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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川东地区与四川在人口祖籍归属上总体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清初以来95%左右的人口来自鄂、湘、闽、粤、赣、陕等省。但各省移民相对集中于某一区域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川南鄂、湘籍人相对少一些，闽、粤人多一些；下川东则相反。所以，我们看到川东沿江场镇往往禹王宫大且多于南华宫、天后宫，如西沱等镇。这里可能有川东距湖广更近、湖广填四川以来湖广人捷足先登的因素在内。甚至一部分人在迁徙过程中就滞留在巴东紧邻四川边界场镇和农村中，也是可能的。因此，在三峡场镇社会结构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因血缘性和地缘性以及志缘性相结合的人群，这些人群形成场镇社会结构的基础，并分别以会馆、祠庙诸空间形式作为纽带，形成维系信仰的中心。比如，湖广人以禹王宫作为地缘性维系中心，有的以若干“×氏宗祠”作为血缘性的维系中心，船帮人群以王爷庙作为志缘性的维系中心，陕西盐帮以关圣庙、关帝庙作为地缘与志缘相结合的维系中心。再比如，有相当土家族人群的场镇，还以三抚庙作为中心，土著人群较多的场镇则以川主庙作为地缘性信仰维系中心。三峡沿江场镇因其处于川江咽喉之部，船帮形成以王爷庙为中心的志缘性信仰结合空间化，是社会结构一大特点，因而也造成场镇空间形态比其他“多此一举”不同的空间特点。此举犹如盐神庙之于产盐区的志缘性信仰结合空间化，是各地因事因时因人不同的空间创造，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具体表现。
因此，社会结构是一个流变的血缘性、地缘性、志缘性相互渗透影响的组织结构。西沱镇属土家族占很大比例的石柱县辖镇，它就没有像酉阳龚滩镇那样有三抚庙以凝聚土家族人心，从而强化作为一支社会结构力量的空间以介入社会形态的地位和形象。而忠县洋渡镇位于忠县、丰都、石柱三县交界之地，场镇行政归属自清以来几经变迁，自然也导致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和变化。变迁的核心以经济发展的强弱为转移，最后发生以血缘、地缘、志缘维系社会结构的淡化，这也是会馆、祠庙、寺观逐渐走向衰退的原因之一。当然，鼎盛时期的清代中叶甚至到清末，各血缘性群体共同努力开发农商，渐次以祠堂显示家族旺盛，并在地缘情感上，以同说家乡土话、摆家乡的故事等，以及民风民俗来联谊乡亲、乡情，在四川共谋发展，于是地缘观念以会馆为维系纽带，各种会馆像春笋般涌现，遍布三峡城镇。与此同时，志缘性结合的社会结构亦同时出现，除船帮的王爷庙外，各行业诸如屠宰行之张爷庙、盐业之龙津庙，以至与不同宗教信仰有关的观音庙、大佛寺、土地庙等寺观一时争辉于三峡城镇，亦即川人所言之“九宫十八庙”，均可属社会结构的流变与衍化的产物，其中不少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过，社会结构的趋同化还有一些重要因素，即几百年来婚姻关系的相互调整，新的地缘观基础上形成的共识，各自文化相互交融后带来的宽容，等等。
由于有上述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的发生发展，清代三峡场镇无论是会馆、祠庙还是寺观，它们在场镇中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凝聚着人们的观念，又为人们提供了活动场所，是一个场镇的精神中心。加之它们多选址在地势显要的地方，如码头、入口、制高点，又往往体形宏丽、高大雄浑、造型庄重、装饰精湛，其大小和内涵远远超过一般民居，形成场镇从外观到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