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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古籍尤其是民间的藏书受到的损失太大，古籍中的善本书更是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为了保护民族文化的遗产，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作出重要指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总理的指示经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用电话向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作了传达。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各项工作很难启动，所以开始落实总理指示迟至1977年4月才开始酝酿进行。4月18日，上海市文化局根据国家文物局图书馆处胡耀辉处长的意见，委托先师顾廷龙先生和潘皓平赴北京，就如何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工作，和北京方面的专家共同研究、讨论。
根据顾先生的回忆，其时他刚恢复工作不久，去北京是驻上图工宣队指导员魏品云通知的，同去的还有潘皓平。潘在“文革”前曾任上图党支部书记、常务副馆长。顾、潘两人到北京的次日上午，同往文物局会议室，到会者有文物局、北图诸君，局长王冶秋招顾先生坐其旁。王说了“文革”中各处毁书情况，并传达周总理病重期间作出的指示，初步讨论了如何贯彻落实之事，并就善本书“收录范围”和采用何种分类法和著录方法作了探讨。顾先生认为“总理的指示，不仅仅是搞宋、元本，他是要编一本全国古籍善本的总账”。
在讨论善本书收录范围时，先生在小笔记本上写道，“这样的标准比较大路，照北图八本目录（津按：此指《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规格，王冶秋同志觉得可以。我们的草目（指《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也是这个规格，就是后来一部分比较粗一些，必须核对”，“①简目的提名，因为北图提出的项目要像藏书志那么详细，写提要，考证藏书章的真伪、藏书的源流等，这样做是好的，但时间需要多，不能做到尽快。我们意见不作藏书源流及印章方面的考证，所以说简目，以别于藏书志那样的规模。②简到怎样。③估计工作有不少困难。1、书不在馆里，2、熟手不多。④周总理病中还关心到我们的工作，这是光荣的任务，但是编制目录，是我们的本分工作，说明过去做得不够，亦感到很惭愧，一定要鼓足干劲去完成任务。外国人著作（酌），宋元残本全收，明残本如上海地区只一本的收，丛书零本稀见的收。清刻的条件，一精，二稀，三质。分类，书目原封还是酌改，依北图。北图八本书目，赵（万里）主、冀（淑英）副，按此标准，已有实践，众无疑议”。为落实总理指示，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下，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作为试点单位开始工作。不久，此项试点工作又扩大到南京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
顾先生在京讨论善本书收录范围的具体事宜及试点事，也可见4月23日致吴织、沈津的信：“我们到京次日，即在北图座谈了半天，第二日又谈了半天，基本定下先编一简目，就是像北图的八本头，我们的复写本（指《上图善本书目》）那样，分类暂不改。由北图和我们作试点，逐步扩大。这是周总理病中安排的工作，我们务必努力进行。”
编纂《书目》的第一次会议是在1978年4月，地点在南京，后来人们谈及《书目》都称之为“南京会议”。此次会议，我任会务组组长，杂事多多，还要抽出时间参加会议讨论。会议基本上达成了收录范围、分类法及著录条例的草案。后来又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形成了“三性”“九条”。“三性”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并正式成立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领导小组。
这之后，又召开了数次全国会议，多是围绕着善本书的版本鉴定、收录范围、著录规则以及分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经验交流。如1979年3月，顾先生偕沈津、任光亮等人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版本鉴定及著录工作座谈会”。12月，先生又偕沈津、任光亮去江西南昌，听取了全国古籍善本编目工作巡回检查汇报（计华东一组、华东二组、西南、西北、华北、东北、中南七组）。为了保证善本书目的编辑质量，会议提出了“对各省、市、自治区善本书目汇编时的复查要求”。会议还决定自1980年5月起，在北京开始进行全国总编，书名定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领导小组改组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工程，不仅动用了各省市县及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的专业人员，也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整个过程历时十八年。这件事做起来快不了，不能速战速决。《书目》中包括全国各地所藏的善本书六万种，当年报上的卡片竟达十三万张，我们是从看卡片开始，慢慢地一步步地走过来的。
一开始，就是给各省、市的文化局（厅）主管图书馆的局长、处长，还有图书馆的馆长等开会，要求每个省做普查，可以说是一统到底，全民动员做这件事。《书目》包括了国内八百多单位（各省市县图书馆、大专院校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等）的藏书，不少大型图书馆多是家底不清，有的图书馆能说出大致上有多少藏书，但数目不准确，也有不少书没有编目，有些为新购得的，有些是原来堆放在书架上的，在普通线装书库里也偶尔会发现不错的善本书。1990年4月，我离开中国大陆前最后一次陪同顾先生在南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当中有半天的休会时间，顾先生要我陪他去看看龙蟠里，那是南京图书馆过去的所在地，后来变成了一个书库。我们到那里一看，好多间屋子都有堆积如山的图书，也有部分线装书，没有书架，直接放在地上。这是因为1949年后，有些图书馆撤销了，图书就集中暂存南图，而馆内工作人员处理新书都来不及，没时间整理旧存书，所以就这样一直放着。上海图书馆夹层线装书库里也有一间小黑屋，放着不少线装书，没有编目过。在图书馆的未编书里，偶尔也会发现善本书，因此需要进行全国性的普查。
全国各地开始古籍普查工作之前，都是各省市图书馆在省文化厅（局）的领导下，成立专门的班子，并举办了不少古籍业务培训班。当时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专门划分了华东区、中南区、西北区、西南区、东北区，并分别由北图、上图、中山馆、甘肃馆、四川馆、辽宁馆牵头负责。上图也参与了对其他省市馆举办的培训班的培训工作。那是1978年8月，应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彭长登的邀请，顾先生偕我先飞去了成都，次日即往乐山大佛寺，为川馆举办的“西南、西北八省古籍训练班”五十三个单位五十八位学员授课。这些学员大部分来自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我们授课的内容是“古籍版本概述”，讲稿后来由川馆刻印成油印本，学员人手一册。记得在乐山时，每到傍晚饭后，顾先生都会偕我在大佛寺附近散步，顾先生说：这几个省的人回去以后，不光要在实践中运用学到的知识，而且今后还要注意如何保管，如果每个图书馆都有懂得古籍重要的人，那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1978年的9月，根据编委会的安排，我和任光亮去了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四个省市馆及大学馆、博物馆、重点地区馆等十八个单位，此行一个月，目的是了解西南地区善本书目的编纂进度，并协助一些省市馆所藏疑难版本的鉴定，总共调阅了一千馀部图书。这次巡回检查，看到了不少馆藏精品，也剔除了较多不属善本的卡片，如在成都看了三百五十部书，不合善本收录范围的计有二百五十部左右。再如重庆馆、北碚区馆、西南师院馆三馆，看了三百四十部，删除二百六十部。重庆馆藏书丰富，品种也多，宋元刻本、抄校稿本较之四川省馆为多。
书目编委会总编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宣武区虎坊桥香厂路6号国务院信访招待所里。当年的香厂路一带非常冷清，据说北洋军阀时期张勋的“辫子营”就驻扎在附近，所以有不少流莺出没。后来此地变得很荒凉，完全没有城市景象。1980年5月，各省市参加汇编的工作人员先后到香厂路集中，全部四十九人（包括办公室的行政工作人员）。顾先生是在1980年5月到达北京的。总编工作实行的是编委会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在主编顾先生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那一年顾先生七十六岁。
在编委会中有三名顾问，都是名重一时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周叔弢、赵万里（北图）、潘景郑（上图）。周先生曾任天津市副市长，著名收藏家。顾先生到京的一个月后，即受编委会之托，偕天津馆的白莉蓉专程赴津，聘请周先生为书目编委会顾问。顾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与周先生三子周一良是同学，所以对周先生是以晚辈的身份拜见的。1949年后，两人相见是在1960年，时周先生至沪参观上海图书馆，这之后，仅有七十年代末的几次通信，而无缘相见。据顾先生的小笔记本当日的记载：“午后二时半，访周叔弢先生，将二十年不见矣。寒暄毕，余即报告为实现周总理遗愿，尽快地编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两年来各省市自治区都已将卡片做好送京汇总，成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刘季平同志。决定请先生担任顾问，我们有问题随时请教。即递交聘书，先生受之，很表高兴。”又据白莉蓉告知：“因事先已通知，所以顾老到的时候，周先生已在客厅等候。他们相见的场面十分感人，两位老人都前趋数步，紧紧握手，没有任何寒暄，开口就说起了‘书’的事。坐下后，顾老谈起编《总目》之事，说到此举是为实现周恩来总理的遗愿，他俩都非常激动。顾老向周先生介绍了编目工作计划，并说是代表编委会来聘请周先生为顾问之事。周先生极为兴奋，欣然应诺，并对顾老亲自来津表示感谢。”周先生受聘顾问时为八十九岁，越二年，周先生骑鲸西去。
汇编的人员分成经、史、子、集、丛五个分编室，每个分编室设分科主编、副主编。每星期各分编室的主编、副主编集中在一起开碰头会，由顾先生主持。在《书目》的初审阶段，各省市馆来的人员，老中青都有，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就是单位派来学习的，但是大家还是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我在经部编辑室，任分副主编。分主编为吴田易。其他同事为江焕文（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梁仁居（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培荣（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白莉蓉（天津图书馆古籍部）。吴田易曾任西北图书馆采编部主任，五十年代初，在甘肃省馆被评为副研究员，后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才被摘帽子，1977年时还在馆内打扫卫生。《书目》筹备初期，他被安排去古籍部。2003年去世，年九十三岁。
我们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初审各图书馆报上来的卡片，即卡片上著录的书是否为善本，书名相同的书是否为同一版本，是否可以合并或区别为不同款目。各书的著录及版本项的认定是否准确，甚或题跋者、批校者的笔迹真伪等。这是按照冀淑英先生所拟《审核卡片条例》来执行的。在工作中，最不易适应的是工具书、参考书的欠缺，每个分编室能利用的资源少之又少，所以我们要从卡片上的著录去发现问题，如有问题就会把抽斗里的卡片竖起来。然后按照编委会拟定的统一格式发信至收藏单位函调，要求提供卷一第一页的复印件或照片，或是重新检查行款等等。等复函回来后，即可决定修正著录或决定取舍。因为每天都和卡片打交道，沈燮元和我调侃道，我们都变成“骗（片）子手了”。编委会里曾有规定，即参与汇编工作的同事，如果不能确认卡片上著录的版本，可发函调信或去京中各馆看书解决。然而尽管有此规定，却很少人去目验解决。我和沈燮元时有联袂去某大学馆看书，经重新鉴定，发现错误较多，包括伪清黄丕烈跋、伪清翁方纲手迹等，这在卡片上是看不出来的。
在香厂路，我和任光亮住一个房间，厕所是招待所公用的。喝开水，要用热水瓶去锅炉房打水。整个招待所仅有一间有抽水马桶的房间，给了已经七十六岁高龄的顾先生住。但抽水马桶上既没有马桶圈，也没有马桶盖，后来还是编委会主任委员刘季平馆长出面和招待所沟通，才解决了顾先生如厕不方便的问题。我们所有参与汇编的工作人员都在大食堂用餐，伙食比较差，很多时候的特色菜就是白菜烧豆腐，早餐都是稀粥和大馒头，有位同事说，她每月的伙食费只要十五元就够了。那时是一周六天工作制，星期天只开两顿饭，即中午和傍晚各一顿，南方人不习惯，有时候就去附近小吃店吃油饼、豆腐脑。记得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丁瑜来，请顾先生、沈燮元和我去他延年胡同的家吃饺子。丁家似乎离香厂路不很远，他轻车熟路，带领我们穿过不少胡同才到，看似普通的饺子却是我们在香厂路期间吃过的唯一一顿。周日休息时，顾先生有时也会带我和任光亮去珠市口找个饭馆去打牙祭，换换口味。至于其他同事也是如此，如魏隐儒就约天津馆的白莉蓉去吃羊肉泡馍，说是带你去改善一下伙食。川馆的何金文从成都带了两瓶四川辣酱，刚上食堂餐桌，瞬间就被大家一抢而光。
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很单调，招待所的会议室里置有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上大家没事就拥去看电视，也觉得是一种享受。总之，业馀时间大家都是自己适当安排，找些事情干。有一次，听说西单商场有卖格子呢的布料，好像上海还没有见过，于是我们一早就赶去采购。还记得有一次听说公安部属下的群众出版社在卖内部书籍，我们又冒着大雪，穿着军大衣乘公共汽车去买。我们每个工作人员都有一张油印的“临时医疗证”，如身有不适，可凭证去中日友谊医院诊治。有一天，北京著名中医师耿鉴庭慕名来看望顾先生，因我患“甲亢”，所以顾先生就请耿老为我搭脉，并开了药方，但在香厂路没有条件煎药，后来药方也没留下来。按照当时的规定，我们出差在外，每日都有三角钱的出差补贴，因此每人每月有九元人民币的增收。在北京工作了四个月后，大家都很辛苦，为了安抚工作人员的思乡之情，稳定军心，编委会决定，各省市馆的同事可以回去休假一个月。后来，有些回去休假的同事因为馆事、家事及身体条件等，多有拖延或不再返京。但顾先生和我、任光亮都是如约回京的。
到了初审快要结束的时候，编委会组织大家坐大客车到承德避暑山庄参观。在参观文津阁后，丁瑜对我说：“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当时赵万里先生南下，在上图善本组办公室看到你，回到北京就说，上海图书馆顾馆长带了一位年轻人学习版本鉴定，看来我们也要培养这方面的接班人。”陕西省馆的戴南海，善弈棋，经常在星期天一大早即去天坛看人下棋。他还会算命，我们在棒槌山下休息时，他给我看手相，看完后说：我看你，将来一定会出国！我一听，嘴上没说，但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因为“出国”这个词，在那时，是没有人会想到的。谁知道，1986年我真的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了。在承德，大家都十分放松，记得一次聚餐，菜肴不错，几个老同事如王多闻、吴田易等都喝了点酒，居然玩起了猜拳。这种形式，过去我只是在电影中见到，这次可是开眼了。
《书目》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会选择“上古”？在香厂路时，我收到“上古”的编辑室主任郭群一的信，信中还附有上海市出版局局长马飞海致顾先生的信，郭信的内容是：希望《书目》能交由“上古”出版，理由是“上古”的前身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年顾先生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即是中华上编出版的，当时的责编是胡道静。“上古”有能力将《书目》的出版工作做好。马和郭的信我马上呈给了顾先生。此事后由顾与冀、潘二位副主编商量，报编委会主任委员刘季平同意后才定下。郭为什么会写信给我？那是因为郭为借书和工作上的事，经常来上图找我帮忙，彼此间很熟悉。
在北京待了八个月，初审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结束前，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可以回家了。所以那时，同事一见面就会说：你何时车轮滚滚呀？《车轮滚滚》是当时一部国产电影的片名，之所以这么问，是指你买的什么时候的火车票呀。在撤离北京的人员中，最晚走的是主编顾先生、我和任光亮。顾先生对我们说：“我们要最后走，让其他省市馆的同事先走。”当我把顾先生的话转告副主编潘天祯后，潘有些激动，说：“顾老先走，顾老先走。”我马上说：“不要争了，只有你们走了，顾老才安心，我们才走得了。”
《书目》的复审和定稿，是在北京、上海、南京三馆完成的。参与的人员，北京有冀淑英、丁瑜、陈杏珍等；上海是顾先生、沈津和任光亮；南京则为潘天祯、沈燮元、宫爱东等。复审时仍然是发大量的函调信，因为同一部书，各地报上来的卡片有时多达十数张，要区别是否同一版本，能否合并成一条款目，需花不少时间。为了保证编辑质量，就不得不发函询问。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单位添置复印机后，提供复印件的也逐渐多起来了。因为价格较贵，之前有些单位提供的照片很小，无法放大，也看不清楚。
为了能尽快定稿，编委会经研究，决定在上图集中完成经部、史部类的定稿，同时请冀淑英、潘天祯、沈燮元等到沪工作。上图领导则全力支持此项工作，并在东大楼参考阅览室匀出一间大房间（206室），上图参加者为顾先生、潘景郑、沈津、任光亮。北京、南京的同事在上海的住宿，都由上图派人联系离单位近些的酒店，虽然上图附近有国际饭店、华侨饭店，但那太高级，而且经费上也不允许，最后决定在延安东路上的延安饭店，不用乘车，走路二十分钟，也不算远，而且又是军队经营的，较安全。在联系过程中，延安饭店的负责人知道顾先生的书法造诣，提出请他为饭店写字，写了好几幅，才换来饭店提供较长期的住宿。
要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必须有一个好的班子，我以为主编和两位副主编的配合是完美的，相互间的信任和工作上的默契，十八年的风风雨雨，克服了许多困难。这或许是国内这几十年间所编大型书目中最为艰巨的一部。主编顾先生就不再说了。副主编冀淑英，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资深研究馆员，是业界的前辈，是我非常敬重的版本目录学家，大家都尊称她为“冀大姐”。冀大姐是一位完完全全从实践中走出来的专家，她曾参与过几项大的古籍编目实践，具有编制大型古籍善本书目的经验。她对古籍版本独具慧眼，那种睿智很少表露。她在1957年写了一篇《什么叫善本书》，指出：“善本书的标准，可以说是具备思想性、历史性、艺术性的罕见本，各具其一或二均可。”这种真知灼见和二十年后《书目》收录范围中的“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不谋而合。冀大姐在五十七岁时参加书目编委会筹备工作，一直到《书目》出版结束。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无论是在北京或是上海，冀先生都有大局意识，协助主编顾先生善始善终，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完成了极为艰巨的任务。
副主编潘天祯，曾任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馆长，业务及行政经验丰富，办事认真，从来不搞阿谀奉承那一套。在上海参与史部定稿期间，我们天天聚于一室，他不仅没有架子，而且工作之馀，话多诙谐。潘嗜烟酒，他说：别人称我为研究员，我确是烟酒员。有一次，他向顾先生请假，有事回宁，但四天后就返沪工作了。问他为何不多待两天，他说：事情办完了，手上的卡片还未看完呢。再一问，原来是潘太太病逝，他回南京是办丧事的。潘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是四十年代末中央大学同学，同住一个寝室，关系特好。这是昌先生告诉我的。
编一部大型的联合书目，比编其他什么馆藏目录、专题目录等不知困难多少，尽管经过初审、复审，翻查各种工具书，还是会出现不少想不到的问题。比如编排作者的先后次序，就是一门学问，冀先生曾编排过常见著者生卒年及中进士的年份，供我们在定稿排序前参考，如父子的著作，儿有功名，而父则名落孙山，排序时子要在前。在卡片合并过程中，又涉及版本的鉴定，即以作伪来说，什么纸张染色、挖补牌记、书名篡改、钤盖假印、卷数割裂、序跋作伪、原刻翻版等，都要费去不少时间。就以经部举例，最难识别的版本，是小学类中的《大广益会玉篇》，此书除宋刻本外，元刻本竟有五种不同版本，明刻本则有十五个不同版本。再如韵书中的《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除原刻本外，又有嘉靖重修本、嘉靖万历递修本、万历刻本等七个不同版本。又如《洪武正韵》，除明初刊本外，又有正德刻本、嘉靖刻本、隆庆刻本、万历刻本、明刻本、崇祯刻本等三十馀个不同刻本。此书的翻刻本多极了，记得内蒙古的某个藏书单位报上来的卡片作“明初刻本”，是据序断定版本。我请他们寄复印件来，一看就不是明初刻本，然后再和其他各种明刻本核对，这样的比对，必然费去不少时间。如果不负责任的话，全部写作“明刻本”，这是不行的。《书目》规定，不同版本的明刻本不能合并，只能一种一种甄别，这也是责任所在。
在北京完成初审，实是不易之事，尤其是对主编、副主编来说，熬过八个月真的很难。一个小小的编委会，并非看起来的一片和谐，也并非安定团结。如最初的《工作规程》，竟然出现“主编、副主编、办公室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办公室负责总编室的行政工作和全体工作人员的考勤、考绩”句。个别人为了权力，居然将编委会内的办公室凌驾于主编之上。有人想做副主编，就让他人说项，鼓动闹事，后来此事受到主编顾先生和两位副主编冀淑英、潘天祯的坚决抵制，因为想进来的人并不真懂古籍版本，无非就是图名。这些事都可见顾先生向编委会副主任委员方行汇报工作的信。
我知道，顾先生在京时，曾建议国家文物局应该保护冀淑英，那是因为某分主编当面斥骂冀，致冀气极，回宿舍大哭一场，平时又被某君打压欺负，弄得像童养媳般，顾先生特别同情她的遭遇。顾先生还建议将来出书时，只署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不上个人名字，以堵幸进之路，盖因参加汇编的人员，有些是来京临时凑数者，原来并不搞古书，水平不高。汇编工作困难重重，虽事先想到，但想不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是那么复杂。
在各方的努力下，《书目》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分别于1986、1991、1994、1996、1989年先出线装本，继于1989、1993、1996、1998、1990年出版普通精装本，总共字数五百五十万字。1986年9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亲自撰文对《书目》开始出版表示祝贺。《书目》出版后获得一致的好评，其质量在这几十年中出版的大型书目里是有口皆碑的，但也有被人诟病之处，其中最大的质疑是没有写入书的行款。众所周知，一部书的行款，是鉴定不同版本的依据之一。很多人认为行款中的几行几字点一下不就完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确实是，点行款不用动脑筋，很容易。但是，这么简单的事，却很难统一。我们参与工作的人员对此深有体会，如五个图书馆在同一书同一版本的卡片上，行款上一作九行十八字，一作九行十九字，字数不一样，就会让人认为是不同版本，就不能合并成一个款目，因此，只能写信索要复印件，我们自己来点，结果发现某馆确实点错了。这样的低级错误指不胜数，编委会的主编、副主编实在没有办法，又不能将各书的行款重新点数，为了保证《书目》的质量，在定稿的时候，只能忍痛把行款全部删去了。除了这一点外，仅有个别学者指出著录方面的零星错误。
《书目》陆续出版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如八十年代末，上海某出版社背着编委会私下与日本某株式会社签订合同，于1990年12月在日本出版了《书目·丛部》。这引起了编委会及顾先生、两位副主编的强烈不满，愤而向有关部门揭发并抗议，认为《书目》尚未全部编完，某社就开始做一些小动作，而且编委会也没有授权将《书目》交给日方出版，这样做，是违反编委会和某社早先的出版合同的。最后某社不得不承认严重侵权的错误，慎重道歉，并终止与日方私订合同的执行。
后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某君采用不当手段，利用《书目》编辑过程中形成的《征求意见稿》油印本，全面篡改国家大型书目，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了一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细翻此《总目》，可见编校者不懂古籍整理、版本鉴定，致使全书编排糟糕至极，与《书目》的收录范围、格式、编例、质量等相比较，差距甚大。一部国家书目，国家所定的项目，竟都敢篡改，这在学术界实在是罕见。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署名某图书馆编的《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齐鲁书社2003年版），也是将《征求意见稿》油印本全部影印，并制成索引，沿袭了《意见稿》中的不少错误，远远不及后来编委会正式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这样一部大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四五十年代，是中国图书馆学界中的不少专家学者和历史研究者想也不敢想的，即使有这种念头，也不敢往深处细想，因为如果要做，那就是国家项目、重点工程，没有国家支持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是不可能做成的。1995年，我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专门去探访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副主任委员方行，他告诉我说，《善本书目》如果早十年编辑，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再晚十年编，也做不起来，因为没有可以担纲的人选和较多的具有实力的专业人员了。方先生的话是对的。
如今翻看当年书目编委会的名单，心中不免感慨。根据我的了解，1980年5月开始参加《书目》汇编的工作人员四十人，走了二十人；参加审校的工作人员十八人，西归十人；参与定稿的工作人员七人，辞世五人；参加组织工作的人员十三人，仅馀六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二人，尚存一人。而编委会主任、副主任、主编、副主编、顾问十二人，则全部仙逝。时至今日，参加编委会全过程的，即汇编、审校、定稿者仅有任光亮（八十二岁）、沈津（七十八岁）二人而已。
如果要讲《书目》的完整编纂过程，这个题目太大了，且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完全可以写一本书的。当年，顾老健在的时候，即已写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经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的汇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总结》、《中国图书事业的一项伟大成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追记》、《十年苦干，抢编出善本书总目——忆周总理、陈毅等同志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怀》，后来还准备和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工作的徐小蛮合作，另外写文述之，所以将他保存的有关资料交给了小蛮。然而后来小蛮家中突发变故，工作无法进行，又将资料转我保存。再后来，我又委托一位老师接手写作，不巧的是，老师又全家移民海外，编著工作只得停止。2019年端午节前后，我应南京艺术学院之邀，前去作了两次讲座，期间约好沈燮元，在颐和路他的宿舍见面。那天闲聊最多的是《书目》编纂过程中的人和事，我们都感到这个题目没有人做，而参与《书目》编纂全过程的健在者（当时）仅有沈燮元、丁瑜（前年仙逝）、任光亮和我。本想再找时间约任兄在沪或苏州见面，好好聊聊，但没想到之后的疫情肆虐，我也无法返沪。我和沈燮元谁也没有意识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2023年5月12日于美国北卡洛罗纳州落基山之宏烨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