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册立东宫之争

1.“中外人情咸谓久当册立”

皇帝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意欲册立她所生的皇三子为储，遭到廷臣与慈圣皇太后的反对，迟迟不愿册立东宫——皇太子。于是乎，这一事件多年来成为内宫与外廷关注的焦点。

万历十五年正月，内阁首辅申时行再次提及此事，他说：“昨年，言事诸臣屡请建储，道路流传，妄有窥测。臣等心窃非之，以为皇上亲洒宸翰谕示臣等，明旨昭然，布告四方，圣志何尝不定？而乃设不然之虑，为此纷纷，以故逡巡待命，逾年于兹矣。及自新岁以来，则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臣等职在辅弼，国家休戚同之，故纲常一日未明，典礼一日未备，臣等之心亦一日不能自安者。故敢不避烦渎，辄效其愚，伏望皇上俯察迩言，早定大计，将册立、册封吉典及时举行，不胜幸甚。” 皇帝不予理睬。

内阁次辅王锡爵多次上疏提及“视朝”与“建储”。他说，万历十七年二月以来，皇上只有两次出朝，一次送潞王，一次到太庙祭祀，其余常朝日期全部传免，经筵、日讲也都暂停。外廷百官得不到皇上的信息，各种猜疑、讹言不可避免。有鉴于此，他向皇上建议三策：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则莫如勤御朝讲，日亲外臣，使晬穆之天颜，缉熙之圣学，人人得以望下风而承休问，则天下幸甚。

——其或以天气渐暑，圣躬宜于静摄，则宫居十二时中，以六时晏息，三时游衍，一时定省慈闱，二时看阅章奏，罢曲晏，捐细娱，专精神，涤烦懑，使群下晓然知上意在尊生，不在厌倦；在色养，不在逸乐也，则天下亦幸甚。

——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身勤，则深惟社稷之安，早定根本之计，升储出阁，发旨自中，然后委诸事于阁部，付烦言于刍狗，则天下亦幸甚。

所谓三策，目的还是引出“升储出阁”，以及册立东宫。所以他说：“今皇长子伦序有定，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馆，播传天下。册立之举去年未行，犹曰未及也；今年未行，犹曰潞王尚未之国也。过此皆无说矣，而犹拱默迁延，日复一日，不早下九卿台谏之议，以顺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如此语重心长，换来的依然是不予理睬。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皇上在毓德宫西室召见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阁臣。申时行再次提及册立东宫的事，希望说服皇上，早日册立皇长子为皇储。他郑重其事地说：“臣等更有一事奏请，今皇长子已九岁，中外人情咸谓久当册立，望皇上早定大议。”

皇帝推脱说：“朕知之，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亦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候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

申时行说：“此宗社大计，人情久仰，早定一日，则人心亦可稍安一日。近多妄议，亦皆由此。”“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阁读书。乘此新春，请皇上早定大议，则皇长子便可习学。”所谓蒙养、豫教是一种形式，如果这种形式一旦举行，等于事实上承认皇长子为太子。

申时行显然是以退为进，皇帝却始终不肯松口：“人资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来自然聪明，安能一一教训。”

申时行紧盯不放：“资禀赋于天，学问成于人，虽有睿哲之资，未有不教而能有成者。语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须及时豫教，乃能成德。”

皇帝显得不耐烦，便打住话头：“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阁去吧！”随即命左右侍从赏赐阁臣酒饭一桌、烧割一份。

申时行等人叩谢后，离开毓德宫，离宫门已经几十丈远了，忽见司礼监太监从后面追来，传达皇上旨意：“且少候，上已令人宣长哥 （皇长子） 来，着先生每一见。”申时行等人返回毓德宫，跪候在宫门内东阶下。不久，司礼监太监传言：皇长子、皇三子到了。申时行等人在太监引导下进入西室暖阁，但见皇长子站在父皇膝前右边，皇上用手拉着他；皇三子还小，由奶妈抱着站在皇上左边。

皇帝对申时行等人说：“皇长子比前也觉长发了，只是略弱些。皇三子今年五岁了。”

申时行见皇上高兴，乘机进言：“皇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进学。”

皇帝敷衍道：“已令内侍授书诵读矣。”

申时行说：“皇上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

皇帝还是那句老话“朕五岁即能读书”，说着指一指皇三子：“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且数病。”申时行等人稍稍向前，仔细观察皇长子，赞誉道：“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甚。”

皇帝说：“朕亦知之，即皇贵妃亦再三请朕此事，劝朕早定，恐外有议。朕念无嫡子，所以从容……”

申时行说：“圣意早定，此宗社无疆之休，容臣等具奏上请。”说罢，一行四人叩头退出。

这是君臣之间关于册立东宫的一次最为深入的交谈，彼此平心静气地谈出了自己的想法。申时行以为皇上似有豫教皇长子的意思，就在第二天上疏敦促此事：“皇长子伦序已定，今皇上内断于心，外廷未知也。臣等虽承面命，海内未知也。惟亟下明诏，使天下知皇上笃于爱子，不出臣下之仰赞，而出于渊衷。皇上重于升储，不由外廷之陈请，而由于特诏，何盛如之！”皇帝没有允准。此后又多次提及，都没有回音。于是，申时行再写了一份特疏，以强烈的语气指出皇上三条过错：

——当今国家第一大事，无如册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职业，无如建储一事。祖宗家法，储位未有不归元子者。祖法不可违悖，册立不可迟疑。

——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储以长幼为序。”上后屡屡言之。今年元旦，上手挈元子令臣等谛视，亲谕臣等长幼之序。言犹在耳，皇上岂得失信于天下，失信于臣等？

——道路讹传，谓皇贵妃独蒙眷注，属意所生，中外臣民颇多后议。独臣等不信，以为元旦亲奉谕旨，谓皇贵妃每劝册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 （郑） 国泰之疏既上而不报，已票而不行。外间疑议，以为皇贵妃姑令 （郑） 国泰塞责，皇上姑为皇贵妃解纷，使疑在宫闱，忧在社稷，何以杜百万军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

皇帝的回答依然是“候旨行”，要申时行耐心等待。

2.“朕怪其聒激渎扰，归过于上，要直于身”

内阁次辅王锡爵与申时行密切配合，在正月初一皇上召对之后，上疏议论“建储”和“豫教”，敦促皇上及早册立皇太子，并且对他进行正规的教育。皇上把豫教和册立分为两事，不同意册立，只同意豫教，还说皇长子已经在宫内由太监教他读书识字了。王锡爵不以为然，反驳道：“自古豫教太子，非止教以读书识字，付之阿保之手而已。必将使接近师儒，讲明义理，以养成作圣之器，以豫培有道之长……岂有天子之元子，而顾可以深居禁闼为慈爱，久逊尊名为谦抑者？故豫教与册立虽两事而实相为表里，行则当并行，又当断自宸衷，不当迫于公论而后行也。”

皇帝没有回音，他又接连上疏。一是说：“乃连日以来，臣窃惟前疑方解，后疑复生。台省纷然异同之论，或露章显诤，或屏立私语，不曰册立豫教之请何故不行，则曰邹元标、姜应麟等诸臣推用之疏何故不发？” 二是因母病请假，回顾入京五年间的变化，感慨系之：“臣之在事满五年矣，抚今追往，犹记万历十三年以六月十二日见朝，是日微雨，皇上犹旰食听讲。至二十三日面恩，是日酷暑，皇上犹鸡鸣视朝。今五年之内，朝讲一月疏一月，一年少一年。此皆臣入京以后事也……臣又记，丙戌 （万历十四年） 之岁，群臣纷纷册立上请，臣时于会试场中传读圣谕，知大计之久定。乃五年内竟未举行，连豫教最急之务亦尚停阁。此又臣入京以后事也。” 三是鉴于九卿科道官一再恳请册立东宫，责怪阁臣支持不力，他对皇上说：“近该两京九卿科道官合辞恳请册立东宫，各有揭帖先送臣等，责其不能赞大计，早定国本。臣等不胜惭愧…… （皇长子） 今年至十龄，久逾皇上出阁之期，而师友未亲，位号未定，以先后长幼之序而言，则不疑而反生疑，恐讹言日兴，非所以信明诏也。”

郑国泰，郑贵妃之弟。廷臣怀疑郑贵妃图谋国本，群言攻击以郑国泰为代表的郑氏家族。

王锡爵所说“两京九卿科道官合辞恳请册立东宫”事件，是指吏部尚书宋纁 （字伯敬，号栗庵，河南商丘人） 率领群臣向皇上吁请册立东宫，引起皇帝大怒。阁臣们为了表示不满，纷纷向皇上请病假，杜门不出。王锡爵夏秋之间也请过病假，后来抱病出来主持阁务，又一次向皇上提起建储之事，大叹苦经：“连日以来，同官某某相继杜门，臣实代为之领事。文书票拟既苦于故事之生疏，德意奉行且挠于众言之淆乱，臣之无状自知审矣。而目前更有宗社第一安危之计，皇上第一未明之心……夫建储一事，前有皇长子始生之明诏，后有臣等节年所奉之屡旨；公有两京各衙门之合奏，私有皇亲郑国泰之专请；近有满京委巷之流言，远有四方万姓之属望；而上则临之以九庙之神灵，两宫之慈训。此皇上岂可差举一念，而臣等亦岂可苟顺一言者。”处在皇上与群臣之间，两头受气，苦不堪言。不但得不到群臣的理解，也得不到皇上的宽容：“臣近从同官密进三揭，不惟不见允行，且适逢圣谕，极诋诸臣为悖逆，为离间，为求荣，为买直。夫此四罪者，使皇上以此加臣，臣可信之于心信之于天而不辨。若以此加群臣，则群臣有喙有耳者，方谓接本在臣，拟旨在臣，臣不能封还内降，以明忠臣孝子之心，三褫有余辜，万死有余责，而皇上又安用臣为哉！”由于群臣再三建议册立皇长子，皇上竟然无端地谴责是“私结人心”，王锡爵感叹道：“元子 （皇长子） 未十龄，便防其私结人心，则自此日长月壮，群臣愈当避私结之嫌，永不敢再求册建，再议出阁。此岂君臣父子之间所宜有？而臣等又安所逃万世依阿误国之名哉！”

王锡爵提到的“皇亲郑国泰之专请”，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为了减轻郑贵妃的压力，故作姿态，请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以掩人耳目。而皇帝乘此机会，发表罕见的长篇大论，看似在谴责郑国泰“出位妄奏”，真正的用意是警告群臣，不得“聒激渎扰”。他的长篇谕旨写道：

昨览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体脆质弱，再少俟时月，朕自有旨，其于长幼之序岂有摇乱！内虽皇贵妃之尝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议。朕前已面谕卿等知之，今卿等又来陈奏，朕岂不知。朕意必待朕自处，不喜于聒激耳，岂有谣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两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聒激者？盖此辈心怀无父，志欲求荣，不思君上之疾，但虑身家之望，固于此时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朕度此辈意欲离间父子之天性，以成买直图报之逆志耳。其安心甚远，立意甚详，可见其沽名悖逆之甚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岂有父子无亲之理？岂有越序定立之理？朕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结人心，以言激君父成者，孰理乎，孰否乎？而为臣者以言激之，其为忠乎，其求荣乎？欲朕之疾剧乎？朕固于所陈奏一概留中不发者，朕怪其聒激渎扰，归过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别故。至于郑国泰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与卿等知之。又思我朝戚臣未敢有言于国政者，而国泰出位妄奏，甚非礼制，姑且容之耳。其建储之事，还候旨行，不必又有陈渎，徒费纸笔。卿等可安心赞襄，协猷共治，不可以学此辈以激言之事，虚文塞责。

一反常态的长篇谕旨，目的只有一个，迫使官员们今后不敢再谈册立东宫之事，否则便是目无君父，便是沽名求荣，便是私结人心。一句话，就是“聒激渎扰，归过于上，要直于身”。

于慎行，山东东阿人，隆庆二年进士。万历十七年升礼部尚书。连疏请早立太子，以定国本，神宗大怒，指责于慎行“要君疑上”“淆乱国本”。万历十九年辞官归隐。著有《谷城山馆文集》等。

皇帝想钳制舆论，但是事与愿违，舆论犹如脱缰野马，决非想钳制就能钳制的。礼部尚书于慎行考虑到册立东宫是礼部的职责，以自我检讨的方式向皇上进言：“臣等闻，自古以来皆以建储之礼为宗社之大庆，锡胤之大祥，为人主之上福……今大小臣工受恩深重，见元子睿龄已茂，储位尚虚，所以再三疏请，正欲延皇上国家之福，衍皇上本支之庆……盖虽章奏未免频繁，情词容或过切，而一念忠君爱国之心，则未有不出于至诚者……况臣等待罪礼官，系关职掌，及时不请，责有所归，屡渎宸聪，乃其官守也……臣等亟请举行者，惟以早立则侍从可简，而起居调护之人各有专责；早立则谕导可修，而诗书弦颂之习不致过时；早立则位号定而礼节易行，早立则人心安而烦言可省。所以体皇上爱子之心，成皇上教子之益也，岂有他哉！”他还说：“圣人举事，必顺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皇长子册立拖延至今，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

如此谦卑的自责，如此恭敬的请求，引来的居然是皇帝的斥责与处罚：“尔等既言长幼，以久奉明旨，已定矣。如何屡催激，怠无虚日至今。尔等职典邦礼，其于要君疑上，淆乱国本，亦难逃责。故各罚俸三个月。” 礼部主官为此受到罚俸的处分，简直匪夷所思。

这时四名内阁辅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都请病假，杜门不出，只剩下王家屏一人主持阁务。王家屏责无旁贷，极力替于慎行缓解。皇帝仍然意气用事，派太监到内阁传谕：“建储之礼，当于明年传立，廷臣无复渎扰。如有复请，直逾十五岁。”那意思是说，如果廷臣再谈册立，那么明年就不办，以致拖到皇长子十五岁 （再过六年） 再办，分明是尚气使性。王家屏左右为难，把皇上的旨意转告礼部，把“如有复请，直逾十五岁”未作传达。于慎行接旨后，立即启奏皇上：“适逢玉音，谨已通行南北诸司，传示大礼有期，令其静候。”皇帝很是恼火，派太监责问王家屏：传示阁臣的谕旨，为何透露给礼部尚书？王家屏为自己辩解：“宗社大计，非臣等一人所能定。今疏屡请，又重罪之。臣等不能传示德音，以释众惑，且为众所诋。犬马之情，诚非得已。” 于慎行自从万历十七年出任礼部尚书以来，已经多次上疏请求册立东宫，在他上“自陈典礼失职疏”之前，已连上五个奏疏，均无效果。

四天以后，皇帝又发出谕旨：“册立之事，朕以诚实待天下，岂有溺爱、偏执之意！少待过十岁，朕自有旨，册立、出阁一并举行，不必烦言催渎。” 既然皇帝言之凿凿，册立东宫之争自然而然地暂告段落，人们在静候佳音。

3.册立无望，大臣纷纷挂冠而去

到了万历十九年 （1591） ，整个上半年，皇帝丝毫没有册立的意思。廷臣们按捺不住了：皇上失信于民！但又难于批评皇上食言，于是便有一系列迂回策略出现，以谴责内阁辅臣的方式发泄不满情绪。

南京吏部主事汤显祖就是如此，他弹劾申时行，给皇帝施加压力。一则说：“皇上威福之柄，潜为辅臣申时行所移。”再则说：“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前十年，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 （申） 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隐隐约约，指桑骂槐，皇帝对他的“假借攻击”当然心知肚明，下旨斥责：“朕前手谕，原为奸逆不道、科道失职而发，与辅臣无预。元辅 （申） 时行等屡揭慎起居、杜隐忧，何尝欺蔽？且威福出自朝廷，谁敢擅干！汤显祖乃假借攻击，掇拾诬诋，本当重处，姑从轻降极边杂职。”

同年七月，福建佥事李琯 （字邦和，江西丰城人） 的奏疏说得更为直白，指责申时行“壅蔽权奸”。劈头就说：“乙酉 （万历十三年） 以前， （申） 时行犹在押之鼠，尚敛缩而不敢为；乙酉以后， （申） 时行犹负隅之虎，乃暴戾而不可犯。所以然者何哉？以大学士王锡爵为之党也……凡欺君罔上，何忍而不为，亦何人而敢犯其锋哉？”李琯列举申时行十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倡为欲易储之说，使己有拥立之功”，把皇帝的责任推到申时行身上，显然是臆测之词，被皇帝抓住把柄，指出“储典之事出于朕断”，“李琯这厮横生异议，妄引先朝凶逆，排诋辅臣，不但倾陷忠良，实扰乱宗社大计”。结果给了他一个革职为民的处分。

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以筹备册立大礼物资为由，提及册立大计。他说，万历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皇上谕旨，明确提出“册储事明年传各该衙门造办钱粮，后年春举行册立”。既有成命，至今毫无动静：现在三秋过半，严寒将至，内外衙门都没有接到通知。懋建元良，储养睿质，实为当今第一急务，希望皇上公布册立日程。 其实皇帝所说“后年春举行册立”，不过是搪塞之词，正想寻找借口拖延时间，张有德的奏疏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借口：“父子至亲，已有明谕，岂待你辈烦扰邀功。张有德这厮，琐言窥探，妄意图报，欲生离间，忘君卖谄，好生可恶！本当重处，姑且罚俸三个月。本欲过寿节举行，这厮辈屡屡催激，其册立之事着改于二十一年行。各衙门又不得乱行请激，以致延改。”

皇帝言而无信，一再拖延的态度，激起廷臣极大反响。工部尚书曾同亨 （字于野，号见台，江西吉水人） ，鉴于张有德是他的下属，引咎自责，劝谏皇上，明年春天册立太子，不再改期。

许国，徽州歙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万历十一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

几天后，申时行、许国、王家屏三名内阁辅臣联名上疏，请求明年春天册立太子。这道奏疏是许国起草的，把申时行的名字放在第一，是考虑到他是内阁首辅。皇帝不明底细，派太监去责问申时行：先生为何自比于小臣？申时行回答：同官署臣名，其实并未参预。申时行做了十多年辅臣，深知皇上固执的秉性，当即写了一份密揭加以说明：“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圣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皇帝在申时行的密揭上批示：“卿所奏，朕已悉知，建储之事已有旨。卿安心调理，即出赞襄，以解朕望思至意。”

所谓“密揭”与一般奏疏 （公奏） 不一样，直送皇帝，他人不得拆阅，用于君臣之间就重大事务交换意见。内阁次辅许国一个疏忽，把密揭与其他奏疏一起发给礼科，致使密揭不密，公之于众，群臣疑惑不解，舆论哗然，引来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罗大纮，江西吉水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行人，后调礼科给事中，上《定制书》数千言，建议明神宗“视朝宜勤”，并因揭斥首辅申时行“藏奸蓄祸，误国卖友”，被贬边疆任杂职，后革职为民。

八月底，礼科给事中罗大纮把申时行的密揭内容捅了出去，指责申时行两面派作风，表面上附和群臣之议，奏请册立，暗地里主张“圣断独裁”，“毋惑群言”。为了避免麻烦，申时行派人到礼科取回密揭，一睹皇上御批。他生性柔和，因为多次奏请册立皇太子未蒙应允，便不再坚持，听其自然，故而要皇上“圣断独裁”“毋惑群言”。这种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的态度正合皇帝之意。罗大纮揪住此事不放，写了措辞尖锐、气势凌厉的奏疏。一则说，“ （申） 时行少登巍科，骤历台辅，淹至九载，宠遇非常，制科荫典延及子孙。其受国家之恩，隆天厚地，不足以谕也。 （申） 时行焦心腐骨，以图报称，犹不能得其万一，况怀二心……臣独以彼密奏观焉，则志非纳约，意在藏奸。支遁其词以卖友，隐秘其语以误君”。二则说，“ （申） 时行私心惟以早建圣储为天下臣庶之愿，而妄意陛下牵系欲迟，故阳附和乎群臣请立之议，而阴缓其事以别取乎内交之计。使请之而得，则其阳之说行，而明居劳于羽翼；请之而不得，则其阴之说行，而暗收功于侥幸。盖 （申） 时行之窥陛下甚微，而所以取之者甚巧也”。因此他向皇帝请求，将自己和申时行一并罢斥，以重纪纲之地，以图万世之安。 如此狂妄无礼的言论，惹得皇帝火冒三丈：“元辅奏揭，原为解朕之怒，非有别意。罗大纮这厮，见前疏所逞私臆，图报之心不遂，借言诬诋辅臣，实欲迟于册立。况且屡有明旨，不许激聒渎扰，以迟大典。罗大纮这厮明知故违，好生可恶，姑着降杂职于极边方用，不许朦胧升转。册立之事本该改更，姑且存此一次，再有党救烦扰的，定行延改。”

申时行遭到罗大纮肆意抹黑，立即上疏声辩，深恨张有德之轻信，也颇悔阁臣上疏过早，因此仓促进呈密揭。既然皇上意思已定，无可再议，皇上勿因小臣屡言而误册立大典，希冀有所挽回，尽量调停斡旋。 尽管皇帝已经严厉谴责罗大纮，申时行也作了辩解，但是舆论难以压制，群情激愤，在声援罗大纮的同时，矛头直指申时行。

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给事中侯先春率先声援。他们在奏疏中说：“ （罗） 大纮不免于得罪者，则以言之太激耳。顾臣等以为大纮言诚过激，意无他也……大纮书生也，为谏官之日新，见隐约之词，则不能不疑；见异常之迹，则不能不骇。骇且疑，蓬勃愤懑于中，故不择词而出之，又安能委曲和平，以回明主之心。此大纮之所以得罪也。伏乞皇上矜悯大纮服官未久，免其降罚，仍将元辅原揭发科通抄，明示天下，则元辅之心迹白，而众论自息，大典不淆矣。” 这显然是要把申时行的密揭曝光，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使他没有回旋的余地。皇帝当然不会答应，不仅对钟羽正、侯先春罚俸三个月的处分，而且将罗大纮“革了职为民”。

黄正宾，徽州歙县人，以议政、阐发己见闻名。任武英殿中书舍人，万历十九年因册立太子事上奏章，遭廷杖削职为民。熹宗即位，官复原职，再任尚宝少卿，引病告归。受汪文言案牵连，被遣戍大同。后又因上疏事，被遣回原籍。

严厉的惩处并没有吓倒敢于讲话的官员，武英殿办事中书黄正宾官卑职微，胆量却不小，揪住申时行密揭不放，逐段逐句予以批驳：

——顾诸臣之请，有奏本而无揭帖，唯阁臣之请有公奏而更有密揭。以阁臣出入帷幄，得与闻国家机密故耳。然睹申时行所进揭帖，与所奏本大是矛盾。臣反复详参，不胜骇异。请诛其心，正言无讳，阁臣奏议，必次序书名，我国家设立政府以来，未有此甲而彼乙者。乃时行之揭曰：“中书官抄达揭帖，犹列臣名于首”，不胜局蹐，此何心也？

——册立盛典建议有年， （申） 时行不致废耳目，谓未尝闻且见之，将谁欺乎？乃 （申） 时行之揭曰：“臣自抱病以来，不复与闻政事，近日票拟茫无所知。”此何心也？

——往岁明旨已定，朝野欣欣，诸司百执事唯有翘首乐观盛典。陛下试问 （申） 时行，圣寿未祝之前，有谁小臣妄窥圣意，烦言欲奏者乎？乃 （申） 时行之戒曰：“每见诸司，但有言及，辄谕止之。此何心也？”

——自来股肱耳目比于四邻，同心一德，事乃有济。有如昨者奏请册立之事，阁中平时有不议者，必无人心而后可。乃 （申） 时行之揭曰：“臣在阁时，同官未尝言及，臣亦以为未可。”此何心也？

黄正宾由此得出结论：“皇上聪明睿智，独奈何为 （申） 时行所蔽，竟以祖宗数百年之命脉，而消磨于 （申） 时行奸诡之谋乎？”

皇帝根本不吃这一套，严厉斥责：“黄正宾这厮，以卑官逞臆，出位狂吠，擅言国是，诬论辅臣，好生可恶！内必有主使之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了来说，不许徇情容隐。”

内阁次辅许国对于首辅申时行遭到李琯等人攻击，导致申时行不得已而求去，深为不满，挺身为之辩护。先是说：“近日以来人习倾险，俗工揣摩，以为非排当事大僚，不足以成名；非招同好私助，不足以取胜。此唱彼和，一哄众咻，为此扰乱，岂成政体！” 继而说：“首臣在阁十四年，事上最久，受知最深，以感皇上高厚之恩，不宜求去。即今时事多艰，边患尤亟，以大臣委身殉国之义，不宜求去。” 随之又引咎乞休：“臣误随小臣之后，竟忘首臣之规，蹈激聒之烦，犯迁延之戒。上干圣怒，遂改前期，以致首臣不安，多言竞起。罗大纮移怒于 （申） 时行，而有丑诋之疏；胡汝宁归怨于臣 （许） 国，而有戕陷之疑。皆臣愚所自取，致衅孽之滋多，千指有余，万悔无及。虽横分碎磔，不足以快天下之心；虽远窜穷投，不足以泄天下之忿。”

万历十九年九月初十日，皇帝终于批准许国“回籍调理”。许国罢归两天后，申时行也向皇帝乞休：“以数年劝导之苦心，蓦被无根之谤；以一时调停之微意，翻蒙不白之冤。有口不能自明，无颜可以就列。”连续上了二十七本乞休奏疏，才得到皇帝恩准，赏赐路费一百两、彩缎七表里、新钞三千贯，差行人司官员护送回乡。

申时行有他的苦衷，作为内阁首辅，要在册立事件上调停皇帝与群臣的矛盾，充当和事佬，未免吃力不讨好。他没有张居正的胆略魄力，难以和皇上一起压制舆论，只能委曲求全。由于周旋太过，遭到群臣的嫌疑和非议，只能一走了之。

申时行的才学识在当时廷臣中堪称佼佼，万历十年之前被张居正的光辉所掩，万历十年之后又受亲操政柄的皇帝掣肘，难以施展才干，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无奈地隐退，令人感慨。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纷争，他依然有些激动：“庚寅 （万历十八年） 冬，忽遣文书内臣语阁中：‘若诸司不来激聒，明冬传后年册立，如不遵者，待十五岁举行’，余乃与同官约：上已有明谕，臣下自当遵奉，稍需一岁，大事定矣。每诸司接见，皆以此告之，故辛卯 （万历十九年） 之岁自春及秋，未有言建储者。而工部主事张有德忽复言之，余时引疾在告，不胜惊愕。方欲待二公商榷，而新安 （许国） 故健忘，若不知有前谕者，乃曰：‘小臣以建储请，而吾辈大臣噤无一言可乎？’仓促具一疏，首列余名以进。余闻之叹曰：‘大事去矣，小臣虽犯激聒之戒，而吾辈大臣恪守明谕，不失信于上，乃可以要上之全信。今吾辈与小臣接踵上疏，上必呵责，小臣故犯，从中处分，册立事必且改期，吾辈疏特报闻耳，奈之何哉！’余乃别具一揭云：‘臣已在告，不预阁中事，同官疏犹列臣名，臣不知也。臣谓册立之事圣意已定，谕旨已明，向来兢兢恪守，不敢违越，以俟来春举行。小臣愚妄，不谙大计，不足责也。惟上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误大典。’上手赐批答，趣余亟出，而不及建储事。故事，阁臣密揭皆留贮阁中，不发科，而新安 （许国） 亦与诸疏同发。时罗大纮新任，余令典籍从科取回送阁，次日科臣来索，以故事却之。 （罗） 大纮乃疏论余‘迎合上意以固位’；而武英黄中书正宾继之。余有疏辩，荷上优答。然观人情世局如狂澜沸鼎，万万不能久安，遂决计归。归十余年，而储位定矣，向之纷纷竟何如哉！” 他在给顾宪成的信中，回顾自己担任首辅的九年，感慨系之：“不肖归田二十年矣，追忆曩时，当事九年，颇竭心力，即庸庸碌碌无足比数。至于招权纳贿，妒贤嫉能，欺公坏法之事，盖亦深惩切戒，不敢少循覆辙，自丧其生平。” 这些坦诚的自白，并无粉饰或夸张成分，正如王家屏所说：申时行“在阁中十四年，事上最久，受知最深”，他一向“翼翼小心，孜孜为国，忠诚廉介，周慎包容”。 焦竑对申时行的人品给予很高评价：“往公柄国者十有余载，推其至诚，与世相悃悃款款，无标奇猎异之心纤芥于其中。推毂贤者，杂遝而进，乃天下不知公之有所荐，曰：彼自以其材见拔也。博咨群言，择可而用，乃天下不知能择之为功，而曰某与某实议之也。亦且引绳批根，求多于公而鲜忌，乃不知公之能容止，而曰我固敢言也。当其时，公苦心密画，不激不随，靡以秋毫之端稍动于意气。故上贤重公而倚信之。方言者争为讦以忤上，与 龁公以自名，公宛转徐解，不令大有摧折。”

4.王家屏封还谕旨，以去格主

王锡爵早已引疾归去，现在许国、申时行又相继辞去，内阁辅臣只剩下王家屏一人。其实，王家屏在申时行乞休之前，也曾乞赐罢归。他说，臣方以患病请假调理，忽于今早接到同官许国“准回籍调理”的圣旨，不胜惊悚，不胜震慄。“切念阁臣辅导，谊均一体，有罪斥罚不宜异同。臣与 （许） 国并厕机庭，协赞政务，即顷册立之事， （许） 国与臣居平商议数矣。 （许） 国始具揭时，臣实赞之属草；揭既具，臣实与之连名，其始也谋同也。上揭之日，适值主事张有德疏至，初恐事势促迫，尚在逡巡。已见事机凑合，难复延缓，其从小臣之后附和，同也。既冒天威，致仅谴责，不思调停度处，从容转旋，徒以雷霆震惊，不遑宁息。虽引罪自劾，移疾求归，以致庶政壅滞，其耽误阁事之罪，抑又同也。臣罪既与 （许） 国同，则罚不应与 （许） 国异， （许） 国既荷圣恩准其回籍，乃臣未蒙罢斥，尚此瓦全，在国体非所以示平，在臣愚能安于幸免……伏乞皇上垂悯迷冥，兼察衰惫，将 （许） 国留用，放臣早还，或并赐罢归。” 皇帝没有接受他的请求，有意让他升任内阁首辅。

王家屏，字宗伯，号对南，山西大同人，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每议事能秉公持法，不卑不亢，但毕竟资历声望稍显逊色，在此多事之秋，难以胜任首辅之职。所以在申时行辞职的次日，赶忙请求皇上收回成命，予以挽留。申时行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乞休，何况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皇帝不可能再挽留，只能叮嘱王家屏：“今内外章奏每日朕自亲览，应行的朕自批拟。”言外之意，大政方针有皇帝自己决定，王家屏作为内阁首辅只消协助处理政务即可。连日来，阁臣们请假的请假，辞职的辞职，章奏堆积盈几，皇帝希望他扶病入阁办公。

两天后，皇帝按照申时行辞职前推荐的名单，不经会推手续，由他直接任命两名内阁成员。一名是赵志皋，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另一名是张位，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早先都与张居正意见不合，由翰林出任州同，不料十年以后两人同时拜相，楚中周御史写诗戏之曰：

龙楼凤阁九重宫，新筑沙堤拜相公。

我贵我荣君真羡，十年前是两州同。

册立东宫之争导致内阁大换班，但是廷臣与皇帝在这一“国本”问题上的意见，仍然尖锐对立，丝毫不见松动迹象。

万历二十年正月，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 （字尧俞，福建同安人） 等言官联名上疏，请求皇帝“豫教元子”，显然是委婉地建议册立皇长子的一种迂回策略。他的奏疏写道：“皇长子今年已一十一岁，去古人八岁始学之期，已逾其三，过此则入大学时也。设或蒙养之道尚有未端，则作圣之功将何所赖？”他列举本朝以治平独称的宣德、弘治为例，宣宗出阁讲学时年仅九岁，孝宗出阁讲学时亦仅九岁。所以应该在今年孟春，安排皇长子出阁讲学事宜。他们反驳所谓宫内太监也可以辅导皇长子读书的说法：“或以为内侍中有知书直道如昔时覃吉其人者，亦可充辅导，尤非正论。夫内侍虽知书，不如讲幄之臣，虽抱直道，不如保傅凝丞，足以起敬惮而消邪心之为愈也”。

这种机智而严密的论辩，使得皇帝再无推脱回旋的余地，令皇帝恼羞成怒，抓住奏疏中把年号“弘治”误写成“弘洪”，大发雷霆，强加一个“侮戏君上”的罪名，把李献可的奏疏以及他的亲笔御批转给内阁。皇帝的亲笔御批写道：“册立已有旨了，这厮每又假豫教，辄来烦激。且奏内‘弘治’错写‘弘洪’，显是逞意渎扰，侮戏君上，好生可恶！为首的姑降一级调外任，其余的各罚俸六个月。”

内阁首辅王家屏态度十分明朗地支持李献可等人，不同意皇上这种强词夺理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把皇帝的御批退了回去，并且附上自己的意见，为李献可等人辩护：这只是敦请豫教，并非请求册立。皇上如果以为豫教还早，也应该采纳其言，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遽加降罚。“窃恐严旨一出，群情惊异，益起疑端，众口沸腾，转滋争论，哓哓烦聒当无宁时。不将益溷宸聪，而增圣怒耶？臣敢封还批札，冒恳天恩，伏乞垂悯狂愚，特从矜宥，姑准留中。” 皇帝没有料到新任内阁首辅王家屏竟然敢于封还他的御批，内心十分不满，却又不便发作，干脆不予理睬。王家屏见皇上对他不屑一顾，只得托疾告假，无心再理阁务。

言官们不依不饶，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上疏申救李献可。钟羽正说：“ （李） 献可之疏，臣实赞成之，请与同谪。” 舒弘绪说：“若旋请旋改，将待何时？况今所请者乃豫教，非册立也。请豫教而加降罚，则请册立者将尽加乎罢斥乎？”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钟羽正降调杂职，舒弘绪降调南京。内阁次辅赵志皋请求宽恕，遭到皇帝一顿训斥：“辅臣 （王） 家屏希名托疾，卿勿效尤。” 王家屏得到皇帝“希名托疾”的批评，更加无心问政，干脆请求罢免。

言官们仍旧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就在钟羽正、舒弘绪受处分两天以后，户科给事中孟养浩 （字义甫，湖广咸宁人） 继续为李献可鸣不平：“ （李） 献可甫跻礼垣，骤议巨典，一字之失，似属无心，遽蒙显斥，臣之私心以为不可者五。”他一一列举五个不可：

一不可——皇子天下根本，豫教之请是为根本考虑。皇上不但不听，反而斥责，今后谁再愿意就此进言？难道皇上忍心让皇子失学？

二不可——豫教和册立原非两事，既可以册立，为何不可以豫教？今日既迟疑豫教，来年又怎能慨然于册立？皇上先令天下人怀疑，难以昭示臣民。

三不可——父子之恩，根诸天性。豫教之举有益于皇子，皇上怒而罪责提议豫教者，非所以敦一体之恩，而示曲成之义。

四不可——皇上能容忍触犯雷霆的言者，为何言及宗社大计，反仅天威，士人愈加疑惑，莫测圣意所向。

五不可——李献可所说，真中外臣民之意。皇上一旦震怒，所罪者李献可一人，而所失者千万人之心。

好个孟养浩，字字句句触及皇帝痛处，措辞之尖锐远远超过李献可。皇帝大发雷霆：“孟养浩这厮，疑君惑众，狂吠激上，好生可恶。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一百棍，革了职为民，永不许朦胧叙用。”

言官以监察为职责，其言论权理应受到保护。孟养浩以言官身份进谏，居然无端遭到廷杖，激起了言官们的义愤。六科的都给事中张栋、丁懋逊、叶初春、吴之佳、杨其休、陈尚象等，云南道御史邹德泳，河南道御史贾名儒等，纷纷上疏，表示不满。结果，不是降级，就是革职为民。

其中贾名儒的奏疏写得最为厉害：“近该礼科给事中李献可忠犯九重之怒，奉旨切责。初犹薄示降罚，诸臣相继疏救，愈激陛下风雷之威，一朝而斥逐者十人。群心惶惧，光景惨凄，九列大臣欲救不敢，欲正不能，相聚而咨嗟太息，计无所出。当此泰开物亨之时，万国展觐之日，乃有此番举动，传之四方，书之史册，皇上之盛德，国家之大体，不无少损。蒙谴诸臣业有成命，臣不敢望今日即召还原职。惟是言官可逐，而其说终不可不行；天下之口可钳，而豫教之道必不可不讲也……今二十四日事，臣非敢谓言者不当得罪，恐臣下自此以言为讳，国家从此多事矣。”

如此有礼有节的进谏，皇帝一点也听不进去，依然是下旨切责：“李献可轻疏欺侮，逞臆窥探，姑从轻处了。贾名儒这厮又来党救激君，好生可恶，姑着降杂职于极边方用，不许朦胧推升。”

已经乞求罢免的内阁首辅王家屏，眼看舆论如此汹涌，请求皇上宽宥诸臣，并向皇上解释封还御批的缘由。他在奏疏中说：“顷因科臣李献可等疏请豫教，蒙旨降罚，臣不揣轻鄙，冒昧封还。意以事系储闱，不宜盛怒，以损天亲之爱；言出台省，不宜峻斥，以塞中谏之门。乃为圣德虑，为国体虑，非为 （李） 献可一人。揭请宽原，未蒙俞允。方当退而补牍，再沥悃诚。而科道诸臣申救 （李） 献可者，若钟羽正、张栋、陈尚象、邹德泳等，又已得罪。两日之内，严旨迭出，或夺其俸，或谪其官……至于孟养浩之杖一百，则更惨矣。雷霆横击，风日凄阴，凡举朝士绅，远方外吏，见者无不丧气，闻者无不摧心。诚不意圣哲之君有此举动，平明之世有此光景。而原其衅端由起，则自臣揭救 （李） 献可始……用是自陈愚戆，疏乞罢归。” 数日以来，惊悸不宁，因此他连上两份奏疏，乞求罢官归去。

皇帝根本不把这个首辅放在眼里，于三月三十日派文书官赴王家屏私第，当面递交一份手谕：“迩年以来，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措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且卿辅朕，燮理赞襄，佐治有年，方今国务多艰，卿恝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

朝政到了这般地步，王家屏封还不允，调停不能，除了引疾求去，别无他途。他向皇帝请求“罢归”，以保全自己的晚节，感慨地说：“乃今数月之间，请朝讲不报，请庙享不报，请元旦受贺不报，请大计临朝臣不报。臣犬马微诚，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见于此矣！” 接连上了五份奏疏，才得到皇帝批准：“览卿所奏，情词恳切，既有疾，准回籍调理，着驰驿去。” 王家屏的首辅生涯是短暂的，却显示了宁折不弯的士大夫精神，他的“以去格主”，被后人赞誉为“先正模范”。 当时的礼部郎中于孔兼就此发表义正词严的评论：“辅臣王家屏调停之不能，封还之不允，古大臣风节，今仅见之，而无何且引疾矣，乞归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义固如斯。独惜皇上昵内嬖之情，而欲摇主鬯之器，逐言事之臣。近传四方，远垂万世，不知谓皇上为何如主。”

临行前，王家屏还向皇上条陈君德、时政大略，念念不忘册立之事。这位耿介大臣的告别辞是颇动感情的：

情依依而恋主，犹回弃妇之头。

心惙惙以忧时，横洒孤臣之泪。

万历三十八年 （1610） 进士及第的钱谦益，以词林后辈的身份拜访退休在家的申时行，谈及王家屏的罢官，申时行说：“政有政体，阁有阁体。禁近之臣，职在密勿论思，委曲调剂，非可以悻悻建白，取名高而已。王山阴诤留一谏官，挂冠而去。以一阁老易一谏官，朝廷安得有许多阁老？名则高矣，曾何益于国家？” 此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反映了申时行的为官之道，王家屏宁折不弯的品格，申时行难以理解。何况王家屏的“挂冠而去”，并非仅仅为了“诤留一谏官”，而有复杂得多的原因，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朱赓对他有理解之同情：“方务恢绰，而朝士多用诡激为声，公引大义委曲调剂，卒成和衷之美。迨居铉席，开诚布公，正色侃辞，庶士敛服终”；“天子之用公，不能尽公之用”。 朱赓所言比申时行更近于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