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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星占之学，虽未见早期儒家大师亲自讲求 （稍后亦有讲求者，如董仲舒） ，但其理论基础，却完全建立在上一节所述“人格化的天”“天命及其变化”“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三要点之上。
儒家之论天命与天意，基本上只在其存在性、重要性及政治意义这样的层面上。而再具体一点，天命与天意究竟通过怎样的机制为世人所知？理解、解释天命和天意又遵循怎样的原则？对这一层面问题的论述，主要见于星占学文献的理论部分。兹选择几种主要星占学文献中较有代表性者数例，略加分析如次：
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家心目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样一幅宇宙图景，其完备、具体和生动，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迄今所发现的古代中国星占学文献中，年代最早的一种——长沙子弹库出土楚帛书甲篇云：
帝曰：繇敬之哉！毋弗或敬。惟天作福，神则格之；惟天作妖，神则惠之。钦敬惟备，天像是则，咸惟天□，下民之戒，敬之毋忒！
这样的敬天之论，从中还隐约可以看到《尚书》中有关篇章的影子。而在历代正史的星占学文献中，可以看到更为具体的论述，《史记·天官书》云：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所谓“三五”，司马贞《索引》称：“三谓三辰，五谓五星。”三辰指日、月、星，五星指五大行星。与这些天体有关的种种天象，被认为是“天之感动”。而上天的这些反应，是“与政事俯仰”的。所谓“修德”，固是古人修身、为政的理想境界，而以下“省刑”“结和”“修政”“修救”“修禳”等，也都是政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些事情不修治，则上天始而示警，即呈现种种不吉天象；终而降罚，即天命转移，改朝换代。又《晋书·天文志上》云：
昔在庖牺，观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类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来，开物成务。故《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此则观乎天文以示变者也。《尚书》曰：“天聪明自我人聪明。”此则观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得失虽微，罔不昭著。
政治上的微小得失，在天人感应的迹象中“罔不昭著”。这样的天人景观，在星占学专著中也同样得到强调。李淳风《乙巳占》是传世最重要的星占学专著之一，其自序云：
昔在唐尧，则历象日月，敬授人时；爰及虞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暨乎三王五霸，克念在兹，先后从顺，则鼎祚永隆；悖逆庸违，乃社稷颠覆。是非利害，岂不然矣。斯道实天地之宏纲，帝王之壮事也。
所谓“敬授人时”，绝非现代流行论著中所解释的“安排农业生产”云云，而是指政治活动的安排 （详见本书第五章） 。这里李淳风之论，很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话头，陆心源《重刻〈乙巳占〉序》说他“不失为儒者之言，非后世术士所能及也”，未免所见不深。其实星占家言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儒家天命观念之上的，其中论述与儒家之旨相合，乃至动辄称引《易》《尚书》等经典，实因两者之间确有深刻联系，并非仅为点缀而已，在这点上后世术士与李淳风并无本质不同。
上一节中曾指出，天命是归于“有德”者的。与此相对应，在星占学家看来，上天对人间事务的反应，也是道德至上、赏善罚恶的。上引诸条，显然都已蕴含此义，兹再举更为明确的说法一例，题为“唐司天监李淳风”撰的《乾坤变异录·天部占》云：
天道真纯，与善为邻。夫行事善，上契天情，则降吉利，赏人之善故也。舜有孝行，恩义仁信惠爱行于天下，感应上天，尧让其国，风雨及时，人皆歌太平，无祸乱，此天之赏善也。行其不善之举，则天变灾弥，日月薄蚀，云气不祥，风雨不时，致之水旱，显其凶德，以示于人。若乃知过而改之，则灾害灭矣。……纣不知过，不能改恶修善，致武王伐之，契合天心。
这与上引《晋书·天文志》及《乙巳占》之论一样，都深合儒家经典中天命之旨。
天命与天意之道德至上、赏善罚恶，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内在相通之处。所谓有德，所谓善恶，归根结底都是价值判断，而不是逻辑判断，因此究竟是否成立，最终总不免诉诸多数原则，即以多数人的判断为准。儒家经典中所说的“民”，固未必能理解为全体民众 （有时也可这样理解） ，但至少总是包括了在政治上有发言权的阶层。当统治者被这些阶层或集团中的大部分所敌视时，其统治权就难以维持，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正是此意。因此失民心、失天下的失败者，依据多数原则，必然会被判定为暴虐无道、无德。这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如此。偶有少数独夫民贼强奸民意，虽有可能得逞于一时，却终不免于千载骂名。
至于现代人为古人做翻案文章，比如论证殷纣亦非无德之类，与上述规律并无冲突，因为这只是今人与古人所持价值判断不同之故。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都是改换了价值判断重新去“论”的。这在古代星占学中完全没有问题——成败本身就是当时人所作价值判断的直接后果，秦始皇也好，项羽也好，他们的失败毕竟是大多数人抛弃他们的结果，这与天命、天意不再眷顾他们，是一个等价陈述。
上述天道“与政事俯仰”、天道赏善罚恶、天道合于民心等，要而言之，即古人心目中的“天理”。在星占学家看来，此“天理”较后世宋儒所言者，当然有着更为明确的表现形式，《汉书·天文志》云：
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祆，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所有被古人归入“天”范畴之内的现象——包括现代气象学所研究的大气层内现象，都被认为是上天对人间政事的警告或嘉许。从“伏见蚤晚”至“怪云变气”，大致囊括了古代中国描述天象的绝大部分常用术语。
但这还只是就古代狭义的“天”所呈诸象而言。在古人看来，上天的警告或嘉许还有更为广泛的表现形式，李淳风《乙巳占》自序云：
至于天道神教，福善祸淫，谴告多方，鉴戒非一。故列三光以垂照，布六气以效祥，候鸟兽以通灵，因谣歌而表异。
三光者日、月、星，即上引《汉书·天文志》中所言种种天象。“六气以效祥”云云，大体与“怪云变气”之类对应。至鸟兽通灵，则已扩大至整个自然界，即古人广义之“天”。历代官史《五行志》中，充斥着大量瑞鸟出现、兽作人言、灵芝仙草、马生子、女化男、兽奸、山崩、雨血、河水逆流等怪异记载，而且都被与社会的安危治乱联系起来。今天看来固然荒诞不经，其实皆与李淳风所述观念完全一致。最后的“因谣歌而表异”一说，为古代中国文化中颇具特色的现象，在古代，歌谣，特别是童谣，往往是乱世先兆，而童谣又经常与天象联系在一起。
以上所述，只是古代中国星占学理论中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像。这种图像与儒家经典中天命天意之说相比，已是更为具体的一个层面。至于再下一个层面，即古代天学家如何依据具体天象而预言吉凶，所言又有哪些内容，则将在本书第四章中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