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家浜文化”的命名

自1959年马家浜遗址发掘以后，在今嘉兴市境及同属太湖流域的其他区域内也多次发现同类型文化遗存。

1975年，嘉兴籍学者吴汝祚在《考古》第5期上发表《从钱山漾等原始文化遗址看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一文，考古界已开始提出“马家浜文化”这一概念。1977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考古》杂志第4期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马家浜文化”：

……从前多将这种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合称为“青莲岗文化”，或分称为“江南类型”和“江北类型”的青莲岗文化。实则二者虽也有相同点，但就整个文化面貌而论，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我以为还是以分别定名较为妥当。为了避免混淆，“青莲岗文化”这一名辞，似可避免不用。我建议把二者分别叫做“大汶口文化”（包括刘林、花厅村、大汶口、青莲岗等）和“马家浜文化”（包括马家浜和崧泽，但南京北阴阳营下层墓葬，似乎代表另一种文化）。这个马家浜文化，来源于较早的“河姆渡（下层）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750—3700年，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长江下游承继马家浜文化的是良渚文化。

颇有意思的是，夏鼐撰写的文章中有一个注释：马家浜的‘浜’字从兵，读如邦；有误写作“濱”或它的简笔字“滨”，应改正。

1977年10月，由南京博物院、文物出版社联合发起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在此次会议上，牟永抗、魏正瑾对“马家浜文化”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们提交了《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一文，首先提出不能把太湖流域地区的遗址都归纳在单一的“青莲岗文化”概念之下，赞同夏鼐的“马家浜文化”的命名。同时，将太湖流域地区新石器时代发展划分为马家浜阶段、崧泽阶段和良渚阶段三个阶段，并归纳了其文化特征。

马家浜文化的出现，代表着又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呈现于世人眼前。

已发掘的重要遗址主要有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吴家浜遗址、谭家湾遗址，桐乡罗家角遗址，海宁坟桥港遗址，平湖大坟塘遗址，嘉善小横港遗址，吴兴邱城遗址，苏州越城遗址，吴县草鞋山遗址，常州圩墩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等，大致遍及杭嘉湖平原及环太湖流域地区。丰富的考古发掘，使其“从作为一支独立考古学文化的确立，到细致的分期与分区，马家浜文化成为环太湖流域史前社会文化演变进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关于马家浜文化的考古报告、研究论著等目前已有大量发表和出版，在此，列举部分（不完全）：

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执笔者姚仲源、梅福根）：《浙江嘉兴马家滨（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牟永抗、魏正瑾：《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文物集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姚仲源：《二论马家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陈晶：《马家浜文化两个类型的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耿曙生：《试论马家浜文化的分布和分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吴汝祚：《马家浜文化的社会生产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张照根：《关于马家浜文化的类型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姚仲源：《回忆·认识和建议—在纪念马家浜遗址发掘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陆耀华：《浅谈嘉兴地区史前文化—纪念马家浜遗址发掘四十周年》，《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陈治国：《马家浜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文起止年月：2001年3月至2002年4月）。

嘉兴市文化局编：《马家浜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

郑建明、陈淳：《马家浜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纪念马家浜遗址发现45周年》，《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江南文化之源：纪念马家浜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图文集》，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版。

围绕“马家浜文化”，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马家浜文化类型的年代及命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始于公元前5000年，到前4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在命名上，起初学界根据考古现场出土文物遗迹的判别，认为这属于青莲岗文化。后来，又有人进一步定为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马家浜期。自20世纪70年代起，将其与青莲岗文化相区分，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现已被绝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第二，关于马家浜文化的分期问题。学界根据遗址地层堆积，不同遗址之间的地层比较，以及陶器演变资料，将马家浜文化分为三期。早期是马家浜下层和罗家角第四层，陶器以灰黑陶和灰红陶为主，绳纹较多见，器型以釜为主；中期是马家浜上层，罗家角第一、二、三层，圩墩下层和草鞋山第十层，陶器以夹砂（包括夹蚌）红褐陶为主，仍有一定数量的灰黑陶和灰红陶，以素面的为多，绳纹基本消失，器型仍以釜为主，出现少量的鼎和较多的豆，还有牛鼻形耳的罐；晚期是圩墩中层和草鞋山第八、九层，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衣陶为主，主要器型是釜、鼎、豆。 这是目前考古学界较为认同的分期方式。

第三，在对大量出土器物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不同遗址中挖掘的典型器物群之间存在关联，并总结归纳了马家浜文化的器物类型，如：“（陶器器物群）有宽腰沿的圜底或平底的釜、喇叭形高圈足的豆、牛鼻形耳的罐、带侧把平底或三扁足的盉、两袋足一宽扁形足的异形鬶、大敞口的平底盆和敛口钵等组成，马家浜文化晚期炊器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鼎，以双目圆锥足、柱形足等为特点，带流的炊器改为带管状嘴，宽腰沿向捏边成脊退化的趋势等等。陶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陶相对要少得多，素面为主，器表常施红衣，用镂孔、刻画、附加堆纹等装饰。石器以厚重的石锛、石凿为主，常留有较多的打琢痕；穿孔石斧磨制较精。骨、角器数量在工具中占很大比例，其中靴形器极有特点。墓葬中随葬玉玦、玉璜虽然不很普遍，但每个马家浜文化的墓地中都有一定数量的精美玉玦出土，总数相对可观，在太平洋西岸玉玦的分布、传播路线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关于马家浜文化的分布范围。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钱塘江，北濒长江，范围较广，可以说散布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各地之间的共同特征明显，但是由于分布的地域广阔，内部生态环境也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有学者就提出可以将马家浜文化内部区细分为多个文化区。如有学者根据对各遗址典型陶器的分析，结合生产工具、房址和葬俗等因素，认为马家浜文化各遗址存在殊异，据此将马家浜文化暂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苏南沿江地区的东山村类型、浙北地区的罗家角类型、太湖流域腹地的草鞋山类型。 另如有学者从江南江北两地区文化面貌的差异、古民族分布的地域及地理环境等不同角度 ，以此解释马家浜文化内部的分区。总的说来，在不同的生态面貌、古人类族群生存的因素的影响下，造成了马家浜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丰富、多元的样态，不同考古形态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马家浜文化孕育着潜在的生命力，可以不断的更新、再生，持续扩大其文化的影响力，从而才有了后期崧泽文化及良渚文化的强势发展，使江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程度达到空前水平。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表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具体考察分析过程中，已有研究成果对马家浜文化的全貌做了系统梳理，涉及器物、居住形态、墓葬方式、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内容，其主要特点表现为：1.盛行俯身葬。2.陶器以红陶和表红胎黑的泥质陶为特色。器表多素面，外表常有红色陶衣。器型以腰沿釜（或称宽沿釜）、喇叭形圈足的豆、牛鼻形器耳的罐、圆锥形足的鼎等具有代表性。3.使用玉玦、玉璜等装饰品。4.有孔石斧（钺）出现。5.经济以农业为主。6.手工业生产包括石器、木器、骨器、漆器、丝织等。7.葬俗以俯身葬为主，随葬品少而简单。8.人神合一的巫术活动。

通过马家浜遗址的考古挖掘，可以勾勒出多幅场景：先民们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在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稻草实物等。使用的农具，包括穿孔斧、骨耜、木铲、陶杵等。已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还从事渔猎活动。在遗址中发掘出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部分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

依循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演变脉络，构成长三角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然而，从时间序列上来说，这些文化在样态上并不是单纯的先后顺序，也存在于某种时间上的重叠。在嘉兴城南发现了多处地层堆积，就其器物、文化特征来看，一方面是地域差异可能会影响器物上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吸取不同的文化因素，使这一文化序列不仅表现在共同文化特质上的更新，还有对不同文化内涵的吸收与融合，因此会发现很多异质文化元素的存在，其中还存在着很多至今未得到解释的模糊概念，每个过渡时期的文化特性表现出异常的复杂。这也为后人留下大量想象的空间。 lC4AfCVqSPqVtmCdZkxEq7AgkPiX4bQQAxwYSm9MUoAqjhPjQDymcrqXFFTrzd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