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曾钻到某档案室数周，翻出一些珍贵影像，并最终形成了《红色影像》系列。而见到李健编的《1949中国影像志》，还有早些时候的《北京城市影像志——新中国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变迁史》，我发现自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某专业领域找到少量历史影像并不难，只要肯跑，但看她涉及的领域就十分惊讶，断代史、编年史，有横有纵，仅仅一年，或仅仅一个话题，这可是全行当呀。她对影像的这种用法使图书主题更精准，内容更清晰，对史学或社会学研究来说显得越发有力。我仅粗粗地看了一遍，便感觉收获颇丰。

我正在写书，主题便是摄影要走出“影像艺术”的小圈子，因为摄影来到这世上的真正使命，便是要让影像的真实性为社会服务，而不仅仅是为摄影的所谓艺术个性服务。李健的书已经明确把“影像研究”真正晋阶到社会学研究，或历史学研究层面了。这使影像的使用推进到了全新的领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从这点看，我才是真正的门外汉，如果早有这样的研究——李健至少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

影像与图画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写实”，一个“写意”。这个区别绝不仅“逼真”或“客观”。它改变了人们看图像的习惯，更改变了人们看影像的性质，也就是我前面所说，影像的研究必须尽早晋阶到社会学研究层面的意思。社会学不是物理学。我们看影像的时候，绝不应仅仅局限在影像本身，而应努力寻找影像背后的人文内涵、社会学内涵、历史学内涵，并由此获得更丰富内在的感受。有多少人这样看影像？我是指专业圈。摄影术诞生快两百年了，大多数所谓专业或职业的摄影人士都难以跳出“影像技术”的窠臼。从李健的书中能感受到，她到位地理解了影像的社会学内涵，并把它们有效地应用到社会学、历史学研究之中。这个趋势应该重视。

影像的基本特征就是具体性、个别性，或私人视角；历史研究最最珍贵的，恰恰就是可实证的，具体性、个别性，或私人视角。《1949中国影像志》及《北京城市影像志——新中国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变迁史》便是在用历史的眼光和思路来梳理、整合这些具体的、普通的，甚至顺手拈来的图片，并让它们“凭空产生”了历史见证的力量。正如李健说：“我想采取一种影像编年体的方式，直观、客观、多维、相对完整地记录和呈现1949年的中国巨变。其中既有1949国共决战的各大战役以及开国大典等重要事件的图片，也有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照片。”

一定要意识到，她是在用一种明确的意图，统领这些看起来“非常不专业”的影像。正是这种毫不含糊的意图，使这些“杂乱无章”体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章法、布局，具备了明确清晰的社会学、历史学意义。这种借影像的具体性、个别性佐证历史，鲜活历史，让历史研究具体化，不仅对史学研究，而且对我们研究影像美学的人早日跳出艺术风格或美学个性的纠缠来说，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启发。

司苏实
2024年7月19日 eYCVC0pokmefJHkwx0EOaykBYommXOdSSOvVxaej1AyvuecmQC8wcxpIPyZqma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