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峡场镇与“九宫八庙”

三峡沿江城镇宫观寺庙自清以来可谓盛极一时，各城各镇所拥有数量，多者远超出“九宫十八庙”。“宫”与“庙”各占比例又有所区别，相互之间孰多孰少，皆视各城镇具体情况而定。大城市，如重庆、宜昌、涪陵、万县等州府所在地，小城市，如长寿、丰都、忠县和下川东各县县治所在地，宫观寺庙之量多已超出“九宫十八庙”之数。2001年，在成都艺术宫曾展出一德国人于1902年拍摄的云阳县城照片，是站在江对岸的张飞庙外拍的。当时云阳城宫观寺庙之多，真可谓蔚成半城之势，非常壮观。而“九宫八庙”之谓恐多指县以下场镇所拥有的宫观寺庙数量。民间流传城市与场镇有“十八庙”与“八庙”的差别，不是毫无根据的，数量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大小、规模的不同。这是表面一句话，个中深含城镇空间建筑类型的多寡。

无论城镇寺庙宫观有多少，在大部分通航的川江内，尤其是三峡长江干流、支流沿岸城镇，出现了一个其他地区虽有，但地位一般，而唯独三峡沿江城镇处处可见的祠庙现象，这就是王爷庙的存在。此现象一直延伸到湖北巴东县楠木园镇，成为邻近川境唯一有王爷庙的地方，原因是该庙由川人所建，又是离川境最近的场镇，是供四川船工进出四川烧香祭祀、祈祷平安的地方。顺峡江往下到湖北，虽也有船工祭祀之庙，但不叫王爷庙。比如，香溪镇对岸香溪河与长江交汇的坡地上的水府庙，同样也是船工求平安、祭祀河神之地，但祠庙称谓不同。镇江王爷相传是斩蛟龙治洪水的赵煜，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王爷生日，船工们都要出钱在王爷庙内吃“王爷宴”，请戏班子在戏楼上唱戏酬神。一般船工开船前也要去庙里祭镇江王爷，吃开船饭。

关于王爷庙的得名，自贡著名的《王爷庙碑记》这样说道：“王爷者，镇江王爷也。能镇江中之水，使水不汹涌，而人民得以安靖，以故敕封为神灵，享祀于人间，凡系水道之地，皆庙宇有焉。”王爷庙多由利用江河搞航运的商人兴建，或与人合资，或募船工钱财兴建，目的是供奉镇江王爷以祈河神保佑，使航运一帆风顺、一路平安。这些航运商不仅建庙，还在住宅堂屋神位旁设王爷位置。住宅堂屋共立三块金漆木牌，中为“天地君亲师”传统正位，两旁各刻“镇江王爷”及“福禄财神”字样，供人们朝叩夕拜，以祈福禄。自贡为清以来川盐大宗生产之地，自然汇集本地及外地大量航运商。江河中行船，水势凶险导致船沉货毁是一个方面，“金生于水”“水去则金失”的阴阳五行之术的迷信说法则又是另一方面，它们都影响着王爷庙的选址。如自贡王爷庙在釜溪河流经沙湾之水深浪急的峡口处选址，建庙镇江。“金生于水”，一举两得，目的之一亦是锁住财源不使外流。这一选址之术深刻影响了川江尤其是三峡航运段王爷庙的建立，特别是清乾隆年间与咸丰年间两次大规模的“川盐济楚”形成“楚岸”，进而影响城镇的空间发展，王爷庙的纷纷兴建也多在此时期。其选址亦如上述，多在城镇的上游方，江面狭窄处的岸旁。典型者如长寿扇沱场、忠县洋渡场、酉阳龚滩镇，等等。从中管窥川盐大宗输出之地自贡王爷庙之选址，亦有王爷总庙之嫌。当然，王爷庙也有选址于城镇之中者，如忠县顺溪镇，其庙则在镇中，但其朝向亦为江的上游方。

王爷庙建于镇旁上游方的位置，恰构成三峡场镇一大空间特色，这有别于其他场镇空间格局，形成三峡沿江场镇的一种空间特征。它的客观影响和存在优秀的方面是：

（1）它是顺江而下时船中的人最先见到的场镇建筑，其选址特征、不同的外观亦构成该场镇标志性空间，从而产生一个场镇空间可识别性的先导，使人易于记牢某场镇在江岸的位置、空间特点。

1921—1926、1929—1933年间，丹麦建筑师普里卜·莫勒两度在中国逗留，对中国建筑产生极大兴趣，去过11省旅行考察，收集了大量宫观寺庙、乡土建筑资料。回国后整理成《中原佛寺图考》一书，于1936年在丹麦出版。今图稿引自该著作，从中可看到三峡城镇宫观寺庙在20世纪初叶的辉煌。

（2）它是吸引生活枯燥的场镇居民的一个恰当去处，一般距场镇边缘不足100米，与场镇形成若即若离的关系，又“属于场镇一部分”，在场镇居民心理空间占据一定位置。

（3）它自然就构成场镇上游方场镇的起点或终点。送客、迎客由此终始，空间与心理，社会行为、人情世故皆得圆满和合。若无此庙，一切无从说起，诸端于是纷乱，遗憾自然多多。

龚滩镇陕西会馆，又称红庙子、关帝庙。红庙子之说缘起于关公为红脸，陕西人以门墙涂红色，将会馆人格化。周围护以街道及民居，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街道及民居组团的成因，又充分说明了场镇以公共建筑为核心的结构关系。

龚滩镇川主庙紧挨董家祠堂，周围形成以街道为纽带的民居组团风貌。

（4）它构造一个节日场合，如船工祭祀，居民“打会”，丰富了场镇生活。其他乡间聚会、民间节庆亦可借此空间进行。

（5）由此可绿化祠庙周围，渐次可成乡间“园林”。

（6）沿江场镇居民，很大一部分依赖航运生存，王爷庙于是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会倾其所能保护这一“圣地”，无形中保护了建筑和文化。

（7）它由于是公共建筑，有相对较强的财力投入，又必然邀约技艺高超的匠人修建。王爷庙亦成为匠人施展才艺，与其他匠人一比高下的地方。这自然会留下从建筑总体到细部的众多精品，并构成区域文化里一个时期的发展片段，或者乡土建筑类型发展章节，甚至乡土历史的剖面。

当然，三峡场镇“九宫八庙”不独王爷庙一类。像大昌镇就有南华宫、城隍庙、天上宫、万寿宫、观音殿、帝王宫、张爷殿、三皇庙、普济寺、文庙、禹王宫、清寂庵、关帝庙、土地庙等。不过，“九宫八庙”数量较多的现象，多出现于现在农业型城镇或者农业与交通相结合的城镇。大昌即属于农业型城镇兼航运码头，是最能展示农业文明之地。说到底，“九宫八庙”是这种文明高度成熟的表现。大昌盆地的富庶和航运经济的辅佐，必然带来宫观寺庙的昌盛。自然，一个地区宫观寺庙的多少，根本上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因此，经济薄弱的小场镇宫观寺庙数量就少多了。

另外，非农业型场镇很少有“九宫八庙”。像巫溪宁厂，虽有2000多年历史，但以盐矿兴镇，居民构成多为盐工、役夫、盐商，流动性大，居住临时性强，加之弃农经商务工者众，农业文化观念发生变化，所以宁厂虽也有盐商的“华屋”，却无像样的宫观寺庙，唯有龙津庙一座，实也简陋如一般民居。再有像龚滩镇，号称五里长街、数千人口的大码头，终因以航运为主，交通兴镇，仅有祠庙数座，如船帮的王爷庙及川主庙、陕西会馆、冉家祠堂、董家祠堂，而少其他类型。有趣的是，因龚滩处于汉族、土家族居住范围的交汇点上，在镇上游土家族范围的“场头”出现祭奉冉、杨、田三大土家族土司的祠庙—三抚庙，而镇中出现祭供李冰父子的川主庙。两者于街段布置上的一上一下，蕴含了丰富的多学科内涵。还有如石宝场，玉印山的凌霄殿独霸香客于一山，其他地方再建庙已无必要，就是建庙也决然少香客。一则“石宝寨”名声太大，二则因寨兴镇，街上居民很大程度上是为香客服务而来的。这就导致场镇街道布局围绕玉印山而建，成为三峡场镇空间形态的一个特殊例子，同时又造成排斥其他寺庙兴建的局面。

三峡场镇与宫观寺庙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交织在一起的总合关系。每个场镇又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虽然我们把它们大致分为农业型、交通型、工矿型、宗教型等类别，但涉及具体场镇时亦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无论何类“宫”“庙”，它表现在建筑与场镇的关系除上述王爷庙产生的诸点影响外，尚有如下祠庙详况值得一叙：

在三峡地区场镇，“九宫八庙”建筑类型、数量最多，空间最丰富，体量最大，形态最优美者当属祠庙。尤其下川东沿江一带城镇有清以来祠庙蔚成半城之势，如大昌等镇。而云阳鸣凤镇彭氏宗祠又显示了三峡农村祠庙的辉煌。就城镇与农村祠庙昌盛程度而论，就20世纪初丹麦人莫勒所拍的祠庙等资料分析，三峡地区城镇与农村建筑中祠庙应是最为精湛豪华的。它包括具有移民区域性特点的禹王宫、万寿宫、南华宫、天后宫、川主庙等，具有血缘性特点的各姓宗祠，具有行业性特点的王爷庙、关帝庙、桓侯庙等。这些祠庙内又数禹王宫、万寿宫、南华宫、天后宫等移民区域性结合而兴建的祠庙最为壮观。上述祠庙通称会馆。

禹王宫，即湖广会馆，又有王府宫、关圣宫、全义宫、楚蜀宫、湖广宫、寿佛宫、太和宫、长沙庙、真武宫、濂溪祠、岳常澧会馆、衡永宝会馆、玉皇宫、威远宫、宝善宫等不同名称，是湖广（湖北、湖南）移民修建。

万寿宫，即江西会馆，又有昭武宫、轩辕宫、萧公庙、洪都祠、文公祠、仁寿宫等名称，为江西移民修建。

南华宫，即广东会馆，又有龙母宫、六祖会等称谓，为广东移民修建。

天后宫，即福建会馆，又有天上宫、天妃宫、庆圣宫、福圣宫等名称，为福建移民修建。

当然还有陕西、山西、贵州等省移民会馆。

三峡地区除了原四川省辖地区，湖北三峡地区和临近三峡地区的城镇也广为移民之地，也遍建会馆：在郧西就有山陕会馆、江西会馆，在江陵县有福建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四川会馆，在建始有禹王宫、天后宫，在咸丰有万寿宫、禹王宫，在巴东有武圣祠等。

会馆是原籍文化的集中体现物，在会馆内部，操乡音，叙乡情，演乡戏，食乡味，依乡俗，过乡节，按家乡的习惯制定规范，按家乡的习惯实施义举……会馆几成“移民乡井”，成为乡土观念旗帜下的一种各自为政的自我保护机构，是外来移民求生存本能的反映。同治《新繁县志》卷三《风俗》中就说：“比邻而居，望衡对宇，而其参差之数，善者不相师，恶者不相贬，楚则楚，秦则秦，吴则吴，粤则粤，强而习之不能也。”这种情况客观上造成四川、重庆境内不排外的好风气一直延至今日，这正是移民社会造成的结果。就乡土建筑而言，则造成百花争艳局面。因为往往家族依附不如乡情乡亲依附，“出门靠朋友”，乡音、乡俗、乡土神灵包括乡土建筑皆可成为乡人集合的纽带，并显示强烈的地域内倾性。于是他们自发地“互以乡谊联名建庙，祀其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民国《南充县志》卷五《风俗》）。同时，这也就形成各籍移民会馆不同做法、不同风格的建筑大观。原因是不同格调方可形成不同故土乡井的特点，易于产生同乡人如归故里之感。于是有的会馆不惜重金遥聘家乡匠人来川，按家乡建筑形式、做法，甚至用家乡建筑材料大兴土木。其中不仅包括会馆建筑，有的农村大型民居也如法炮制。这就形成了三峡地区以至全川乡土建筑种类、形态丰富多彩的可观局面。而表现在三峡地区会馆建筑上，据史学家考证，由于修建者多为湖广人、江西人，故禹王宫、万寿宫优于其他。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向前发展，各省入川移民逐渐从竞相比富的会馆建筑、在客地营造乡土环境的狭隘观念走向相互婚媾、打亲家，相互之间来往日趋频繁；更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促进地方水利事业发展，如广东、福建会馆对重庆城垣修缮的捐助。《乾隆二十八年重庆府捐修城垣引文及捐册》中说：

“尔等墙偶缺，必及思补，所以固尔圉闲内外也；门稍坏，必及思整，所以宁尔谨门户也。城垣及合郡绅士商贾人等外内门户独不为严保障，靖奸匪，计亲睦忠爱之谓何？夫补以周墙，整其门户，绅士商贾人等所以同为一郡谋也。劝尔绅士商贾人等，众力共擎，所以靖奸匪而严保障，必如一己一家之闲外内，谨门户，究之保障永固，奸匪永戡。……所以求极效以急公，是有同心也，众志成城，大师维垣，其在斯乎！”

实质上，以会馆为纽带的乡土情结，在全川、在三峡地区，形成了融入社会又保留各自特色的“会馆文化”。凡闽剧、粤剧、潮戏、秦腔、梆子、花灯皆可于会馆中舞台上演，于是凡会馆必有戏楼、戏台。又各省移民间交往，相互适应对方语言，渐次听不懂的乡土方言受到大一统的西南官话整合，出现“四川话”。各乡土饮食亦随之互相借鉴，博采众味而成川菜。故川剧、川话、川菜等时空形式均与会馆后期建筑形制大同小异，无不内在一致，充分说明了会馆在清初、清中叶四川乡土文化发展与形成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王日根在《乡土之链》（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中说：“像重庆，各地移民会馆的相互交流导致了彼此大规模的融合，八省会馆达成一致行动，保证了重庆地方社会的有序管理，重庆在近代的发展中能够保持开放的姿态，与移民会馆促成的重庆人的开放性格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会馆影响的深远。

作为会馆建筑本身，就有一个清初、清中叶以后两种不同风格的问题，即清初各省移民会馆更具各省文化特征。如建于乾隆、嘉庆年间的会馆，闽、粤两省在外墙的装饰上多用“猫拱背”风火山墙，湖广则多用“五岳朝天”重檐式山墙，这在湖北三峡段老民居中仍可看到源出。道光后则“猫拱背”圆弧墙脊与“五岳朝天”五山式重檐直线墙脊相互融合，即中间主墙用圆弧脊墙，左右下跌用重檐直线式脊墙。当然，两者的结合尚有风水意义和审美趣味以及实用诸意义在其中，也不能一概而论。

但在内部平面和空间组织上则开始趋同，共同的特点是追求符合礼制之轨，以南北向偕中轴线制约所有空间，选址以风水中公厅之谓择其城镇北面高燥之地，沿江者则以背山面江为主旨而不计较朝向。尤其南岸会馆，亦择风水中“金生于水”观点自圆其说，来个坐南朝北。因三峡地区尤其是沿江城镇多为坡地，这就为会馆的戏剧演出功能提供有利地形条件。北京湖广会馆馆志言：“前院演戏有戏台一座，后台十间，北东西三面为看楼，上下共四十间，中为广场，可容千人，旧式大戏院也。”三峡沿江地形无疑成为这种“戏院”的最佳地理条件。这也就注定了三峡绝大部分会馆地面从进门上空的戏楼起，层层向上由梯分台的空间格局，这不仅提升了正殿和佛堂的空间地位，亦提高了人们供奉的名神如禹王、六祖、天后（妈祖）的地位，起到了平地会馆无法起到的作用。抬高空间以烘托正殿神位，正是三峡会馆一大空间特色，而作为“戏院”，正好处处无阻碍，视觉死角消失，处处皆可看到舞台全景，可谓一举两得。除上述戏楼、正殿（佛堂）左右厢房的基本空间分配外，三峡地区会馆由于地形限制，少有平原之地会馆中部设过厅，从而形成多进合院的做法，所以进深短，故又无必要在中部两侧建钟鼓楼以及魁星楼之类，如自贡西秦会馆、金堂土桥禹王宫般空间类型齐全。但以上二例均为清前期作品，说明清中后期四川会馆空间组织开始趋同，同时也旁证三峡会馆多为清中后期作品。

彭氏宗祠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建成，选址在一小溪环抱的小山丘凸出处，形似半岛，谓三圣寨。建祠屋基处 叫金鸡弯。其选址事出此地有砂穴之因，传有龙脉从涪陵过乌江到石柱县经柏杨而来。

彭家老屋早于祠堂修建，祠堂由彭家从湖北大冶迁入四川后的第二代修建，名彭宗义。又第三代共三子一起，大儿收租，二儿施工，三儿管账，分工合作，经数年才将祠堂修竣。传彭氏父子四人均中举人，女人也封为一品二品……夫人。

彭宗义父亲彭光基三兄弟迁入四川为第一代，估计已是“湖广填四川”的尾声，时间不会超过道光年间。祠堂修 建时彭光基已不在人世，但老二彭光坚、老三彭光佳仍在世。据此可推断仍可传授湖北大冶一带建筑风格及做法，甚至遥聘家乡艺匠来川授艺也是可能的。

彭氏靠烤酒发财，又传在金银坳挖堰塘偶得金砖，逐渐买田地，发展到二万五千担租。田产遍及云(阳)、奉(节)、万诸县，又在云安占有几股(三股半)盐水，始得修建祠堂经济基础。

彭氏宗祠距今已有140年历史。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截断淮盐供应，鄂、湘、川、黔边区转而仰仗川盐。川盐产销 得到空前发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川盐济楚”。其间使一批人致富，不少人将钱财投入各类建筑建设 中，致使同治年间川中出现建设高潮。川中现存各类大型公私建筑中，有很大部分是同治年间所建，恐属此因。彭氏宗祠当也在内。

会馆建筑，无论在京城、四川、三峡地区，均遵循大同小异礼制：中轴对称，以方形平面为正宗。这是神庙与合院民居的结合，也是对特定历史时期“舍宅为寺”的新建筑空间的诠释。会馆多坐北朝南，南端为大门。同为戏楼，大门做法不同于川内其他地方多牌楼式，而是一面整墙封闭式立面，因用地有限，而且浅色调大面积外墙也易于从江面上识别。大门多设一个门洞，也有开三个门洞者；两旁为照壁，墙面石刻、砖雕、灰塑、彩绘、碎瓷嵌贴同展异彩，融伦理道德、历史故事、神怪传说、川剧折子戏等教化内容于一体。人从大门入，经戏楼之下往前走便是天井；过庭院便是大厅，再而正厅。正厅两侧设东西厢房。大厅可做娱乐、会议、接待、看戏之用。前庭厢房有围廊与戏台、正厅相通，厢房看戏之处有的还有包厢，如重庆东水门湖广会馆，工艺制作还特别讲究。一般厢房用作办公与旅居住宿。不少庭院还引水叠石，种植奇花异草，把园林趣味结合于会馆之中，使会馆建筑呈现丰富多姿的空间情调。

三峡场镇大部分会馆已毁坏，仅存者亦不过破烂框架，但它们在城镇空间的发展中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非凡的结构、渲染、声张手法，有力地烘托了天际线、空间轮廓线、空间节奏、空间疏密、空间识别、大小体量配置、屋面形式在城镇中的组合，等等。会馆和其他建筑类型融融乐乐地维系着中国三峡地区场镇空间形态，在数百年间，构成了独特的东方城镇空间系统，蕴蓄了深厚的文化，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营造魄力和智慧。

另外，三峡祠庙体系中保护得好一点儿的名贤祠有云阳汉桓侯祠（张飞庙）、秭归屈原祠（1976年再建）、忠县白公祠、奉节白帝城等。唯云阳桓侯祠最具三峡坡地祠庙特色，其地面随标高变化而变化，形成屋面交错、空间开敞穿插的布局。它坐落于云阳县城对岸飞凤山麓，传说唐以前就有祠，宋维修扩建，清同治年间毁于洪水，后修复如今状。其主要建筑有结义楼、正殿、偏殿、望云轩、助风阁、杜鹃亭、得月楼等。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庙内碑刻甚多，有历史水文记录资料。建筑结合坡地，布局自由，但主要建筑仍按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前高后低，殿宇均按木构架承重小式做法。屋面形式有封山式、重檐攒尖顶、重檐歇山式等，杂而不乱，丰富多彩。瓦作、脊饰、撑拱、雀替、栏杆、灵格门窗皆做工精湛，工艺讲究。它和对岸云阳城隔江相望，构成云阳城视觉、心理中心，亦成为川中纪念“头在云阳，身在阆中”的张飞的两大桓侯祠之一。张桓侯庙始终成为旅游热点，对云阳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无形中影响着云阳街道开巷、建房、做门窗的面向。故张桓侯庙始终都是牵制云阳城镇建设的一个焦点，包括水库淹没后的迁建争论。由此可见祠庙对城镇巨大的影响。

最后，还有宗祠。三峡城镇宗祠以土著土家族和“湖广填四川”移民诸大姓宗祠为主流，如冉、田、谭、覃、向、秦、巫等姓宗祠。虽今已难觅踪迹，仅在农村残存部分基础瓦砾，但从农村保存完好的移民宗祠的宏丽形态推测，清以来在三峡城镇中，大部分宗祠建筑优于民居。地处云阳县凤鸣镇的彭氏宗祠始祖在乾隆年间由湖北大冶入川，宗祠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兴建，选址于狭长形山洼中凸出的山头，占地约3500平方米，系山寨式封闭合院布局。院落中间耸立一座九层三重檐的盔顶塔楼，高达30米。祠堂外围以条石砌墙围护，四角设碉楼，内部以木结构承重，小青瓦屋面，风火墙封山。平面布局紧凑，空间对称中不乏灵活，地面起伏随空间转折，造成丰富变化。祖堂与塔楼、戏楼在同一纵轴线上，是祭祖、瞭望、观景、看戏、居住、集会多功能空间的协调组合，是三峡地区尚存的也是罕见的大型宗祠建筑，十分稀罕珍贵。与其相呼应者还有旁边两座大型精美庭院，正立面皆石雕、灰塑、彩绘共施，金碧流韵，光彩夺目，构成一组深山中的古建筑群。综上，结合像丰都理明场古家祠堂，还有中外建筑家在20世纪30年代留下的一批祠堂资料分析，宗祠建筑曾经是三峡场镇中一类非常耀眼的、乡土特色十分浓厚的经典性建筑，尤其是经装饰艺术处理的大门与正立面，堪称宗祠普遍重视、倾其财力与工艺展示宗族声威之地。这当然亦就烘托了场镇形态的精美内涵，加深了街道及空间的文化深度，并给场镇烙下一个历史时期建设的优美印迹。

（另：“九宫八庙”与场镇布局等关系请参阅后面大昌古城的分析）

至于佛教、道教与“九宫八庙”在建筑上的关系，以至于如何影响场镇空间，这里面有一个三峡地区佛、道二教的流布问题。虽然三峡地区遗存不少历史悠久的佛寺道观及遗迹传说，但据史学界考证，隋唐以前四川主要佛教寺庙和人物还是集中在川西、川北地区。宋元时期三峡地区大量营造佛教寺院，“如夔州咸平寺，归州灵泉寺，万州武宁县白鹤寺，重庆府巴县治平寺，长寿定慧寺，涪州崇元寺，忠州龙昌寺、龙兴寺，夷陵州山建寺”，等等。

明清时期是三峡佛寺发展的重要阶段。时三峡佛教寺庙林立，其中最著名的是忠州聚云寺和梁平双桂堂。仅双桂堂寺庙，就由一塔、六殿、八院、328间、42个天井组成。上两寺构成的禅系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不仅在三峡地区，甚至云、贵、川、陕、甘、鄂、湘、闽，以至东南亚都深受其影响，其两禅系祖庭都在三峡地区。至清代，佛教势力更是昌盛，忠县在康熙年间为此还专设有僧正司以管理庙产。“民国十二年（1923年）全县尚有寺庙250余所，到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仍存233所，僧众494人。而明清时期万县的佛教势力也不弱，所建寺庙、庵堂有100余座。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万县全县寺庙、庵堂有150余座。民国时期的巫溪，全县寺庙也达136座。”佛寺和场镇发生、发展关系最密切者当推忠县石宝场，石宝场是清代佛教势力昌盛从而影响场镇发生、发展并导致形态独特的最好实例。

三峡地区道教的发展，有该地区自古尚巫信鬼习俗的人文土壤，集中表现在丰都。据传说，魏晋时期丰都就建起三宫九府，唐以后，又在平都山修建仙都观、五云楼，宋则改建景德观。宋明以来，随着佛教势力大盛，丰都平都山成为道、佛、儒三教结合的“鬼城”，先后建起宫观寺庙75座，遂以“阴曹地府”和“鬼城”而名噪天下。道教发展必然对场镇空间格局产生影响，如巴县麻柳嘴场清玄观、万县黄柏的金山寺，其选址临江岸陡壁，开门与王爷庙不同而面向下游，大有顺其自然不信风水之意味。

上述佛、道二教在三峡地区的流布，虽然大多著名寺观都在乡间或城郊的名山丛林之间，但毋庸置疑，它们对三峡城镇空间发展的规模和深度都有一定影响。如丰都名山镇的发展，无不与长盛不衰的旅游业有着深层关系；还有石宝寨玉印山上的凌霄殿与石宝场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揭示出佛、道二教在三峡城镇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就目前所存的城镇尤其是场镇空间与“九宫八庙”而言，事实上是直接与百姓生存休戚相关的祠庙、会馆占据着大多数。它们不仅自身营造精湛、宏丽，且不少与民居并列毗连一起。这是王爷庙沿袭下来的选址习惯，即不会离开城镇太远。这样，在“九宫八庙”与城镇空间的关系上，祠庙、会馆建筑就显得突出了，所以进而影响到场镇空间结构和形态，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间，三峡地区佛寺道观多被国民党或旧军阀军队、帮会占据，或改成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破“四旧”的运动，更使包括祠庙、会馆在内的“九宫八庙”毁废。留至今日者，已残破不堪，这就给研究场镇和它们的关系带来了困难。据考察，若这些东西还存在，当是极为灿烂的城镇文化。 5xWqyCC7cfPPbipdtI65ic1qEY3JA5l6JOPF92cqoamDP9aKsqwzk3J+QgFo7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