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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又要说回来，顾炎武之说误导今人，顾炎武本人却毫无责任。责任全在今人自己，在今人用现代概念去误读古人。顾炎武“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一语中的“天文”一词，是古代中国人的习惯用语，而与现代中国人的理解习惯大相径庭。
“天文”一词，在中国古籍中较早出处为《易·彖·贲》：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又《易·系辞上》有云：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天文”与“地理”对举；“天文”指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所呈现之景象，这种景象可称为“文” （如《说文》：“文，错画也”） ，“地理”之“理”，意亦类似 （至今仍有“纹理”一词，保存了此一用法） 。故可知古人“天文”一词，实为“天象”之谓，非今人习用之“天文学”之谓也。顾炎武的名言，只是说古时人人知道一些天象 （的名称） 而已。
为了更进一步理解古人“天文”一词的用法，可以再举稍后史籍中的典型用例以佐证之。如《汉书·王莽传》下云：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缪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
张宿出现彗星，按照中国古代星占学理论是凶危不祥的天象 （详见后文） ，但太史令和术数家们不向王莽如实报告，而是诡称天象“安善”以安其心。又如《晋书·天文志》下引《蜀记》云：
（魏） 明帝问黄权曰：“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
“荧惑守心”也是极为不祥的天象，结果魏文帝死去，这说明魏国“上应天象”，因而是正统所在；吴、蜀之君安然无事，则被认为是他们并非正统的证明。
“天文”既用以指天象，遂引申出第二义，用以指称中国古代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之学问。《易·系辞上》屡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皆已蕴含此意。而其中另一段论述，以往的科学史论著照例不加注意，阐述此义尤为明确：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洛书是天生神物，“天垂象，见吉凶”是天地变化，圣人 （即统治者） 则之效之，乃能明乎治世之理。勉强说得浅近一些，也可以理解为：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中模拟出处理人事、统治社会的法则。这些在现代人听起来玄虚杳渺、难以置信的话头，却是古人坚信不疑的政治观念。关于“天文”，还可以再引班固的论述以进一步说明之，《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天文二十一家后班固的跋语云：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论各门学术之性质，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极大的代表性。他所论“天文”之性质，正代表了此后两千年间的传统看法。
至此已经不难明白，中国古代“天文”一词之第二义，实际上相当于现代所用的“星占学” （astrology） 一词，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astronomy） 之谓也。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本书书名中用的是“天学”而不是“天文学”。自从1990年撰写《天学真原》一书开始，我在书籍和论文中谈到中国古代这方面情形时，就大量使用“天学”一词。这当然不是因为喜欢标新立异，而是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此后这一措辞也逐渐被一些同行学者所使用。
今天人们习用的“天文学”一词，是一个现代科学的概念，用来指称一个现代的学科。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学科，这需要深入研究之后方能下结论，并不是“想当然耳”就能得出正确答案的。就像现代化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炼丹术，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古代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化学。
古代中国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现代的国内学者似乎并无正面论述——因为大家通常都认为“当然是有的”，何须再论呢？不少外国人倒是正面论述过这个问题，不过那些话听起来大都非常不悦耳。例如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hew Ricci） 说：
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再如塞迪洛 （A. Sedillot） 的说法更为刺耳：
他们是迷信或占星术实践的奴隶，一直没有从其中解放出来；……中国人并不用对自然现象兴致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布的天穹，以便彻底了解它的规律和原因，而是把他们那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用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这是一种野蛮习俗的悲惨后果。
这种带有浓厚文化优越感、盛气凌人的评论，当然会引起中国学者的反感；再说也确实并非持平之论。星占学固然有迷信的成分，但它同时却又是一种在古代社会中起过积极作用的知识体系。它是古代极少几种精密科学之一。更何况它虽然不能等同于天文学，但却绝对离不开天文学知识。这只要注意到如下事实就足以证明：星占学需要在给定的任意时刻和地点计算出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在天空的准确位置——这是古代世界各主要文明中共同的“天文学基本问题”。星占学必须利用天文学知识，并且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
这就是我主张采用“中国古代天学”这种提法的原因所在了：既能避免概念的混淆，又能提示中国古代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