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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予与子袁子同为太学官。子袁子录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后一年，子袁子分教严陵。后一年，予出守临漳，相见于严陵，相劳苦，相乐，且相楙以学。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林甫之为也；藩镇之乱，则令孜之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则得其医之之方矣，此书是也。有国者不可以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虽然，觌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于身之病不懵焉，不讳焉，不医之距焉，不医而缪其医焉，古亦稀矣。彼暗而此昭，宜也切于人，纾于身，可哀也夫！
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庐陵杨万里叙
当初，我和子袁子一起担任太学的官员。子袁子是负责执行学规的太学录，我是讲授经典的博士，我们志向相同，行为举止相同，言论相同。过后一年，子袁子被分派出去充任严州州学教授。又过后一年，我也出京去做地方官，辖领临漳，我们在严州相见，相互慰劳勤苦，相互喜乐，并相互勉励切磋学问。子袁子于是出示所撰书籍一编，原来是《通鉴》的事件本末啊。我拜读它，大致上是把事件的结局标揭于事件萌发之后，把事件的苗头突现在事件明朗化之前。这样，事件的情状由隐伏而发露，事件的原由详尽又简要，事件的发展细密又宏阔，事件的终结悠远又近捷。对于治乱存亡，它恐怕是病症的根源、医治的药方啊。我每次阅读《通鉴》这部书，看到事件在这里发端，就惋惜这桩事件不在这里终结。造成这种遗憾，大概是由于事件因年代顺序而隔断，年代顺序因事件而离析，读到事件的开头却不能找到它的结尾，抓住事件的结尾却不能记住它的开头，这就像山峦一样巍峨，像大海一样渺茫。之所以如此，或许是由编列年代、缀联月日来记事这种史书体裁所造成的呀。如今我拜读子袁子这部书，就像生在书中那个时代，亲眼看见那些事件，使人喜悦，使人悲哀，使人手舞足蹈还未停息，就接着感叹，并泣下沾襟了。哎呀呀！从周秦以来，祸患数得上的，叫诸侯，叫大盗，叫女主，叫外戚，叫宦官，叫权臣，叫夷狄，叫藩镇，国家的病症也不止一种了，而病源也不止一端。那安史之乱，正是奸相李林甫造成的；藩镇之乱，正是宦官田令孜造成的，这祸乱的根源是不一样的。摸到那些病症的病源，就找到那些医治的药方了，而子袁子这部书，正是医治的药方啊！握有国家政权的人，不可以没有这部书，不然的话，就会前有奸佞而不明察，后有邪恶而不醒悟。求学的人，不可以没有这部书，不然的话，居官为政欲求建树却没有恰切的历史验证，辞职退隐欲养德操却没有理应尊奉的宗旨。这部书啊，恐怕是步入《通鉴》的门户吧？尽管如此，见到他人的病症，忧虑他人的病症，治疗他人的病症，深明他人的病症，至于自身的病症能不糊涂，不忌讳，不拒绝医治，去就医治病而不被误诊误治，这种人，自古也少见。那边暗昧而此处昭明，怪不得对他人急切，却对自身疏缓呢。这种情况，就太可悲了呀！
淳熙元年（1174）三月戊子（初一）庐陵杨万里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