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春官·大宗伯》云:
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 曰视。
郑玄注云:
亲,谓使之相亲附。宾礼之别有八。此六礼者,以诸侯见王为文。六服之内,四方以时分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觐秋,或遇冬,名殊礼异,更递而遍。朝犹朝也,欲其来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觐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时见者,言无常期。诸侯有不顺服者,王将有征讨之事,则既朝觐,王为坛于国外,合诸侯而命事焉。《春秋传》曰“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是也。殷犹众也。十二岁王如不巡守,则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见,四方四时分来,终岁则遍。时聘者,亦无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岁,不敢渎为小礼。殷 ,谓一服朝之岁,以朝者少,诸侯乃使卿以大礼众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其述殷同、殷 之礼是否符合商及西周制度,可据甲骨文、金文等直接史料研判是非。
商周金文及玉器铭文见载殷同之礼,俱录于下:
殷于逢。 二祀 其卣
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 保卣、保尊
命大保省南国,帅汉,诞殷南。 大保玉戈
在成周……王呼殷厥士。 叔夨方鼎
唯明保殷成周年。 作册 卣、作册 父乙尊
王在蒡京,命师田父殷成周年。 小臣传簋
诸辞之“殷”皆为殷同之礼。二祀 其卣为商末帝辛世器,其铭“殷于逢”,是谓商王于逢地行殷同之礼 [1] 。保卣、尊为西周成王世器,其铭“王命保及殷东国五侯”,意即成王命召公参与殷同东方五种诸侯之礼 [2] 。叔夨即唐叔虞,故“王呼殷厥士”则系殷同王族子弟之有爵者。而作册 所造之器也属周成王世,其铭“唯明保殷成周年”,则以作为伯老的周公子君陈明保于成周殷同天下诸侯而纪年 [3] 。显然,“殷”于此为殷同之礼非常清楚。
商周之殷同礼,或行于王畿之内,或行于境外,制度严格。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十三考会同之礼云:其礼有四,一是王将有征讨,会一方之诸侯,时见曰会是也。一是王不巡守,四方诸侯皆会京师,殷见曰同是也。此二者皆行于境内。一是王巡守,诸侯会于方岳,《古文尚书·周官》所谓“王乃时巡,诸侯各朝于方岳”也(禹会诸侯于涂山,亦是巡守会同)。一是王不巡守,而殷国诸侯毕会于近畿。此二者皆行于境外。时见时巡所会,皆止一方诸侯,是会同之小者。殷见殷同所会,则四方六服诸侯毕至,故曰殷,是会同之大者。准此制度,则知二祀 其卣铭之殷于逢,大保玉戈铭之帅汉殷南,皆于境外所行之殷礼;而保卣、尊铭之大保与事殷同东国五侯,以及于成周所行之殷同,皆于境内所行之殷礼。
殷同制度明确之后,卜辞有关商代殷礼的占卜内容便容易理解了。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云:
戊申卜,宾贞:殷亡祸?
戊申卜,宾贞:卜(外)亡祸?
贞:兆( )以?
其以?
贞:用,弗亡祸?
贞:用,弗其有祸?七月。
贞:□□祸?
有祸? 《合》590
此辞的“殷”字漫漶不清,或摹作“寇” [4] ,或释为“殷” [5] 。从字的体势分析,应以释“殷”为是。此缀合版原收于《殷虚文字缀合》218版(见图一),文字清晰。载有“殷”字的卜辞原属《殷虚文字乙编》4046版(见图二),字迹分明,也可助为判断。然论者以为“殷”与“外”构成对贞,故而以为“殷”当指内服王庭之地,也就是盘庚所迁之殷地(今河南安阳殷墟) [6] ,学者或从之 [7] ,则有可商。
卜辞常以“亡祸”与“有祸”形成对贞,然此辞于同日所卜“殷”“外”之事却同问“亡祸”,显然并不属于对贞,而是对不同之事的选择,故“外”应是对“殷”事的更进一步选贞,则“殷”与“外”并不具有空间对应的必然联系。此其一证。卜辞之中商是指王庭,或也称商,其只与四方四土构成内外对应的空间关系,如《屯南》1126版记商与东、北、西、南四方对应,《合》36975版记商与东、南、西、北四土对贞,却从未有与“外”互为对应的情况。此其二证。据商周时代的空间观念分析,其时仅以“外”与“内”或“外”与“中”构成相对的空间概念,如商王的庙号系统即以“外”“入(内)”相对 [8] ,而《说文》以内训中,故地理之“中国”亦可称为“内国” [9] ,见于录 卣铭文,都准确地体现了其空间观念,故知“外”不可能与某个地名形成内外对应的空间联系。此其三证。商代王庭地理之殷于卜辞本作“衣”,如卜辞所卜之“天邑商公宫衣”是也 [10] ,至两周犹然,穆王世之剌鼎铭记“王在衣”,即其地,故卜辞之“殷”不可能作为商代王庭地名。此其四证。“殷”之本义为人罹重病而医治,于省吾已立此说 [11] ,确切无疑,卜辞之“殷”也多指人患重病,可为明证 [12] ,或由病势隆盛而引申出殷盛之义,商周金文以“殷”为殷同之礼的用法如此,故卜辞之“殷”未见有作为商代王庭地理的意义。此其五证。准此可知,上录卜辞与“外”相对之“殷”与地理无关。
图一 《殷虚文字缀合》218版
图二 《殷虚文字乙编》4046版
综合分析整版卜辞的内容,可知其实际是在围绕殷同与殷 之礼的占卜,意义重要。“殷”解为殷同之义,不仅可能系统建立起商周金文所反映的殷同之礼的完整脉络,而且证明这一制度在商代武丁时期即已相当完善。殷同之礼所行之地或在境内,或在境外,故知“殷”与“外”的选择恰是在选择是否行殷同之礼,或是否于境外行殷同之礼。时殷见诸侯于境外,而王无巡守。
事实上,如果“殷”与“外”的选择表达的是于境外举行殷同之礼的话,那么同版所见的“兆以”之卜就有理由读为“ 以”,“ ”指殷 之礼甚明。
殷同与殷 之礼的区别,久未釐析清楚。《说文》见部:“ ,诸侯三年大相聘曰 。 ,视也。从见,兆声。”古贤或以殷、 之分重在相见年次的频疏,未得其旨。《周礼》谓之为“殷 ”,知其礼本也以聚众相见为义。《周礼·春官·典瑞》“以 聘”,郑玄注:“大夫众来曰 。”又《考工记·玉人》“以 聘”,郑玄注:“众来曰 ,特来曰聘。”此与 礼谓之“殷 ”正合。而其有别于殷同者,本当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殷同者皆为王朝的外服诸侯,而 礼之对象则应为方蛮伯酋。其二,殷同重在诸侯聚众同见,而 礼则别在方蛮依次轮流见王。此其要义也。
又作“眺”,义为远视。《尔雅·释诂下》“ ,视也”,郝懿行义疏:“ ,又通作眺。”《大戴礼记·朝事》:“殷眺以成邦国之贰。”是其证。《玉篇》目部:“眺,眺望也。”《汉书·礼乐志》“眺瑶堂”,师古注引应劭曰:“眺,望也。”《文选·卢湛赠崔温》“北眺沙漠垂”,刘良注:“眺,远视也。”此即 礼之本义,其取“眺”声而立义,是想建立王庭与较外服诸侯于地理更为遥远、其关系更为疏远的方蛮伯酋的联系。 义为视。《说文》见部:“视,瞻也。”亦见其本义。古文字“视”之初文不同于“见”,作人立而前瞻之形 [13] ,即有远眺、远视之义。故商以与外服之外的方蛮相见之礼为 ,正切其眺视之义。
周人以 礼称“视”,见于金文所记,其视 者皆为方蛮,可为明证。铭文云:
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视,献 。 乖伯簋
眉敖者膚卓使视于王。 九年卫鼎
孳廼遣间来逆昭王,南夷、东夷具视,廿又六邦。 㝬钟
南仲邦父命驹父 (即)南者侯,率高父视南淮夷,厥取厥服,堇夷俗,彖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视我。厥献厥服。 驹父
很明显,视 者皆为方蛮,而并无诸侯的参与。其既可与一方之伯酋 视,也可与如廿又六邦之众方伯 视,其谓殷 可合。
殷 的第二个意义当为众方伯轮流相见,而不同于殷同之礼会群诸侯而见。西周铭文有云:
方蛮无不 视。史墙盘
《说文》丮部:“ ,击踝也。从丮,从戈。读若踝。”是知“ ”当读为“踝”。高明解“踝视”意即接踵而来相见 [14] ,所说甚确。是知殷 本为方蛮相见之礼,且又具有轮流朝见的特点。而㝬钟铭云南夷与东夷凡二十六邦俱见于王,恐也应有先后相次而见之仪注。
综上所论,则知卜辞之事当关乎殷同与殷 之礼之选择,而殷同之礼亦有行于境内与境外之分别,故卜所行之地,或更卜不行殷同诸侯聚见之礼,而改行殷 方伯之礼。故求诸卜辞,不仅商代之殷同、殷 之礼甚明,而且以“殷”为殷同也正可与商周金文所记之殷同礼之传统互为印证。事实上,商代之宾礼虽或非如《大宗伯》之八礼那样完备,其时四季未成,四时之聘应该具有更朴素的分至四时的节令特点,但如殷同、殷 一类合亲诸侯、合睦方伯的礼仪,则已应相当完备。
2023年2月9日写于尚朴堂
附记:本文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资助项目“小屯南地甲骨文资料的重新整理”(G1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 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第5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2]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169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3] 冯时《周初二伯考——兼论西周伯老制度》,《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4] 岛邦男《增订殷墟卜辞综类》第274页,汲古书院1977年;姚孝遂主编、肖丁副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上册第22页,中华书局1988年。
[5] 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集》第378页注2,学苑出版社2010年。
[6]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169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7] 张惟捷《从卜辞“亚”字的一种特殊用法看商代政治地理——兼谈“殷”的地域性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8]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41页,中华书局1956年。
[9]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第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10] 冯时《信史与伪史之间——周人改纂殷号考》,《中国文化研究》2023年第3期。
[11] 于省吾《释殷》,《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12] 冯时《商周医学史料考证》,《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
[13]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见与视》,见氏著《裘锡圭学术文集》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14]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459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