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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秋，老友过访，提出一个“名物研究若干讲”的选题，初闻颇觉意外，因为从未有过这样的考虑，赶忙说：“‘讲’可不行，我最不会‘讲’。”“不用‘讲’，用‘题’也可以。先考虑考虑。”
考虑之下，觉得这样一本书，性质近乎自选集，倒也适合检点一下自己名物研究近三十年的成绩，虽然很是寒俭，也很微末。于是自《棔柿楼集》中挑挑拣拣，得十篇，复自《新编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和《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二编》中各选一篇，一一修订，而成此一编。世文兄建议写一则“名物研究概论”冠其前，然而“概论”之类，乃我一向所畏，只能从以往的著述里择要摘出相关的文字，重叙一回 （以下“关于名物学”一节，主要节录于《古诗文名物新证·后序》） 。又好在每篇文字的写作经过，日记里都有记述，这里便据此略举一二撰写缘起，稍言大概。
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重新拾起这一名称，是因为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发现，用他提出的这一方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而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名物”一词出现在《周礼》。《春官·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此六牲、六齍及以下的六彝、六尊，亦皆有辨名物之说。牲齍之物，谓种类之别；彝尊之物，谓形制之别，辨其不同，以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事。可以认为，辨名物的工作在于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也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确定了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础，历朝历代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以当世情怀追溯、复原乃至于编织远古历史。这里所谓“名物”，也不妨脱离开本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把“名”用作动词，那么就是为器物定名，随之而明确用途。这是名物的意义之一。此外，我以为也应列在名物研究范畴之内的是所谓“观新物”。《周礼·夏官·训方氏》曰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郑注：“四时于新物出则观之，以知民志所好恶。志淫行辟，则当以政教化正之。”“志淫行辟”云云，是解释者赋予的意义。其本意当是关注新生事物的出现，以从中了解风俗民情。
关于名物和名物研究的方法与历史，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华名物考》的《名物学序说》部分有一番简明扼要的论述。即第一是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它以《尔雅》、《小尔雅》、《广雅》为主线，此外又有性质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构成名物研究的训诂学基础。第二是名物学的独立。以《释名》开其端，以后又有从《诗经》的训诂中独立出来的名物研究，再有从《尔雅》分出来的一支，如《埤雅》，如《尔雅翼》，如《通雅》。第三是名物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围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大致说来有如下内容：甲、礼学；乙、格古 （古器物） ；丙、本草；丁、艺植；戊、物产；己、类书 （如《清异录》、《事物异名录》、《三才图会》） 。第四，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即特别把经学中的名物部分提出来，用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并为之作图解，如江永《乡党图考》。若作分类，可别为数项，如：甲、衣服考；乙、饮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艺考。可以说，第四项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贡献 （《中华名物考》，范建明译，中华书局二〇〇五年） 。这里列举的四项基本概括了传统名物学的主要内容，而古器物学也在其中构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其实它是可以独立成军的。
关于古器物学，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所论甚详，不仅分析得很透彻，而且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对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的《考古图》，他的意见是：“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象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纪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而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没有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着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
下面可以来讨论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关于“古”，即如前引青木正儿之说。而今天的所谓“名物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我把它明确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这里用的是“故事”的本意。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对“物”，亦即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便是从命名开始。当然所谓“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这里正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第二是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它的时代，它在当日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与功能。不妨认为，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其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作为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纹样、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其一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新的名物研究应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今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回过头再来看古名物学和古器物学。如果为二者作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区分，那么可以说，古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从这两个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
总之，新的名物研究之所谓“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关照。我以为，它最重要的内涵，便是名称与器物的对应和演变，又演变过程中，名与实由对应到偏离，其中的原因及意义。前面所云定名与相知，进而言之，则第一是努力还原器物或纹饰当日的名称，以发现名称缘起与改变中所包含的各种转换关系。第二是寻找图式的形成脉络，即一种艺术语汇经由发生、发展、变异、演化，而固定为程式的整个过程。虽然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因为弄清楚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而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更应该是研究过程常有的发现。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
名物之“物”，可大别为两类：其一，天地自然之物；其一，设计与制作之物。我留意的是后者。如果说艺术的实质就是“制作”，那么我的研究也不妨纳入艺术史，当然它不为“艺术史”所匡限。十年前，在《形象史学》创刊的笔谈中，我曾写道：所谓“形象史学”，含义之一，是把“形象”与“史学”合起来，共同反映一个时段的历史。然而原本一体的“形象”与“史学”，在时间的长河中早已分离，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互证的方法，把二者重新拼合起来。面对一个图像，对图像里的表现内容，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述？是今人的语汇，还是与图像大致相当的时代语汇？词汇的选择，也正是检验我们对“形象”，也包括对历史的认知程度。这也是我对名物考证的自我要求。因此我把它明确为两项工作，即前已提到的定名与相知。我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
图像，物件，材质，普通的词汇，如今都进入了思考的深层而被赋予理论色彩，由是生发出艺术史领域里层出不穷的伴随着新式表述的话题。而我所理解以及关注和研究的名物之“物”，就是器用，并不被有哲学意义或理论色彩。面对某物，直觉的朴素的发问，便是：叫什么名字？有何用途？面对有叙事性的纹饰，最简单的问题必是“什么故事”。谢肇淛《五杂组》卷七：“宦官妇人每见人画，辄问甚么故事，谈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这里所谓“宦官妇人”，似可泛指不具备士大夫欣赏趣味的民众。我所努力解决的，便是这最初级的“妇人之见”。当然，如果“升华”一下，也可以说这个问题里包含了人类最初的思考和分别的意识。检旧年日记，在读过《时间的检验》一书后我写道：“总的印象是，作者仍是热衷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历史，当然他是利用考古材料重新构建。不过我始终感兴趣的只是历史的细节，它多半是破碎着的，恢复它的完整几乎不可能，那么就让它在曾经闪光的地方重新闪光，便很好了。”这是二〇〇一年八月廿一日的记事。二十多年过去，这一想法没变，这一目标也没有变。而我所作的名物研究，目的正是要努力还原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棔柿楼集》卷四《宋代花瓶》一书付梓之际，我在后记里写下的一段话也还是这一番意思：“一个时代的风气，多半是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事过境迁，它便嵌在对细节的记忆里，而这些教人怀念不已的细节，本来是经历了精雕细琢，以缓慢持久的渗透方式一点一点酿出来，因此总有着无所不在的精致和悠长的馀韵。”从诗歌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是要在洞悉古人生活细节之后，对诗中的意蕴才能够理解得完全。
收入此编的一束文字，大部分写于本世纪最初的十年，亦即我一生中创作力最旺盛的一段时期。其时刚刚完成了“先秦三部曲” （《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 ，计划中的题目是“唐诗物象考”，并为此准备了不少材料。然而在通读《全宋诗》之后，发现两宋士人生活中的茶事、花事与香事构成了文学创作中重要的诗情和诗境，而诸事所依托的“物”，却鲜有人关注，那么我正可从“物”中寻找流失的诗意，填平文与物之间的疏离。——彼时关于宋代种种，尚远非热门话题。于是放下唐诗，直接入宋。收在这里的诸题，多数即为此而作。
从遇安师问学，得到最多的教诲，便是要把琐细的考证结系到历史发展的主线。《唐宋时代的床和桌》，原来题作《家具发展史中若干细节的考证——以唐五代两宋为中心》，勉强可以算作努力贴近历史发展主线的一次尝试。文章的资料搜集以及写作过程，使我想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由席坐转向高坐具的垂足坐，观念、习俗的影响竟是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具不必说，居室的格局，服饰的样式，各种新器具的出现，乃至若干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情事，诸般新变之迹皆可追索其中的内在因由。同时撰写的《帷幄故事》、《隐几与养和》、《行障·画障·立轴》、《宋代花瓶》、《砚山与砚屏》等篇，也都是意在考校一器一物的始末源流，从生活用具的沿革中发现隐含其内的历史脉络，以期即小见大。关于《两宋茶事》，在《古诗文名物新证·后序》中，我曾写下这样几行文字：“茶事只是社会生活之一端，但在《全宋诗》与《全宋词》的范围里检阅其详，却不能不惊讶于它的丰富。茶事中的细微末节，在茶诗中原是有情，有境，有性灵；饮茶方式的选择，也每每显示着饮者的气度和风神。陆羽曾经努力使茶事成为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两宋士人则把悬浮着的艺术和境界化为日常，而依然可以用‘物’来承载属于自己的‘文’。那么士人之茶与世人之茶是否有所区别？从考校名物入手，应该可以发现茶诗与茶事相互映衬中若干细节的意义。”二十年过去，这一点心得虽然早已淹没在茶文化的滚滚热潮中，不过自以为当日努力考索得出的结论至今也还没有过时。当年还曾为自己策划了一本书，题作“临安士人的一天：南宋日常生活二十三事”，“所举二十三事，每一事均有其事所必用之物，且事中有事，物中有物，物则源自文献、实物、图像之互证，即言必有据，物必有证，并有若干生活场景之复原。挽千丝万缕入一日，而使它眉目清晰，条理分明，琐细处皆有耳闻目见之亲切”。选题已为中华书局正式接受，但至今未能动笔，因为总以为准备尚不够充分，大概最终是要放弃了。
当日每篇草成，必要呈阅遇安师，老师也每有一二评述，并常常言道希望我能保持《读书》时的文笔，“你的考证功夫已经过关，但还要有情趣，而这本来是你的长项，一定不能丢掉” （二〇〇二年七月廿九日日记） 。然而这却并不符合当今学术论文的要求，并且果然因此生出一个小小的插曲。先是，《宋代花瓶》一文投稿《故宫博物院院刊》，之后被告知这篇文章写得太漂亮了，不适合发在院刊，拟转到《紫禁城》。没想到几天后又告诉说：“李院长不同意，坚持要发院刊，说论文怎么就不可以漂亮，就是要打破论文的八股。”
《罚觥与劝盏》一篇，最初是草写《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丛考》时拟纳入其中的一节，查日记，原是二〇〇七年九月廿三日动笔，五天后即粗具规模，九月廿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把未完成的‘劝杯考’请师看，师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谈过，现在也不可能有人把它谈得这样细。但是文章的信息太密集，是写给梁启超、章太炎看的，必须大大稀释。’”之后几天的日记，都是记述写作过程。“忽然开通思路，有了重大发现。觥，为什么是觥，为什么是觥筹，一下子打开了关钮。”“由‘觥筹交错’又解开了一个结，问题更明朗化了，真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将‘觥盏与劝杯’大致草成，分上、下两篇。”十月八日，再将此稿呈请遇安师阅。不日即收到来书，其中说道：“日前承以尊稿《罚杯与劝盏》见示，仓促间未克深思。事后细想起来，这个选题非常之好，您的主要论点也站得住，完全应当把它写成一篇名物学方面的典范之作。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
也许与多数诗歌爱好者不太相同，唐代诗人我最感兴趣的是李贺、李商隐、温庭筠。温词名作《菩萨蛮》十四首多以物象营造诗境，自然令人喜爱，即使对物象未必十分明了，也可以体味语词铺陈之美。而考索“物色”之究竟，总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历来为人激赏，然而作为词眼的“隔”字、“风”字，若不解词人所及之物，实在难得确解。它于是成为很久就放在心里的问题，虽曾写就一则《人胜·剪綵花·春幡》，发表于《南方文物》二〇一二年第三期，但总觉缺少关键物证。二〇一四年初春，浙江省博物馆动议举办定州两塔文物展，机缘凑巧，我有幸随同考察，得以亲抚定州博物馆藏品，于是在观摩现场发现了——应该说是认知，因为它久已在彼，而等待我去叫出它的名字——实物证据“宜春大吉”银春幡。此后完成的《金钗斜戴宜春胜》，可以算是为春幡胜立传，而“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得实物之观照，也便意义全出。它也就是前面说到的自我订立的目标之一：名物考证应该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联。
近年博物馆的开放力度愈益增大，展览的学术含量愈益提升，今天的名物寻微，比以往增添了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治学者的辨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字词的训诂，依凭网络检索寻源讨本，可得前人不可想象的快捷之便，然而去伪存真，抉发诗意文心，究竟还要靠学者的综合修养。而涉及一器一物的定名，在目前却是网络搜索的“金手指”也无从索检，于是博物馆参观以积累实物资料乃成为一个新的治学途径。《一物，一诗，一幅画》，便是试从观展的角度读“物”，原是五年前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讲座文稿。
十二题中的十一题都是讨论器物，惟《〈春游晚归图〉细读》考证对象是绘画，然而究其实，面对的依然是“物”，是画中的茶镣担子，是“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是茶床，是腰金、佩鱼、大帽，即所谓“重金”与“重戴”，因此我在文末说道“作画者的用心处似不在笔情墨韵和意境，却是在尺幅之间将有关画面主人公身分地位的器用服饰一丝不苟摹写备细”，那么我的如此读画，也可算作与画家相与会心罢。
前不久，在《文史知识》二〇二三年第五期的“顾随小辑”中读到这样的议论：“在世纪之交，有学者提出，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更多地采用独特的意义揭示方式’，并提出‘理论性、实证性和感悟性的结合’的研究手段。但是述学方式的形成绝非孤立的过程，而是处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学科体制、学术观念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中。就近现代古典文学学科体制来说，其形成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学术标准、学科边界等方面已逐渐规范化、稳定化，以科学化、系统化为追求的学术著述作为学术生产的主要目标，其模式早已在学科‘体制’的逐渐完善中定型。但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单一的科学化、系统化的著述方式，而试图去寻求一种更符合古典文学学科研究对象自身特点的述学文体，或者说，希望形成一种富有学科特色的述学方式，那么顾随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仲浩文《诗人性情与学术“体制”的矛盾》） 所谓“富有学科特色的述学方式”，令人颇有同感。学术生产定型于“规范化、稳定化、科学化、系统化”，固无可非议，但如果不为体现个人风格的遣词造句、叙述方式，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留下一点馀地，恐怕也是一种缺失。我自然没有“诗人性情”，但却始终在意文字的个性，大约一是生性使然，一是《读书》十年受到的濡染。主编老沈再三强调取稿标准是“好看”，清楚记得他曾向我们推荐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说它历史讲得通透而难得文字可人，并特别举出书里他印象很深的一处表述，即讲到汉与匈奴和亲，说单于们希罕的是布帛金银，“而不是托名公主，未必娇妍的汉女”。后来买了《中国史纲》，果然读了非常喜欢，虽自己的写作不能臻于此境，而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