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国古代皇家图书馆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周代之藏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的职任为“周守藏室之史”，司马贞《索隐》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即掌管国家图书、记事、历象之官）自汉以来各朝均有设置，名称不一，功能趋同。西汉，“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东汉有兰台、东观等。魏晋南北朝、隋唐继之不辍，“魏有崇文馆，宋元嘉有玄、史两馆，宋太始至齐永明有总明馆，梁有士林馆，北齐有文林馆，后周有崇文馆，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若今弘文馆之任也” 。自唐以前（包含唐代），皇家图书馆主要职任乃校书、编纂及训导学生。如若把“兼训生徒”视为育才也未尝不可，但是上至天子、下至士夫，以馆阁承担为国育才的重要功能和使命，这种认识到了宋代尤为明晰且坚定。

历史学家对宋代文化有很高的评价，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邓广铭先生以“空前绝后” 来评论两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这种成就玉成之因很多，若从文化角度而言，馆阁制度于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宋代馆阁制度相关典籍明显增多，而且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相较于唐代的《景龙文馆记》和《集贤注记》，宋代有秘阁校理宋匪躬所撰《皇宋馆阁录》、秘书少监罗畸所撰《蓬山志》、程俱所撰《麟台故事》、洪兴祖《续史馆故事》、陈骙《南宋馆阁录》以及佚名所撰《续录》。通过三馆旧闻、法令因革、职任废置、编修撰著、恩宠赏赐、应制赋诗等资料的呈现，我们可以窥见宋代典章制度和文物盛事。除了以上著述，还有《道山清话》《馆阁秘录》《曝书记》等与馆阁闲谈、文化相关的著作，从题目可大略推断有宋人笔记小说性质。除此之外，还有若干馆阁文人的应制、唱和之作，如《应制赏花集》《瑞花诗赋》《集贤院诗》《元祐馆职诏策词记》《馆阁词章》《馆阁诗》《馆学喜雪唱和诗》等，可见馆阁文人文学活动的丰富性。

北宋末期两位皇帝被金人掳走，南宋半壁河山下民族矛盾长期存在，军事压力较之北宋更大，加之权相政治的凸显，“对外，更加缺乏自信；对内，更加强化专权独裁”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南宋馆阁文人的职责履行和文学学术表现，因而学界将目光更多投向北宋馆阁制度、制度与文学研究的诸多维度。

北宋馆阁制度层面，主要有陈乐素《宋初三馆考》、曾主陶《唐宋时期的馆阁制度》、倪士毅《北宋馆阁制度述略》，日本学者梅原郁《宋初的寄禄官及其周围》等论著。具体到馆阁文人的选拔方式、召试特点、生平履历等视角，有陈元锋《北宋馆职、词臣选任及文华与吏材之对立——以治平、熙宁之际欧阳修、王安石为中心》及《王安石屡辞馆职考论——兼论宋代馆职、词臣之荣显与迁除》、王照年《北宋馆阁文士选任的“试除”之法探析——以〈麟台故事〉残本〈选任〉所载为主》、成明明《北宋馆阁召试除职论略》和《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新考》等。馆阁储藏、校勘方面，主要有王河《宋代馆阁藏书佚著〈蓬山志〉辑考》，王照年、罗玉梅《〈麟台故事〉载北宋馆阁藏书的整理——以〈麟台故事〉残本〈校雠〉篇所载为主》及《论〈麟台故事〉载北宋馆阁藏书的形成——以〈麟台故事〉残本〈书籍〉篇所载为主》，还有熊鹤婷《北宋中后期的馆阁绘画收藏之变》等。

北宋馆阁制度与文学的研究，专著主要有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二者各有优长和侧重。陈著重点考察了北宋时期的馆阁翰苑制度，集中于馆阁取人制度、馆阁的政治职能，论述了学士院与翰林学士设置、学士的职任与选拔，对馆阁翰苑环境中的馆职词臣唱和群体、赋咏活动用力颇多，其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前沿性。如作者所言研究目的是，“致力于揭示制度文明中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内涵，并从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点上，考察在馆阁翰苑的文化背景下，北宋馆职词臣这一知识精英阶层所特有的从政方式、生活形态及其群体性的创作趋向” 。将馆阁与翰苑作为整体来考察，虽然二者之间具有仕途相接的性质，但毕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机构，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有其优越性，也有违和之处。成著，从制度层面对唐、五代、北宋馆阁制度的发展演变与继承差异作了详细讨论，客观阐释了馆阁作为图书之府、文人渊薮和育才之地的功能，以统计分析呈现了北宋馆阁的选任特点。文学层面，考察馆阁文人的日常文学活动、物质和精神生活状态，揭示了宋代精英文人的审美风尚、价值取向及文化心理。以馆阁文人的应制活动，论析馆阁文学的主体风貌及辐射效应，通过文人、学者、官僚的馆阁经历与文学创作的个案分析，揭示馆阁经历之于文人成长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所在。论著围绕馆阁与文学的多种关系展开讨论，宏观观照和个案分析相结合。又有昌庆志《北宋馆阁文人词创作研究》，讨论了宋初三馆文人词创作、哲宗朝苏门馆阁文人词创作和徽宗朝馆阁文人词创作，注意到元祐党争、崇宁党锢与馆阁词人的政治取向、文人词创作之关系。

论文方面，如陈元锋《北宋馆职词臣的宴赏赋咏活动》、郭凌云《仁宗朝馆阁翰苑与词坛论略》、马小会《杨亿的馆阁经历与颂美情结》、张钰筱《北宋馆阁与六一词的“闲人雅歌”》等，讨论了馆阁词臣的酬唱活动以及馆阁翰苑文化对词坛及词人、诗人创作的影响。何水英《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以馆阁所编总集《文苑英华》入选白居易作品特点来审视宋初精英文人对白氏文学、文化的认知。港台学位论文也值得关注，选取了文人馆阁期间的诗歌、散文来做一讨论，如简彦姈《曾巩馆阁期散文研究》、陈玮馨《黄庭坚馆阁期诗歌之研究》。

对馆阁文人群体的研究，如成明明《北宋馆阁文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论略》，指出物质的困顿与精神的丰富构成北宋馆阁文人对照鲜明的两个方面，揭示宋代精英文人的生存状态及馆阁制度对文人的形塑与影响。李更《北宋馆阁校书之人员构成及其政治文化内涵》，通过对北宋馆阁校书人员的构成分析，纠正旧有“专家校书”之说，并且解释这种现象，“是北宋馆阁备顾问、储人才的特定政治职能决定的”，“馆阁的政治职能与文化职能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即造就了一大批政治家和学者，完成了质量较高的典籍整理工作；同时，其政治功能也给图书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能简单看待” ，颇有见地。

还有若干研究将两宋馆阁放在一起来论述，如两宋文人对馆阁任职的推崇与重视，馆阁曝书的文学、文化意义，如成明明《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和《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又如馆阁的藏书管理、利用、职能、校勘方面，有李婷《两宋时期的馆阁藏书管理与利用》《宋代馆阁藏书的整理》《试论宋代馆阁藏书的基本职能》等。另有汝企和《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宋代馆阁之校勘经部书》。著作方面，有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等。又如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都是较早涉及两宋馆阁制度的研究成果。

南宋馆阁制度的研究，张富祥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人，其《南宋馆阁制度述略》论述了秘书省的组织机构、馆阁的基本职事，如藏书与校勘、编目与修史，以及南宋馆阁职官状况，对南宋馆阁制度研究具有引领性。具体到馆阁重建、专书与目录研究，主要有成明明《南宋馆阁图书之府的重建——以访求书籍为中心的考察》、张富祥《〈南宋馆阁录〉及其〈续录〉》、李静《〈中兴馆阁书目〉成书与流传考》、翟新明《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辑引〈山堂考索〉辨正》等。

南宋馆阁文化、文学的研究，主要有李剑亮《南宋馆阁与南宋诗歌》、许浩然《从〈宋文鉴〉的编修看南宋理学与馆阁之学的分歧》、成明明《南宋馆阁制度滋育与规约下的休闲文化研究》等。特别是许浩然的研究，关注到孝宗朝理学文化与馆阁文化的碰撞与冲突。

由上可见，相较北宋，南宋馆阁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明显不足。表现在研究成果较少，而且视野有限，集中在专书、书目、校勘、储藏等方面。对南宋馆阁文人的选拔、召试，馆阁策论特点，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馆阁与文学的关系等缺乏深入研究。张富祥说：“南宋时期的馆阁制度，对于南宋时期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宋代史料的保存和整理，都有着重要的贡献。研究宋代馆阁，不可以忽视南宋。” 的确如此，作为馆阁制度，两宋既有继承性，又有差异性，而且各具优长。如果从继承、延续角度来看，馆阁主体功能并没有多大改变，表现在以下：

其一，图书之府——藏书丰富，阅览便利

宋代文化的普及，让文人学子读书仕进变得较为普遍和容易，以至于出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盛况。不过从读书物质条件之优越来看，还是非馆阁莫属。北宋后期的馆阁文人黄伯思，自幼勤勉读书，精通书画品鉴，进入馆阁后，“纵观册府藏书，至忘寝食，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凡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赝，以素学与闻，议论发明居多，馆阁诸公自以为不及也”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提到夫君赵明诚《金石录》的编纂，得力于对馆阁珍稀文献的传抄，从初始的兴趣积淀为一种学术的自觉，“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 。周紫芝《借书》云：“牢落偏州少士夫，一鸱求借是书无。道山堂外长廊下，黄卷如云记石渠。” 周氏以为，身处穷乡僻壤无书可借，想念馆阁道山堂外的长廊下书籍如云，两相对比突出馆阁书籍之富。吕祖谦《宋文鉴》的完成，馆阁藏书为之助力，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载：“孝宗命吕成公诠择国朝文章，成公尽翻三馆之储，逾年成编，赐名《文鉴》。” 赵汝愚《宋名臣奏议》的编纂，归功于三馆供职的经历，赵氏淳熙十三年（1186）所上《进皇朝名臣奏议札子》云：“臣学术浅陋，不足仰晞古人万一。然尝备数三馆，获观秘府四库，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载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论议明切，无愧汉儒。臣私窃忻慕，收拾编缀，历时寖久，箧中所藏殆千余卷。” 赵师秀《简孙正字》提到：“空斋兀兀难消日，况入中年睡亦疏。”在这种境况下因交往的朋友多为馆阁文人，故而可以借阅官书打发无聊的时光，“多谢贵交芸阁里，许令随意借官书” 。王应麟乃南宋博学硕儒，《宋史·儒林传》载，其“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鸿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 。《困学纪闻》的完成，有其抄录秘府书籍的因缘，元人孔齐《至正直记》卷四论道：“（王氏）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书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晩年成《困学纪闻》，可谓遗训后学者矣。”

其二，文人渊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馆阁于文人精神的丰富与学养的厚植极其重要，绍兴五年（1135）除秘书省正字的张嵲，其《谢馆职上赵相公启》云：“是以游息藏修，爰处文章之林府；优柔厌饫，俾深师友之渊源。” 在张嵲看来，身处文章之林的馆阁，心里常常想着学习，甚至连休息或闲暇的时候亦如此；为学从容求索，深入体味，使师友之渊源得以加深。林之奇《上何宪》曰：“顷在三馆，所从者多得海内之耆英，而朝夕与之周旋，盖亦忘寝与食。广求博取，以究心于讲学之益，不知年数之不足也。去国南来，尘俗汩没，世故侵夺甚矣。方且离群索居，闻见单狭，而掩杜于环堵之室，学之不讲，而私以为孤陋之忧者，盖十年于兹矣。” 林氏感慨道山册府良好的学术氛围令人废寝忘食，专注于学问之精进，不知时间之不足。而出馆之后离群索居，孤陋寡闻，令人忧心忡忡。据《南宋馆阁录》卷五记载，长于诗赋的馆阁文人沈介、陈诚之、潘良能、吴芾等在绍兴十三年、十四年参与阅览御书《周易》《尚书》等活动，并进献诗歌，同道相切。又据《南宋馆阁录》卷五记载，绍兴二十七年（1157）八月十五日，诏令秘书省官修润王继先所上《校定大观证类本草》，当时参与修润的馆阁文人有10人，修润总计32卷，秘书郎王佐、著作佐郎杨邦弼、著作佐郎陈俊卿、校书郎季南寿、校书郎陈祖言、校书郎胡沂、校书郎叶谦亨、校书郎张孝祥、正字汪澈、正字林之奇参与其职。除汪澈、胡沂的工作量是4卷，其他馆职均为3卷，而且林之奇修润的同时又担任释音工作。分工合作中馆阁文人商讨体例、交流经验，协调统一，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学养。

其三，精英群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北宋仁宗时期，陆佃与欧阳修同在馆阁，“诗文往复，相与至厚”（周必大《陆子履嵩山集序》）。元祐时，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相继入馆，与苏轼诗文酬唱，引领文坛风雅。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也是坚定的支持者。绍兴三十一年（1161），秘书省正字胡宪离馆，同馆文人汪应辰、洪迈、王十朋等不顾禁网严密，赋诗以壮其行，高度赞扬了胡宪品节之高，可见立身行事的趋同性。秘书省后园的修竹亭亭玉立，正字胡宪有诗咏叹，王十朋有次韵之作。省中红梅凌寒开放，洪迈赋诗歌咏，王十朋、周必大有次韵之作。秘书省黄梅盛开，馆阁同舍命王十朋赋诗助兴，周必大有次韵王氏之作。秘书监胡铨召集馆阁文人共赏酴醾且吟诗佐兴，王十朋次韵酬答。秘书省正字芮国器赞扬馆中木樨，周必大有次韵之作。南宋馆阁文人有乞赠梅花、海棠等人事之乐，更多表达以馆中植物花卉为中心的自抒情致之审美诉求和学士间酬唱赠答的休闲之趣。馆阁修竹的劲节萧疏、梅花的傲雪冷香、酴醾的天香之韵、木樨的金粟之形、海棠的袅袅之态，它们的形神之美、文人物我合一的情感体验，在“以物比德”中既见馆阁文人的高雅意趣、自我人格的体认标榜，又见同道相励、知音相赏的殷殷情谊，同时诗艺较量的快乐亦在其中。

其四，育才中心——洽闻博见，涵养器识

馆阁文人日常工作之一乃赋诗应制、润色鸿业，虽然套语程式少不了，时间一长依瓢画葫芦的因循敷衍也在所难免，但是广闻博见、学养丰富又是在文字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提升训练的结果。如淳熙五年（1178），孝宗临幸秘书省，以秋日临幸秘书省御制诗赏赐丞相史浩等人，史浩、周必大、吕祖谦等均有和诗。史浩《恭和御制秋日秘阁观图书宴群臣》云：“舜治承尧焕有章，祥开东壁正腾光。天临广内朝班肃，宴款仙山午漏长。已庆车书同薄海，行看琛贽尽名王。由来服远先文德，不待将军出定襄。” ^[1] “焕有章”，出自《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东壁”，以星宿指代皇宫藏书之所，《晋书·天文志上》云：“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广内”：汉代宫廷藏书之所，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薄海”，出自《尚书·益稷》“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名王”，指古代少数民族声名显赫的王，语出《汉书·宣帝纪》。“文德”，指礼乐教化，与“武功”相对。《论语·季氏》云：“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定襄”，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卫青二次出征定襄之事。史浩之诗多用唐前典故，充分表现了博学多识的特点。

馆阁虽以文学策论为择才的初级门槛，但公卿宰辅之储备涵养乃终极目标，故而日常之议政建言、表现器识尤为重要，“欲闻天下之要务，决当今之滞论” 。南宋馆阁文人论事，表现在对外主战主和、军事安全，对内社会稳定、官吏整顿、经济发展、教育科举等诸多方面。馆阁文人的议政献策，在科举取士、文化繁荣、社会风气的扭转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后来的史家认为，南宋馆阁文人多是放言无惮，博取名声而已，并非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由于南宋政治生态的恶化，士大夫与皇帝“共定国是”成了一种底气不足的理想与追忆，自然影响了馆阁场域。

其五，职域的双重性——功名富贵，毁誉得丧

苏轼《谢馆职启》评价馆阁职域特点时说：“虽曰功名富贵所由之途，亦为毁誉得丧必争之地。名重则于实难副，论高则与世常疏。故虽绝异之资，犹有不任之惧。” 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在馆阁任职的优劣两重性。韩亿《与子综书》对初任馆职的儿子谆谆教诲、劝诫提醒，“得书知汝受馆阁之职，深切忻慰，但服勤职业，一心公忠，何虑不达。更宜每事韬晦，惧轻言之失为妙” ，道出了文馆任职的光明前途与潜在忧虑。北宋杨亿、苏舜钦、苏轼、黄庭坚等人出馆，均对此有深刻体验，南宋亦如此，如胡铨、王十朋、陆游等，这种经历与现实，致使文人的从政热情、品质期许、生活样态与诗文创作等都发生了较大改变。

即便如此，两宋文人还是习惯维护馆阁除授的神圣与权威，对馆阁文人依然抱有很高的期许，无论在馆任职，抑或出馆另任，都期待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坚和榜样，胡寅《斐然集》卷七《答李校书启》云：“尝谓西昆册府，南极星躔，集冠冕之名流，实朝廷之妙选。于此养才而育德，俾茂经纶；岂徒较艺以程能，务为华藻……肇开秘馆，广集时髦。既富之简编，使博其闻见，以尽卓约之守；又淹之岁月，使积其进修，而期器业之成。凡风望之所加，实纪纲之攸赖。进居廊庙，必能熙帝载而亮天工；退处江湖，亦可立懦夫而敦薄俗。” 胡氏以为，馆阁的功能乃萃集天下英杰，精心培育其政事才能，涵养德行器识，并非逞才弄识、较量文艺，而是期待文士能够竭忠尽智，服务朝廷。馆阁典册富有，使文人广博见闻，能够卓然独立；日积月累，期望器业之养成完善。馆阁文人的声名威望得到勉励，实乃朝廷纲纪之依靠。这些文人身居要职，必能弘扬功业；退居江湖，也可使懦夫有所树立，风俗有所淳厚。

南宋馆阁的建立与发展，相较北宋可谓缺乏从容优越的生态：国土面积缩小，仅为北宋的2/3，军事压力持续增长，文人士夫参政权利受到更多挤压。即便如此，南宋馆阁依然受到政府、文士的高度重视，馆阁的运作与发展还是可圈可点，当然与北宋相比也有自身的局限和不足。

若以南宋馆阁制度之书《南宋馆阁录》《续录》类比北宋《麟台故事》（《直斋书录解题》《玉海》等所称《中兴馆阁录》，即陈骙所撰之《南宋馆阁录》），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在为《中兴馆阁录》所作序中有感该书巨细无遗、精当整饬，表达了即使“昏忘倦游”，见到此书也抑制不住激动褒扬的心情，“今所编集，第断自建炎以来，凡物巨细，靡有脱遗，视程氏诚当且密。官修其方，行古道者，不当如是耶？……乃援笔为之序”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九评价二书道：“《南宋馆阁录》十卷，宋陈骙撰。《续录》十卷，无撰人名氏……今考是录所载，自建炎元年至淳熙四年。《续录》所载，自淳熙五年至咸淳五年。皆分《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撰述》《故实》《官秩》《廪禄》《职掌》九门。典故条格，纤悉毕备，亦一代文献之薮也。” 无论是李焘，还是四库馆臣均高度评价了南宋馆阁制度之书的质量和分量，可谓文献之渊薮。从条分缕析、巨细无遗的著作亦能看出南宋馆阁建设的成就和成效，以下稍做论述。

其一，馆阁硬件建设，一丝不苟。

南宋政府十分重视馆阁馆舍的修葺与扩建、图书的征求与典藏，《宋史·艺文志序》云：“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

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临幸秘书省，提出“仰惟祖宗肇开册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兴，而一代致治之原盖出于此” 的论断。因其对馆阁功能的清醒体认和准确定位，故而访求遗书、重建三馆，御笔榜题、临幸文士一丝不苟，落到实处。在君臣齐心协力之下，南宋初期，“三省、枢密院制度尚稽复旧，惟三馆、秘阁岿然杰出，非百司比” ，即是力证。

宁宗嘉泰四年（1204），曾从龙道，“恭惟国家自中兴以来，崇儒尚文，载新馆阁，诏访缺遗，凑泊来上，郁郁之风，超越千古”。曾氏又说馆阁典籍完备，对于文治的作用不容小觑，“其于圣世右文之治，诚非小补” 。理宗绍定元年（1228），秘书监叶禾高度评价了南宋馆阁的建设成效和功能，“仰惟国家稽古宪章，丕右斯文，肇建芸省。中兴之始，轮奂一新，爰命天下搜访旧闻。暨于今日，藏书之目，粲然大备，真足昭圣代隆儒之懿矣！搢绅之流，凡登是选，得以优游博习，充广见闻之所未逮，长育成就之赐，顾不与天地同其功欤！” 指出高宗以来崇儒尚文、效法古代、构建馆阁、搜访典册，到理宗朝藏书大备、粲然可观，足以昭示圣代宠儒之美德。搢绅凡入馆阁可以致力学习，有利于见闻的长足增长，馆阁育人的成就功效大概是和天地之功等同吧！除去夸饰的成份，南宋馆阁于文化、政治的贡献的确不容忽视。

其二，馆阁育才，足以抗衡北宋。

南宋文人名士出自馆阁者比比皆是，名相公卿赵汝愚、周必大、卫泾、文天祥；学者才士洪兴祖、陈骙、程大昌、王应麟；著名文士胡铨、葛立方、王十朋、洪迈、木待问、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陆游、吕祖谦、朱敦儒；理学家陈傅良、魏了翁、真德秀；史学家李焘、李垕、熊克、袁说友、李心传、陈耆卿等等，可谓比肩北宋。

南宋宰执人员约252名，以宰执身份提领、兼领高级馆阁职名者30人，担任宰执前有馆阁经历者131人，约占52%。南宋翰林学士的馆职身份，除了高宗朝、恭宗朝有馆职身份者不超过50%，其他各朝有馆阁经历者均占80%以上，宁宗朝翰林学士占88%，理宗朝占83%，度宗朝占83%，从中可见南宋馆阁还是延续了北宋强大的育才功能。

其三，文献储藏可谓卓著，古籍整理落后北宋；修史成绩突出，但问题不少。

南宋馆阁在文献储藏方面可谓卓著，但在古籍整理方面则远逊色于北宋。从“著作之庭”的角度来衡量，南宋馆阁修史的成绩可谓遥遥领先，当然在“垂训借鉴，消除异说，控制舆论，颂扬德政，倡导教化” 的目标下，政治上的不自信也是难以掩饰。

南宋馆阁文人的文字困惑，重点在修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自开院至成书，“凡二十有八年，秉笔者百有余人” ；中兴四朝国史前后修纂长达四十余年，其中的原因不外乎天子旨意难以揣摩、文人身兼多职、政治漩涡中的畏祸心理等等。

1．兼职太多，分身乏术；迁易频繁，难精其业。

北宋馆阁修史成书较快、效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官兼职较少，故而能够勤勉其职，专心其业。南宋修史牵延时间较长，文人身兼数职、迁转频繁情况较为突出。如《高宗实录》编修，自淳熙十五年（1188）诏修至庆元元年（1195），“修撰、检讨官共计三十一员，而所修者通融儧计，仅及八九年尔”，可见功效不显。而且由于“史官迁改，去住不常”，已修者多有不全，“亦多首尾不接，未成年分”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二《十月二十日进故事》引《孝宗皇帝实录》中李焘建言：“故史官必久居其任，少兼他职，乃可责成。若兼职太多，用志必分，虽高才任职，多多益办，然人之精力有限，正恐详于此则略于彼。今史官犹有缺员，自今差除，乞选兼职少者委任之，庶几专力，速成大典。”高、孝、光、宁四朝志传，前后参与编修人员高达280余人，竟也不能成书，高斯得以为，“兼史院官例多兼职，往往一时繁剧之任，丛于厥身”，精力有限，难免顾此失彼，故而“望其专力总领，速成大典，难矣” 。

史官职业要求世代执掌，学有渊源，或连续任职以保证修史的品质，否则出于多人之手难免前后失序、矛盾舛误，吕祖谦论曰：“古者史官皆世掌与久任，今史官亟拜亟罢。古者史官皆世掌，故司马谈之后则有司马迁，班彪之后则有班固，如扬子云亦是司马迁之甥，故最为通史。其时史官韦述掌图书四十年，任史官二十三年，刘知几三十年，蒋乂二十年。盖作史不可造次，须是有传授兼识得他本末方可，故必当久任。今之史院，编修与史、实录、玉牒等官，往往亟拜亟罢，著作未成，不免弃去。故作史不出一人之手，本末易以失序，多所乖异，要不若久任之善也。” 提出修史的重要条件，一是学术上的传承积淀，二是需要久任其职的时间连续。例如韦述执掌图书长达四十年，为史官二十余年，刘知几任史官三十年，蒋乂二十年，所以成就了他们在史学上的大家地位。而南宋史院修史，常常出现文人“亟拜亟罢”现象，著作未完成而人已弃去，多人接手，本末失次，错舛多出，与修史官员久在其任的业务熟悉、效率之高无法相提并论。陈振孙评价高宗、孝宗《实录》道，“置院既久，不以时成”，修成的结果，可谓“卷帙猥多，而纪载无法，疏略抵牾，不复可稽据”，以致“比之前世，最为缺典，观者为之太息”。分析原因，乃“涉笔之臣，乍迁忽徙，不可殚纪。及有诏趣进，则匆遽钞录，甚者一委吏手” ，仍然强调不能久任其职导致工作缺乏连贯性，临旨仓促钞录，甚至委托吏人，编修的质量自然是差强人意。

2．朝廷旨意，分寸难捏。

正史是官方意志的体现，也是帝王希望呈现的历史样貌。历史上文人因修史而获罪不在少数，揣摩天子意图是史官不能忽视的因素，刘一止《辞免修史状》云：“某窃惟一朝大典，事体至重。如某才识甚庸，不通史学，加以年龄迟暮，记问荒疏，倘或冒昩不辞，必贻姗笑，上累朝廷宠任之意。欲望钧慈察臣固陋，许令蠲免史馆异日历职事，庶安愚分。某无任恳到之至。” 刘氏绍兴改元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校书郎。其自谦于学术荒浅且匮乏良史之才，惧怕倘若鲁莽轻率的任职定会贻笑大方，损害牵累朝廷的优宠之意。其实，谦虚推辞既是客套之语，亦暗含作为国朝大典事关重要、圣意难测的真实心声。陈渊《代宰相辞免兼修国史表》曰：“载笔之重，择才为难，倘非得人，何以行远？盖自元祐而降，宣和以前，当国家内外无事之时，承礼乐制作大备之后，典章损益，或缘好恶之私，简册流传，积有异同之论。于今为患，厥后何观。方将补缀遗亡，是正讹谬，发前代光明之绪，极一时笔削之功，如臣琐材，敢承斯责？况此艰难之际，独当委任之专。讨论虽藉于诸儒，去取实关于偏见。爱既深而智困，才将尽而力穷。岂敢辞劳，固难勉力，伏望圣慈察臣诚恳，改命能臣。倘亟见于新书，亦何据于旧例。” 陈渊字知默，南剑州沙县人。绍兴七年（1137）诏侍从举直言极谏之士，胡安国以陈氏应召对，改官赐进士出身，后除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此代人上表强调了在“好恶之私”的推动下，异同之论充斥简册，混淆视听，贻害后世，使得国家正史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如今要拨乱反正、阐发原委、摆脱偏见、秉持公心，谈何容易，故而以爱深智困、才尽力穷为推脱之辞，希望朝廷改命专人能臣来完成此任。

《神宗实录》四度修撰，《哲宗实录》二度编修，主要原因如秘书少监国史院编修官李焘所言，在于修史官“辄以私意变乱是非”，故而“绍兴初不得不为辩白也” 。在辩白的过程中，编修者依然延续了一己之私意，修史成为政治集团利用、斗争的工具，史官既配合执行了朝廷的政治意图，以党同伐异来判断是非，泄一己之愤，同时自身又沦为替政治斗争埋单的受害者。当然，这其中来自皇权干预的压力是很大的，“皇帝干预修史，不仅造成官史是非变异不定，某些重要史实被遗忽，其必然结果还会使史官心存避忌，唯恐触及朝廷、君亲之讳，而不敢秉笔直书” 。

3．实录疏舛，难以凭据。

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秘书少监、国史院编修官李焘指出，《徽宗实录》“疏舛特甚”，表现在最基本的臣僚除罢年月“颠倒错乱，往往志不可晓”。编修正史所据重要材料之一是实录，“今实录既疏舛若此，最难以准凭下笔”，需要史官广采博收，查验增损。若粗加缀辑，草草了事，“必至是非混乱，忠义枉遭埋没，奸谀反得恣睢，史官之罪大矣”。故而李焘提出重加刊修，“更不别置司局，只委史院官取前所修实录子细看详，是则存之，非则去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而且提出，“每事开具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为阙，何者为误，今合如何删修，仍进呈取旨……此一无甚难者，但须检勘全备、辨证精审耳。实录先具，正史便当趣成。今不治其本源，而导其末流，臣决知其不可也” 。李焘认为，由于实录之于纂修国史的重要功能，故而应该首先对实录做全面检查勘验，精心审核辨证，做到每事精心考察为是为非、为阙为误的原因，否则就是本末倒置、源流不清。

淳熙五年（1178），周必大《论史事札子》曰：“臣以菲才，被命纂修《四朝正史》。赖同僚协力裒类事实，粗见功绪。今当下笔之际，事体尤难……粤自南渡以来，文籍残缺，往往搜求散轶，考证同异，若非参合众智，深虑不相照应，抵牾者多。” 指出由于同僚齐心协力，对事实做收集分类工作，编修四朝国史大略已见其功绩。可当下笔之时，发现更加困难，在于史料残缺不全而带来考证同异的难度。需要参考汇合众人的识见智慧，否则缺乏照应导致编修前后矛盾者颇多。

嘉定七年（1214），宗正少卿滕强恕建言，“窃惟玉牒之登载，史局之纂修，著庭之编次，册府之会稡，皆所以崇成钜典，昭示无极。有王者作，必来取法，甚盛举也。然其书率十年一进，盖以事重费烦，不可频数。臣尝再至册府及待罪宗寺，每见进书日近，临期仓猝，旋行缉比。期会既迫，类多苟简；及至平居暇日，例以取索未至为辞，习为故常。悠悠岁月，其间虽有勤于职业，莫可措手，此臣所目击也……而所凭据者，曰时政记也，曰起居注也，曰百司指挥也，曰奏邸月报也，大抵不过拜罢之月日、臣僚之申请，与其间政事一二节目耳。至于大更革、大废置、大黜陟，多所遗轶，览者不知其由，臣窃惑之。” 说明十年一进的国之史策，事体重大而费力烦多，不能过于频繁。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修史者平居以文献搜缉未至为借口，不能勤勉其业而习以为常，到进书迫近之际匆匆编辑，故而简略随意。虽然也有精勤职业者，但是无法措置。修史所依据的时政记、起居注、月报等相当简略，无非拜罢、申请之事，以至重大的变革废置、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多所遗失，查阅者不知其原委，令人困惑。罗炳良以为，“南宋史官比北宋史官缺乏进取精神和史家责任感，撰修官吏也不如北宋精审” 。当然南宋史家翘楚如李焘、李心传等，以严谨的治史态度、详赡审慎的考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后人赞叹。

其四，雅集交游依旧，但整体氛围、规模逊色北宋。

南宋馆阁文人的雅集交游，与北宋相比稍显减色，表现在规模的缩小与形式的简约。真宗咸平三年（1000），集贤院学士钱若水出知大名府，宋白以下三十人以诗送行。哲宗元祐五年（1090），馆阁学士十八人聚会信安公园，歌咏太平。元祐七年，馆阁文人的西城宴会参与者达二十六人。南宋嘉定五年（1212），直学士院真德秀召馆阁文人等聚于群玉堂，参与者中馆阁文人有秘书监陈武、秘书郎李道传等八人，观鱼抚琴，投壶弈棋，吟诗诵赋。

馆阁文人为离馆同僚赋诗饯行，南宋馆阁虽继承了此风流行止，但由于禁网严密此项活动明显缩水。绍兴三十一年（1161），秘书省正字胡宪离馆归家，周必大、王十朋等八人置酒饯行，分韵赋诗。淳祐七年（1247），蔡久轩归家，陈南、牟子才等三馆学士以“风霜随气节，河汉下文章”分韵作诗相送。馆阁同舍对离馆文人的饯行相送，在对其高风亮节、特立独行的褒奖中更多是早日还朝、重获重用的希冀祝福。这种他司所无之礼仪，与其说是馆阁文人惺惺相惜的道义之乐的真实体现，不如说是馆阁文人政治焦虑感、孤独感的排遣释放。

北宋馆阁的谈诗论文、讨论经史，随处可见且气氛热烈。馆中文人会茶之时，针对“少陵拙于为文，退之窘于作诗”的论点，陈师道出语惊人，众人心悦诚服。馆阁评论古今人物治乱时，王安石、吕惠卿往往见解不俗，脱颖而出。北宋馆阁文人“宜撒园荽一巡” 的清谈，“汗淋学士” “雨中林学士”“柏下顾将军” 的滑稽调笑，令人想见其风度。相形而下，南宋馆阁的这种自由开放的讨论、幽默机智的调笑还是稍显冷淡。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孜孜不倦于学问，南宋秘书省著作庭有个花园，馆职文人每遇饭罢就调笑道“今日窥园乎？” 杨万里馆阁任职期间与尤袤为金石之交，二人善谑，巧发捷对令人艳羡。

其五，馆阁场域难以摆脱政治集团的捆绑，文人谄谀习气明显。

南宋党争依然激烈，文人因主战主和的立场而自然分野，也因学术背景的区别而党同伐异。馆阁作为宋代最高育才之府，不可避免地成为权臣结党营私的机构，也沦为党争传播扩散的场所。

高宗下诏禁止王安石之学，大力推崇洛学，将二程门人杨时、胡安国等相继召回朝廷。赵鼎当政的绍兴五年至八年（1135—1138）间，被任命的馆阁文人有熊彦诗、喻樗、张九成、张戒、胡珵、朱松、张嵲等，这些文人或有元祐党人后裔的政治身份，或有理学背景的学术加持；学宗《六经》，而且政治立场上反对和议。赵鼎利用馆阁文人范冲等重修《神宗实录》，借助“元祐学术”来模糊弱化其扩大相党的目的。因赵鼎之好恶，程颐后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导致非议毁谤之增多。被赵鼎荐举的喻樗，因为有王居正“顷穷西洛之渊源，遂见古人之大体” 的措辞失当为人中伤。更有甚者，赵鼎及其同党王居正、张嵲等被丑化为“伊川三魂”，以配元祐“五鬼” 。绍兴七年（1137）七月，因重修《神宗实录》的所谓讹谬，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李弥正、胡珵向张浚请辞史职。同年十月，二人官复原职，缘于赵鼎复相，高宗调和张浚、赵鼎矛盾的结果。秦桧两度执掌相印十九年，干预馆阁文人的升迁进用，唯亲是举，唯党是举，馆阁文人的永嘉地域色彩较浓。拥有理学背景的馆阁文人王苹、陈渊、吕本中、张九成等相继被罢黜，秦桧通过这种方式重树王安石新学的政治声誉，清除道学派在馆阁乃至朝中的影响，成功实现了清除异己、消灭政敌的目的。庆元时期，名列党禁名单的馆阁文人有章颖、黄由、何异、孙逢吉、陈岘等，他们或在政治上同情支持赵汝愚，或忠正敢言，推崇道学。攻击“伪学”的馆阁文人职名较高，又握有实权，有京镗、何澹、刘德秀、胡纮、张釜、叶翥、许及之、傅伯寿等，他们禁止道学，利用知贡举为韩侂胄拔除异己，使道学在宁宗朝的发展受到不小的打击，借用刘子健先生的观点，“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新正统本身反而成了专制政体的一种新的附和依从，压抑了成长的动力和多元化的发展” 。学术和政治在中国古代从来都是亲密结合的，沈松勤先生说，因学术“想通过政治话语霸权提升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经世作用，实现自己的经世价值”，“与政治取得了亲密无间的融合”，“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而生存，由政治风向的变化决定其升降沉浮的命运” ，所以学术与政治捆绑后的优越和劣势同样都得承担。从赵鼎、张浚权斗，秦桧专相，赵汝愚、韩侂胄弄权，馆阁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既有特立独行、坚守品节者，又有左右逢源、不时迎合者，还有中途改弦易辙者。出于种种利益考量，馆阁文人充当了党争的推手，同时又使自己沦为党争的牺牲品。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粉饰政治、歌颂权相、美化君主的谀文谀词不计其数。周紫芝馆阁任职期间为秦桧所做祝寿诗颇多，赞颂秦氏扭转乾坤、顶天立地之奇谋妙算，与高宗可谓明主贤相的相知相遇。韩侂胄专权期间，馆阁文人高似孙于韩氏生辰献诗，极致吹捧。这种谄谀成习的创作，更多是高压政治下文人明哲保身的心理折射。

马克斯·韦伯认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为之，至少他有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他也肯定会两者兼而为之。‘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从这种内心的意义上，所有为事业而生存的忠诚之士，也依靠这一事业而生存。” 从一定程度上讲，馆阁文人的这种行为模式，可以说既有依靠馆阁平台服务国家的理想愿望之崇高，又有依赖这一政治契机营造生存空间的世俗生活之现实。一方面他们“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们又“左右摇摆”，因而“精英们饱受派性的折磨” 。

南宋人以为临安超过北宋的开封，物阜民丰，繁华富丽，“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况中兴行都，东南之盛，为今日四方之标准；车书混一，人物繁盛，风俗纯厚，市并骈集，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 是溢于言表的赞扬与宠爱。史学研究者以为，南宋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徐规《南宋政治史·序言》道：“南宋又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何忠礼《南宋政治史·前言》说：“如果深入研究南宋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成就，就可以知道它基本上皆超过了北宋……如果从它对后世的重大影响而论，更是北宋所不能比拟。” 王国平以为：“无论是文化教育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活跃、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南宋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当时世界上也都处于领先地位。” 文人、学者眼中的南宋是一个颇具分量的存在，而且有超越北宋的实力和事实，这个背景下的南宋馆阁也是很有研究必要的。换句话说，南宋历史地位的奠定，一定是包括馆阁在内的文化政治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以下是本书的结构与内容：

第一章《南宋馆阁建构、沿革及馆职设置》：绍兴初年复置馆阁，绍兴中期盛建，乾道、淳熙期间扩建。嘉定、绍定时期重修。绍兴十四年（1144）秘书新省设置，规模宏大，机构完整。等级森严，地位尊贵。布局合理，设施齐全。绿植众多，环境优雅。精心构置，标榜人文。南宋馆职人数的确立，徘徊在祖宗不立限额的美政理想和现实删减的对立之中，处于涵育人才和精减人员的矛盾里。国史院、实录院的置此废彼，基于提高修史效率，避免人浮于事的考虑。南宋馆阁高级职名均由宰执兼领，而且宰执数次兼领同一职名屡见不鲜。

第二章《南宋馆职的选任与除授》：南宋博学宏辞科入等者总计40人，其中入馆供职32人，占80%。博学宏辞科出身，成为南宋馆阁文人的一个重要身份特点。作为初级馆职的秘书省正字和校书郎需召试而除，召试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召试制度较为完善，提拔循序渐进，文人自守规矩。其二，出现请辞召试现象。其三，学术与人品并重的选拔理念。其四，策论内容积极正面、切中时病，迎合天子心理。南宋召试馆职仅试策一道，相较北宋稳定而单一。馆职除授次数最多者为宁宗、理宗、孝宗、高宗时期。高宗朝增设的馆职，均以修国史为中心。宗室除馆职有5人，学有所长，为人笃信，品行自高。

第三章《南宋馆阁图书之府的重建》：南宋政府广求典册的行为是积极有效的，表现在多次下诏，确立优赏格的诏令制度保障；据书目以求书的目标明确，有的放矢；令秘书省、州县密切配合，督促落实的措施得力。图书征收对象广泛与不拘一格，图籍征收，集中在远离战火的四川、闽中等地，藏书家萃聚的吴越、湖北等区域，士大夫避难的两浙等地。献书者广泛，皇室成员、官宦子弟、民间学子，还有缁流女性。南宋馆阁的校勘，在数量、质量上大不如前。南宋馆阁储藏名贤墨迹、绘画以唐宋文人为主，宋徽宗禽鸟花木题材的画作，以及徽宗御题画成为南宋馆阁的收藏重点。

第四章《南宋馆阁的育才功能与馆职恩遇》：南宋馆阁虽以文学策论为择才的初级门槛，但公卿宰辅之储备涵养乃终极目标。名相公卿赵汝愚、周必大、文天祥，学者才士洪兴祖、陈骙、李焘、程大昌、李心传、王应麟，著名文士胡铨、葛立方、王十朋、洪迈、张九成、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陆游、吕祖谦、朱敦儒，理学家陈傅良、魏了翁、真德秀等均出自馆阁。南宋宰执人员252名，担任宰执前有馆阁经历者131人，约占52%。南宋翰林学士除授189次，有馆职身份者占71%。育才措施表现在文字之职、政事讨论，涵盖了南宋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周知吏事、培养治才。馆阁文人拥有他司所无之特殊待遇，既显示职业的尊荣，又体现社会的期许。

第五章《南宋馆阁文人与科举》：南宋馆阁文人担任的考试角色，有同知贡举、省试官、考试官、参详、考校、点检试卷。南宋馆职文人在科举考试中担当职任最多的是点检试卷官，不仅参与数量多，而且充任人员层次广泛，助文考校以保证录取的公正公平。馆阁文人的科举考校理念，体现在破除一家之言，兼收并取；考校时文，浑厚典雅者优先，空疏浮滥者勿取；严格贡举条制，务在执行。馆阁文人对科举的干预，微观涉及考试的公正、公平、合理，宏观则指向选拔人才的策略方针，二者相辅而成。

第六章《南宋馆阁文人与党争》：馆阁文人作为重要的参政主体，他们在党争中的表现，被党争所左右的政治人格、前途命运，都构成影响南宋学术文化、文学书写的重要因素。赵鼎当政期间选用的馆阁文人，具有元祐党人后裔的身份特征、学术上的理学背景、反对和议的政治立场。秦桧执政期间，馆阁文人的选拔任用唯亲是举、唯党是举，永嘉地域色彩明显。韩侂胄擅权时期，名列党禁名单的馆阁文人政治上同情支持赵汝愚，学术上推崇道学。攻击“伪学”的馆阁文人身居要职、把持言路，使道学在宁宗朝的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党争影响下的馆阁文人文学创作，表现为粉饰政治、歌颂权相、美化君主的谀文谀词大量出现。这种行为模式，既有依靠馆阁平台服务国家的理想之崇高，又有依赖这一政治机遇维护生存空间的考量之现实。

第七章《南宋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学文化》：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展现在宿直、应制、曝书、饯行等活动中，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学创作呈现了精英群体的高度社会认同和排他性以及政治上的同气相求。馆阁文人为外任、离馆同舍赋诗饯行，作为他司所无之特殊礼仪，职缘关系背后更多是政治焦虑感的排遣和释放。南宋馆阁文人有乞赠梅花、海棠等人事之乐，表现以馆中植物花卉为中心的审美诉求和酬唱赠答的休闲之趣。在“以物比德”中既见馆阁文人的意趣品味、自我人格的体认标榜，又见同道相励、知音相赏的眷眷情谊。雅集聚会中的诗艺切磋、戏谑调笑中的巧发捷对，表现了馆阁文人的雅俗之乐。

[1] 史浩《峰真隐漫录》卷四，《宋集珍本丛刊》第42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