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提到四川聚落和全国其他聚落有一个极不同的现象，至少清代以来川中农村罕见血缘性结合的聚落。其理可推至宋代，宋太祖曾针对四川“人大分家，别财异居”下旨：“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又说：“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宋史》）笔者从东汉牧马山画像砖上的大型庭院格局布置中推测，秦汉时期四川血缘性结合的聚落恐已开始解体。一是庭院中没有形同中原的严格中轴对称的房屋宗法礼制组合；二是四川自秦灭蜀后大批秦民入川，移民四川的运动已经开始，很可能秦民先以地缘性、血缘性结合住在一起，后渐次与土著通婚交往，这种结合亦开始解体，并导致居住的分散；三是近些年在以三星堆为中心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一处房屋遗址有类似中原的宗法礼制布局，这说明长江上游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远古建筑文化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在房屋的格局上同样可能有别于中原形制。
但不少史学家论证，那时成都平原已经有了聚居形式，《四川古代史稿》认为：“三星堆的房屋遗址和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密集定居生活。”可以推测，这种“密集定居生活”的空间形式必是聚落，但以何缘聚在一起？想来多是血缘性结合。至少尚没有报道秦以前有大规模的外省移民入川，尤其是中原移民入川。自然，外来的文化要对四川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还不可能，也就不可能构成地缘性结合，而盆地内部也未有此流动人群的地缘性结合。秦灭蜀是四川历史上大规模中原移民的开始，无论情与理，入川伊始，移民皆以地缘、血缘双重结合的方式居住在一起，犹如明初聚居在现云南腾冲和顺乡的居民一样，七姓人来自四川巴县同一个地方。
四川盆地四周有高大山脉的特殊地理形态，阻断了与外界的交往。与之相反，盆地内则是浅丘平坝，使得古代巴蜀两地交往毫无地理阻碍。虽多民族同栖息于一盆地之中，但长期的融洽交往使其并无截然不同的文化分野，并认同同一文化圈，包括秦以前的诸多文化现象中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为一体。自然，处于交通动脉长江两岸的三峡地区也不例外。自秦汉起，三峡地区开始也是以地缘、血缘相结合的形式构成聚落，其后受“人大分家”民俗影响，聚落解体。川东流传至今的民谣“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同为川西所唱，其深层意思是“幺儿”以上兄姐成人后皆离开父母，散居于其他地方，赡养之事唯依靠最小的儿子。这同时也说明居住形态的分散在那时已经开始，正如我们讨论的，这种“人大分家，别财异居”现象很可能是巴蜀之境固有的民俗。秦汉以后历朝历代虽有移民大规模入川，仍渐被这种民俗同化，以至于这种同化到现在还在进行。那么，代替农村聚落形式的必然是另一种功能更多更全的形式，那就是场镇。
另有史学家称，“别财异居”是商鞅时期的政策，其俗在中原家庭结构关系中是普遍现象。秦灭蜀后，秦民把这种民俗带到四川并一直传承至今，又结合四川盆地诸多因素，稳固地延续下来。而四川之外的地方此种民俗反而渐次消失，多又回到血缘性结合的模式中，故才有宋太祖的一道怒旨。但川民仍“一意孤行”，“别财异居”适成川中民俗。若从另一角度看，恰是四川在此民俗上延续传承了中原文化。笔者窃以为，生产单位的划小对生产效能的发挥、生产关系的调整，在封建时代无疑是优于宗族经济模式的，正如分田到户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样。
四川场镇兴起，多言草市居先，唯应追寻赶草市之人来自何处。从草市发展成场镇的格局关系来看，来草市交易的人多为附近农民。四川草市和北方不同的是，不依靠某一村落为交易地点，从而渐成市镇。四川明显没有可以进行交易的村落，而唯有草市，包括三峡地区也是如此。从史料上看，南北朝以来不仅草市，场镇兴起也有了一定数量。想来那时构成场镇的基本空间组合，仍可能是地缘性、血缘性甚至志缘性的结合，或各自成团。明以后渐次有了会馆、祠庙之类。至清代移民，鄂、湘、陕、粤、闽、赣等省大股移民带着规模化的地缘色彩入川，虽大多分散在乡间，史料表明，地缘性结合的会馆在清前期兴建，即在移民运动方兴未艾时便纷纷兴建。举川西距移民原省更遥远的荥经县为例，湖广会馆雍正年间重修，江西会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建，福建会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建，陕西会馆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创修。那么，距移民省地域更近的三峡地区，想必这样的地缘性结合形式的出现也不在川西之后。此实则建立起了不同地域移民的文化据点，“它们保存自然并不封闭自我，它们势必要求发展自我的道路，必然要展开与别的文化据点的联系”。“由于会馆的建立，原来这一带零星稀疏的民房也逐渐规整成街道，并一直延续到今日。”（四川文联：《四川民俗大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如民国《云阳县志》记载：“全县有会馆54座，其中：帝王宫（湘北黄州帮建）15，万寿宫（江西帮建）13，禹王宫（湘帮建）9，天后宫（福建帮建）3，靖江宫2，齐安宫2，长沙庙1，南华宫（粤帮建）1，陕西会馆（陕西帮建）1，湖北馆（湖北帮建）1，岳常澧馆（三府人建）1，衡永保馆（三府人建）1，关帝庙1，庐陵馆1，万寿宫1，安邑宫1。”从中可看到，三峡城镇在空间占有“份额”上，地缘性结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此点也说明地缘性会馆不仅建得早，还建得多。在明末清初四川城镇的一片废墟之上，必然有相应的民居、店铺、作坊等小型建筑围绕会馆修建，并形成以会馆大尺度、大体量建筑为中心的空间组团。组团之成，多相距一定距离，于是便构成了一城、一镇、一场的空间发展制衡框架，正如前述，各会馆之间民房规整联系起来，渐成街道。因此，这里必须阐明一个程序：不是已经有了完整街道后才选择一块地建会馆，而有可能是建会馆后再在各会馆之间将民房串联起来组团，规整成街道。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先有各组团之间相互打破壁垒的沟通，否则各有戒备，一条街还是难以形成。
除了上述地缘性结合的会馆，三峡场镇血缘性结合的宗祠空间不是很多。它们大多分散在农村，比如，云阳著名的凤鸣镇彭氏宗祠、忠县蒲家场秦家上祠堂等都在乡间。那么，三峡场镇街道又是如何以血缘性结合形式出现的呢？这就是民居，洋渡场古家三兄弟有三宅集中分布在一段街道的两旁，龚滩有杨力行大宅辐射周围若干民居并成组团，大昌有“温半头”街道、“蓝半边”民居组团，等等，其成型之初，不过一两宅经营商事，聚财后再相邻建房、建铺面，遂成街道。
志缘性的结合附近似乎显得更广泛，表现的中心为王爷庙。依靠江河生存者，以船帮为主，三峡场镇中王爷庙往往在码头附近兴建，其理当是为生产生活之便。民居自然就在其周围聚集，蔚成组团。再有就是屠宰业之张爷庙、医药业之药王庙等小祠小庙，其造势不大，亦不可能在空间组团上成气候。但以民居形式出现的空间组团则自成一体了。西沱独门嘴由以收售桐油为生的几户人家的聚居点，渐次成为西沱上场口民居组团。先以巷为街，再临街设前店后宅。龚滩杨力行聚集大批搬运工，工人必要住宅，远了不行，就近建房形成组团，亦渐次成街。
以上三峡场镇空间地缘、血缘、志缘性三大空间框架，基本上构建起了一个场镇的格局，并使相互间达到空间再发展的制约与平衡。当然，这种制衡随着农业市场经济的深化，各省移民、行业间的交融，相互间个性亦开始模糊化，并在建筑空间上表现出多重性。比如关帝庙，有时既是陕西会馆地缘性组织，同时也是盐商盐贩的行业性机构，即志缘性结合。更多的地方不是陕西人与盐商，也共建关帝庙，其理在偶像关公已成为中国人推崇的正义、仁厚、英武的化身，被视作“国神”。那么，围绕关帝庙四周的民居组团成分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晚清以来，三峡场镇人群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亦相互混存了，里面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仍是经济。正如西沱谭安余老人所言：“解放前的生意主要是以盐号油号为大宗，上走盐巴，下走桐油，中间的栈房、店铺、绸缎铺、杂货铺、药铺、铁匠铺、纸扎铺等取小利。”显然在街道格局及空间组合中，西沱已全然抛弃了原以宫观寺庙为主体为核心的组团街道格局，即地缘、血缘、志缘性结合的空间组团。比如，码头原以禹王宫为中心组团，中段以万寿宫、天上宫、张飞庙为中心组团，上段以谭氏宗祠为中心组团。现在这些组团形态很少见了，这正是资本主义自清末民初甚至民国年间近百年来对农村自然经济冲击的结果。当然，那些带有浓厚农业文明色彩的东西就渐渐淡化甚至消失了。
如果把场镇形态的发展看成是不断线的脉络，那么上述地缘、志缘、血缘性三大组合形态亦可看成是农村聚落形态在特定人群、时间、地域重新整合的特殊形态。这种形态上可追溯到远古一座大房子周围分布着若干小房子的主仆关系模式，近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仍可看到寺庙、官寨等“大房子”周围密布民居组团的渊远古风。这正是一个物质现象只要是人构建的，就必然贯穿历史文化的传承，必然有所沿袭的力证。三峡场镇乃至四川场镇以街道为纽带把多个组团串在一起，最后又形成独有的个性特征，其深层机制仍应到地缘、血缘、志缘三大关系中去寻觅。故场镇形态散发出来的空间魅力等表象，总是有所依据，甚至随社会发展而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