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峡场镇民居

如果把沿长江从湖北宜昌到重庆300多千米的所有场镇展开来比较，我们看到民居这种空间形态和时间形态呈现一种微妙的渐变状态。这种渐变又和两省交界地区、南岸与北岸、沿江与山区、三峡腹心地区与上游农业发达地区、干流与支流等发生着关系。场镇本身又有临江岸一列民居与靠山一列民居，场镇中各街段分属各历史时期，场镇与场镇边缘民居等多形态变化。总之，民居同其他形态一样，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特定地域仅表现出一些特殊性（与周围更大环境相比），但更多的是关联性、共同性，故三峡民居研究不能孤立地只着眼于三峡地区。放眼看周围省区相关区域，则处处何其相似；然了解多了，又处处有区别。这就使三峡场镇民居既受中原文化深层影响，又有独特的地方色彩。为了便于叙述，我们不妨用时间作为一条线把场镇串起来，然后分段分片予以解析。

·清代三峡场镇民居

·民国三峡场镇民居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场镇民居

以上三大历史时期的三峡民居中，又内含若干时间段的变化，如下所示：谈三峡民居，我们又不能不涉及在四川盆地这个地理条件影响下，经数千年融会形成的巴蜀文化圈。三峡地区虽以巴文化为主，和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比较，如果论其间之差别究竟有多大，截然不同的时空形态在何处，平心而论，那是很微妙的。二者处在同一个盆地的地理环境之内，经过长时间的融会，已得到广泛认同。但离开盆地，无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北方陕西，东方湖北、湖南，南方贵州、云南，文化差别立即显现，和巴蜀盆地内的诸般形态拉开了较大距离。民居之类无非小科，犹出现特征比较明显的差异，形神之态各自罩上浓郁的地域色彩。而在聚落表现形式上，上述区域多村落、多血缘性结合的民居组团。若有场镇，则不像盆地多由移民会馆之类和宫观寺庙等大型建筑构成场镇骨架，空间结构围绕其作为核心内聚组团，进而互补并制约着场镇形态发展。上述地区场镇结构显得松散。造成这种空间现象—一种独特的聚落结构表现在市镇形式上，是因为自古巴蜀之地少有血缘性结合的聚落形式。自秦灭巴蜀以来，中原本来在春秋时期盛行的“人大分家，别财异居”民俗反而在巴蜀之境找到了生存发展的土壤，且一直沿袭至今。亦可说现存在巴蜀之境的无聚落和散布农村的单户现象是远古中原文化在巴蜀的传承。其场镇数量的巨大和场镇文化的灿烂，同是这一现象直接的结果，也是一种特殊的聚落表现形态，不同的是它把聚落内涵扩大了，扩大到了血缘、地缘、志缘多形式结合的境地。而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仍然以血缘性聚落居多。两相比较，使我们更易观察出巴蜀场镇空间内涵的包容性和复杂性，这对于进一步分析三峡场镇民居提供了基础、背景。另外，在其他中原古制于巴蜀的传承上，可举路程长度的计算为例。如刘敦桢言：“川中路程，每千米折合2.5华里，故每华里之长度较常制略短。疑川省各地里数乃秦、汉所定，相沿迄今未改。”（《刘敦桢文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这进一步说明了秦统一巴蜀后，中原文化对其发展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