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九十年

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期（1921—1949）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是近代出现的一门崭新的科学学科。中国的学者很早就对古代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发生兴趣，进行研究。金石学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已具有一定的学术系统，到清代更为发达，可谓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1898年安阳小屯村再次发现有字甲骨，引起了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又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两项惊人发现，成了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

19世纪末清王朝行将崩溃，日、俄、德、英、法、瑞典等国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以各种目的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及边疆地区活动，其中也有田野调查和发掘，近代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开始传入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一批年轻人走出书斋，近代生物学、地质学相继在中国诞生，一批人到国外求学，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是在1921年。从1920年前后开始，中国北洋政府开始聘请外国学者或与外国学术单位合作进行考古工作。1918年，中国政府聘任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商定，共同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采集工作。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人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采掘脊椎动物化石时，发现龙骨山遗址，并发现一枚人科动物的牙齿化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同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进行首次发掘，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前身，是中华远古之文化。这个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对安特生的伟大发现给予充分的肯定。仰韶文化的发现对于社会大众的冲击，也是巨大的。1936年李济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中这样说：“要明白中国考古的成绩，可以从一段故事说起。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十年前我在一个中学当历史教员，那时地质调查所在河南、奉天一带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才公布出来。我在讲堂中于是摈弃三皇五帝不谈，开始只讲石器时代文化、铜器时代文化。我总觉得学生应该对于我这种认真的精神，鼓舞些兴趣起来。不料全体学生都以为我在讲台上讲笑话，而报之大笑，笑得我简直不能继续讲下去。我这就辞掉了我的教职，重新作起学生来。现在事隔十年，情形是全变了，好些乡下的小学生也都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 ⁽¹⁾

仰韶文化发现后，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成为最受关注的讨论问题。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村期间及其后，又对河南中西部、陕西、甘肃、青海等古代遗址做了范围较大的调查和试掘，他希望把仰韶和近东、中亚之间的空白填补起来。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使安特生在1949年以后受到政治化的严厉批判。直到1985年11月在渑池召开的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才重新得到高度评价 ⁽²⁾ 。2011年11月6日，在渑池召开了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学术讨论会，对仰韶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四位考古学家——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安志敏的雕像在仰韶村揭幕。

学术界也有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放在1926年或1928年。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中美合作的田野考古工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学组。同年10月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之后近20年，在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和梁思永的先后主持下，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面积累计达46000多平方米，清理了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和包括商王陵在内的大量墓葬和祭祀坑，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等文物（图1）。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安阳殷墟后冈遗址时，发现了著名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依次叠压的“三叠层”，解决了三者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从而标志着中国考古地层学方法的成熟 ⁽³⁾ 。梁思永192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毕业回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当时社会混乱，田野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还要对付土匪、盗墓贼的不时骚扰。梁思永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患肺结核，后卧床多年，英年早逝。他短暂的一生为中国考古学的开拓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在主持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中首次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化石（图2），引起学术界的轰动。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期的另一件大事。发现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化石之后，旧石器和用火遗迹的确认，也是裴文中的重要贡献之一。1934年裴文中发表了《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记录了他亲历的周口店早期工作的六年（1928—1933年）的历史。这本书是科学著作，但第一章涉及那个时代周口店的方方面面，自然、交通、商业、工业、气候及风景等。裴文中在书中还记录了周口店地区的阶级关系，对劳动者深切同情，并为他们的苦难而呼喊：“真的在那里度着地狱的生活！” ⁽⁴⁾ 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追求仕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考古学为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深入社会，立志救国救民提供了舞台。

二、考古学迅速发展期（1950—196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政府就颁发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随后，在中央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区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承担基本建设中的清理发掘任务。国家又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必须具备田野考古条件，经中央文化部会同中国科学院审查批准后，始得进行发掘工作。这样，便建立了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工作体制，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好了准备。

为了解决考古人才短缺的问题，从1952年起，连续四年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参加考古工作的300多名人员进行了短期业务培训。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

1950年，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得以继续。1950年10月，夏鼐率队前往河南辉县琉璃阁进行考古所成立后第一次田野发掘（图3），成功地剔剥出战国木车的痕迹（图4） ⁽⁵⁾ 。

中国的很多考古发掘是在国家的基本建设项目中进行的。1955年10月，为了配合国家治理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工程，由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成立，夏鼐任队长，安志敏任副队长。在对三门峡库区开展的普查中，共发现古遗存300余处，其中古遗址211处。1956年，安志敏主持的黄河水库考古队对陕县（今陕州）庙底沟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共开探方280个，总面积达4480平方米（图5）。这次发掘，确立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揭示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发展继承关系，成为新中国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 ⁽⁶⁾ 。

参加庙底沟发掘的考古队员达75人，但其中三分之二是初次参加田野工作。发掘的庙底沟遗址和三里桥遗址位于涧河两岸，离黄河不远，当时还是一片庄稼地，十分荒凉。考古队员风趣地说：“白天听黄河咆哮，夜晚听野狼嚎叫。”面对如此艰苦的条件，考古队员却是热情高涨，乐在其中。经过这次田野发掘实践，队员们后来大都成为中国考古工作的骨干。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无论从工作规模、干部培训上还是学术意义上讲，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都应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古报告《庙底沟与三里桥》作为重要考古成果，它的英文译本已于2011年出版。

1951年到1952年河南禹县修建白沙水库，考古工作者抢救发掘库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白沙宋墓就是其中的重要发现。白沙宋墓由三座家族墓葬组成，一号墓东壁“元符二年赵大翁”纪年题记以及地券所载“大宋元符二年九月”，明确其年代为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二号墓、三号墓没有纪年文字，根据墓葬实物比较，确定二号墓稍晚于一号墓，三号墓又晚于二号墓，后二墓大约在徽宗时期。白沙宋墓是砖雕壁画墓中保存较好、结构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一组墓葬，其中尤以赵大翁墓最为完整。宋代的砖室墓流行于北方，历史并不久远，是唐代、五代才发展起来的墓葬形式。宿白编写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于1957年出版 ⁽⁷⁾ 。《白沙宋墓》不仅是一部客观、忠实、完整的发掘报告，同时也是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宿白开创了一个充分利用文献进行考古研究的成功典范，使中国历史考古学得到提升（图6）。考古与文献结合体现了古代文化的一致性，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是研究古代社会必需的信息渠道。

20世纪50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范围极大地拓展了。除了继续开展史前考古工作外，还做了大量的历史时期遗存的调查和发掘，特别是历史上重要都城的勘察。中国历代都城遗址，均为当时国家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当时社会精英云集、先进文化与先进技术荟萃之地，代表着当时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都城遗址往往占地面积巨大，小则数平方公里，大则数十平方公里，通常又叠压在现代城市村镇的下面，城乡的现代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矛盾尖锐。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须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考古勘察将古代都城的范围布局探明，对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为重要遗址保护奠定了基础。从商、两周到元、明，调查发掘了大量的古代城市：周原、沣西、战国六国都城、汉唐两京等。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郑州商城、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唐大明宫等都经过大量的考古工作。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鼎盛时期之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于这个时期。西汉王朝的都城——长安城，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张骞通西域（前138年）后，长安城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汉长安城位于今天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始建于汉高帝五年（前202年）。汉长安城的勘察发掘工作从1956年就开始了，确认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场的位置和宫殿的位置。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根据遗存，高度在12米以上，宽度为12—16米。城墙外设有壕沟，宽8米，深3米。汉长安城平面为不规整的方形，四面各设3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城内8条大街规整笔直。城内总面积为36平方公里，根据文献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长安城人口达24.6万 ⁽⁸⁾ 。

1949—1966年，中国考古学没有割断与世界考古学潮流的联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1962—1982年任所长，1982—1985年任社科院副院长）不仅通过与各国学者的直接交流了解国外考古学的新进展、新动态，更通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获得新的知识 ⁽⁹⁾ 。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65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

三、“文化大革命”中考古学并没有完全停顿（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是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在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考古学也受到影响，各项科研工作全部中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多数业务人员下放到河南。

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苏联在中国边境附近大量增兵，中国境内加强战备。在炸山凿洞修筑军事工程中，偶然发现的重要古代墓葬，需要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著名的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就是这样发现的。

1968年5月22日，部队在河北满城县城西南1.5公里的陵山施工，炸开了一个洞。战士们从洞口爬下去，发现是很大的洞穴，还有很多古代器物。战壕工程立即停了下来。经过层层报告，6月初已报告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6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休息厅中周总理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谈到满城古墓，并交代郭老负责办理此事。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文化学者，在文学、历史和古文字学方面均有建树。郭老立即找考古所的专业人员到他家中，确定了以科学院考古所为主的考古队。考古队6月25日到达满城，开始发掘工作。

1968年是“文革”的第三年，许多地方政治斗争已发展成武斗，满城所在的保定地区武斗严重，发展到了动用枪支的地步。为了保证考古队员的安全，他们被安排住在部队司令部。卢兆荫主持了考古发掘，他当时刚41岁，正是专心干工作的好时光，因为“文革”已整整两年不能做业务工作，得到发掘满城汉墓的任务，喜出望外，干劲十足（图7）。陵山发掘的保卫工作和清理工作的劳工全部由战士担当。战士们年轻力壮，工作效率很高，使这次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后来，战士们还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他们发现满城汉墓并参加清理发掘工作的情况 ⁽¹⁰⁾ 。

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文献记载，可以确定这座墓葬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汉代流行夫妻并穴合葬，考古工作者又在陵山南侧成功地寻找到其王后窦绾的墓葬。满城汉墓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山洞宫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武帝刘彻的庶兄，他在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被封为中山王，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二月，统治长达42年。西汉中山国有十代王，刘胜是第一代王。刘胜墓与窦绾墓均采用以山为陵的营建方式，墓道及墓室凿山而成，呈弧形，平面布局上两墓则大同小异。全墓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个部分，墓室中分别修建了木结构瓦房和石板房，形成了一座功能齐备的豪华地下宫殿。墓内除了华丽的陈设和棺椁外，发掘中还出土各类文物1万多种。其中仅金银器、玉石器、铜器、铁器等精品便有4000多件，各类铜灯19件，尤以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最为珍贵。刘胜、窦绾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全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刘胜金缕玉衣全长1.88米，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窦绾玉衣全长1.72米，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600克 ⁽¹¹⁾ 。

满城汉墓发掘出土的文物反映了汉代高超的工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铜器中的长信宫灯和错金博山炉，设计灵巧，铸造技术高超。随葬品中，还有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珍贵文物，如“医工”铜盆和四种金、银医针，反映了中国两千年前针刺医术的水平。两套完整金缕玉衣的发现，破解了汉代文献中“玉衣”“玉匣”的含义。这次考古发掘是“文革”中少有的文化事件，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关注。郭沫若院长不顾76岁高龄，亲临考古现场（图8）。周总理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视台到现场拍摄纪录片 ⁽¹²⁾ 。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也是偶然的。1971年底，当地驻军在马王堆两个小山坡下建造地下医院，施工中经常塌方，用钢钎进行钻探时从钻孔里冒出了呛人的气体，有人用火点燃了，出现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消息传到湖南省博物馆，立刻判断是座古墓。1972年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南省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开始发掘。马王堆汉墓发掘了三座，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夫人和儿子的墓葬。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以活动，软结缔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珍贵的是一号墓的大量丝织品，保护完好，品种众多，有绢、绮、罗、纱、锦等。有一件素纱 衣，轻若烟雾，薄如蝉翼。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两卷医简，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

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精美文物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可能正是由于考古与现实中的政治斗争相距甚远，又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三个考古学期刊，得到批准在1972年复刊。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文化贫乏，考古学期刊的复刊受到极大欢迎，《考古》的发行量接近1万册。

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的发现，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给“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工作画上句号。

四、改革开放给考古学带来机遇（1977—2000）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政策给考古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相继有十余所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人才。1977年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找到仰韶文化的源头，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追溯到7000年前。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图9）。

“文革”后，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变化是中外合作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开展。1949年前，曾有国外探险队把很多珍贵文物运出中国，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1949—1976年之间，外国人是不允许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的。20世纪70年代末，中外合作考古发掘的门被逐渐打开。首先能在中国的遗址上拿起考古手铲的西方人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留学生，他们来自德国、日本、美国等国。1980年当他们和笔者等中国学生一起参加山东诸城前寨的考古田野实习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Lothar von Falkenhausen）和日本奈良橿原县立考古学研究所所长菅谷文则（Sugaya Fuminori，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Kashihara，Nara Prefecture）都是当年参加前寨发掘的留学生。

对外开放政策使得考古界与国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图10），合作考古发掘也开始了。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商丘进行的调查和发掘中发现了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陶器、骨蚌器等生活、生产用具，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人类就生息在商丘这块广阔平坦的土地上 ⁽¹³⁾ 。从1990年代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Peabody博物馆联合组成中美考古队，在商丘进行了长达九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之前，考古学界认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商汤建国以后的都城，那么商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Prof. K. C. Chang）大胆推测商丘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商文化的发源地。中美联合考古队在豫东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先后发掘了商丘县潘庙遗址、虞城县马庄遗址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发现了2座龙山时期的夯土建筑基址和一批遗物，在商丘县老南关发现了东周时期宋国都城的城址（图11）。商丘地区系黄河泛滥区，遗址都被叠压在厚厚的黄土之下，考古工作采用了探地雷达等手段。中美考古学者在豫东的联合发掘，为探索豫东地区龙山至东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资料 ⁽¹⁴⁾ 。

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东西贸易、文化交流的通道。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与陇西黄土高原交接地带的固原，自古以来即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开通后，固原成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交汇点和中转站。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在固原地区发掘北魏、北周、隋唐墓葬几十座，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¹⁵⁾ 。1995年7月末，中日两国考古学家在固原签署了《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协议书》，计划在1995、1996年度分别发掘一座墓葬，并聘请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为顾问。1995年秋，考古队选择发掘的地点位于小马庄村。墓葬早年被盗，但考古队在最后一个天井底部发现了墓志。轻轻剥去墓志的表面存土，志盖上逐渐露出“大唐故左亲卫史公之墓志铭”12个较大的篆字。掀起志盖，刮去淤土，志文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字体工整规范，刻制精细。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史道洛和夫人康氏的生平事迹。史道洛，固原本地人。唐永徽六年（655年）病逝于故里原州，终年65岁，显庆三年（658年）与妻合葬百达原。其父就是邻近埋葬的史射勿，隋正四品骠骑大将军。固原史氏为原居于中亚的粟特人后裔，著名的“昭武九姓”之一。妻康氏，出生于萨马尔罕，为中亚康国人后裔，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卒，享年55岁。墓室出土了陶俑、白瓷瓶、白瓷钵、东罗马金币、铜镜等遗物百余件。在墓门两侧分置两个镇墓武士俑和兽俑，彩绘描金，装饰华丽，是近年来我国出土的隋唐陶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¹⁶⁾ 。

1996年，中日联合原州考古队又发掘了固原县西郊大堡村的另一座墓，虽然早年被盗，但仍出土了墓志，明确记载了这是北周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田弘夫妇的合葬墓。田弘是对北朝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周书》《北史》均有传，卒于建德四年（575年），终年65岁。田弘墓出土了5枚东罗马金币，是中西文化交流实物的重要发现。根据铭文，5枚金币分别来自A.S.I等3个制造局，流入中国距离其制造时间已有二十至五十年之久 ⁽¹⁷⁾ 。

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在田野工作方法方面更为细致，注意了对封土的发掘、二次葬的过程、盗洞内的堆积等。对发掘中一些稍纵即逝的迹象非常关注，如纱冠涂漆木柄、云母屏风等，整体取回后，经过精心缀合复原，获得了一些完整的图案。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项目。该项目于1996年5月启动，到2000年9月通过验收。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了9个学科12个专业，200多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历史学家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分析整理；天文学家要全面总结前人已有的天文年代学成果，推断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学准确的坐标；考古学家对和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系列和分期；在测年科学技术方面，主要采用碳-14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计法。

2000年底出台的《夏商周年表》，是阶段研究的成果 ⁽¹⁸⁾ 。国外对断代工程的批评声浪甚高 ⁽¹⁹⁾ ，可能由于政府组织课题、政府资助的形式难以令他们接受。但是参加工程的科学家都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即使在参与者中间对于年代等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说明中国学术研究还是独立的。结题报告专门指出，目前的结论是基于现有资料基础上所得到的最合适的结论，但它并不意味研究和探索就此停止。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这个年表会进一步完善。之后，文明探源工程又启动了。

五、考古学走近公众（2001—　）

在中国人吃不饱的年代里，考古学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是高不可及的学究们的事，与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2007年9月笔者去河南新郑参加裴李岗文化发现30周年纪念会，组织会议的是新郑文物局副局长靳宝琴，一位40岁左右的干练女子。她告诉我她的家乡就在裴李岗村，70年代末考古队在村里发掘时，她还是个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村民都说考古队员太傻了、太怪了，不刨粮食，刨瓦块。在当时人的眼里粮食才最重要。然而，就是童年的经历，靳宝琴高中毕业时选择了郑州大学考古专业。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老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随之就要追求精神文化生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千古之问，让人类苦苦思索。考古学揭示和研究的正是我们人类的过去。2002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直播埃及金字塔开棺，中国购买了转播权。一时间，关于考古发掘的话题成为街谈巷议。国内不少考古发掘也纷纷模仿，尝试现场直播，浙江杭州雷峰塔、湖北九连墩、江苏大青墩汉墓、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墓地、金陵大报恩寺地宫等考古发掘都采用了电视直播。随着夺人眼目的考古新发现不断登场，各种大众媒体也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今天的考古学已不再是一门冷僻怪异的学科。

三十年前，三星堆遗址的连续发掘和两大祭祀坑的惊世发现，叩响了古蜀王国的历史之门。2001年春，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一步步拉近了我们与神秘古蜀的距离。真伪莫辨的古蜀国，就这样成为真实，成为辉煌的历史存在。三星堆与金沙的出土文物，风格特异，内涵深邃，展现出一个五彩斑斓的古蜀社会，一片神奇梦幻的信仰天地，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最夺目的文化亮点、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极具动感的视觉效果（图12）。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太阳神鸟”图案已经被中国国家文物局用作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6月10日首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中央电视台在成都金沙遗址设置全国唯一的直播点，对21世纪的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再发掘实况直播。

中国的水下考古起步较晚，只有二十余年的历史。水下考古的精彩篇章是南海1号的打捞。南海1号是1987年发现于广东阳江海域的一艘南宋早期木质沉船。1989—2004年，水下考古队对该沉船进行了8次考古调查、勘探，确认这条长30.4米、宽9.8米、高4.2米的沉船正沉于海面以下24米，表面覆盖1—1.5米的淤泥。船体保存较好，甲板以下部分结构基本完整，船舱内满载大量陶瓷、金属、漆木等精美文物。

从2002年开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交通部广州打捞局联合攻关，研究出古沉船整体打捞及保护技术，于2007年12月将南海1号整体打捞出水，并安全移入450米远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实施后续的考古发掘与保护。

2007年那个年度，社会的舆论，媒体的焦点都被南海1号整体打捞所深深吸引。80多家境内外媒体争相报道整体打捞的进展，相关花絮，连篇累牍的新闻，目不暇接的各类访谈，使得南海1号这条南宋时期运输外销瓷的古船在沉没八百多年以后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2011年3月26日—5月10日，南海1号的考古试掘在博物馆内进行（图13、14）。这次考古发掘对观众进行实况展示，观众可通过观光走廊、水下考古展示平台看到南海1号试掘的每一个过程，拉近了考古学与普通民众的距离 ⁽²⁰⁾ 。

2006年殷墟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极大鼓励了中国对大遗址保护的积极性。各地纷纷探索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重要遗址，取得双赢的道路。2010年10月，12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运而生。考古遗址公园是指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对考古类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种保护、展示与利用方式。

大明宫是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大明宫是唐代长安城的一处主要皇宫遗址，建成于龙朔三年（663年），毁于唐末战乱。大明宫作为唐王朝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长达二百余年。1957年，以马得志为队长的考古工作者就开始了对大明宫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搞清了大明宫的规模和范围。大明宫规模宏大，占地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是北京明清紫禁城的4.5倍。笔者主持了1995—1996年对大明宫主殿含元殿（图15、16）、2001—2005年太液池、2005年大明宫正南门——丹凤门（图17）的考古发掘。唐大明宫的规模之宏大、规划之全面、工艺之精湛令人赞叹。然而，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市火车站北，在城市化进程中，已被包围在城市之中。遗址上生活的棚户区和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城市基础设施，人们生活贫困，遗址也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破坏。

2007年，西安市启动了大明宫遗址公园的项目，成功实践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完成了对市内最大棚户区大明宫遗址10万居民的拆迁、安置。2010年10月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开放，实现了遗址保护与遗址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环境改善、城市现代化建设和谐发展的目标，使大遗址保护成为民生工程。大明宫遗址发现和保护的过程，是考古学改变遗址上人们生活的一个例证。

在遗址公园开展公众考古是遗址公园建设的一个主要环节。考古工作也是遗址公园中的一种展示，群众可以近距离观看考古过程，甚至可以亲手接触遗址，感悟历史。

六、问题与前景

中国考古学面临许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考古力量远远不足。中国是文明没有间断的古国，地下埋葬着无数古迹遗址。目前全国具有考古领队资格的专业人员不足1700人，每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执照大约800项，其中80%以上的项目是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中国近年发展速度很快，每年上千万的动土建设项目，其中只有很少的重点项目做到动土前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这就意味着每年有相当数量的古迹遗址在推土机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古墓葬、古遗址的盗掘非常严重。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人们追逐发财致富，一度销声匿迹的盗掘现象又卷土重来。在文物集中的河南、陕西、山西等省，流传着“要想富，先挖墓，一夜成了万元户”的说法。随着媒体炒作，古董市场拍卖价格节节升高，民间收藏热情空前高涨，古墓葬的盗掘越来越猖獗。在1956年考古发掘了明十三陵中的定陵以后，中国政府并不鼓励考古发掘帝王陵墓和名人墓葬。在无法保护的情况下，文物局才同意考古队进行发掘，称之为抢救性发掘，例如，2009年发掘的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由于烧砖取土已使墓穴露出一洞，盗墓贼多次进入盗出文物。在这种情况下，考古队进行了发掘，并根据出土的多块石牌上刻有“魏武王”铭文，再结合文献记载和墓葬规格等证据，推测这座大墓是三国时期重要人物曹操的墓葬。又如，2009年底开始发掘的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决定考古发掘这座墓是因为年初盗墓贼在盗掘中因盗洞坍塌而致四人丧命。考古发掘的结果令人惊叹，出土了金缕玉衣、玉棺和其他大量的珍贵文物，根据出土器物上的文字及墓葬规格等证据，可以推断墓主人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刘非。

社会大众对考古学的误解也是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问题。人们往往分不清考古学与古物学的差别，把考古与挖宝混淆起来，媒体又在推波助澜。近年来，由于古物市场价格飙升，赝品剧增，真假文物的鉴定困扰着收藏界。考古发掘的成果可以转换成旅游资源，地方政府对旅游经济有着很高的热情。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大众对考古成果也会产生质疑。2010年社会上对曹操墓的质疑就反映出这个问题。

考古学是一门发现的学问。中国历史悠久，国土广阔，新的考古发现会不断给世界带来惊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对文化需求的增长，政府与社会团体对文化遗产的投入增加，考古力量也会增强。有计划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对古代遗址遗物的综合研究，将会把中国文明发生发展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原载于《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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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1936年），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2)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中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湖南省考古学会、渑池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编：《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3) 安志敏：《梁思永先生和中国近代考古学》，《文物天地》1990年1期。

(4) 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年初版，由当时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地质学研究所以“地质专报第七号”印行，北京：地震出版社，2001年重版。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考古学专刊》丁种一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庙底沟与三里桥》，《考古学专刊》丁种九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7)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

(8)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Wang Zhongshu，Chang，K. C. and Collaborators： Han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9) 陈星灿：《紧跟世界学术潮流的夏鼐先生——写在夏鼐日记出版之际》，《中国文物报》2011年8月5日第8版。

(10) 4749部队六连党支部：《我们参加了西汉古墓的发掘》，《文物》1972年1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管会编著：《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2) 卢兆荫：《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满城汉墓》，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商丘文管会：《1977年豫东考古纪要》，《考古》1981年5期。

(14) 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4期。

(15)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6) 原州联合考古队：《唐史道洛墓——原州考古调查报告之一》，东京：东京勉诚出版，1999年。

(17) 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原州考古调查报告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18)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9) Bruce Gilley：“ China ： Nationalism Digging into the Futur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 July 2000）.Erik Eckholm：“ In China ， Ancient History Kindles Modern Doubts”，New York Times（November10，2000）.

(2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南海1号的考古试掘》，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mnx5x00S9rxUxhn+s+5bbr+yQNYvPbT5/giIrsL7nOmARyIPO5WA9Z246nHIsrLa

唐代黑陶钵考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器物以精美华丽、文饰繁褥而著称于世。本文所讨论的黑陶钵朴实无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唐代文化的多样性。

提到唐代的黑陶钵，笔者于1993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做访问研究时，在该馆亚洲艺术部的库房中见到一件完整的黑陶钵（图1）。钵高12厘米，口径21.4厘米。泥质黑陶，敛口，圆唇，腹斜收，圜底。钵的表面经抛光和渗炭处理，漆黑发亮。从表皮脱落处可以看到陶胎质地细腻，呈灰色，火候不太高。该钵的器形、尺寸和制作工艺与笔者在西安唐代西明寺和青龙寺遗址发掘中出土的黑陶钵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被定为河南龙山文化的黑陶。这种黑陶钵到底是龙山黑陶还是唐代黑陶，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黑陶钵原属私人收藏家哈里斯·布里斯奔·迪克（Harris Brisbane Dick），1949年捐献给博物馆。其进一步的来源已经无法搞清楚。该钵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于1978年举办的名为“中国陶瓷器起源” ⁽¹⁾ 的展览上，负责编写图册的学者是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原中国部主任商乐文（Clarence F. Shangraw）先生。商乐文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陶瓷专家，对中国的早期陶器特别精通。他将该钵与河南龙山文化后冈二期出土的陶钵进行了对比，认为非常相似，因此将该钵定为河南龙山文化黑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0世纪。商乐文先生还将该钵与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钵做了比较 ⁽²⁾ ，认为除了领口有所差别外，其他部分很相似，特别是尺寸几乎一样，因此来源可能相同。

这件黑陶钵的磨光渗碳工艺与龙山文化黑陶确实很相似，但是这种圜底敛口的器形不是龙山文化的特征。典型的龙山文化陶器多为平底侈口，例如平底盆、平底杯和平底罐。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还没有在龙山文化的遗存中发现过这种圜底敛口的黑陶钵。商乐文先生举出安阳后冈河南龙山文化二期出土的陶钵器形与大都会博物馆的钵相似，但他忽略了该遗址的龙山文化层并没有出土过这种器形的钵，发掘报告中图四所画钵的器形与大都会博物馆的钵相似，但不是出土于龙山文化层，而是出土于更早的仰韶文化层 ⁽³⁾ 。后冈仰韶文化层的陶钵都是细泥红陶，口边为一道红色宽带，腹部还原成灰色，发掘报告中称之为“红顶”现象，与大都会博物馆的泥质黑陶不一样。圜底碗、圜底钵是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但仰韶文化的圜底钵绝大多数是泥质红陶，偶尔也发现泥质灰陶，却没有发现过磨光的黑陶钵，例如，在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中，共发现319件陶钵，其中细泥红陶208件，泥质红陶108件，泥质灰陶仅3件 ⁽⁴⁾ ，没有发现黑陶，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仰韶文化中红陶与灰陶的比例。因此，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黑陶钵不应属于仰韶文化器物或龙山文化器物，而是另有来源。

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出土了一些钵的残片，泥质黑陶，圜底敛口，腹径一般在20厘米以上，其中一块钵片上刻有‘阿難’二字” ⁽⁵⁾ 。发掘简报中只作了简略的描述，发表了刻有“阿難”二字钵片的拓片。这些钵的残片尚没有修复复原，没有发表钵残片的照片和线图。唐长安青龙寺遗址也出土了这种黑陶钵的残片，其中一件已复原，高7厘米，口径21.5厘米，圜底敛口，腹内斜收（图2），其器形、工艺和尺寸几乎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黑陶钵一模一样。

西明寺是唐代著名寺院，建于显庆元年（656年），是唐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的一座皇家寺院。西明寺建立后，玄奘法师经常在此说法，并成为玄奘法师的三个主要译经场之一。玄奘之后，慧琳、道宣等名僧在西明寺写下很多佛教经典著作，因此西明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明寺毁于唐代末年战乱，经过一千年沧桑，地面上已无当年寺院的踪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第一次发掘情况已发表简报 ⁽⁶⁾ 。遗址的第三层堆积中发现刻有“西明寺石茶碾”铭文的石茶碾，已揭露出来的建筑遗迹，可以肯定是唐代西明寺的遗迹。黑陶钵残片也出土于第三层堆积，应是与石茶碾同时期的遗物。在发掘范围内，最早的文化遗存是隋代堆积层，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或遗物，因此，这些黑陶钵片不可能是早期遗物的扰入。

青龙寺也是唐长安城的名刹，原为隋代的灵感寺，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以后废毁。该寺曾五易寺名，以青龙寺的名称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青龙寺是佛教密宗教派的主要道场，在佛教密宗教派向日本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青龙寺遗址进行了发掘 ⁽⁷⁾ ，在遗址范围内出土年代最早的遗物为少量的汉代瓦片。黑陶钵的残片多出土于第三层，即唐代建筑废弃后的堆积层。已经复原的黑陶钵出土于青龙寺遗址上的一座僧人墓葬，该墓葬资料有待整理发表。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青龙寺遗址出土的黑陶钵的年代也是清楚可靠的。

对于唐代的黑陶，此前没有正式的报道和研究。唐代的瓷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陶器仍然在日常生活器皿中占很大的比重。西安郊区隋唐墓175座，出土陶器的墓葬共119座，所出陶器总数为240件（残破过甚而无法复原者不计在内）；三彩器共4件，出土于3座墓中；釉陶和瓷器共86件，出于41座墓中 ⁽⁸⁾ ，陶器占随葬陶瓷器总数的72%。从唐代遗址发掘出土的陶瓷器残片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来看，陶器所占比例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字。唐代的陶器按陶质来分，一般可分为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和细泥黄灰陶三种。泥质黑陶器皿很少见到。陶器的颜色和陶土的成分以及烧成气氛有一定关系，黑陶是在强还原气氛中进行渗碳烧成的。在我国新石器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等遗址中常有发现，其典型制品薄如蛋壳。一般认为，黑陶工艺是在商代以后衰落失传的。但是，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唐代的黑陶工艺用于烧造器皿虽然不多，但大量用于烧造宫殿寺庙的筒瓦和板瓦。唐长安和洛阳的宫殿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表面漆黑发亮、陶胎深灰的黑瓦。宋代《营造法式》称这种瓦为“青掍瓦”，并详细地记述了瓦坯表面抛光打磨和制造强还原气氛烧窑的过程 ⁽⁹⁾ 。西明寺和青龙寺遗址出土的黑陶钵的烧造工艺，与“青掍瓦”的烧造工艺基本相同，所以从工艺上看，唐代完全可以烧造黑陶器皿。

出土唐代黑陶钵的两个遗址都是佛教寺院遗址，说明这种黑陶钵与佛教有一定的联系。

钵，是梵文钵多罗（Pātrà）的简称，是僧人化缘和日常生活的必备用具。《摩诃僧祇律》 ⁽¹⁰⁾ 卷二十九对僧人用瓦钵的来历有记载：“佛住孙婆白土聚落。尔时孙婆天神来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是中过去诸如来应供正遍知受用此间瓦钵，唯愿世尊听诸比丘受用瓦钵。’佛言：‘从今日后听受用瓦钵。’”还记载了瓦钵的制作方法和颜色：“世尊示土处，汝知是土，如是和，如是打，如是埏，如是作，如是熏，作钵熏作钵，成就已作三种色：一者如孔雀咽色，二者如毗陵伽鸟色，三者如鸽色。佛言：‘熏时当伺候使作如是色。’”也就是说，瓦钵的颜色应是绿色、红色（？）和黑色三种。佛经中对瓦钵的具体器形没有描述，但在《十诵律》卷八载有：“佛在舍婆提，尔时跋难陁释子共一估客子市巷中行，见一肆上有好瓦钵，圆正可爱。”也就是说，用圆正可爱来形容好的瓦钵。至于瓦钵的大小尺寸，也有一定的规格。《十诵律》卷七：“钵者有三种：上、中、下。上钵者，受三钵他饭、一钵他羹，余可食物半羹，是名上钵；下钵者，受一钵他饭、半钵他羹，余可食物半羹，是名下钵；若余者，名中钵。若大于大，若小于小，钵不名为钵。”由此可见，僧尼所用的钵在制作材料、颜色和体积几方面都要依法。《五百问》云：“若一日不用钵食，犯堕。”可见，钵不仅是僧人的饮食用具，也是一种信仰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钵也是一种佛具。

西明寺和青龙寺出土的黑陶钵虽然都是陶器，但做得十分规整精致，质量明显高于唐代的一般陶器。黑陶钵的器形都是敛口圜底，用“圆正可爱”来形容非常恰当。其尺寸大于一般唐代的瓷碗。对照佛经中对僧人用的瓦钵的描述，可以判断西明寺和青龙寺出土的黑陶钵即是唐代僧尼用的黑色瓦钵。

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只出土了黑色的瓦钵，另外两种颜色“孔雀咽色”、“毗陵伽鸟色”的瓦钵还没有发现。此外，现在发现的黑陶钵属于上、中、下三种钵的哪一种，还难以确定，有待今后的发掘与研究。

僧尼除了使用瓦钵外，还使用铁钵。《摩诃僧祇律》卷二十九：“行诸比丘房，见一比丘痏手，佛知而故问：‘比丘汝安乐不？’答言：‘世尊，我手痏失钵堕地，破钵，故是以不乐。’佛言：‘以今日后听诸比丘用铁钵。用铁钵时，应作钵炉熏。’”铁钵的器形可能与瓦钵相似，还没有从考古发掘中发现这种铁钵。僧人也曾用过木钵，但由于不容易洗涤干净，被禁止使用。

大藏经中反复强调，僧人只能用瓦钵和铁钵二种钵，如《十诵律》卷三十九：“长者以五百金钵奉佛，佛亦不受。又奉银钵、琉璃钵、颇梨钵，佛亦不受。佛言：‘我先听二种钵：铁钵、瓦钵，八种钵不应畜。’”令人感兴趣的是，实际上金钵、银钵和玻璃钵都曾发掘出土过。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四件钵盂，“一件是迎真身纯金钵盂，形体较大，素面无纹饰，圆唇，敛口，斜腹、圜底，与仰韶文化的敛口钵十分相似，此钵系敕造于‘咸通十四年三月十三日’。体高72毫米，口径212毫米，壁厚1.2毫米，573克。另一件是鎏金团花银钵盂，直口，圆唇，鼓腹，圜底，……体高73毫米，径79毫米，腹深29毫米，重82克。这个小型钵，似为供奉而非实用的” ⁽¹¹⁾ 。最早的玻璃钵出土于河北定县北魏塔基（481年），蓝色透明，器形也是敛口圜底 ⁽¹²⁾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上共出现过12件透明钵的画面 ⁽¹³⁾ ，可能是表现玻璃钵，颜色多是无色透明、蓝色透明或绿色透明。这些贵重的金钵、银钵和玻璃钵可能都是对佛的供奉品，而黑陶钵是唐代僧尼的日用品。

综前所述，根据考古发现的唐西明寺和青龙寺黑陶钵和大藏经对鸽色瓦钵的记载，我们认为黑陶工艺在唐代曾一度复苏，生产符合佛经教义的僧尼用的黑陶钵。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黑陶钵也属于这种类型，其年代应是唐代而不是龙山文化时期。

从对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黑陶钵的再研究，使我们得到两点启示：一、人们的认识有时容易受到某种固定模式的束缚，一见到彩陶就想到仰韶文化，一见到黑陶就想到龙山文化。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往往导致判断的错误，在国内外美术史和考古学研究中普遍存在。古代人类的历史进程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但文化现象却是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我们在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到一般规律的共性，也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个性。二、在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遗物大多残破不全，美术价值可能不高，但这些遗物比窖藏或墓葬出土的器物更能反映出当时人类活动的丰富多彩的真实面貌。认真整理发表这些遗物，并分析研究这些资料，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

（原载于《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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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arence F. Shangraw，Origins of Chinese Ceramics，New York，1978，p11。

(2) William Willets，Foundations of Chinese ART，London 1965，colorplate 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5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1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2期。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5年。

(9) 李诫：《营造法式》卷十五，商务印书馆，1933年。

(10) 本文所引用的佛经都出自《高丽大藏经》，标点符号是笔者所加。

(11) 石兴邦：《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12)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4期。

(13) 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25—464页。 mnx5x00S9rxUxhn+s+5bbr+yQNYvPbT5/giIrsL7nOmARyIPO5WA9Z246nHIsr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