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社会心理与文化焦虑是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的有力助推器，它是现实政治与文化愿景的反差所引发的，往往借助于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矛盾表现出来。这种矛盾的否定之否定发展，呈现为学术思想的推陈出新，以学术思想为内核的社会文化因之也发生递进衍变。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学术思想的发展史，更是社会心理与文化焦虑的演变史。因此，探讨宋代社会心理与文化焦虑的演变历程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其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从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到1279年崖山海战少帝投海，享国三百十九年的赵宋王朝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将华夏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要勾勒宋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必须深入其学术思想，进而探索其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发展。文学是一个时代心灵感受的写照，文学史是一个时代心态演变的历史，它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哪怕是在政治强权的胁迫下言不由衷的文学，也可以通过它了解时代政治的文化氛围和强权对人性的塑造、扭曲与戕害。从宋代文学的视角来研究其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进而勾勒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冲动，这应该是研究宋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

在古代文学诸文体中，辞赋由于其独特的形制和功用，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学术思潮、文人心态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而且也是最能揭示时代文化内在冲动的文体之一。一些在学术语言表述中无法揭示或者被人们忽略的问题，也许是辞赋表现所关注的对象。比如，宋初学术的发展方向与文人对重建太平秩序的焦虑与期待、盛世愿景与学术发展方向、学术思想“转向内在”与文人对儒家国家治理观念的重新解读、华夷之辨与士人节操、耕读传家观念与理学对士绅阶层的洗礼等等问题，学术语言的表达或许干瘪钝拙，但恰恰是文学表现的优长，尤其是由于辞赋体式上铺排而灵活的特点，更容易把文学表现发挥到极致。因此，我们选择宋代辞赋为着眼点，分析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的演进轨迹，这样更能够深入地理解宋代文化的发展的动力和为人们所忽略的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同时通过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的视野，也更能深入地理解宋代辞赋的形态。

在理学前夜的宋代学术思想，其发展与皇权专制程度的加强是否存在互动关系？宋初学术何以向道德性命之学推进呢？这种种问题，当时的学术并没有明确的答复。但是在文学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忠爱之思悄然滋长。这表明，如何确立儒家思想和它憧憬的秩序的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成了士大夫的共同焦虑。在当时渲染王朝声威的赋作中，忠爱之思得到饱满的表达。而且，在捍卫专制集权之外，人们不得不设法对皇权的恶性膨胀与滥用有所防备。忠于华夏文化、加强皇权，并对皇权进行规范——教化帝王，成为士人的共识，这便是宋初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宋初的辞赋喜欢展现对君王的爱恋之情，往往在道德层面对君王有所讽谏，希望通过治心、涵养道德把君王塑造成具有内圣品格的王者。宋代儒学复兴，儒者雄心勃勃，他们不但要教化帝王，还要把儒家要义贯穿到底层社会。

儒学的复兴，从一开始就彰显着深切的淑世情怀，中唐以来对王纲解纽的忧虑，在此时深化为开万世太平的深思和政治实用主义。宋儒从对皇权的规范与约束，到对士风文风的整饬，再到对士人心灵的重构、本体论的开创，完成了学术的一次重要转型。庆历、熙宁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围绕着变法引发的政治、学术的振荡，把宋代学术引向深入。北宋中期兴起的疑传惑经的风气，是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的具体反映。平易流畅、切于时弊的文学风尚和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潮一起，为政治革新导夫先路。这种切于时弊的主张，对辞赋创作而言，一反过去的颂美倾向，谠论煌煌，深中时病。辞赋还对探讨治乱兴亡之理存有极大兴趣，在抒发思古之幽情的同时饱含着恢复古道、开创太平盛世的热望。以儒者胸怀来观照现实、表现人生的辞赋也大量涌现，隐逸之志当中的气节内涵得到充分阐发，无论穷达都心系天下的人生得到张扬。咏物赋创作中，种种物象被附丽上某种高尚的特点。

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是儒学实用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反映。短暂的庆历新政之后，变革思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终于引发了更为深入、规模更大的熙宁变法。庆历以后，学统四起，是这场变革乃至后来的元祐更化等政治事件的重要理论支撑。从熙宁到元祐年间，因政治革新导致的结党纷争，其背后是儒学各派之间的斗争。如果说庆历新政期间士人尚气节重操守，使得党争与学术之争还保持着君子风度的话，那么，熙宁以后的政治与学术斗争则意气相争的倾向越来越浓厚。这除了在专制皇权社会里政治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以及政治道德的缺失之外，还与儒学本身的学术排他性密切相关。可以说，在新旧党争的学术之争中，最根本的矛盾在于对现存体制的认识。王安石企图通过对教育与选士的改革，把士改造成政府的一部分，政府把它的活动扩大到所有的人，因此，他力求统一士的价值观，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司马光等则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社会结构，对现存体制的治理在于使之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而非改弦更张。王安石等表现出的大举更张、力排异议，以及近乎独断专行的为政风格，则营造出一种偏于法术的为政之道的话语空间，这使得熙宁新政似是而非地被罩上了法家用事的阴影。当新法扰民的担忧变成现实时，很容易唤起人们潜在的对儒家王道能否得到贯彻的焦虑。王安石及其后继者对于旧党的借题发挥置之不理，任由评说，甚至有的人还直接以法术之道游说君王。当时辞赋中对法家用事政治形态的书写与反思，就反映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这种忧虑。

从中唐以来，儒学一直执着地企图规范和约束文学创作，也许儒者认为文学表现和艺术思维会冲淡士人对道德修养的恪守。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的时候，以岩穴处士为主体的偏执儒者就试图以儒学思想和表现上的陈规来规范学术文化，规范儒学，此风受到欧阳修的有力遏制。王安石变法的儒学实用主义特点，使得其对士人在文华风采和胸襟学力方面的历练保持着警觉和排斥，这使得当时的人才观、文学观均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引发律赋地位动摇的直接诱因。熙宁年间宋廷颁布贡举新制，罢诗赋而以经义取士。王安石的科场变法罕见地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的理解和支持。熙宁新制的最终目的是废除科考，以学校教育选士，经义取士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宋廷也曾按此思路推行“八行取士”。其实，科举是官方和士人的一种交易或者博弈，不管是诗赋抑或经义、策论，最终是要在科场上被工具化，因此，这次科场改制注定是难以达到关乎治道的初衷的。古文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背景下日趋繁荣，古文自由表达的优势被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文学观念也因此发生变化。罢诗赋取士折射出已经成为主流文学观念的儒家文道观对科场衡文标准的不满。经义取士后，针对它的钻营也就开始了，科场变革的初衷因之大打折扣，因此元祐更化部分恢复了诗赋取士。从北宋后期以来辞赋创作质量的下降趋势可以窥见儒学实用主义文道观对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

宋代的儒学复兴意在复兴三代礼乐王政，以建立完善人间秩序和政治宪纲，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淳风俗厚人伦，确立士人风范就成了致太平的重要内容，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宋代儒学题中应有之意。因此王安石、苏轼等引道入儒，融合儒学和庄学，以济儒学之穷。宋代的道德性命之学兼具关注道体和礼乐教化的特征。在上，他们提倡内圣外王；立身，他们重视自我内省和自足自怡。尤其是“元祐学术”，把对礼乐教化的恢复和个人精神的超越性追求发挥到一个思索人生的高度。苏轼等人的辞赋创作强调对“道”的感悟，追求理趣，追求对社会人生和自然宇宙的彻底理解和对现实人生的彻底超越。文学作为一种生活状态进一步融汇到士人生活当中，进一步反思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关系，反思人生状态。这种社会文化特征隐含着学术思想在形上的构建中不愿流于玄虚而力求落实到人生问题、基本问题的努力。

两宋之际党争的学术之争成分不断弱化，蜕变为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党用事，其学术品格中的“尚同”因素衍化为对皇权专制的维护和对异己势力的打压，宋初以来士大夫们对皇权的约束与规范化为乌有，专制政治大行其道。专制政治与歌颂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上的极权专制需要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作为保障。较之其他学术，王安石所倡导的新学更具专制主义政治品格。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期间，极权专制进一步强化，歌颂文学大行其道。统治者更愿意让人们相信他们的权力是上天赐予，而非暴力攫取，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唯一性。当时的颂美辞赋许多是表现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表现的国家形象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感知，它代表意识形态在发声，表现的是权力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当时有些辞赋还直接歌颂圣王美政，积极为其寻求理论支撑。颂美辞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人向极权政治展示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心理状态的工具，它还可以构造虚假民意，图解政治意图，强化意识形态，以此向极权献忠纳诚。

北宋的覆亡是在新党主政下发生的，新法被反对者与亡国联系起来，变得恶名昭彰，富于理想主义的变法之门因此而在南宋初期被彻底关闭了，秉持道德保守主义的反对派一面高扬文化中心主义的旗帜，一面酝酿着学术文化的重新整合。在这一重大转折时期的前夜，文化阶层从北宋那里延续下来的国家形象在传统话语与惨淡的现实之间艰难调适，最终，它转向内在，转向了自我充实与自足发展。从当时的辞赋创作中，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国家形象的这种转变。南宋初期辞赋中的国家形象由恩威并重转向内敛和平，由神圣庄严转向平易朴实。这种转变不仅昭示着学术文化在两宋之际的重要转型，也昭示着传统中国皇权专制时期学术文化的重大转型。北宋辞赋中的国家形象经历了从安详的盛世到神圣的国度的演变历程，南宋初期国家形象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急转。这种急转，不仅是北宋覆亡引发的意识形态发生断裂使然，也是国家精神在危亡中重新寻找出路的表现。在高宗之后的国家形象发展中，经由文化阶层的共同构建，形成了一种焕发着和平、宁静、秩序之光辉的乡土中国形象，耕读传家、风俗淳美，成了国家形象的底色。在这个过程中，朝廷已经退居幕后，地方意识得到强化。新的国家形象不再围绕着帝都、皇帝和万国拱卫的壮丽朝廷展开，而是具体到一个个家庭和个人，一片片田野湖山，一座座村镇城池。家庭生活，山川风物，城市乡村的风俗教化，这些帝国疆域内的林林总总，共同构成了国家的形象。

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扎根于儒学复兴所引发的对心性本体的思索，是南宋最为受人关注的文化事件，它不仅塑造了学术文化形态，也深刻地塑造着以后的中国文化。理学立足于道德与秩序，追寻存在本然以及一切知识的源头，确立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与人类的绝对真理。理学并没有改变过去的知识与信仰体系，而是在其上添加一个“理”，在其下添加一个“性”，使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性与理的约束下具有了完整性和统一性。理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规范同样是在性与理的范畴之内进行的。朱熹等理学人士的辞赋创作，很好地阐释了何为君子、理学人生等等问题。格物致知与曾点气象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内在的统一过程。通过格物致知，祛除人心之蔽，领略天理流行，进而上升到曾点气象的精神境界，这是理学精心设计的人生历程。理学的人生观具有很强的超越性，它并不是指向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指向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理学为人生开示的超越之路是以德性修养为旨归，把圣贤作为标准的人格追求。在这条超越之路上，人生自由选择的机会被大大缩减。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形成了平实、渊雅的美学风格，但这一时期的辞赋缺少灵动的情思与勃勃的生气也是不争的事实。平心而论，理学家描绘的世界蓝图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它否定了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景是深植于传统的一个恒久的梦。这个梦勾连着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融会于古代中国的知识与信仰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往往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美境。辞赋在南宋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疏离对人生问题的思索而转向展现田园乡居生活。这种转向固然与创作队伍的下移有关，但更是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使然。在当时，心悬魏阙之思淡化而轨物范世热情彰显，个人修养与家庭伦常在致太平方面的意义受到普遍重视，这就是理学从敬德修业以发展家族角度给予耕读传家的生活信念以全新的解释。辞赋所表现的主流生活观念的这种转变以及理学对此后乡土中国之观念世界的深刻塑造意义非凡。在农业社会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勤力稼穑、贵谷务本是人们最基本的治生之道，然而要整齐门内、声施乡里，发展个人和家族，融入士绅阶层，则必须通过倡导诗礼继世的家风来实现。耕读传家成为乡土中国生活观念的底色。

理学思想的主要传承者是士绅阶层，它通过士绅对乡土中国生活方式加以规范。可以说，士绅阶层是理学生活观念与生活样态的背景和总和，它潜移默化影响着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理学对乡土中国的影响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具有层次性和丰富性，因而，士绅阶层的文化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士绅阶层以修己立人为中心的人生哲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修己，融入了抱道守真的人生境界，并使读书穷理与科场功名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致；立人的齐家“事业”，则指向了生活的本然状态，关联着幽隐生活的种种意趣和儒家关于太平之世的种种憧憬。积善兴家、诗礼继世就不仅仅是生活信条，更是生活境界，因此，洋溢着温情与守持精神的耕读传家观念，足以担负起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对人生、生活的理解与愿景。

木樨科桂花，即岩桂，在唐宋以来逐渐进入庭院园林，因而受到人们关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审美表现，也成为辞赋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南宋以后，文化重心的南移，这为南方各地遍地生长的岩桂与主流文化的深入结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图景。其时，理学正向社会蔓延，并日渐改变和重塑着人们的生活信念。岩桂生活于庭院、园林之中，是人们习见之物，而且其所承载的高世遁隐与月宫折桂等象喻是人生所直面的问题，被赋予全新意义的耕读传家观念务必对岩桂的种种意象进行改造和重组，使其变成新的生活观念的文化象喻。因此，岩桂意象的内涵丰富而具有层次性，它承载着耕读生活的种种意趣和理想，是中华民族割不断的“乡愁”象喻。耕读生活所昭示的，是人与自我、自然、家庭、社会的种种关系和因之构成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境界，是中华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和审美信念，是我们民族薪火相传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在整个南宋时期，理学基本上保持着滋长蔓延的趋势，即使是在庆元党禁期间，其影响力也不可小觑。理学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它通过书院、闲居的理学人士以及具有理学色彩的地方官员等，在地方上对人们的观念信仰等施加影响。因此，南宋社会在其持久而深入的浸润之下，国家治理理念发生了变化，观念世界、国家想象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国家作为强权的象征已经悄然退居幕后，天下（国家）作为“州县之积”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地方作为国家治理的立足点和国家形象的缩影异常清晰地浮现于观念世界当中，人们对国家的想象也落实到地方上来。辞赋清晰地记录了当时社会文化的这种改变。当时的辞赋更多笔墨描写地方风化和民情。在辞赋描写中我们看到，在当时的为政理念中，注重用高尚的人格感化民众，无为政治被提升到为政准则的地位，教化成了为政的核心，士绅阶层在地方行政中担当着重要角色。

南宋王朝始终局促于北方夷狄政权的浓重阴影之下，它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以光复和传承华夏文明自任。因之，它褪去了雍容闲雅，而趋向内敛严谨，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并通过理学在心灵上修筑起一道捍卫华夏文化的长城。华夷之辨是《春秋》大义之一，它要明辨的是华夏与四夷的不同。这包括所处地理、习俗与文化上的差异，其中，文化的差异是其核心。它既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又推崇以华化夷，彰显华夏本位主义，这也为后来的文化中心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观念，在北宋除了宋初石介等人严明华夷之别以尊王攘夷之外，并没有引起思想界太多的关注和发挥。南宋以来，辞赋中所表现的对故国人民的眷恋，对华夏文化的捍卫，对道统延续的重视，都是以华夷之辨为理论支撑的。但是这种观念已经和传统有所乖离，它已经不具有以夏化夷的内容，而是坚持“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复仇意识得以彰显，孤独坚守的道德节操被空前重视。这深刻地塑造着以后的传统文化。这种保守的文化中心主义理念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拒斥传统的变革和一切外来的文明，这对以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人重节操，与北宋时期范仲淹等人提倡的气节不太相同，气节有忧患天下的担当意识在，而节操，则重在个人对道德观念的坚守，和气节相比，节操更偏于内在，注重心灵的砥砺修炼。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理学对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塑密切相关，而理学在人心灵上做功夫的动因，则离不开北方的蛮夷投向南方的浓重阴影，华夷之辨在南宋是以夷夏之防的内涵浸入其文化之中的，是严明夷夏之防的文化底色塑造了南宋重视节操的文化品格，较之北宋的雍容闲雅，南宋多了些坚韧和孤独。南宋人的节操观念，在文学创作中表现较为充分。在文学创作中，松竹梅从园林构景中脱颖而出，在格物致知式的审美涵咏中，其象喻得以凝固。松竹梅意象是当时时代精神的象征，也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写照，华夷之辨观念演生出来的危机意识、家园意识在它的象喻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辞赋作品中，“三友”的象喻由于其表现手法上的铺张扬厉和层层渲染，展现得更为充分。“岁寒三友”喻象，尤其是梅花象喻的确立，是基于“岁寒”环境而逐步完成的，是立足于华夷之辨思想的凸显与强化。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社会形态的主要动力。确定社会发展形态的动力，往往是以社会心理与文化焦虑来呈现的。因此，从社会文化学的视野来审视文学，我们或许更能够把握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