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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辈研读《通鉴纪事本末》，拟赠之以六顶桂冠，即：
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开山名著
《资治通鉴》的辑要点睛杰作
十六代三〇五桩主题事件的恢宏记录
择要掌握历史知识的必备之书
多方汲取政治智慧的理想典籍
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史鉴宝库
上列六顶桂冠，验证于本书，非独当之无愧，抑且犹有未慊。
回首成果丰硕绚烂的华夏史坛，纪传体《史记》同编年体《资治通鉴》曾二水分流，双峰对峙。逮至《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又创造出纪事本末体史书编修的新格局和新景观。这使南宋袁枢的名字同史学大师司马迁、司马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袁枢，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卒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三十二岁试礼部，词赋第一。历官温州判官、太学录、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多次对军国要政特别是恢复中原提出对策，曾以汉唐史事面谏宋孝宗。居官地方，亦有惠政。分修国史列传时，摒却私请，直书不讳，致有“无愧古良史”之誉。
身为良史，袁枢一向喜读《通鉴》。《通鉴》体大思精，洵为编年体通史巨著，因其卷帙浩繁，头绪万端，颇难真正通读和读通。即如理学大师朱熹，亦生《通鉴》“难看”之叹。袁枢同样苦其浩博，便自出新意，对《通鉴》进行简化和改编，遂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严州教授任内、四十四岁时，撰成《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一俟飘旌史林，标志着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编纂新体裁得以正式确立。此体以事件为中心载述历史，既凭借分题列目，从宏观上凸现特定时期的主体风貌，又倚仗专篇详叙，从微观上展示每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如此相表里，构成了述史之别格，习史之捷径。
具体分析的话，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优劣得失显而易见：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年经而事纬，能够清晰地显示出诸多事件的发展线索及其相互联系，展现出社会历史演变和嬗递的整体进程，但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造成了支离破碎的天然弊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辅以表、志，于时间、地域、事类亦可顾及，从而能综合反映出社会历史的动态与全貌，但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带来了彼此重复、相互脱节的内在缺陷。如何兼具二体之长，克服二体之短，恰恰自袁枢正式创立纪事本末体，始得实现。亦即从勾划历史概貌到描述具体史实，文既省于纪传，事又豁于编年，人亦随事大显，使编年、纪传贯通为一，体圆而用神。
事具本末，古已有之。《尚书》中《金縢》和《顾命》，分别记述周公请代武王身死、成王临终托政宰臣的由来与结果，实开专篇记事之端绪。推而广之，南朝萧思话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特上《平定汉中始末》，诏付史馆，则具记一事本末之雏型。扩而充之，北魏元晖、崔鸿等撰《科录》，记伏羲至南朝宋末的百家要事，相类者编为一科；隋代王劭修成《隋书》，又以类相从，定其篇目，则为诸事本末之先导。以上三书，都已摸索到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类型与具体样式，惜今已佚失。
迤至南宋袁枢，因而革之，既追迹《科录》，更依凭《通鉴》，前所未有地创制出《本末》这等庞大的纪事本末体通史，遂臻成熟境地而自张一军。嗣后踵继效仿者不乏其人，发扬光大者多有人在，开创新规者屈指可数，但都沿着两大方向在奋笔搏击，镂版斩获，以致补前之作同续后之作不断涌现，递相面世。
补前之作指专载战国之前大事要事的纪事本末体通史著述，这些著述的出现，填补了这段历史较长时间少有人问津的空白。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沈朝阳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前编》，共计十二卷二百一十九篇，附载史论。起自《盘古之始》，迄于《周复分东西》，阶段性、立体式记述了传说时代至战国初期的重要史事和演进轨迹。
承《前编》余绪，马骕约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著成《绎史》。凡一百六十卷，卷自为题。在“太古、三代、春秋、战国”的框架内，从卷一《开辟原始》叙起，至卷一五〇《秦亡》收笔，共一百五十篇，附列自家议论文字。大规模、多维度、详尽化记述了秦以前的重要史事和期间变局与大势。最后十篇则属《外录》，专记各项典章制度。
与纪事本末体通史竞秀争妍，纪事本末体断代史则创建出“变经义为史裁”（《四库提要》语）的新景观。早在淳熙十二年（1185），亦即《通鉴纪事本末》行世后第十年，章冲推出了《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书凡五卷三百五十七宗事目，细致地再现了《左传》所包纳的春秋断代史，成为传统的解经之作向新型纪事本末体史部要籍蜕变的首部开创性作品。
及至明清之际，傅逊于万历十三年（1585）撰就《春秋左传属事》二十卷九十三篇。马骕在其《绎史》问世前十年即顺治六年（1649）左右，编成了《左传事纬》十二卷一百零八篇。高士奇又遥承章冲之书加以改进，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之前写成了《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五十三事。它们或以时序为纲，或以国别为纲，借助时间节点或列国支点，各有侧重、条理井然地系统记述春秋阶段大小史事和嬗变演进过程，辅之以自家论断，互不雷同而各具千秋，有伦有脊而晔若明镜。
不言自明，上列五家六书沿着纪事本末体通史和断代史各不偏废、叠加并行的路径在通力行进。而这，恰恰同继起踵兴的续后之作在编纂方向、撰述体式与格局上同符合契，归于一致，竟成完整系列而后止。
续后之作首先是，北宋史、两宋史先后付梓，联为一体。其以南宋后期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三百四十五篇、明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一百零九卷一百零九篇为载体而得以定立。前者已使北宋九朝史犁然大备，后者又锐意推衍成愈加彰明较著的两宋全史，以致二者交参互涵而彼此衬托，各有详略而贯通为一。
其次是，三大少数民族政权史共立互持，蔚成规模。其以清道光年间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清末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为标志，提纲挈领，彰幽发潜，别开生面，自成单元，尤显意义非凡，作用独特。
再次是，元、明、清三朝史蝉联而出。明末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明中叶高岱《皇明鸿猷录》十六卷、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四卷（本书记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政权，当以明王朝余绪视之）、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摄要撮凡，使涯略梗概俱出；擘肌分理，令要义奥旨毕现。
上列各书一脉相通，完成了宋、辽、夏、金、元、明、清七史的集结，交会错综又续接纵贯，仍旧给人以较强烈的时代变迁感和历史沧桑感。
还要看到，在续后之书断代史的勃兴潮流中，纪事本末体通史犹存绝响，尚副人望。迟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铭汉、李于锴父子刊行《续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一十卷，特以宋元两朝通史的面貌上接《通鉴纪事本末》战国至五代的通史序列，其益处不可小觑，亦备一格。
此外，三部纪事本末体专史亦在清初和近代前期异军突起。时值康熙二十九年（1690），张星曜《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五十卷完成。道光二十六年（1846），魏源刊行《圣武记》第二次修订本。同治四年（1865），夏燮出版《中西纪事》增订本二十四卷。它们应时之需，依次从辟佛、排老、益儒言论为主的汉至清初宗教思想界跨入清代军事界，再转入近代外交界，细化并拓展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覆盖范围、辐射层面与专指度，裹挟出时局观念和忧患意识，后出转精又后来居上。
诚如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断定：“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然而所有这一切，莫不开启于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厥功甚伟，耀古而烁今。
建有创体首出之功的《通鉴纪事本末》，共计四十二卷，篇幅约当《通鉴》的四分之三。它以《通鉴》为蓝本，依其编选断限，揭事为题，排比汇纂，首以《三家分晋》开篇，终以《世宗征淮南》压卷，共拟正目二百三十九个，附题六十六个，合计三百零五个。这三百零五个正目和附题主次相从，绳贯丝牵，便从整体上使战国至五代的纷繁史迹事件化、简明化、逻辑化了。与之相呼应，每一专篇又把《通鉴》中对该事件的断续相离的分卷记载汇聚起来，按年时月日的顺序重行串接，集中表现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陡变转捩之机、立体推进之势，同时显扬置身事件当中的各种人物的活动与作用，从而使事件本身明晰化、齐整化、条理化了。如《秦并六国》，即辑录《通鉴》卷二至卷七共一百四十一年间的一百七十二条史文综括而成，步步相生，环环相扣，完整地展现出秦国自孝公至秦王嬴政逐步富国强兵、翦灭六国的跌宕起伏的全过程。
循此继进的是，组织编排经纬分明。面对实属《通鉴》之精髓的三百零五桩军国大事或要事，袁枢基本按照朝代先后编排，纵贯而下，以成完帙。但在阶段性的历史跨度内，也顾及事件的性质及其相互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或同类之事并举互峙，或相关之事环列套接，或同类、相关之事交织缀附。仅以卷三十一而论，《安史之乱》置于《李林甫专政》《奸臣聚敛》《杨氏之宠》三目之后，就客观地显示出这场大动乱是唐玄宗后期统治日趋腐朽的必然结果。为了尽可能沟通事件的彼此联系，袁枢还有意运用《史记》所创设的互见法。如《宦官亡汉》，各在当条之下，即有“事见《窦氏专恣》”“五事并见《嬖幸废立》”“三事并见《梁氏之变》”“张凤等上书事见《诸羌叛服》”“事见《黄巾之乱》”“事见《曹操篡汉》”等八处提示。似此处置，也就越发收到各事件内钩外连、相参互涵的整合式效应了。而全部事目的胪列，径自呈现出纵贯式同横亘式恰切结合的特点，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演变轨迹和主体画面皎然可寻。
尤见功力、颇难企及的是，史料缀辑周详严密。袁枢对所择取编列的每一事件，都基本移植《通鉴》原文，在特定的时序单位内，展开记述。其间在史料钩稽、参证、归并、排比等环节上，极具辨析力、识别力、归纳力和兼综统括力，使之各得其所，恰如其分，同时饶有特创之思，也不乏删略撮录之举。仅从《两税之弊》来看，首述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夏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继述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借追征逋欠之名，行“白著”之实；接述代宗时尽贮天下金帛于大盈内库，变公赋为私藏；转述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始用杨炎议，制定两税法，以及施行十四年间的调整情况；终述贞元十年（794）夏五月，陆贽奏请“均节财赋”的六条建议。并借助互见法和追叙法，点明玄宗时的状况。全篇起讫凡一百七十年，摘录《通鉴》卷一九〇、卷二二二、卷二二六、卷二三二至二三四共六节文字，予以铨次。不仅揭示了两税法产生的历史前提、实施经过，而且暴露了这一重大税制改革的弊端，也在特定视角上勾勒了唐代赋税制度嬗变的基本轮廓。
袁枢在史书剪裁和编制上独出心裁，另辟蹊径，旨在浓缩《通鉴》中所关涉的治乱兴衰的核心内容，凸现并深化《通鉴》以史资治垂鉴的鲜明主题，特为外弛内张的南宋皇朝提供治国兴邦的正反面历史经验与教训。这被杨万里喻为诊病疗疾：“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也就是说，通过对重大史事的总体标列和具体陈述，显现出前代王朝政治等领域的主要病种、病症与病源，对症下药，优选开列出令其迅速痊愈的疗救药方。
围绕并紧扣这一编述宗旨，《通鉴纪事本末》全书在历史纵剖面上，远涉战国，近及唐五代；除反映统一时期的规模与气象外，更凸现分裂阶段的局势与状况；除展示治世的图景外，更宣明乱世的面貌；除呈现各王朝兴起阶段的情状和态势外，更显露其衰败阶段的情形及趋向；即便是升平盛世，也标示涌生其间的变乱祸衅。随之大书特书的是：一姓皇室的更帜易主，割据政权的迭生迭灭，宫廷政变的陡生突发，内乱外叛的此起彼伏，天下混战的周而复始，局部兵争的愈演愈烈，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殊死较量，中原地带同周边方国的反复和战，太平景象下的隐患危机，农民起义的绵延高涨……
由纵剖面转向横断面，《通鉴纪事本末》专详政治与军事。其叙政治，焦点则凝聚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与负面行径。随之纷至沓来的是：太子的贬黜更换，女主的临朝称制，宠妃悍后的预政乱政，宗室的谋逆作乱，外戚的骄恣擅权，勋贵的专政篡位，阉宦的执柄废立，佞幸的用事危国，藩镇的自重连兵，庸主暴君的奢靡荒淫和狂暴酷虐等等。而有关雄主明君、良辅贤臣的赫赫治绩与懿言嘉行，倒在其次，偶尔露峥嵘罢了。一直捱到第二十九卷首篇，才是好不容易方得一见的《贞观君臣论治》，即属明证。而个中三昧，如若直接采用杨万里的话来说，便是：“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这些负面人物集团在国家活动中往往倒行逆施却举足轻重，危害严重且贻害无穷，而其祸害形成的源头又各不相同，怎能不从源头上把它们梳理明白，去除殆尽呢？而这，正属于本部史籍欲向读者和世人传达的话外之音。
从政治投向军事，以下几类战争的场景则如波翻浪卷，交错在笔底展开：一为夺取政权、统一全国的战争，《高帝灭楚》《南北交兵》《隋灭陈》之类是；二为侵扰反侵扰的战争，《武帝伐匈奴》《太宗平突厥》之类是；三为平叛战争，《七国之叛》《宪宗平蜀》和《宪宗平淮蔡》之类是；四为农民战争和被镇压行动，《卢循之乱》《裘甫寇浙东》之类是，等等。而对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新王朝建立的铺叙，尤为笔酣墨饱。
政治得失与军事胜负，汇成了《通鉴纪事本末》的主旋律。与此相合拍，关涉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的紧要之务，也未曾完全付诸阙如。《河决之患》《奸臣聚敛》《两税之弊》，便是这方面的专篇。
事在人为，人赖事显。《通鉴纪事本末》径以人物冠题之首的事目多达一半以上，其中挺立着确有建树的英君明王的雄姿，闪跳着后妃公主的身影，流动着名公巨卿的风采，飘荡着武夫战将的本色，播布着封疆大吏的阅历，展现着职低权重者的行事，腾涌着农民起义领袖的壮举，奔动着少数民族首领的形迹，披露着政治侏儒的路数与误区，透泄着大奸巨蠹的心态与举措……从而再现出历史舞台上所不断涌现的各类人物的群体风貌和个体形象。由此不单单标示出其作为、业绩、性格、意绪，更寻绎阐释出其成败得失的诸多因素。
为使观览者加深对事件和人物的理性认知，《通鉴纪事本末》还以论系事，直接取用《通鉴》中的“臣光曰”和其他评语来代己立言。“臣光曰”凡六十条，其他评语包括二十三家四十二条，分别出自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彪、班固、荀悦、陈寿、干宝、习凿齿、孙盛、沈约、萧子显、裴子野、崔鸿、颜之推、李延寿、权德舆、李德裕、欧阳修等人之手。这些发表见解者或为政论家，或为思想家，或为史学家，或为宰相，或为名流。他们同忠清粹德之儒司马光前后辉映，或对事件究是非，言利害，辨得失；或对人物别善恶，察忠奸，分智愚；或对一代兴亡做剖判。其中不乏洞见肝膈之论，甚或包含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颗粒和人类政治智慧的闪光晶体。而袁枢特意把这些评语置于该事件、该人物之下，确臻点睛之妙。
总起来看，《通鉴纪事本末》脱胎于《通鉴》，又迥异于《通鉴》，非但架设起与《通鉴》对接贯通的桥梁，而且打造出和《通鉴》连镳并轸的新式经典。它取精用宏，另创新体，择面、理线、选点并举，纵探、横窥、深究齐下，既融内忧、外患、统治者自身状况为一体，又冶史事、史迹、史论于一炉，较比《通鉴》链条更明晰，脉络更清楚，内容更集中，重点更突出，寓意更深刻，洵为《通鉴》之门户，导读之专书，更成帝王鉴史资治、世人习史求知兼而得之的新型史籍。难怪宋孝宗“读而嘉叹”说：“治道尽在是矣。”至于时贤名流杨万里、朱熹、吕祖谦等，也都不约而同地为之作序、写跋、书后，指其要而举其精，究其奥而明其用。史评殿军章学诚谓其“化臭腐为神奇”，而清修《四库全书总目》非独倡明这一史著“实前古之所未见也”，还大声疾呼：“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
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和《资治通鉴》彼此依凭，共起作用，相互映照，同奏功效。如果说《通鉴》作为编年体通史巨著而永垂“立言不朽”之巅，那么，袁枢《本末》作为纪事本末体通史大作就含英咀华，相对于《通鉴》遂一身而二任焉，即：亦因亦革的支流，别开户牖的新派。
面对《通鉴》和《本末》两大史学巨著，一代伟人毛泽东远驾昔人之上，非独给予高度重视，而且做出深切评判，更赋之以典范的古为今用新处断。在其高屋建瓴、孤诣独到的读书生涯中，曾将《资治通鉴》通读十七遍，且谓“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既标专用符号，又作批点文字，更在具体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特从总体上予以判定：“《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着力强调《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
适与《通鉴》相伯仲，毛泽东对《通鉴纪事本末》亦研精覃思。不仅细读了该书，同时在两千八百多筒子页留下了大量的批语与圈点，堪称毛泽东在其精读细研过的中华古籍中撰有批语和做出圈点最多的一部书。如第四十卷之《后唐灭梁》篇，记述后唐庄宗李存勖及其两个谋士康延孝、郭崇韬的君臣间谋断决策方式。毛泽东对此即格外关注，批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这番剖析透视，发他人之所未发，凸现了奇谋异策的非同凡响，彰显了大智大谋的难能可贵，揭示了果断决策可收功效的卓著殊绝，赞赏了身处乱世而能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的确别具只眼，鞭辟入里，给人以无限遐思和深刻启示。
《通鉴纪事本末》大纛标举，迄今仍可继续发挥执史明理、启智沃心的功能，持久收到“历史教科书、政治启示录”的效应。于是如何突显其主体内容，彰明其深切意旨，揭橥其核心价值，拓展其传布空间，便提上日程。而欲臻此境，首要之务在于：必须去除横亘其间的古今语言隔阂，扫清费解难明的虚实文词障碍，锻造出古史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高度协调统一的专书专著形态，为各个读者群在与之关系密切的特定领域、特定层面、特定细节上尽情涉猎、全力钻研、上下求索、纵横驰骋而大开便捷之门。
有鉴于斯，我们十八所高等院校的一批学术同仁，在多年从事中国历史文选教学、进行古籍整理研究、展开文献学暨史学史探索研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专业团队优势，恪守“信、达、雅”最高准则，勠力同心，各尽所长，集思广益，精益求精，编译了这部“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通鉴纪事本末》。
在编译过程中，自以选取工作底本为第一要务。袁枢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后，即在严州郡学刻印此书，到次年完工，世称“严州本”；因其字小，又称“小字本”。时至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宋宗室赵与
以严州本字小且讹，又改用大字，精加雠校，重刻于湖州，世称“湖州本”或“大字本”。以上两种宋本迄今皆存。商务印书馆于民国八年（1919）至十一年（1922）印行《四部丛刊》，特将宋刻“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收入史部当中，予以影印，谓其“宋椠宋印，神明焕然，非元明递修本可比”（《四部丛刊书录》语）。鉴于《四部丛刊》影印宋刻大字本比较接近原书面貌且易寻觅，本书即选之作为底本。同时参取、甄采、融汇了前修时贤颇有价值的重要校勘成果，慎重据以酌定处置。
面对原书中类似细枝末节的纷繁琐屑事项，则因事制宜，分别予以凡例式处理。例如，凡遇原文之年号纪年处，便在译文中按权威年表括注相应公元年份（如果原文年份后面有明确的月份且临近农历的年底，则有可能是标注公元纪年的下一年）；凡遇原文之干支纪日处，便在译文中括注与之相切合的当月农历所在具体日期，借以突出时间概念。诸如此类，所在多有。
在版式设计上，本书采用“左页文言、右页白话”的形式，两页起讫文字严丝合缝，完美对照，并且借助宋体、楷体两种字体区分原文和译文，一体两翼，蝉联而下，为读者提供了方便阅读的对读范本。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书每位译者无不全力以赴，必欲探骊而得珠；整部今译初稿复经主编暨副主编协力校订加工，力求锦上添花，但终因学海之深、我辈功力尚浅，虽然试图在“信、达、雅”的统一上勉为其难，冀臻理想高度，仍不免未达一间，容或存在疏忽欠妥之处。
他山之石，足可攻玉。中华书局的编辑审订团队，以专业严谨的工作作风，对原著原文再度详加校勘，又对译文的艰涩处以及歧异处和错综处加以再润色，再究诘，再酌定，倾情为读者奉献了一部统筹较精细、效果甚超常的《通鉴纪事本末》普及读本，委实令人不胜感佩。
坚持层楼更上、后出愈精是我们对本书孜孜以求的终极悬鹄之所在，为此则端赖广大读者包括诸多方家的摘瑕赐教。谨此翘首以待，深表敬意，特致谢忱。
杨寄林
202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