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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采纳杨嗣昌“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集中兵力于“安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剿抚并用，招抚了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几乎全歼李自成等部。在乾坤将定的关键时刻，崇祯十一年 （1638） 九月，北方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这与崇祯二年“己巳之变”的形势大不一样：崇祯二年，陕西的民变不过是星星之火，可以从陕西三边等地征调军队保卫北京，立即化险为夷；而崇祯十一年，民变已成燎原之势，战火蔓延中原各省，朝廷调动各省常备军之外，还把守卫北方边防的关宁铁骑调到中原战场，使得北方边防呈现空虚状态。满洲铁骑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与此时形势不无关系。满洲铁骑南下，打乱了既定部署，朝廷最高当局放弃“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把洪承畴、孙传庭及其精锐军队，悉数从安内战场调到攘外战场。这一决策的直接后果，使得李自成、张献忠获得重整旗鼓的时机，东山再起，朝廷在“安内”方面从此丧失主动权。
“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两难选择，正如史家所言：“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大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
可谓进退维谷，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