怒，即刻下令拆毁，并免除窦琎的官职。
起初，太宗命令大臣们议论分封诸王的事，魏徵认为：“如果分封诸王建立诸侯国，那么卿大夫们都要靠领取俸禄生活，这样，必然导致大量征收赋税。另外，京城一带的赋税历来不多，原来依靠京城以外各州县，如果都分封给诸侯国，那么，国家的经费顿时就会短缺。再加上燕、秦、赵、代诸地，均和夷族邻近，如有紧急情况出现，向内地要求支援，一时也难以奔赴。”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国家运祚的长短，命在上天。尧、舜是大圣人，守定国祚而不能巩固；汉、魏起于微贱，想拒绝却推却不掉，照样统治多少年。如今让皇亲国戚子子孙孙都有自己封国的百姓和祭庙，几代以后，将会骄奢淫逸，相互攻伐残杀，会对百姓造成极大危害，还不如不断地更换郡守县令呢。”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不如分封亲王宗子，但不能让他们过于强大，以州县相间隔，交错为界，互相维持牵制，让他们各守其境，同心协力，足以扶持京城皇室。并且为它们设置官吏，均由尚书省选拔录用，依法令行事，不得擅自增加严刑酷法，朝贡礼仪，都订立格式。这种制度一旦确定，千秋万代可保平安。”十一月丙辰（初一），太宗下诏：“皇室宗亲及勋贵大臣，均可成为地方藩镇之主，并传给其子孙，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随意黜免，各部门明确制定条例，定下不同等级，上报朝廷。”
冬季十二月，太宗对侍臣说：“我认为死刑至关重大，所以下令三次复议，正是为了深思熟虑，以减少误差。而有的部门却在片刻之间完成三次复议。另外，古代处决犯人，君主常为此停止奏乐减少御膳。我的宫廷里没有常设的音乐，然而常常为此而不用酒肉，只是没有明文规定。再者，各部门断案判刑，只依据法令条文，即使情有可原，也不敢违反法律，这中间怎么能没有冤情？”丁亥（初二），颁布制令：“判死刑的犯人，两天之内要五次复议，下达各州的也要三次复议。行刑之日，尚食局不得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寺不得奏乐。上述规定均由门下省监督。如有依法应当处死而其情形可以怜悯的犯人，抄录文状上报。”由此而免于死罪的很多。凡是五次复议的，在处决前一两天，到处决当天又要三次复议。只有犯恶逆罪的，一次复议即可。
太宗对执政大臣说：“我常常担心由于个人的喜怒而妄加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进谏。而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不可按自己的好恶，而讨厌别人违背己意。如果自己不能接受劝谏，怎么能劝谏别人呢？”
康国要求归附唐朝。太宗说：“前代的帝王，喜欢招抚地处遥远的国家，来求得降服远方的盛名，这样做毫无益处反让百姓受罪。如今康国要求归附，如果他们遇到危急情况，按道义不能不去救援。士兵们行军万里，能不疲劳？让百姓劳苦来获取虚名，这样的事我不做。”于是不接受康国归附。太宗还对侍臣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病虽然治好了，却更应注意调养，倘若立即放纵自己，病还会复发，那就不可救治了。如今中原幸得安定，四方夷人顺服，确实是自古以来所少有的，然而我却一天比一天谨慎行事，唯恐不能持久，所以想经常听到你们的谏诤。”魏徵说：“国家内外安定，我不把它看成喜事，只是高兴陛下能够居安思危。”
太宗曾经与侍臣讨论刑狱之事，魏徵说：“隋炀帝时一次盗劫案发生后，炀帝令於士澄逮捕罪犯，稍有怀疑，便严刑拷打取证服罪，总共达两千多人，炀帝下令全部处斩。在处斩以前，大理寺丞张元济奇怪罪犯竟有这么多，就试着查考其供状，其中只有五人曾有前科，其馀都是普通百姓。张元济最终也不敢持章表上奏讲明真情，所以都给杀掉了。”太宗说：“这岂止是炀帝无道，大臣们也没有尽忠。君臣都这样，国家怎能不灭亡？你们应深以为戒！”
六年（632）春季正月，文武官员请行封禅大礼，太宗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举，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如果天下安定，百姓家家富足，即使不去封禅，又有什么妨害呢？从前秦始皇行封禅礼，西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会认为文帝的贤德不如秦始皇吗？况且侍奉上天扫地而祭祀，何必要去登泰山的顶峰，封筑几尺泥土，然后才算展示了他的诚心敬意吗？”群臣还是不停地请求，太宗也想听从这项意见，唯独魏徵认为不应该去。太宗说：“你不想让我去泰山封禅，是认为我的功劳不够高吗？”魏徵答道：“够高了！”又问：“我的德行不厚吗？”答道：“很厚了！”“大唐不安定吗？”答道：“安定！”“四方夷族未归服吗？”答道：“归服了！”“年成没丰收吗？”答道：“丰收了！”“符瑞没到吗？”答道：“到了！”“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可去行封禅礼呢？”答道：“陛下虽有上述六点理由，然而大唐承接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没有增加，国家府库粮仓还很空虚，而陛下东巡去泰山，大量的车骑，其供应耗费，难以承担。而且陛下封禅泰山，则各国君主都来聚集，远方夷族首领也全要陪从。如今从伊水、洛水以东直到大海、泰山，人烟尚稀少，满目草木丛生，这是引戎狄进入大唐腹地，展示我方的虚弱。况且赏赐供给无数，也不能满足那些远方人的欲望；即使免除几年徭役，也不能补偿百姓的劳苦。像这种崇尚虚名而实际受害的政策，陛下怎么能采纳呢？”当时，正遇上黄河南北地区数州县发大水，于是，封禅这件事也就停止了。
三月，长乐公主将要出嫁长孙冲，太宗因公主是皇后亲生，特别疼爱，敕令有关部门所给陪嫁要比皇姑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徵劝谏道：“从前汉明帝想要分封皇子封邑，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呢？’均令只分给楚王、淮阳王封地的一半。如今长乐公主的陪嫁，比长公主多一倍，岂不是与汉明帝的意思相差太远了吗？”太宗觉得有理，进宫告知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感叹说：“我多次听到陛下称赞魏徵，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如今见他引征礼义来抑制君主的私情，这才知道真是辅佐陛下的栋梁之臣呀！我与陛下是结发夫妻，多蒙陛下恩宠礼遇，每次讲话都要察言观色，不敢轻易冒犯你的威严。何况大臣与陛下较为疏远，还能如此直言强谏，陛下不可不听从他的意见。”随后，皇后请求派宦官赏赐魏徵四百缗钱、四百匹绢，并且对他说：“听说你十分正直，今日得以亲见，所以赏赐这些钱物。希望你经常秉此忠心，不要改变。”有次，太宗散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以后总得找机会杀掉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惹怒陛下，太宗说：“魏徵常在朝堂上羞辱我。”皇后退下，穿上朝服站在庭堂之上，太宗惊问何故。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开明则臣下正直。如今魏徵正直敢言，是因为陛下开明，我怎能不祝贺呢？”太宗听了才转怒为喜。
秋季七月辛未（十九日），太宗在丹霄殿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太宗从容地说：“现在中外安定，都是你们的功劳。从前隋炀帝威加华夷，而颉利跨有北方广大地区，统叶护踞有西域，如今它们都已灭亡，这是我和大家亲眼得见的，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一时强盛而自满起来！”
闰月乙卯（初四），太宗在丹霄殿宴请近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徵二人，以前侍奉太子建成，与陛下是仇敌，难以预料到今天能在这里一同饮宴。”太宗说：“魏徵与王珪尽心竭力地侍奉原来的主人，所以我要重用他们。然而魏徵进谏时，每当我不听从的时候，我同他讲话，他便不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我认为事情不可行，所以出言劝谏；陛下不听从劝谏而我如果附和，那么事情便能得到施行，所以我不敢回答。”太宗说：“你可以暂且附和而后再谏阻，又有什么妨害呢？”魏徵回答道：“从前舜帝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而背后却说另一套。’如果我明知不对的事却附和陛下的意见，这正是面从，难道这是稷和契侍奉舜帝的本意吗？”太宗大笑着说：“有人说魏徵行为举止疏懒怠慢，我看他更觉得可亲可近，正是因为如此呀！”魏徵离席起身拜谢道：“陛下开启我，让我畅所欲言，所以我才能得以竭尽愚诚；如果陛下拒不接受忠言，我又怎么敢屡次犯颜强谏呢？”
戊辰（十七日），秘书少监虞世南进呈《圣德论》，太宗赐给手书诏令称：“你的评价太高了。我怎么敢与上古帝王相提并论，只是比近代君主稍强一点儿罢了。然而你恰巧刚刚看见开头，未知其终结。如果我真能善始善终，那么你的评价可传之久远；如若不然，恐怕你会被后世嘲笑！”
冬季十二月癸丑（初四），太宗与侍臣讨论安危的根本。中书令温彦博说：“愿陛下能经常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好了。”太宗说：“我近来听政有所懈怠吗？”魏徵说：“贞观初年，陛下一心节俭，不倦怠地求谏。近来则营建修缮之类的事情略微多起来了，进谏的人有很多都被视为触犯意旨，这就是与当年的不同之处！”太宗拍手大笑说：“确有其事。”
太宗对侍臣说：“近来我裁决政事有时不能够尽依法令，你们认为这是小事，不再执章表上奏。凡事无不因小而致大，这是危亡的先兆。从前关龙逄忠诚苦谏而死，我经常觉得痛惜。炀帝因骄奢暴虐而亡，你们都亲眼所见。望你们经常为我考虑到炀帝的灭亡，我也经常为你们念及关龙逄的死，如此还担心君臣不能相互保全吗？”
太宗对魏徵说：“替官府择才，不可轻率。用一君子，则君子们都会到来，任用一个小人，则其他小人就会竞相引进。”魏徵答道：“是这样。天下未平定时，对于人才是专取他的才能，并不看重和考察他的品行；动乱平定后，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能使用。”
七年（633）冬季十二月，太宗问魏徵：“众大臣所上奏疏有的意见是可以采纳的，等到当面对答时却大多是语无伦次，这是为什么呢？”魏徵答道：“我观察各部门官员上奏言事，常常思考几天，等到了陛下面前，三分不能道出一分。况且进谏会违背圣上的旨意，触犯圣上的忌讳，如果不是陛下和颜悦色，怎么敢尽情陈述呢？”从此以后，太宗接见大臣时脸色更加温和，还说：“隋炀帝多猜忌，临朝与大臣相对常不说话。我就不是这样，与众大臣亲近得如同一个人。”
八年（634）冬季十二月，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言道：“修筑洛阳宫殿，是劳顿百姓；收地租，属于厚敛于民；时俗女子好束高髻，是受宫中的影响。”太宗大怒，对房玄龄等人说：“德参想要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地租，宫女均不留头发，这样才顺他的心思吗？”想要治他诽谤罪。魏徵劝谏道：“汉文帝时，贾谊上书，其中说：‘有一类情况可为它痛哭，有二类现象可为它流泪。’自古以来上书言事的，若不激烈，则不能打动君王的心，所说的狂夫之言，圣人应加以选择，希望陛下明察裁断！”太宗说：“我怪罪德参这类人，那么谁还敢说话呢？”于是赐给德参二十匹绢。有一天，魏徵上奏说：“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强谏，虽然勉强包容，也不如过去那么豁达。”太宗于是对皇甫德参另予优厚的赏赐，提拔他为监察御史。
九年（635）春季三月，太宗对魏徵说：“齐后主、周天元都重敛百姓，用来厚养自己，直到民力衰竭而亡国。正如同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光了而毙命，多么愚蠢呀！然而这两位君主相比优劣如何呢？”魏徵回答说：“齐后主性格懦弱，政令不统一；周天元骄横暴虐，集威福于一身。虽同为亡国之君，齐后主更差一些。”
十年（636）秋季八月丙子（十九日），太宗对大臣们说：“我开直言忠谏之路，为的是有利于国家，然而近来上书奏事的，大多攻讦别人的琐细之事，今后还有这样做的，我要以进谗言问罪。”
冬季十二月，魏王李泰为太宗所宠爱，有人禀告说三品以上大臣大都轻视他。太宗大怒，召见三品以上大臣，严厉地责备他们说：“隋文帝的时候，一品以下大臣都受诸王折辱操纵，魏王难道不是天子的儿子吗？我不过是不想让皇子们横行霸道，听说三品以上大臣都轻视魏王，我若放纵他们胡来，难道不能羞辱你们吗？”房玄龄等人都惶恐畏惧，汗流满面磕头谢罪。只有魏徵正色说：“我衡量当今的大臣们必不敢轻视魏王。依照礼仪，臣和子是一样的。《春秋》里面，周王的小官即使地位低微，也要位列诸侯之上。三品以上大臣都是公卿，属于陛下尊崇礼遇的人。假如纲纪败坏，固然不必说它；陛下圣明在上，魏王必无羞辱大臣之理。隋文帝骄溺他的儿子们，使他们举止无礼，最后全被杀死，又值得效法吗？”太宗听后，高兴地说：“在理的话，使人不得不服。我因私情溺爱而忘记公义，刚才恼怒时，自己觉得有道理，等听到魏徵的一番话，方知没有道理。君主讲话，哪里能轻率呢？”
太宗说：“国家法令不可多次变更，多变则烦琐，官吏们难以全记，又会出现前后不一致，官吏得以玩弄以为奸。自今以后变更法令，均须谨慎行事。”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言事：“宣州、饶州有大量白银可以开采，每年可得数百万缗。”太宗说：“我贵为天子，所缺乏的不是财利，只是遗憾没有得到有利于百姓的好的建议。与其多得数百万缗，还不如得到一个贤才！你没有推荐一个贤才，斥退一个不肖之徒，而专门上书谈税银之利。从前尧、舜将玉璧丢入深山，珠宝投入深谷；汉代桓、灵二帝聚敛钱财以为己有，你将我比作桓、灵二帝吗？”这一天，便罢免了权万纪的官职，让他回家去赋闲。
十一年（637）春季正月，太宗命人修筑了洛阳的飞山宫。庚子（十四日），特进魏徵上疏，认为：“隋炀帝仗着国库富足，不考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穷困，以致被人杀死，社稷成为废墟。陛下拨乱反正，应当深思隋朝之所以灭亡，我大唐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撤去那高矗的楼宇，安居于低矮的宫殿。若在旧基之上扩建营造，承袭旧殿加以华丽的装饰，这便是以乱易乱，殃祸必然降临，江山难得易失，能不加以考虑吗？”
太宗曾经问大理卿刘德威说：“近来判刑较重，为什么？”刘德威答：“责任在主上，不在臣下。君主喜欢宽大，刑罚就宽，喜好严苛，刑罚就重。法律条文规定：错判一人入狱的减官三等，错放则减官五等。如今错判人入狱无事，错放了却要获大罪，所以吏卒为求自免，竞相苛细周纳，不是别人让他们这么做，而是畏惧犯罪的缘故。陛下倘若一律以法律为依据，那这种风气会立即改变。”太宗高兴地听从了。从此断案大多平允公正。
二月，太宗来到显仁宫，当地官员因器物预备不够被谴责。魏徵劝谏道：“陛下因为器物预备的事谴责官吏，我担心这种风气盛行，日后会造成民不聊生，这并非陛下出巡的本意。从前隋炀帝出巡暗示沿途郡县进献食物，视其进献多少作为赏罚的根据，所以天下百姓叛离。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什么又要效法呢！”太宗惊叹地说：“没有你，我就听不到这类话。”随后对长孙无忌等说：“我从前经过这里，买饭吃，租房子住；如今供奉如此，怎么能嫌做得不够呢？”
三月庚子（十五日），太宗在洛阳宫西苑饮宴，泛舟积翠池，对侍臣说：“隋炀帝修此宫苑，结怨于百姓，如今全归我所有，正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流在宫内谄谀，在宫外堵塞君主视听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吗？”
夏季四月己卯（二十五日），魏徵上疏，认为：“君主善始者多，善终者少，难道是取天下容易而守成难吗？那是因为身处忧患则竭心尽力对待百姓，一俟安逸则骄横恣肆轻视别人；竭心尽力待人，则胡、越等族与中原汉人同心，轻视别人则六亲离德，即使用威怒加以震慑，也是貌同而心不服。君主诚能见到称心的东西就想到知足，将要兴工修缮营建时就想到适可而止，身处危峻的高处就想到谦卑，面临满盈就想到挹损，遇见安逸享乐就想到克制，平安的时候就想到后患，为防止闭目塞听就想到延纳谏诤，痛恨谗言邪恶就想到端正自己，行爵赏时就想到因为高兴会乱行封赏，施刑罚时就想到因为恼怒会滥罚，君主常常想到这十个方面，而选贤任能，就一定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费力去代行百官的职责呢？”
五月壬申这天，魏徵上疏，认为：“陛下从善之志不如过去，闻过必改之举稍逊于往日，而谴责惩罚渐多，逞威发怒有些严厉了。由此可知富贵时不希望引来骄横奢侈，而骄横奢侈却不期而至，这并非虚妄之言。而且当年隋朝府库、仓廪的充实和户口、甲兵的强盛，和今日相比，今日如何比得上？然而隋朝自恃富强频繁劳民以致国亡，我朝自知寡弱与民清静而使天下安定，安定与危亡的道理，昭然若揭。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自认为变乱必不会发生；未灭亡时，自认为必没有灭亡的危险。故而不停地收赋税派劳役，不停地东征西讨，以致祸乱将及自身时尚未醒悟。所以说了解自己的身形莫如使水静止如镜面，了解失败莫如看国家灭亡。深望陛下能够借鉴隋朝的覆亡，除掉奢侈立意俭约，亲近忠良远离邪佞，以现在的平静无事，继续施行过去的恭俭，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取得天下诚属艰难，而守成则甚为容易，陛下能够取得艰难的一步，难道还不能保全容易的吗？”
秋季七月，魏徵上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论，有人说出来能被信任，可见信任产生于言论之前；同样的命令，有人执行得通，可见真诚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统一天下以来，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主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治国方略，以期大治，必委付于君子；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现在待君子是尊敬而疏远，待小人是轻信和亲近；亲近则言无不尽，疏远则下情不能上达。智力中等之人，他们也有小的智慧，但他们没有经国的才略，志虑短浅，即使竭尽全力，尽献忠诚，尚且难免失败，更何况他们中有的人内心怀有奸诈，对国家的祸害能不深吗？而君子虽不能没有小过，若不害于正道，是可以忽略而不计较的。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他不真诚，这和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呢？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用礼义诚信重用他们，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会降临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他道：“以前晋武帝平定孙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台司高位，不能犯颜直谏，竟在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我已知错了。我要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把它比作西门豹、董安于佩带韦弦以自警。”
乙未（十三日），太宗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可以居住就行。从外地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房舍塌坏的人家用。命文武百官各上密封奏章，极力指出我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水灾的百姓。
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侍臣说：“上密封奏章的人都说我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我有时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唯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百官各上密封奏章，就只能听任他们不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若不可取，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于是对上书者都予以赏赐，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及汉朝，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实在是因为能以恩惠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朝以后的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哪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的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还，在道路上络绎不绝。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汉武帝继承了丰富的资产，所以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汉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不节俭。前代君王勤于朝政以求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倦怠，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之中，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景况实在是圣上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到那时候，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了。所以修德应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失去国家之后。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讥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讥笑过北周、北齐，不可让后代人讥笑现在如同现在我们讥笑炀帝一样。
“贞观初年，全国歉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得粟十馀斛，然而百姓怨恨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被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的布帛为王世充所资取，西京府库为我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积蓄固然不可缺少，总之要在百姓身有馀力之后，再征收，不可强行聚敛反而资助了敌寇。而节俭可以平息人们的怨言，这是陛下在贞观初年亲自实践过了的，今天再这么做，本不是难事。陛下如果要谋求长治久安之策，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像贞观初年那样，就是天下的幸事。陛下宠爱厚待诸王，颇有过分的地方，这关系到陛下身后之事，不可不加以深思。过去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魏文帝曹丕即位，便囚禁诸王，只是没有关进牢狱中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的过分宠爱，恰恰是害了他们。另外，百姓要得到安定，重要的在于刺史、县令，若选用得当，陛下可以拱手无为而治。如今朝廷只重视中央的官吏，而轻视州县地方官的选拔，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才补选为地方官，边远地方，用人更加轻率。所以说百姓不安定，大略的原因便在于此。”奏疏上奏后，太宗称赞很久，对侍臣说：“刺史应当由我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
冬季十月，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突然奔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射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太宗马前，将要靠近马镫时，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近前与之搏斗，太宗拔剑砍死野猪，回头笑着对唐俭说：“天策长史没见过上将军杀贼吗？为什么怕得这么厉害！”唐俭回答说：“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理天下。陛下以神明威武平定四方，怎么又向一头野兽去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狩猎，不久又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十二年（638）春季三月辛亥（初二），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搜集太宗所写文章。太宗说：“我的酬应言辞，有益于百姓的，史官已记录下来，可以说已是不朽的了。若是毫无益处，收集它又有什么用呢？梁武帝萧衍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世，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呢？作为君主忧虑的是没有德政，要文章做什么用？”于是没有应允。
丙子（二十七日），因为有皇孙降生，太宗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太宗说：“贞观以前，跟随我筹划营谋天下，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来，纠正我的过失，是魏徵的功劳。”都赐给佩刀。太宗对魏徵说：“我治国理政与往年相比如何？”魏徵答道：“威德加于四方，远超贞观初年，而人心悦服程度却不如从前。”太宗说：“远方之民畏惧皇威羡慕德义，所以才前来归服。如果说不如以前，怎么能做到这样呢？”魏徵答道：“从前陛下以天下未能大治为忧，所以修德行义而德义日新；如今以天下得到治理为满足，不求进取，所以说不如从前。”太宗说：“我如今所为与往年相同，有什么区别呢？”魏徵答道：“陛下在贞观初年唯恐臣下不进谏，常引导他们讲真话，听到有益之处能乐而听从。如今却不然，虽然勉强听从，却面有难色。这便是区别。”太宗说：“能举出事实给我听吗？”答道：“陛下从前想杀元律师，孙伏伽认为依法不当处死，陛下赐给孙伏伽兰陵公主园，价值上百万。有人说‘赏赐太厚重了’，陛下说：‘我即皇位以来，没有进谏的，所以要重赏他。’这是为了引导人们进谏。司户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资，陛下想要杀掉他，采纳戴胄的谏言而作罢，这是乐于听从劝谏啊。近来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内心愤恨，要处罚他，虽然因为我的直言而作罢，但只是勉强听从啊。”太宗说：“不是你不能有这样的见解。人苦于不能自知呀！”
秋季九月甲寅（初九），太宗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哪个难？”房玄龄说：“国家草创之初，与各路英雄并起，经过角力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可见创业难！”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是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掉天下，可见守成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同取得天下，百死一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担心富贵导致骄奢，忘乎所以而产生祸乱，所以懂得守成的艰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成往事，守成的艰难正应当与诸公慎重对待。”玄龄等人行礼说：“陛下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天下的福气。”
十三年（639）春季二月，太宗下诏令规定宗室贵族大臣的子孙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今事理不同，这样做恐怕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上疏直言规劝。侍御史马周也上奏，认为：“即使是像尧、舜这样的父亲，也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儿子。倘若让未成年的孩子承袭父职，万一骄横愚钝，百姓们会遭受他们的祸害，国家也因此受到败坏。如果将他们的袭爵废除，那他们先人的功劳还在；若将他们的袭爵保留，那他们的罪恶已昭彰于世。与其让他们祸害百姓，毋宁割舍皇恩于已经死去的大臣，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这样看来，一向被称之为爱护他们的做法，其实正是在害他们。我认为只应赐给他们食邑封户，如果真有才能，则量才授予官职，使他们得以尊奉皇恩而子子孙孙享受福禄。”适逢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都不愿就外职，上表执意辞让，声称：“禀受皇恩以来，形影相吊，如履春天的薄冰；宗族的人忧心忡忡，如同置身于汤火之中。追溯夏、商、周封邦建国，是由于力量不足以制衡诸邦，便施利于他们，礼乐作为节制修饰，多非出自王朝。两汉废除侯国设置郡守，免除过去的弊端，深合事理。如今因为我们这些人，又重作变更，恐怕会紊乱朝廷纲纪；而且后代愚幼无知的不肖子孙，有人会冒犯国家法令，自取灭亡，更因袭封的赏赐，而招致剿灭之祸，实在是可怜。请求陛下停止建藩的旨意，赐给他们性命之恩。”无忌又让儿媳长乐公主极力向太宗请求，并且说：“我披荆斩棘事奉陛下，如今海内升平，为何又要将我弃置外州，这与迁徙又有什么不同？”太宗说：“割地以分封功勋大臣，是古今的通义，我的意思是想让你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共同传之久远。然而你们却多次上书充满怨言，难道是我强迫给你们土地吗？”庚子（二十七日），下诏停止世封刺史。
夏季五月，天下大旱。甲寅（十二日），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上密奏。魏徵上疏，认为：“陛下的志向功业，与贞观初年相比，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总共有十条。”对于其中一条，认为：“近年来轻易地动用民力。而且说：‘百姓无事则产生骄逸之心，役使他们劳作则容易受驱使。’自古以来没有因为百姓安逸而导致败亡的，因劳苦而达到天下安定的。这恐怕不是振兴国家的至理名言。”太宗大加赞扬嘉叹，说：“我把奏疏已悬列在屏障上，早晚瞻仰，并抄录交付史官。”同时赐予魏徵黄金十斤，御马二匹。
冬季十一月戊辰（三十日），任命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十四年（640）冬季十二月，魏徵上奏疏，认为：“如今在朝的众位大臣中，担当掌管枢密机要的，责任虽然重大，但陛下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笃诚，所以有的人心存猜疑，抱得过且过的应付态度。陛下对大的事情较为宽容，却对小的过失不肯轻易放过，责怒下来，免不了爱憎过于分明。委托大臣主持大事，责成小臣办理小事，这是为政之道。如今委官授职，则重视大臣而轻慢小臣；一事当前，则又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所轻慢的，怀疑所重视的，如此怎么能使国家达到大治呢？假如委以大官，却求其小过失，必然导致那些刀笔吏，顺从旨意诬告成风，舞文弄墨，百般构陷罗织其罪。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自己陈述无罪，则被认为是内心不服罪；不加说明吧，就会被认为所犯罪过属实。进退两难，不能明辨，如果只求免于灾祸，必然矫饰虚伪成为风气。”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太宗对侍臣说：“我虽然平定了天下，但守成却很艰难。”魏徵答道：“我听说战胜敌人较为容易，要守住胜利却较难，陛下说这些话，是宗庙社稷的福气！”
右庶子张玄素年轻时为刑部令史，太宗曾经当着朝臣的面问他说：“你在隋朝官居何职？”张玄素回答说：“县尉。”太宗又问：“没有当县尉时任何官？”张玄素回答说：“九品之外未入流。”太宗又问：“是哪一曹的小吏？”张玄素感到羞耻，走出殿门时不能迈步，面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奏道：“君主如果能以礼对待臣下，臣下才能尽其力。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陛下重视他的才能，提升到三品大臣，辅佐皇子，怎么可以当着大臣们追问他的出身！这样做是抛弃过去的恩宠，一下子变成耻辱，使他郁结于心中，又怎么能让他尽忠效节呢？”太宗说：“我也深深地后悔不该问这些话，你的奏疏正与我的心思契合。”褚遂良是褚亮的儿子。孙伏伽与张玄素在隋朝都做过令史，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自陈往事，一点也不隐讳。
上书言事的人大多请求太宗亲自阅览表奏，以防止被人蒙蔽。太宗拿此事询问魏徵，魏徵回答说：“这些人不识大体，如果必定要让陛下一一亲自过目，那么岂止朝堂奏章，连各州县的事也应当亲自处理了。”
十五年（641）秋季七月丙子（十七日），太宗指着殿堂对侍臣说：“治理天下，如同建造这座殿堂，建成之后，不要多次改变移动。如果改换一根椽子，变动一块瓦片，根基动摇，必定有所损坏。如果羡慕非凡的功勋，变更法度，不坚持固有的德政，烦劳实在太多。”
冬季十二月，太宗询问魏徵：“近来，朝中官员为什么都不议论政事？”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朝中官员的意见，一定会有谈论政事的。大凡臣属，忠心报国的少，爱惜自身的多，他们害怕获罪，所以不议论政事。”太宗说：“是的。臣属进言违背旨意，动不动就用刑诛杀，和赴汤蹈火、面对刀枪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给人下拜，实在是因这个缘故啊。”
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他说：“北门近来有什么营建、修缮工程？”窦德素上奏报告了这件事。太宗发怒，责问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只需掌管南衙政事，北门小小的营建修缮，哪里关你们的事？”房玄龄等人叩拜道歉。魏徵进言说：“臣下不知道陛下凭什么要责备房玄龄等人，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为什么要道歉。房玄龄等人是陛下的辅佐大臣，对于朝廷内外事务没有不应该知道的。假使营建工程是必要的，应该协助陛下完成；如果不恰当，应该请求陛下撤除。询问有关官员，按理应该如此。臣下不知陛下以什么罪而责备他们，也不知他们因什么罪而道歉！”太宗对这件事十分惭愧。
太宗曾经在临朝时对侍臣说：“我作为君主，时常兼办将相的事务。”给事中张行成退朝后上书，认为：“大禹不夸耀功劳，而天下没有人和他争功。陛下治理混乱的局面，恢复正常的秩序，文武官员实在不足以同陛下攀比清穆的光采；然而陛下却不必临朝时说这类事。以国君的尊崇地位，却和文武官员比较功劳才能的大小，臣下私下里为陛下感到不可取。”太宗认为他说得非常对。
十六年（642）夏季四月壬子（二十七日），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负责起居注，所记载的能给我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记载君主的言论行为，善恶全部登录，也许可以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取来观看的。”太宗说：“我有不好的事，你也记载吗？”褚遂良回答说：“臣下的职责是秉笔直书，不敢不记载。”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人也都要记载。”太宗说：“实在应该如此。”
秋季七月戊午（初五），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特进魏徵患病，太宗亲笔下诏询问病情，并且说：“几天不见，我的过错多了。现在想亲自探望，恐怕更增加你的烦劳。如果听到或看到了什么，可写好封缄后呈上来。”魏徵上书说：“近来弟子凌辱师长，奴婢轻慢主人，下级大多蔑视上级，都是有原因才如此的，这个风气不可助长。”又说：“陛下临朝，曾经说要有最大的公心，退下来所实行的，却不免自私狭隘。有时害怕别人知道，将威严怒气加在他人身上，想掩盖反而暴露得更加明显，到底有什么益处？”魏徵的房舍没有堂室，太宗命令暂停小殿的修建，以其材料为魏徵修建堂室，五日建成，同时赐给他素色的屏风、素色的坐卧垫具、几、杖等物，以顺应魏徵的好尚。魏徵上奏章致谢，太宗亲笔下诏，说：“如此礼敬你，是为百姓和国家，岂止为我一人，何必过分地表示谢意！”
冬季十一月壬申（二十日），太宗说：“我作为民众的君主，想使他们都富贵。如果以礼义进行教化，使他们年少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就都尊贵了；减轻劳役、降低赋税，使他们各自经营家业，就都富足了。如果他们家家衣食充足，人人生活富裕，我即使不听音乐，也乐在其中了。”
高祖入关时，隋朝武勇郎将冯翊人党仁弘率领兵士二千多人，在蒲坂归顺高祖，随高祖平定京城，不久，任命他为陕州总管，大军向东征讨，党仁弘不断地转运粮饷，历任南宁、戎、广州都督。党仁弘有才干谋略，所到之处，都有声威政绩，太宗十分器重他。然而他本性贪婪，免除广州都督时，被人上告，赃物达一百多万，按罪行当处死刑。太宗对侍臣说：“我昨天看到大理寺五份奏疏，请示诛杀党仁弘，我对他年老受死感到悲哀，正要进晚餐，就命撤去了饭桌；然而为他找寻活命的理由，终究找不到。现在想违背法度，对他网开一面，特向你们乞求。”十二月壬午是初一，太宗又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到太极殿前，对他们说：“法度，是君主受之于上天的，不能够因私意而丧失信用。现在我偏袒党仁弘而想要赦免他，这是扰乱法度，辜负了上天。我想到南郊坐在禾秆编织的席子上，一天进一餐粗食，向上天谢罪三天。”房玄龄等人说：“生杀大权，是君主专有的，陛下您为什么要这样地贬责自己？”太宗不同意，文武百官在朝廷上叩头，坚决地请求，自早晨直到太阳偏西，太宗这才降下亲笔诏书，自称：“我有三件罪过：没有识别人品行才能的眼力，这是第一件；以私心扰乱法度，这是第二件；赞赏好的行为而未赏赐，厌恶坏的行为而未诛杀，这是第三件。因你们大家的坚决劝阻，我只好依从请求，不再到南郊向上天谢罪了。”于是，废黜党仁弘为平民，将他流放到钦州。
太宗询问侍臣说：“自古以来，有时是君主昏愦而臣属贤明，有时是君主清明而臣属昏乱，二者哪个更严重？”魏徵回答说：“君主清明则赏善罚恶适当，臣属怎么能作乱？如果君主不清明，强横暴虐，刚愎自用，即使有良好的臣属，又怎能施展才能？”太宗说：“北齐文宣帝得到杨遵彦，不是君主昏乱而臣属贤明吗？”魏徵回答说：“杨遵彦刚刚能挽救灭亡而已，哪能谈得上治理好政事呢？”
十七年（643）春季正月戊辰（十七日），郑文贞公魏徵去世。太宗对魏徵思念不已，对侍从的臣属说：“人以铜为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古事为镜，可以窥见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道得失。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二月壬午（初二），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舜造漆器，规劝的有十多人。这哪里值得规劝呢？”褚遂良回答说：“奢侈，是使国家危亡的根本原因。漆器不能满足了，就要造金玉器物。忠臣爱护君主，必然在他的错误刚有征兆时就预防制止，如果祸乱已经酿成，就没有办法再规劝了。”太宗说：“是的。我有过错，你们也应该在刚露出苗头时就规劝。我见到前代拒绝规劝的帝王，大多说‘已经这样做了’，或是说‘已经答应了’，最终也不改正。如此想不危亡，如何做得到呢？”
当时任都督、刺史的皇子大多年幼，褚遂良上疏，认为：“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良好的二千石官员吧？’现在皇子年幼，不懂治理政事，不如留在京师，教给他们儒家典籍，等他们成人后再派遣出京。”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丁未（二十七日），太宗说：“君主只有一个心，而进攻他的人很多。有的凭勇武有力，有的凭能言善辩，有的凭阿谀奉承，有的凭奸险狡诈，有的凭投其所好，从四面八方进攻，各自寻求推荐自己，邀取恩赐福禄。君主稍微懈怠，接受其中的一种，危亡就随之而来，这是做君主的困难之处。”
当初，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前代史官记载的内容，都不让君主观看，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说：“史官不编造、夸大好事，不隐瞒坏事，如果君主看到，必定发怒，所以不敢进献。”太宗说：“我的心胸和前代帝王不同。想亲自看一看国史记载，知道自己往日的过错，作为今后的鉴戒，你可以在撰好后陆续给我一阅。”谏议大夫朱子奢上奏说：“陛下有超凡的德行，举措没有过失，史官记载的，按道理说是十分好的。陛下独自阅览《起居注》，对政事没有什么损失，但如把这种做法传给子孙，我私下担心在陛下的曾孙、玄孙之后，万一有不是上等才智者，掩饰错误，回护短处，史官必定不能免遭刑法诛杀。如果这样，就会没有人不顺从旨意，保全性命，远离祸害，悠悠千载，有什么可取信的呢？前代不让君主观看《起居注》，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太宗不听从。房玄龄于是和给事中许敬宗等将《起居注》删定为《高祖实录》《今上实录》，癸巳（七月十六日）日全书撰成，呈给太宗。太宗见书中记载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语言大多很隐晦，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周王室，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存鲁国，我的做法也与之相类似，史官为什么要隐讳呢？”立即命令削去虚饰浮夸之辞，直截了当地记载这件事。
十八年（644）夏季四月，太宗对侍臣说：“臣子顺从旨意的多，冒犯威严进言的就少了，现在我想亲自听到自己的过失，各位就直话直说，不要隐讳。”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没有过失。”刘洎说：“不久前，有人上书不合旨意，陛下都当面穷加追问，没有不惭愧、畏惧而退出的，这恐怕不是广开言路的做法。”马周说：“陛下近来赏赐、惩罚，稍微有些因喜怒而标准不一，此外不见有其他的过失。”太宗全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太宗喜爱文学，敏捷善辩，臣属中议论政事的，太宗引用古今例证来驳斥他们，大多不能对答。刘洎上奏疏规劝说：“帝王和平常人，犹如圣人和愚氓，上下悬殊，不可比拟。由此可知，以最愚蠢者而对最圣明者，以最卑贱者而对最尊贵者，徒然想要增强自己，根本不能办到。陛下降下恩惠的意旨，露出和蔼的面容，头不动听取臣属的言论，虚心地采纳臣属的意见，还恐怕臣属不敢对答；何况动起心神，放纵口才，粉饰言辞驳斥他们的道理，引证古事排击他们的议论，这让平常人怎么应答呢？而且多记事会损心，多言谈会损气，内部心气损失，外部形神疲劳，开始虽然不能察觉，日后必然受累，陛下应为国家爱惜自己，哪里能因性格爱好而损坏身体呢？历史上如秦始皇逞强好辩，因自夸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才学广博，因虚妄的言论而亏负众望。这都是才学善辩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太宗以飞白书体作答，说：“不思虑不能够驾驭臣属，不说话不能够表达思想，近时谈论，因之烦多，轻视他人，恐怕由此而起，形神与心气，却不是由此而疲劳。现在听到正直的言论，将虚心改正。”
秋季八月壬子（十一日），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人苦于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你们可以对我明白地指出。”长孙无忌等人回答说：“陛下的武功文德，我们顺应它还来不及，又有什么过失可说的。”太宗说：“我问你们我有什么过失，你们却曲意奉承以使我高兴，我想当面列举各位的得失，用以互相鉴戒而改正，怎么样？”大臣都叩拜致谢。太宗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应对事务敏捷迅速，辨析事物的道理和是非，即使是古人也超不过他，但率军攻战，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博览古今典籍，心术明白通达，面临危难不改变节操，担任官职不结党营私，所缺乏的是耿直和直谏而已。唐俭言辞敏捷善辩，善于协调他人关系，但侍从我三十年，竟没有诤言进谏。杨师道品行纯正谦和，自然没有过失，但性情怯懦，危急时不能出力。岑文本品质诚朴宽厚，文章富丽多采，但持论总依长远规划，自然不违于事理。刘洎性格最坚贞，讲究利人，但看重然诺，爱袒护朋友。马周处事敏捷迅速，性格十分坚贞正直，评论人物依事实直言，我往日交给他的任务，多能称心如意。褚遂良学问更有长处，性格也坚贞正直，每每表达忠诚，亲附于我，譬如飞鸟依附于人，人自然喜爱他。”
九月，太宗任命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二十年（646）秋季九月，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瑀，性格耿介狷狂，和同僚大多合不来，曾经向太宗进言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各臣属，结成朋党，不忠诚，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陛下知道得不清楚，他只是没有反叛而已。”太宗说：“你的话难道不太过分吗？君主选拔有才能的人作为辅佐大臣，应该诚心诚意地任用他。人不可以要求完备，一定要舍弃他的短处，发挥他的长处。我虽然不能明察多知，但哪里昏昧迷乱、不识好歹到这个地步呢？”萧瑀心中很不安宁，在多次违背旨意后，太宗也记恨他，但因他的忠言占多数，不忍心废黜他。
太宗曾经对张亮说：“你既尊奉佛教，为什么不出家？”萧瑀因而自己请求出家。太宗说：“我也知道你很爱佛门，现在不违背你的意愿。”萧瑀不久又陈说：“我刚才思量过这件事了，不能出家。”太宗因萧瑀面对文武百官发言反覆无常，心中不满，又赶上萧瑀推说脚有病不上朝，或到了朝堂而不进去面见太宗。太宗知道萧瑀心中不快，冬季十月，亲笔下诏列举他的罪过说：“我对佛教，无意遵从。那些求佛的人，不能验证将来的福祉，反在从前受尽苦难。历史上如梁武帝尽心礼敬佛教，简文帝专心一意于入道门径，倾尽府库财物供给僧寺，耗尽人力修造佛塔庙宇。等到侯景在三淮作乱，萧勃在五岭反叛，只能像楚成王那样讨取难熟的熊掌以求苟延残喘，像赵武灵王那样讨取雏雀延长残馀的生命，子孙灭亡而无暇顾及，江山顷刻间变为废墟，佛教报答施恩的验证，是何等的荒谬！萧瑀重蹈覆车的残馀轨迹，承袭灭亡国度的遗风馀绪。他抛弃公义，曲就私情，不懂出世入世的分界；身在俗世而口诵佛语，不能分辨正邪是非。想修去前世的孽源，祈求一身的福根，对上违背君主旨意，对下煽动起浮华风气。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改口。瞬息之间，反反复复；自己同意又自己否定，在帝座前变来变去。违背栋梁之臣的礼仪，哪里有宰相的度量呢？我克制忍耐到现在，萧瑀全无悔改之意。可降为商州刺史，保留他的封爵。”
冬季十二月，房玄龄曾因犯了小的过错而被斥归私宅，褚遂良上奏疏，认为：“房玄龄自从高祖举义旗反隋的时候起，就辅佐唐朝创业；武德末年，冒着死罪为陛下策划在玄武门发动政变；贞观初年，选拔贤才治理政事，臣属中以房玄龄最为勤恳。除非他的罪过不可赦免，被士大夫们同声反对，否则不能远远地抛弃他。陛下如果认为他衰老，也该暗示他自辞官职，用礼仪撤下他来，不能因细小、偶尔的过错，抛弃几十年的功臣。”太宗马上征召房玄龄出仕。不久，房玄龄又辞位归家。过了一些时候，太宗前往芙蓉园，房玄龄下令子弟洒扫门庭，说：“皇帝马上就要到了！”不一会儿，太宗果然前往房玄龄的府第，并载上房玄龄回到皇宫。
二十一年（647）夏季五月庚辰，太宗驾临翠微殿，询问侍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能平定中原，不能制服戎、狄。我的才能赶不上古人，而业绩超过他们，我自己不明说此中原因，各位请随意据实说说。”臣属们都说：“陛下的功德如同天地一般博大，万物想说也都说不出来。”太宗说：“不是这样。我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五件事而已。自古以来的帝王大多忌妒才能胜过自己的人，我见到别人的优点，就如同是自己所有；人的德行才能，不能兼备，我常常舍弃人家的短处，发挥人家的长处；君主往往擢升有才能的人就想把他们抱在怀里，贬斥没有才能的人就想把他们推到沟壑中，我见到有才能的人就敬重他们，见到没有才能的人就同情他们，有才能无才能的人各自能得到合适的安排；君主大多憎恨正直的人，或明或暗地诛杀，没有哪一代没有，我自登位以来，正直的人士，在朝中比肩而立，未曾废黜、斥责一人；自古以来都看重华夏，轻视夷、狄，唯独我对他们同样爱护，所以夷、狄各种落都依附我如同依附父母一样。这五件，是我之所以有今日业绩的原因。”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曾经做过史官，像我说的这些话，是否说到了点子上？”褚遂良回答说：“陛下的盛德不可尽载，仅以这五件来评价自己，恐怕是谦逊自抑而已。”
秋季八月己丑这天，齐州人段志冲呈上密封的奏章，请求太宗让位给皇太子。太子听说后，忧虑的心情在脸上显现出来，说话就流下了眼泪。长孙无忌等人请求诛杀段志冲。太宗亲笔下诏说：“五岳冲霄汉，四海环绕大地，容纳、包藏污秽的东西，无损它们的高深。段志冲想以一介平民让天子退位，如果我有罪过，这是他正直；如果我无罪，这是他狂妄。譬如一尺雾霭遮住天空，不亏损天空的广大；一寸云彩挡住太阳，哪里有损于太阳的光辉！”
二十二年（648）春季正月己丑（初八），太宗作《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各篇题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并且说：“修身治国之道，都在这里面。一旦我去世，就没有再要说的了。”又说：“你应该另外寻求古代贤明的君主为老师，像我这样的君主，不值得效法。采取上等的作为榜样，也仅仅能得到中等效果；采取中等的作为榜样，不免得到下等的效果。我登位以来，不正确的事做了不少，面前的锦绣珠玉从没断绝，宫室楼台时有建造，犬马鹰隼无论多远都要罗致到，行游四方，百姓供养劳苦，这都是我深重的过错，你不要以为这是好的行为而效法。但我普济天下百姓，益处很多；开创中华基业，功劳很大。益处多损害少，所以人民不怨恨；功劳大过失小，所以业绩不会毁掉。然而和尽善尽美相比，就有很多惭愧之处了。你没有我这样的功劳和勤奋，却继承了我的富贵，如竭力做善事，则国家可以得安宁；如骄傲懒惰、奢侈放纵，则自身难保。而且成功迟缓而失败迅速的是国家，失去容易而得到艰难的是帝位。能不珍惜吗？能不谨慎吗？”
秋季七月，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城，病得很厉害，太宗征召他前往玉华宫，乘轿舆入殿，到了太宗座位旁才下来，君臣相对流泪，太宗于是留房玄龄住在宫中，听说房玄龄的病稍好，太宗就露出喜悦的神色；房玄龄的病加重，太宗就忧愁憔悴。房玄龄对儿子们说：“我蒙受主上厚重的恩惠，现在天下无事，只有东征尚未止息，文武官员没有谁敢规劝，我知而不言，死了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于是上奏章规劝。 语见《唐平辽东》 。
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娶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太宗对高阳公主说：“他的病沉重到这种地步，还能忧虑我们的国家。”太宗亲自前去探视，和房玄龄握手诀别，悲痛到自己不能承受的地步。癸卯（二十四日），房玄龄去世。
唐朝柳芳评论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到死于相位，总共三十二年，天下称他为贤相；然而没有多少事迹可寻，德行也实在达到至高境界了。所以太宗平定祸乱，而房玄龄、杜如晦不居功；王珪、魏徵善于谏诤，而房玄龄、杜如晦把贤明之名让给他俩；英公李勣、卫公李靖擅长统兵作战，而房玄龄、杜如晦辅行二人之道；国家政治达到太平，美名归于君主。他被视为有唐一代人所宗仰的大臣，是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