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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器物以精美华丽、文饰繁褥而著称于世。本文所讨论的黑陶钵朴实无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唐代文化的多样性。
提到唐代的黑陶钵，笔者于1993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做访问研究时，在该馆亚洲艺术部的库房中见到一件完整的黑陶钵（图1）。钵高12厘米，口径21.4厘米。泥质黑陶，敛口，圆唇，腹斜收，圜底。钵的表面经抛光和渗炭处理，漆黑发亮。从表皮脱落处可以看到陶胎质地细腻，呈灰色，火候不太高。该钵的器形、尺寸和制作工艺与笔者在西安唐代西明寺和青龙寺遗址发掘中出土的黑陶钵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被定为河南龙山文化的黑陶。这种黑陶钵到底是龙山黑陶还是唐代黑陶，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图1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黑陶钵原属私人收藏家哈里斯·布里斯奔·迪克（Harris Brisbane Dick），1949年捐献给博物馆。其进一步的来源已经无法搞清楚。该钵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于1978年举办的名为“中国陶瓷器起源” (1) 的展览上，负责编写图册的学者是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原中国部主任商乐文（Clarence F. Shangraw）先生。商乐文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陶瓷专家，对中国的早期陶器特别精通。他将该钵与河南龙山文化后冈二期出土的陶钵进行了对比，认为非常相似，因此将该钵定为河南龙山文化黑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0世纪。商乐文先生还将该钵与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钵做了比较 (2) ，认为除了领口有所差别外，其他部分很相似，特别是尺寸几乎一样，因此来源可能相同。
这件黑陶钵的磨光渗碳工艺与龙山文化黑陶确实很相似，但是这种圜底敛口的器形不是龙山文化的特征。典型的龙山文化陶器多为平底侈口，例如平底盆、平底杯和平底罐。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还没有在龙山文化的遗存中发现过这种圜底敛口的黑陶钵。商乐文先生举出安阳后冈河南龙山文化二期出土的陶钵器形与大都会博物馆的钵相似，但他忽略了该遗址的龙山文化层并没有出土过这种器形的钵，发掘报告中图四所画钵的器形与大都会博物馆的钵相似，但不是出土于龙山文化层，而是出土于更早的仰韶文化层 (3) 。后冈仰韶文化层的陶钵都是细泥红陶，口边为一道红色宽带，腹部还原成灰色，发掘报告中称之为“红顶”现象，与大都会博物馆的泥质黑陶不一样。圜底碗、圜底钵是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但仰韶文化的圜底钵绝大多数是泥质红陶，偶尔也发现泥质灰陶，却没有发现过磨光的黑陶钵，例如，在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中，共发现319件陶钵，其中细泥红陶208件，泥质红陶108件，泥质灰陶仅3件 (4) ，没有发现黑陶，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仰韶文化中红陶与灰陶的比例。因此，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黑陶钵不应属于仰韶文化器物或龙山文化器物，而是另有来源。
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出土了一些钵的残片，泥质黑陶，圜底敛口，腹径一般在20厘米以上，其中一块钵片上刻有‘阿難’二字” (5) 。发掘简报中只作了简略的描述，发表了刻有“阿難”二字钵片的拓片。这些钵的残片尚没有修复复原，没有发表钵残片的照片和线图。唐长安青龙寺遗址也出土了这种黑陶钵的残片，其中一件已复原，高7厘米，口径21.5厘米，圜底敛口，腹内斜收（图2），其器形、工艺和尺寸几乎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黑陶钵一模一样。
图2
西明寺是唐代著名寺院，建于显庆元年（656年），是唐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的一座皇家寺院。西明寺建立后，玄奘法师经常在此说法，并成为玄奘法师的三个主要译经场之一。玄奘之后，慧琳、道宣等名僧在西明寺写下很多佛教经典著作，因此西明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明寺毁于唐代末年战乱，经过一千年沧桑，地面上已无当年寺院的踪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第一次发掘情况已发表简报 (6) 。遗址的第三层堆积中发现刻有“西明寺石茶碾”铭文的石茶碾，已揭露出来的建筑遗迹，可以肯定是唐代西明寺的遗迹。黑陶钵残片也出土于第三层堆积，应是与石茶碾同时期的遗物。在发掘范围内，最早的文化遗存是隋代堆积层，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或遗物，因此，这些黑陶钵片不可能是早期遗物的扰入。
青龙寺也是唐长安城的名刹，原为隋代的灵感寺，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以后废毁。该寺曾五易寺名，以青龙寺的名称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青龙寺是佛教密宗教派的主要道场，在佛教密宗教派向日本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青龙寺遗址进行了发掘 (7) ，在遗址范围内出土年代最早的遗物为少量的汉代瓦片。黑陶钵的残片多出土于第三层，即唐代建筑废弃后的堆积层。已经复原的黑陶钵出土于青龙寺遗址上的一座僧人墓葬，该墓葬资料有待整理发表。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青龙寺遗址出土的黑陶钵的年代也是清楚可靠的。
对于唐代的黑陶，此前没有正式的报道和研究。唐代的瓷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陶器仍然在日常生活器皿中占很大的比重。西安郊区隋唐墓175座，出土陶器的墓葬共119座，所出陶器总数为240件（残破过甚而无法复原者不计在内）；三彩器共4件，出土于3座墓中；釉陶和瓷器共86件，出于41座墓中 (8) ，陶器占随葬陶瓷器总数的72%。从唐代遗址发掘出土的陶瓷器残片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来看，陶器所占比例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字。唐代的陶器按陶质来分，一般可分为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和细泥黄灰陶三种。泥质黑陶器皿很少见到。陶器的颜色和陶土的成分以及烧成气氛有一定关系，黑陶是在强还原气氛中进行渗碳烧成的。在我国新石器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等遗址中常有发现，其典型制品薄如蛋壳。一般认为，黑陶工艺是在商代以后衰落失传的。但是，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唐代的黑陶工艺用于烧造器皿虽然不多，但大量用于烧造宫殿寺庙的筒瓦和板瓦。唐长安和洛阳的宫殿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表面漆黑发亮、陶胎深灰的黑瓦。宋代《营造法式》称这种瓦为“青掍瓦”，并详细地记述了瓦坯表面抛光打磨和制造强还原气氛烧窑的过程 (9) 。西明寺和青龙寺遗址出土的黑陶钵的烧造工艺，与“青掍瓦”的烧造工艺基本相同，所以从工艺上看，唐代完全可以烧造黑陶器皿。
出土唐代黑陶钵的两个遗址都是佛教寺院遗址，说明这种黑陶钵与佛教有一定的联系。
钵，是梵文钵多罗（Pātrà）的简称，是僧人化缘和日常生活的必备用具。《摩诃僧祇律》 (10) 卷二十九对僧人用瓦钵的来历有记载：“佛住孙婆白土聚落。尔时孙婆天神来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是中过去诸如来应供正遍知受用此间瓦钵，唯愿世尊听诸比丘受用瓦钵。’佛言：‘从今日后听受用瓦钵。’”还记载了瓦钵的制作方法和颜色：“世尊示土处，汝知是土，如是和，如是打，如是埏，如是作，如是熏，作钵熏作钵，成就已作三种色：一者如孔雀咽色，二者如毗陵伽鸟色，三者如鸽色。佛言：‘熏时当伺候使作如是色。’”也就是说，瓦钵的颜色应是绿色、红色（？）和黑色三种。佛经中对瓦钵的具体器形没有描述，但在《十诵律》卷八载有：“佛在舍婆提，尔时跋难陁释子共一估客子市巷中行，见一肆上有好瓦钵，圆正可爱。”也就是说，用圆正可爱来形容好的瓦钵。至于瓦钵的大小尺寸，也有一定的规格。《十诵律》卷七：“钵者有三种：上、中、下。上钵者，受三钵他饭、一钵他羹，余可食物半羹，是名上钵；下钵者，受一钵他饭、半钵他羹，余可食物半羹，是名下钵；若余者，名中钵。若大于大，若小于小，钵不名为钵。”由此可见，僧尼所用的钵在制作材料、颜色和体积几方面都要依法。《五百问》云：“若一日不用钵食，犯堕。”可见，钵不仅是僧人的饮食用具，也是一种信仰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钵也是一种佛具。
西明寺和青龙寺出土的黑陶钵虽然都是陶器，但做得十分规整精致，质量明显高于唐代的一般陶器。黑陶钵的器形都是敛口圜底，用“圆正可爱”来形容非常恰当。其尺寸大于一般唐代的瓷碗。对照佛经中对僧人用的瓦钵的描述，可以判断西明寺和青龙寺出土的黑陶钵即是唐代僧尼用的黑色瓦钵。
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只出土了黑色的瓦钵，另外两种颜色“孔雀咽色”、“毗陵伽鸟色”的瓦钵还没有发现。此外，现在发现的黑陶钵属于上、中、下三种钵的哪一种，还难以确定，有待今后的发掘与研究。
僧尼除了使用瓦钵外，还使用铁钵。《摩诃僧祇律》卷二十九：“行诸比丘房，见一比丘痏手，佛知而故问：‘比丘汝安乐不？’答言：‘世尊，我手痏失钵堕地，破钵，故是以不乐。’佛言：‘以今日后听诸比丘用铁钵。用铁钵时，应作钵炉熏。’”铁钵的器形可能与瓦钵相似，还没有从考古发掘中发现这种铁钵。僧人也曾用过木钵，但由于不容易洗涤干净，被禁止使用。
大藏经中反复强调，僧人只能用瓦钵和铁钵二种钵，如《十诵律》卷三十九：“长者以五百金钵奉佛，佛亦不受。又奉银钵、琉璃钵、颇梨钵，佛亦不受。佛言：‘我先听二种钵：铁钵、瓦钵，八种钵不应畜。’”令人感兴趣的是，实际上金钵、银钵和玻璃钵都曾发掘出土过。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四件钵盂，“一件是迎真身纯金钵盂，形体较大，素面无纹饰，圆唇，敛口，斜腹、圜底，与仰韶文化的敛口钵十分相似，此钵系敕造于‘咸通十四年三月十三日’。体高72毫米，口径212毫米，壁厚1.2毫米，573克。另一件是鎏金团花银钵盂，直口，圆唇，鼓腹，圜底，……体高73毫米，径79毫米，腹深29毫米，重82克。这个小型钵，似为供奉而非实用的” (11) 。最早的玻璃钵出土于河北定县北魏塔基（481年），蓝色透明，器形也是敛口圜底 (12)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上共出现过12件透明钵的画面 (13) ，可能是表现玻璃钵，颜色多是无色透明、蓝色透明或绿色透明。这些贵重的金钵、银钵和玻璃钵可能都是对佛的供奉品，而黑陶钵是唐代僧尼的日用品。
综前所述，根据考古发现的唐西明寺和青龙寺黑陶钵和大藏经对鸽色瓦钵的记载，我们认为黑陶工艺在唐代曾一度复苏，生产符合佛经教义的僧尼用的黑陶钵。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黑陶钵也属于这种类型，其年代应是唐代而不是龙山文化时期。
从对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黑陶钵的再研究，使我们得到两点启示：一、人们的认识有时容易受到某种固定模式的束缚，一见到彩陶就想到仰韶文化，一见到黑陶就想到龙山文化。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往往导致判断的错误，在国内外美术史和考古学研究中普遍存在。古代人类的历史进程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但文化现象却是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我们在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到一般规律的共性，也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个性。二、在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遗物大多残破不全，美术价值可能不高，但这些遗物比窖藏或墓葬出土的器物更能反映出当时人类活动的丰富多彩的真实面貌。认真整理发表这些遗物，并分析研究这些资料，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
（原载于《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1) Clarence F. Shangraw，Origins of Chinese Ceramics，New York，1978，p11。
(2) William Willets，Foundations of Chinese ART，London 1965，colorplate 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5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1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2期。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5年。
(9) 李诫：《营造法式》卷十五，商务印书馆，1933年。
(10) 本文所引用的佛经都出自《高丽大藏经》，标点符号是笔者所加。
(11) 石兴邦：《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12)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4期。
(13) 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25—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