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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所述，虽未必与狭义的“天学”直接有关，但也构成深入理解古代中国天学必不可少的背景之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观念几乎无所不在。它是哲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更是各种门类知识的表述系统中的基本结构。天地、男女、日月、阴阳等一系列概念都是相互对应的。进而言之，天地变而生万物、男女交而产后代，也可同样对应。这里先举早期材料数则以见一斑：
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 （《易·归妹》）
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易·系辞下》）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老子》第六章）
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 （《论衡·物势》）
“玄牝”，指天地万物所由化生之神秘生殖器官；“合气”，指性交。这种对应模式，在古代中国，几乎可以被借用来表达所有领域内的知识 （当然有许多是牵强附会的） 。此处仅略述与本书主题有关的一个方面，即天道与为政之道的关系。古人在此事上的思路大体如下：
天象之吉凶是对人间政治修明与否的反应，而风雨寒暑等气象气候变化，也是包括在天象范畴之内的。要风调雨顺，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必须和谐，而天人是相互感应的，所以如果人间男女之间未能达到阴阳和谐，就会感应于“天”而破坏“祥和”，于是导致水、旱等自然灾害，故为政之道，必须特别注意阴阳和谐。试举若干史料以说明之。
《后汉书·荀爽传》载荀爽“对策陈便宜”内容，其中有云：
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旷，和阴阳。二曰省财用，实府藏。三曰修礼制，绥眉寿。四曰配阳施，祈螽斯。五曰宽役赋，安黎民。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
荀爽认为汉桓帝后宫美女太多，致使内有怨女，外有旷夫，这就破坏了天地间的祥和之气，所以灾异屡现。类似论点又可见《三国志·陆凯传》载陆凯上吴帝孙皓之疏，陆凯认为孙皓政治黑暗导致上天示警，他在疏中指责孙皓政治过失凡二十款，其第五为：
臣窃见陛下执政以来，阴阳不调，五星失晷，……逆犯天地，天地以灾，童歌其谣。……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中。风雨逆度，正由此起。
陆凯认为帝王后宫太多，造成怨旷，会导致自然灾害，于是后来逢到水旱等灾，帝王又有遣放宫女，听其适人之举，以为禳救。如《白居易集》卷五八《请拣放后宫内人》云：
臣伏见自太宗、玄宗已来，每遇灾旱，多有拣放。书在国史，天下称之。伏望圣慈，再加处分。则盛明之德，可动天心；感悦之情，必致和气。
白居易是因大旱而请拣放宫人，但对于水灾也可同样处理，如《旧唐书·宪宗本纪下》云：
辛丑，出宫人二百车，任从所适，以水灾故也。
人间怨旷之有干天和，在古人看来确实事关重大，故在儒家政治理论中，老百姓的男女匹偶问题常被强调。比如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一书，是当时儒学中具有“钦定教义问答”性质的著作。《白虎通·爵》云：
庶人称匹夫者，匹，偶也。与其妻为偶，阴阳相成之义也。一夫一妇成一室，明君人者，不当使男女有过时无匹偶也。
对于这种观点，不能仅从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力的现代视角去解释。
为政之道中的和谐阴阳，含义甚广，令百姓不致怨旷太多，只是一个方面。在儒学理论中还可看到更为抽象玄虚的观念，试举一例如次：董仲舒之言儒学，实已采入大量阴阳家之说，不能算纯儒了，但毕竟还是在历史上诸“大儒”之列，他对于当时人们禳救水灾旱灾，有一段颇为精致而有趣的阐释，见《春秋繁露·精华》：
难者曰：“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
其说之荒唐附会，在今日固不待言，不过以此见古人之重视阴阳和谐而已。
为政之道，法乎天道，而其中阴阳和谐竟被置于首位，这在今人确实不易想象和理解，《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对汉文帝阐述宰相职责云：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陈平强调宰相总率百僚，不应躬亲细事，故其所言，皆为宰相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而其中“理阴阳”置于首位，值得注意。此处所言“理阴阳”，当然不限于使百姓及时得到婚姻匹偶，还包括前引《史记》所云“修德”“省刑”“结和”，乃至“修救”“修禳”，董仲舒谈到的请雨止雨、雩祭攻社等也在其内。陈平所述宰相职责，是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看法。
紧接着“理阴阳”之后的是“顺四时”，这也是古人为政必须法乎天道，以及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大关节。《春秋繁露·阴阳义》云：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
注意这里所言之“义”，并非正义或仁义之谓，而是指“合于时宜”，见于《春秋繁露·天容》：
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时。可亦为时，时亦为义。喜怒以类合，其理一也。故义不义者，时之合类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别气也。
对此解释甚明。这种“顺四时”的观念在古代中国广泛流传，并与历法、占卜、禁忌等许多数术理论有密切联系，后文还会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