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争国本”的由来

皇后王氏秉性端谨，专心侍奉慈圣皇太后，颇得其欢心。在皇上疾病缠身静摄休养时，协助封识整理堆积如山的章奏公文。每当皇上提及某事，随即取出公文呈上，毫无错谬。她母仪天下四十二年，以孝慈著称。但万历六年 （1578） 大婚后，皇后多年没有身孕，直到万历九年 （1581） 十二月才生下皇长女。因无子嗣，皇太后未免有些焦急，文书房太监向内阁传达皇太后懿旨：“命专选淑女，以备侍御。”内阁首辅张居正心领神会，乘着经筵的机会，对皇上说：皇上仰承宗庙社稷重任，远为万世长久之图，而内职未备，储嗣未蕃，臣等日夜悬切。但选用宫女事体太轻，恐怕名门淑女不乐应选。不如参照嘉靖九年 （1530） 选九嫔事例，上请皇太后恩准。

就在册选九嫔的时候，皇帝看中了皇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此人一直在慈宁宫当宫女，多年来未曾引起皇帝注意。一天，皇帝往慈宁宫探望母后，索水洗手，宫女王氏捧了面盆服侍，皇帝见了甚为欢悦，看中了她。于是就有了所谓“私幸”，还赏了她一副“头面” （首饰） 。一来二往，宫女王氏有了身孕。

按照宫中惯例与祖宗家法，宫女受到皇上“宠幸”，必有赏赐，随侍的文书房太监必定记注皇上“宠幸”宫女的年月日，以及所赏赐的物品，以备日后查验。这就是所谓“内起居注”。皇帝自己对此却讳莫如深，左右内侍当然也守口如瓶。某日，皇帝侍候生母慈圣皇太后宴饮，母后问起此事，他沉默不语，继而矢口否认。太后命太监取来《内起居注》，让他自己看。皇帝面红耳赤，不再隐瞒，低头聆听母后的规劝：“我年老矣，尚未弄孙，若生男，宗社之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深受宠幸的德妃郑氏，常在皇帝面前戏弄宫女王氏，动辄叫她“老嫫嫫”，暗含讥刺之意，皇帝也默然不自得。 听了母后的规劝，皇帝在万历十年 （1582） 六月册封怀孕的宫女王氏为恭妃，派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张四维举行册封礼仪。 册封之后两个月，恭妃王氏果然生了一个男婴，就是皇帝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

皇长子诞生于大婚数年之后，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喜事。成国公朱应祯等勋戚贵族代表皇帝前往郊庙、社稷，举行祭告仪式。皇帝本人则在皇极殿接受群臣祝贺。 次日，内阁辅臣张四维等题奏，皇子诞生，诏告天下，宜有颁恩条件，请皇上“乘此大庆，明降德音，蠲荡烦苛，弘敷惠泽”。 九月初六日，在皇长子满月日子到来之前，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大赦。诏文写道：“以今年八月十一日第一子生，系恭妃王氏出，上副两宫圣母忧勤之念，下慰四海臣民仰戴之情。”因此颁布若干恩例，以示普天同庆。

皇长子的诞生，按照惯例，两宫皇太后应该加奉徽号。九月初九日，皇帝亲自到慈庆宫，向嫡母仁圣皇太后恭上“仁圣懿安康静皇太后”徽号，群臣随至徽音门行礼。次日，他又到慈宁宫，向生母慈圣皇太后恭上“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徽号，群臣随至思善门行礼。

申时行，苏州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状元及第。累官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万历十一年升内阁首辅。后因建储事为言官所劾，罢归。

诞育皇长女的皇后王氏、诞育皇长子的恭妃王氏，不受皇帝宠爱，真正受宠的是诞育皇二女的德妃郑氏。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德妃郑氏生皇二女，皇帝十分欣喜，破例赏赐内阁首辅申时行红云苎丝二匹，银抹金脚花二枝；赏赐内阁次辅余有丁、许国及讲官沈鲤等人，各红苎丝一匹，银脚花一枝。 这种做法已经有点出格，更为出格的是，万历十二年八月，册封德妃郑氏为贵妃 ，其地位仅次于皇后，而高于恭妃及其他嫔妃。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郑贵妃生了皇三子朱常洵，进一步巩固了她受宠爱的特殊地位。由于生于万历十二年的皇二子于次年夭折 ，因此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实际上就是次子。皇帝见爱妃喜得贵子，比皇长子诞生还要高兴，准备大加庆贺，特地传谕户部：“朕生子喜庆，宫中有赏赉，内库缺乏，着户部取太仓银十五万两进来！”

郑贵妃，明神宗宠妃，晋升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生子朱常洵，郑氏欲立其子为太子，从而引发了长达十数年的国本之争，也是其后“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的矛盾焦点。

皇帝对皇三子的偏爱超过了皇长子，使朝廷大臣预感到即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册立谁为太子？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册立皇三子朱常洵，是牵涉到“国本”的头等大事。由此而引起旷日持久的所谓“争国本”事件，廷臣与皇帝争论不断，使人们的关注程度盖过了其他政治话题。

二月初三日，皇三子即将满月之际，内阁首辅申时行向皇上提议，尽快册立太子，奏疏的题目就是《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他委婉地建议尽快册立皇长子：“窃惟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自万历十年元子 （长子） 诞生，诏告天下，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惟国家大计，以今春月吉旦，敕下礼官，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以固千万世之基。” 申时行毕竟不是张居正，皇帝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寥寥数语搪塞了事：“卿等以册立元子请，朕见婴弱，少候二三年举行。” 所谓“少候二三年举行”，是一个托词，其实他另有算盘：不满意宫女所生的皇长子常洛，想册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来个缓兵之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决定把郑贵妃的身份再提高一步——进封为皇贵妃。

此议一出，举朝哗然。

万历十四年二月初八日，户科给事中姜应麟 （字泰符，浙江慈溪人） 上疏劝阻。他指出，郑贵妃虽贤，所生只是皇上第三子，而恭妃所生才是长子，理应“主鬯承祧，乃其发祥”，为什么反而使恭妃屈居其下？伦理不顺，人心不安，难以重储贰，定众志。希望皇上收回成命，以协舆情。如果以为事势难以挽回，不妨先册封恭妃王氏为贵妃，再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他还请求皇上采纳申时行的建议，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天下之本。

姜应麟的这一番议论，不温不火，句句入情入理，却触到了要害，令皇帝大为震怒，把奏本丢到地上，仍不解恨，把身边的太监统统叫来，无端地把他们当做靶子，发泄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越说越气愤，情不自禁地一再拍打桌子，吓得太监们纷纷跪下叩头请罪。 少顷，怒气稍解，他在姜应麟的奏疏上批示：“这册封事，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这厮心怀别故，窥探上意，疑君卖直，好生无礼，着降杂职于极边，该部不许朦胧升用。”

姜应麟贬为山西广昌县典史，舆论不但没有被压服，反而更加汹涌了。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沈璟 （字伯英，号宁庵、词隐，苏州吴江人） ，步姜应麟后尘，上了一本奏疏——《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请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且进封恭妃王氏为贵妃，庶几无独优贵妃郑氏之嫌。 皇帝不听，下旨切责：“已有旨了，这厮如何又来渎奏？姑降三级调用。” 皇帝不想听臣下“渎奏”，臣下偏偏“渎奏”不已。礼部官员出于职责有关，上疏请求皇上册立皇太子，并封恭妃王氏和贵妃郑氏为皇贵妃，与姜应麟、沈璟相呼应。不仅如此，吏科给事中杨廷相 （字君赞，号宗鲁，福建晋江人） 等言官挺身而出，上疏论救姜应麟、沈璟，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二月十二日，皇帝与内阁辅臣谈及此事，强词夺理为自己辩解：“朕之降处 （姜应麟、沈璟） ，非为册封，恶其疑朕立幼废长，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储自有成宪，岂敢私己意以坏公论。彼意置朕不善之地，故有是处。” 他要求内阁票拟谕旨，替他解围，并在杨廷相等言官论救姜、沈的奏疏上批示：“立储以长幼为序，祖宗家法，万世当遵。朕仰奉成宪，俯察舆情，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姜应麟等揣摩上意，动辄以舍长立幼为疑，置朕于有过之地。特降处示惩，非为奏请册立之故。国本有归，朕已明白晓示，待期举行。各官宜体朕意，再不许妄疑渎扰。” 这种欲盖弥彰的语调，意在压制舆论——“不许妄疑渎扰”，效果适得其反。

几天后，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的奏疏，“渎扰”得更为厉害。他从申时行的《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谈起，再提及姜应麟的《慎封典重储贰以慰人心事》，沈璟的《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对皇上的处理有所质疑。并且针对皇上所说，进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予以辩驳。他认为这是一种托词：“天下之人但见恭妃王氏诞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岂毫无敬奉之劳？而未闻有奇封之典。贵妃郑氏敬奉勤劳，积有月日固然，而何其一生皇子，即有皇贵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贵妃能得之于皇子方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所以不能无疑也。”他为姜应麟、沈璟辩护，认为二人被贬，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怀疑。姜、沈二臣所说，不过是“重储贰”“定大本”，因为立嫡以长自有定分，希望陛下早定而豫教，与陛下“立储自有长幼”之意，正好相合。他们所说的“慎封典”“详大典”，不过是说，恭妃、贵妃都诞育皇子，贵妃不应该独封，希望并封恭妃，并没有阻止贵妃之封。这也和皇上所说“册封非为储贰”之言，并不违背。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姜、沈二臣放逐、降级呢？这正是天下之所以深深怀疑的地方。所以他主张，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将恭妃、贵妃同时进封为皇贵妃。

孙如法的奏疏，言词虽然和缓，气势却很凌厉，皇帝看了大为光火：“立储定序已屡颁明示，孙如法不系言官，如何出位渎扰救护！宫闱事体彼何由知？好生狂躁。本当重处，姑降极边杂职。再有妄言者，重治如法。” 皇帝一再严厉封杀批评意见，官员们只得缄默不响了。

三月初二日，贵妃郑氏正式进封为皇贵妃，进封册文对她赞誉有加，什么“妙膺嫔选，婉娩有仪”，什么“辄宣劳于视夜，厥有鸡鸣之助匡”云云。 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是皇帝对她的最高册封。据当时人说，内廷嫔妃的尊称至贵妃而极；截至万历朝，二百五十年中，嫔妃册封为皇贵妃尊号的仅十六位，其中两位是死后追封的。 皇长子的生母恭妃王氏，在郑贵妃进封为皇贵妃后，始终未曾封为贵妃；万历二十九年册立长子为皇太子后，仍不封如故；直到万历三十四年，皇太子的长子诞生，才进封恭妃王氏为皇贵妃。 可见册封贵妃、进封皇贵妃，并非易事，皇帝在郑氏与王氏之间，厚此薄彼竟然如此悬殊，无怪乎“争国本”永无宁日。

郑贵妃进封皇贵妃已成定局，朝野上下仍然议论纷纭，官员们在猜测，皇上究竟立谁为皇太子，是否立幼不立长？一时间流言四起。礼部身负此责，首当其冲，不得不再次向皇上反映：先前阁臣及言官奏请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不蒙允准，却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群臣请求同时进封恭妃为皇贵妃，又不蒙允准，因此人心猜疑，讹言相煽。 这完全是按照祖宗旧制及皇室礼仪提出问题，皇帝无法驳回，不予理睬。河南道御史杨绍程试图再做一次努力，劝谏皇上：“皇贵妃位亚中宫，分位甚尊。恭妃诞育元子，系则至重。其间礼仪相接，名分相临，或恐有不自安者。”皇帝根本听不进，怒斥杨绍程是“掇拾余言，沽名渎奏”，剥夺他俸禄一年，并且警告言官，不得“再讪君卖直”。

外廷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内的慈圣皇太后也有所耳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据文秉记载，某日，皇帝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 （原注：宫中呼太子为长哥） ，如何打发他？”皇帝脱口而出：“道他是都人 （原注：宫中呼宫人为都人） 的儿子。”太后听了心生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下点中了要害。原来慈圣皇太后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作为宫女进入裕王 （即后来的隆庆皇帝） 府邸，生了朱翊钧以后，才进封为贵妃，朱翊钧即位后，上尊号为慈圣皇太后。听了母亲的训斥，他自知理亏，如果自己的长子因为宫女所生不能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太子，更遑论皇帝了。面对母亲，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迟迟不敢起来。 对于朱翊钧而言，母后训示的压力非同小可，超过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郑贵妃欲立皇三子的图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PtpFsB1PrKqAeBRMTtQkziDnidVuQUHA+r7hza0G0sMjDi7HKWoagEzcJNZGW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