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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秦川环抱着的关中平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不仅孕育出周秦汉唐悠久的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也造就了独特的学术风气。这种特殊的学术自北宋张载始彰，被称作关学。明代中期，一群关中学者深察细辨儒学传统，躬身践行儒家理念，把关学传统发扬光大。他们经思辨而信奉“道”，敢舍弃世俗功利去遵行“道”，甚至不惜用生命去践行“道”；他们定仪制规改良民俗，替无告的百姓发声请愿；他们结合自己的实践阐发经义，为往圣继绝学；也曾孤吟独唱，也曾彼此唱和，用诗文真诚地书写个人的情志。这群生活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时期的关中学者，其代表人物是：三原马理、高陵吕柟、朝邑韩邦奇和富平杨爵。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吕柟列于河东学案，其余三人列于三原学案。河东学案和三原学案，在学术上都归宗于张载关学。“四先生”之称最早来自明末冯从吾，冯氏主持关中书院时期，为弘扬前贤“率躬行切近语”
的宗旨，录四先生的语录成《关中四先生要语》一书，旨在以前贤的德业、节义激励后学。冯氏眼光精确，他敏锐地察知到四先生在精神气质上有同质性，而这种共同的精神气质，正可以弥补晚明士子在人生意义方面的匮乏，以之提振士气。由四先生语录进而追溯他们在事功、德行、思想上蕴含的价值，也利于现代人认识我们文化中的优秀传统。
“四先生”在道德、事功、文学方面均有建树。吕柟（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人称泾野先生，陕西高陵人。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吕柟举南宫第六，擢进士第一，授翰林编修。吕柟虽高中状元，历官正德、嘉靖两朝，但仕途并不顺畅，一生三起三落。正德朝，先因拒绝权宦刘瑾的结纳网罗几遭暗害；乞归。刘瑾被诛后，被累荐入朝，又数次上本劝谏无果，知行道于时不合而归。嘉靖朝，因“大礼议”中批评皇帝违背礼制被下狱、贬谪。他既不依附权贵，也不向皇权低头，被誉为“真铁汉”
。吕柟官至国子监祭酒、南礼部右侍郎，他“性行淳笃，学问渊粹”
。嘉靖十八年（1539）再次致仕，归乡讲学至终老。处身于明代中期思想学术、文学旨趣、世风习俗的大变革时期，吕柟既不跟风媚俗，也不僵化保守。他温粹笃实，踏实稳健，出则勤勉吏事，纾困救难，劝农桑，兴水利，解民倒悬，振扬士风；处则居敬讲学，作人化俗，绍统绪，开来学，正士风，移民俗，行学正己，淳朴民风。诚如前人所赞：“清修厉节，抗志守道，皭然无可疵类者，关中则有泾野先生云。”
吕柟不仅人格磊落，而且学问渊粹，学术成就斐然。关学振兴，吕柟功不可没，清代学者李颙指出：“关学一脉，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指冯从吾）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
马理（1474—1556），字伯循，号谿田，陕西三原人。师从三原学派石渠先生王恕之子王承裕。在国子监时马理已“名震都下。高丽使者慕之，录其文以去”
。举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吏部主事，擢稽勋员外郎。秉持公道，匡扶正气，被誉为“真考功”
，表现了爱道甚于爱官的气节。一生五起五已，晚年隐居商山书院讲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1月），罹难于关中大地震，享年八十三。
韩邦奇（1479—1556），字汝节，号苑洛，陕西朝邑（今属陕西大荔）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任职吏部。因上书言政忤旨，贬官。因作歌谣揭露宦官暴行，触怒皇帝，被革职为民。一生六次入仕六次隐居，于嘉靖三十四年的关中大地震中不幸罹难，享年七十八。
杨爵（1493—1549），字伯修，号斛山，陕西富平人，从韩邦奇学，为人“硁直不阿，而内实忠淳”
。以疏诋符瑞得罪，下狱榜掠后犹疏谏以期帝悟，两度系诏狱，前后近八载。获释后返还原籍，卒于家，年仅五十六。隆庆元年（1567）赠光禄卿；万历中，赐谥“忠介”。黄宗羲赞其有“刚大之气，百折不回”
。他与杨继盛均受业于韩邦奇，都是明史上著名的忠臣，并称“韩门二杨”。
四先生高风亮节，躬行践履。他们开书院，登讲席，著书立说，门生遍关中，名扬海内外。他们生前都以自己的德行楷模当世，如皭皭明日、濯濯清泉；逝后，其宗风余韵、人格典范，依然激励着关中学子修养身心，笃实向善。
明代的政治文化环境极为险恶，而关中四先生以德行立世，以讲学济民、启智，以文章继往圣、论时政。作为生活在陕西的后学，对他们除了致以深深的敬意之外，也应该继承“为往圣继绝学”的传统，从学术承传上揭示他们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选取关中四先生之文学观为切入点，展开研究。
此处需要说明，虽然本书题是以文学观为切入点，但并不仅仅局限列举他们各自有哪些关于文学的论述以及所呈现出的关学特色，我们所想达到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学者在怎样的政治文化环境、地域文化中，形成的特殊文学观念。这种考虑基于以下两点：其一，四先生以学问、德行名世，《明史》把吕柟和马理列入《儒林传》。韩邦奇、弟韩邦靖，与陶琰同传，见列传第89，此传记录的正德、嘉靖初期，曾在南直隶任职的清正廉洁的官员，“赞曰：当正、嘉之际，士大夫刓方为圆，贬其素履，羔羊素丝之节浸以微矣。陶琰诸人清操峻特，卓然可风”
。那时期，当朝重臣不惜刓方为圆、希旨取容以立朝，而陶琰、韩邦奇等持清峻之操守，卓然立世，在朝臣中是一股清流正风，难能可贵。杨爵与杨最、杨继盛等同传，见列传第97。此列传收录因上书忠谏而遭贬谪甚至被害的正直官员，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周怡、刘魁、沈鍊等二十四人同传。此传赞曰：“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
“重者显戮”，指杨最、杨继盛、沈鍊等；长系者，则指杨爵、周怡。正人真儒生存的政治环境如此恶劣，但总有一些英特挺拔之士，不怕被贬谪、被桎梏，甚至被杀头，勇于说出真相，不惧逆鳞，表达对时局的真实看法。四先生均在正人君子之列。他们并未致力于文学写作或厘清文学之地位、作用之类，而是如同所有理学家一样，侧重于道统的传承、阐扬，而非计较于章法布局、修辞声律等，他们的书写有两个共同点：一是用生命书写，即躬身践履，把高尚的人格嵌进历史时空；二是用真诚书写，即行文真实，把所见所闻、所历所思写进诗文中。所以，本书的研究不能只罗列四先生有关文学主张的言语论断，而是关注他们笔下选取什么样的社会生活进入他们的诗文，看他们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内容。换言之，关注四先生写什么、怎么写，由此反推其文学观念。当然，用真诚书写并非不用技巧，相反，最常见的情况却是非修辞技巧无以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非章法安排无以表述纷繁的事件。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观认为，从写作者选择记录什么那一刻起，其主观思想就开始与其记叙形影相随了。笔者对这一观点极为认可且已尝试去分析叙事话语中的各方立场
。其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思想史与文学史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文学现象及动态都跟学术观念及思潮紧密相关。一个时代所流行的一种哲学，确能支配该时代人们的思想，而诗歌又是思想的表现，所以，哲学和诗歌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尝试通过解析关中四先生的文学观念，揭开关学在明代中期复兴的关纽，也试图揭示学术对文学影响的途径、方式和表现。
新时期以来，关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斐然。占据多数的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而且因地缘关系，陕西也多次召开关学国际研讨会。研究视角包括：其一，关学本体研究。诸如关学概念的界定、关学精神的内涵，关学学风；其二，关学与其他学术流派的关系。如关学与程朱理学、关学与阳明心学、关学与实学的关系研究；其三，关学家及其主张、特质研究。由此涌现出的一批学者，贡献出其才智心力，弥补了关学研究的不足。一批学者如陈俊民、刘学智、林乐昌、石军、赵吉惠等教授，引领关学研究的深入。其中，有原创意义的，如陈俊民的《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界定了关学的若干核心概念，对关学学派进行溯源追流。林乐昌的《张载关学学风特质论——兼论张载关学学风的现代意义》（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刘学智的《冯从吾与关学学风》（载《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都讨论了关学家对学风建设的主要措施和重大影响。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关学的特殊价值，并进行多角度研究，美国学者葛艾儒的《张载的思想（1020—107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翻译出版）、新加坡许齐雄的《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都是近年来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前者通过解析张载哲学中的“性”“气”等核心概念的形成及内涵，揭示张载哲学特征。后者主要梳理了薛瑄去世百年后，终获诏祀孔庙的漫长过程。明王朝近三百年历史上，共有四位大儒获诏祀孔庙，薛瑄第一个获此殊荣，而且是唯一一位北方大儒。许齐雄的研究追寻出儒家典范评价标准在明代中后期所发生的变化，进而得出结论：河东学派确立了一个不同于南方宗族联合、发展的路径，这个路径被作者别出心裁地命名为“北辙”。
从文学与哲学的交叉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成为一个学术聚焦点。如张晶《陈献章：诗与哲学的融通》（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陈少明《白沙的心学与诗学》（载《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廖可斌《唐宋派与阳明心学》（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等，及章继先的论著《陈白沙诗学论稿》（岳麓书社1999），都力求打通文学与哲学思想的界限，在更广阔的视野上定位文学的演变。
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关中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掌握文献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近年来，许多学者进行文献整理、年谱编定、作家研究、地域文学研究等工作，并取得一系列成绩。就关中四先生及相关的研究来看，有师海军《明中期关陇作家群研究》（2012年，西北大学博士论文）、杨挺《明代陕西作家研究》（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刘学智教授、方光华教授主编的《关学文库》丛书，收录并出版了《马理集》、《吕柟集》（包括《泾野经学文集》《泾野子内篇》《泾野先生文集》三种）、《韩邦奇集》、《杨爵集》；对关学人物则以评传的方式进行介绍及研究，其中有《吕柟评传》《韩邦奇评传》。这些文献整理及学术研究成果，极大地方便了学者对关学的研究，促进了研究的深入。2012年以来，西北大学贾三强教授主持大型文献整理项目《陕西古籍文献集成》，对陕西古籍文献进行穷尽性的整理，其中包含《吕柟全集》《马理全集》《韩邦奇全集》《杨忠介集》等项目。
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很多，此处仅粗线条地概况为三方面。为行文方便，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进一步介绍相关的成果。
本课题的研究，除了依照文献搜集、归纳总结、对比分析的常规研究途径外，主要采取选择性聚焦方法。因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明代中期生活于关中平原的四位儒学先生，他们各自的学术主张、文学观念、作品风格、交游经历等内容很多，所以不能平均用力，进行平摊式论述，那样容易导致研究焦点模糊，因而迷失了研究意义。本课题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剖析研究，是为选择性聚焦的范畴所在。具体说来，从知人论世的角度，需要对每位先生的生平有所了解，但限于篇幅及研究重点所在，本书只做一全景式的生平勾勒，再择取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两个事迹进行论述，比如对杨爵来说，其上疏带来的八年牢狱之灾及其牢狱期间的思想情感就是最能体现其人格风范的事件，因此，在生平介绍中，这一事件和牢狱写作就是研究重点所在。
四先生从政多善行治绩，归隐则讲学授徒，他们的为政观、为学观是践行学术思想的体现，接续了孔门四科的“文学”观念，因此，本课题在“知人论世”之后，梳理各位先生的为政、为学观及其表现。在此，笔者提出“大文学观”的概念，目的是把关中四先生接续孔门四科的文学观涵盖其中。从学术史和文学史的衍变来看，诗教观、文以载道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沦肌浃髓的，于是，我们看到宋明理学家们常常抛出“叔世而重文辞”之类的观点，似乎反对醉心文词、溺于辞章。实际情况是，理学家们不仅对诗词曲赋都有所创作，且颇多情感饱满、风格独特的杰作。换言之，理学家反对溺于辞章，却不反对文学创作，或许非文词无以述怀，非辞章无以达意。因此，对每位先生的研究，都分出专门的节次分析其文章观念及创作、诗学观及其诗风。
孟森先生曾提出，对于明代学术的研究要义应该是“不分门户，惟问实行如何”
。笔者非常推崇这一学术研究原则，门户之见往往遮蔽了真相真知，对明代而言，门户之争尤烈。孟森先生所提，其针对性则尤为明确。受此启发，本书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区别各家之学术派别归属，只看重他做了什么和怎么做、为什么如此做。最后，需说明的一点，笔者身处关学研究重镇的陕西，本书的研究受益于前贤时彦研究成果颇多，择取各位研究成果时，会在行文中注明，但限于学术规范，除了对明代关中四先生及他们的师长冠以“先生”之称谓外，文中所引述到各位的名讳，笔者一律直引尊姓大名，而省略“先生”之缀。为示尊敬，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