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嘉兴城南：作为一个样本的研究

从马家浜文化走来，随着嘉兴城市的发展，有了城墙，有了“城南”；从南湖人民公社、南湖乡，直到如今的城南街道，悠悠数千载，经历了农耕文明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这一带的景观、形态，乃至社会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位处城南，典型的江南水乡，其民种植水稻、纺纱织布，有“最江南”的呈现；到工业化的开启、城市化的推进，这一区域在快速发展，在长三角城市群中脱颖而出。就区域变迁、城市演变视角而言，“嘉兴城南”具有样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嘉兴城南有马家浜文化遗址，后该遗址被命名为“马家浜文化”，距今有7 000多年历史，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成为“江南文化之源”（详见第一章论述）。先民们在这里从事稻作农业、渔猎活动，创造了内涵丰富的史前文化。拥有7 000余年深厚文化底蕴的积淀，城南是引以为荣的。

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拥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成为蚕桑渔稻文化的代表，“襟沪杭而濒海隅。平原沃野，物产丰饶，域袤人稠” 。位处嘉兴城南，地势开阔，湖塘密布，诸水潆洄。韩国人金九在《白凡逸志》中谈到自己在嘉兴避难的经过，有一段写到在南门外看到的景象：

来嘉兴后，几乎每天都驾一叶扁舟，游览南湖。还从村里买来活鸡，在船上烹煮，边赏景边吃鸡，真是其味无穷。

嘉兴南门外，沿运河而下，走十余里，有个村子叫严家浜，陈桐荪君在那里有田产，跟村里的农民孙用宝相交甚厚。我去那儿，就住在孙用宝家。那时我完全成了一个乡下老头儿。他们家全家都下地干活时，家里只留下个吃奶的婴儿。孩子一哭，我就抱着他去地里找他的妈妈。那时他妈就十分惶恐不安，感到难以为情。

五、六月是蚕桑季节，家家都养蚕。我参观了那里的妇女们缫丝。

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也不闲着，在纺车边安上一口锅，左手烧火煮茧，右手缠丝纺线。纺车下部悬有一踏板，右脚一蹬踏板，纺车就转动起来。我幼小时曾看到过我国妇女纺纱织布，和这里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问老太：

“老太今年高寿？”

“过了六十了。”

“什么时候起就开始纺纱啦？”

“从七岁起。”

“六十年前用的就是这种纺车吗？”

“是啊，就是这种纺车。”

我也亲眼见到七八岁的孩童抽丝纺纱，所以对她的话并不感到奇怪。

我既然住在农家，也就注意看了看他们使用的农具，虽然是旧式的，但比我国先进。我也参观了他们引水灌溉，他们用的是木制水车，男女多人踩动水车，就能把湖水抽引上来灌溉田地，十分方便。插秧都事先算好日子，早稻八十天，中稻一百天，晚稻一百二十天。我国只以为成行插秧是日本人的发明，其实中国从古代起就是成行插秧，看了他们的锄草机就可知道这一点。

作为韩国人的金九，从一个“他者”的视角把江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记录了下来，非常详细。或许，金九那段描写是杭嘉湖地区农家农事的一个缩影，但嘉兴城南的确可以作为江南农耕文化的典型。而且关于农业发展，到了集体化时代仍在不断书写自己的传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处嘉兴城南的真如乡等地区迅速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中去。此后，这一带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调整生产关系，推动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模范集体与个人，其中当时真西八字桥村姚家石桥的姚岩宝，组织的“姚岩宝互助组”是当时嘉兴地区第一批互助组，起到带头示范作用。1958年南湖人民公社成立，当地政府依靠广大群众，在发展农业、壮大集体经济方面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南湖儿女借助集体的力量，开展集中生产，兴办水利，修建基础设施，创办集体企业，积极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使南湖人民公社成为嘉兴乃至浙江省农业生产发展的模范地区，在全国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翻阅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浙江日报》等，经常可以读到来自“南湖人民公社”的消息。这个公社的一些做法与经验也得到广泛介绍与推广。“南湖人民公社”在集体化时代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虽然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南湖公社也改为了南湖乡，但很长一段时期南湖乡仍然是杭嘉湖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典范”。至1990年，南湖乡粮食总产量达27 162吨，其中水稻23 702吨，粮地亩产865千克；交售粮食15 570吨，人均提供677千克，“为全区（嘉兴城区，后改秀城区）人均售粮首位” 。油菜籽总产1 173吨、蚕茧591吨，饲养猪43 710头、羊13 672头，淡水鱼总产达263.7吨。这些数据至今看来，是南湖乡农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杭嘉湖作为当时国家重要的水稻主产区，南湖乡还实施了“粮食亩产吨粮田工程建设”，1992年南湖乡被区政府评为“吨粮田工程建设达标镇” 。

也就在这一时期，这一带的传统农业经济开始转型，体现在大力发展副业，如南湖乡天带桥村建成了嘉兴市区蔬菜基地，拥有菜地610.67亩，蔬菜总产1 529.33吨。 南湖乡的草莓、桃、李等也形成规模经营。真如、南湖、西南湖3村所产的南湖菱、南湖蟹，作为嘉兴特产，享誉一时。南湖乡一度提出建立南湖湖羊生产基地。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南湖公社的社队企业起步，到80年代初乡镇企业作为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异军突起，再到1993年以后，伴随着乡镇企业开始向股份合作制转变，南湖乡的乡镇企业成功转型，并以其强劲的活力推动了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南湖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部分源于“自发性”的内部推动，这些企业从无到有，由小而大，实力不断增强，为本地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从开阔的视野考察，南湖乡的工业发展，更多的是利用靠近嘉兴城南的优势，抓着嘉兴城区向南、向西扩展的机遇，壮大自己。2001年10月开启的“撤乡设街道”，设立嘉兴城南街道，更加速了这一带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城南一带，从位于嘉兴城市的南缘、江南的乡村原野，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工业化的开启，城市化的推进，努力建设现代化新城区，如今成为嘉兴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从形态到格局，从功能到结构，城南的演进脉络清晰，呈现出多样性、完整性的特点。在从“乡土城南”到“现代城区”的演变中，这一地域的形象复杂多变，其内涵、功能亦因时而异，其背后凸显的是对现代化的诉求。

本书以“嘉兴城南”为题，通过对城南区域的长时段、多视角考察，可以丰富、拓展嘉兴城市史研究的内容。从整个长三角区域审视，可以为江南“城南现象”“城南发展类型”提供样本。就更深层的意义而言，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之一的南湖之畔，无论是集体经济时代的南湖人民公社，还是融合现代城区的城南街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探讨，从发展集体农业经济到追寻工业化、城市化，其中的一些做法、经验值得总结，可以为一些地方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由此也凸显了本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如今，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嘉兴城南”利用自身独特的地缘优势，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一区域的空间格局，从产业结构到功能定位，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与塑造。嘉兴城南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cu7WMzi4qQ5orfJWVOKeCInFksp01zynW9qzVmDEIlmbrxdIlFutqgst3vvPD9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