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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 顧頡剛有信致先生。（ 《顧頡剛日記》卷二，第159頁 ）
初夏 先生仍假館於王同愈家。（ 《文集·滂喜齋藏書記跋》，第144頁 ）
夏五 先生趨謁聞宥，出示重摹陳乃乾臨抄翁樹培、葉志詵、龔橙、汪鳴鑾四家校批《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注多采潘祖蔭語，綴“伯寅”爲别。先生見而愛之，乞假以歸。旋從表兄吴湖帆處假得吴大澂手批本，匯併迻録之，一月後而畢事。（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顧跋原件 ）
6月既望 跋諸家校批《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當今金文浸明浸昌，而彝器拓本日益寶貴，價值尤昂，頗不易獲，則必借資款識，用以研索。阮書有椎輪大輅之功，而多亥豕魯魚之憾，無以昭示來兹，校勘之務爲不可緩矣。諸家考證辨僞，各具卓見，菁華薈萃，璧合珠聯，後之學者可節校讎之勤而得抉擇之便，何幸如之！寫竟并綴校例於後：緑筆録翁樹培宜泉校語，藍筆録葉志詵東卿校語，紅筆臨龔橙孝珙校語，墨筆臨吴大澂清卿校語，赭筆臨汪鳴鑾柳門校語。吴縣顧廷龍識於槎南草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顧跋原件）
6月28日 撰《釋克》。（ 《全集·文集卷·釋克》，下册第557頁 ）
8月朔日 用紫筆臨高野侯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吴校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顧跋原件 ）
是日 先生又跋諸家校批《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余既傳鈔四家批校，又得愙齋先生丁亥年手批本匯而録之矣。今在外叔祖案頭復見武林高野侯家藏先生戊子硃筆所批本（時年五十四），較丁亥所批者爲精且詳，奇書相遇，欣幸奚似！亟取紫筆過之眉端。綜讀先生兩批，所釋精確不磨，於奇古難識之字尤有懸解，足以匡糾阮氏之違失。……是書得先生之一再批校，而益見其盡善盡美矣。八月初吉廷龍又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顧跋原件）
是月 撰《釋良》。（ 《全集·文集卷·釋良》，下册第559頁 ）
9月28日 再跋諸家校批《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赭筆所臨者實爲潘氏之説，汪氏手録一通耳，觀末附潘氏手札，有云“兄批處甚多，照此録于尊書之上可也”等語可知矣。如以綴“伯寅”二字者爲潘批，餘皆汪語，則潘批寥寥二十數處，安得自謂“甚多”乎？且汪批羼雜于中，亦必自署其名以爲别，今無一見，其全爲潘批益信。余依野鶴師所據乃乾之説，而乃乾自亦茫然也，焉得密均樓藏本一解斯惑。戊辰中秋起潜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顧跋原件）
是日 王同愈撰《起潜録諸家校批積古齋款識書後》。
余移家上槎溪，延外侄孫顧君起潜爲館師，授小兒女輩讀。起潜勤學好問，有志稽古。課餘輒手一編，研索六書，上窺倉籀。聞有藏家秘籍，必輾轉假歸傳寫。是書以五色筆彙録翁 宜泉 、葉 東卿 、龔 孝珙 、潘 伯寅 、吴 清卿 諸家之説於一篇，美哉備矣！阮《款識》之批校本，當無有精於此者矣！於其卒業也，不禁歡喜贊嘆而爲之記。（《王同愈集》，第28頁）
在王同愈家兩年，先生受益甚大，“余欲彙校《積古齋鐘鼎款識》，公爲輾轉商借校本，又從杭州高氏借到龔橙《叢稿》，論古文者爲多。余或景寫，或摘録，頗多啓發。偶從公案頭見有《四庫簡明目録》抄本，各書詳注版本，余甚好之。公曰：‘此從葉菊裳先生處傳抄者。葉先生則録自朱學勤藏本。’當時朱學勤、邵懿辰、莫友芝皆好書，各以所見不同版本者詳記於《簡明目録》。三人又時相交流補充，是文人好書之樂事也。余亟購得藏園所印《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過録其上，以便校補。此是我從事目録版本之始，安知竟成我古籍整理終身之業”。（ 《王同愈集序》，第2頁 ）
先生又回憶云：在王同愈家“校了兩部書，一爲《四庫簡明目録》，王老先生家藏的這部書，有朱學勤的批注，我即取來過録。還過録了一部阮元的《積古齋鐘鼎款識》，此書吴大澂曾校了三遍，有三個本子，我將這些本子借來，一點一點的校録，終於完成了”。“此時顧頡剛在廣東中山大學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并出版該所的專刊和學報，出一期寄一期，使我在這方面的興趣更大，由此也增添了立志鑽研學問的决心。”（ 先生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