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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天学与农业的关系既微乎其微，那么它有没有可能像现代天文学那样，不求功利而是以探索自然为己任？遗憾之至——答案也只能是否定的。要弄明白这一点，实在大非易事。前面说过，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很容易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错误：因为现代天文学毫无疑问是以探索自然为己任的，就想当然地认为古代也必如此；况且在现今的思维习惯中，“科学”总比“迷信”好，往往在感情上就先不知不觉地倾向于为祖先“升华”——尽量往“科学”方面靠拢。
在大部分古代文明中，比如古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等，天文学知识都是作为工具在星占学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而星占学是为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的，虽然通常并不被用来谋求“经济效益”，但其宗旨显然与现代科学经常自我宣示的“探索自然”相去万里之遥。
唯一的例外似乎出现在古希腊。学者们相信，在发端于古代巴比伦的星占学传入希腊之前，一种以探索自然为宗旨的、独立的天文学已经在希腊产生并且相当发达了。而星占学是一个名叫贝罗索斯
（Berossus）
的人于公元前280年左右传进希腊的。
这一例外意味深长，因为今天全球通行的现代天文学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源头正在古希腊。关于这一点，重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是有益的：“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
那么古代中国天学，有没有希望成为第二个例外？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周髀算经》中的希腊式的公理化尝试和几何宇宙模型方法只是昙花一现，此后再无继响。
除了这一奇特的例外，古代中国天学是高度致用的——许多别的知识也是如此，但是天学特别与众不同，它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负担着极为神圣的使命。
那么天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神圣使命究竟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先问另一个问题：在古代中国有哪些人需要天学？
其实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先看需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是谁？《易·系辞下》说得很清楚，是这样的人：
古者包牺 （伏羲） 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在《易·系辞下》所描绘的儒家关于远古文明发展史的简单化、理想化图景中，伏羲位于文明创始者的帝王系列之首。这系列是：
伏羲→神农→黄帝→帝尧→帝舜
这些帝王被视为文明社会中许多事物和观念的创造者。
再看需要从“天垂象”中“见吉凶”的又是谁？《易·系辞上》说得也很清楚，是“圣人”，即统治者。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对于天人感应和“圣人”之需要天学，说得更为明白：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天学在政治上的作用极其巨大——大到成为上古帝王之头等大事、甚至是唯一要事的地步。这一点可以在中国早期史籍记载中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