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峡地区城市与场镇

（一）清代以前概况

前面我们曾讨论过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发掘中仅发现半穴式居住遗址和房屋遗址，尚没有关于聚落的更深一层的房屋密集遗址被发现。近年在三峡工程库区考古中，发现几处大得惊人的商周时代的巴人遗址，“位于大宁河畔的巫山县大昌盆地双堰塘巴人遗址占地10万平方米，经初步发掘，可以断定这里是距今3000年前巴人的经济中心”（屈小强、蓝勇、李殿元：《中国三峡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又在云阳县李家坝发现一个占地5万平方米的巴人遗址，且两处相距仅80余千米，又同年代，“是巴人的第二个中心地区”（屈小强、蓝勇、李殿元：《中国三峡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认为：“此次有关巴人的考古发掘，最令人振奋的是找到并确认了一批巴人的大型遗址或中心遗址。”（屈小强、蓝勇、李殿元：《中国三峡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由于没有关于建筑尤其是聚落方面的信息，无法推测当时空间形成状况，但“中心”必然是由密集建筑组成的。而在忠县中咀建筑遗址的发掘中，则发掘出大约为东周时期的房屋遗址45处，这是三峡地区聚落遗址的准确信息。聚落当然不一定就会发展成最基础的场镇，但场镇必须是具有场镇功能的聚落。所以，可以说自东周起，三峡地区开始出现了场镇的端倪。

有学者考证，可能战国时期在三峡沿江地区开始出现城镇，理由是巴族在川东历次迁徙中都曾在枳、垫江、江州、平都等地建立都城，自然攻防所需的建筑必然存在，也要有相关的生产生活区域及建筑。但是作为考古学意义的城镇的起源，探索“忠县聚落”则最具说服力。

依笔者拙见，商鞅时期中原“别财异居”以及由秦统一巴蜀后而承袭的“人大分家”民俗，在四川被全面沿袭下来，致使秦以来四川很少有血缘性结合的聚落，多是单间独户分布于田野，这又和下述秦汉时期四川出现大量城镇是同步的。到了秦汉时期，沿江也出现许多城镇。因自秦统一四川以来，“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青川县出土奉更修田律木牍》，见《文物》1982年第1期）的同时，在川内大兴水利与城防，不仅“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还修筑江州、阆中等城”，成都“与咸阳同制”（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还修整了民居住宅和市场”（《华阳国志·蜀志》）。这是具有中原建筑文化色彩的城镇的出现。而历来成都尤其是江州对三峡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随江流而下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江州城：皆重屋累居……结舫水居者五百余家。平都：县有市肆，四日一会。朐忍：跨其山阪，南临大江之南岸。永安宫城：城周十余里，背山面江，颓墉四毁。鱼腹故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巫山故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秭归：县城东北依山即坂，周回二里，高一丈五尺，南临大江，其城凭岭作固，二百一十步，夹溪临谷，据山枕江。丹阳：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夔城：跨据川阜，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蓝勇：《深谷回音》，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等等。上述诸城仅为部分叙述。而三峡地区城镇几与成都、重庆建城建镇同步，个中透露出中原治城格局亦渗透至沿江各城镇。同时，城镇分布亦开始在长江支流出现，比如北井县、泰昌县和汤溪盐厂等。

值得再一次指出的是，建筑作为文化，在秦统一治理下，通过移民在川内广为传播，使得“民始能秦言”（卢求：《成都记序》，载《全蜀艺文志》），进而放弃固有语言及民俗，最终影响了巴蜀文化。建筑作为一种特殊语言，亦最终被中原文化代替，具体则指城镇格局，以及建筑选址、布局、空间形成、格调，甚至建筑技术。这一点，东汉出土之画像砖石可佐证。想来三峡地区亦不例外。忠县、丰都陶房就浸透了中原建筑色彩。但又万事不可一刀切之。建筑如同艺术，集中了建筑的城镇在某种程度上亦集艺术之大成，重要的是因时因地因事而治之。受中原建筑文化影响的是有相当农业经济基础之地，方才利于农业文明之仪轨展开。而三峡在汉代有不少城镇均因盐业而兴，就如现今我们看见的宁厂、云安等镇一样，建筑格局大不同于农业型城镇风貌。所以，可想而知汉代三峡因盐而兴的城镇中，自应别有一番空间形态。如临江（今忠县）监、涂二溪，朐忍（今云阳西）云安盐场，巫县（今巫山）之北井（今大宁），汉发县（今酉阳）等县城镇。其选址因盐的发现而无回旋之地，故道路、水系、建筑、桥梁均围绕盐井、厂房而建，空间形态断不会像农业型城镇一样受风水等诸般要义制约。恰如此，才展现了三峡自汉代以来盐业城镇的建筑个性，产生出独特的城镇空间形态及文化风貌，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很激动人心的三峡居民的空间创造。

唐宋是三峡城镇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不仅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水运，由岷江、嘉陵江、沱江而下出三峡的水运线也成为最繁忙路线。杜甫吟“门泊东吴万里船”，又在《最能行》中描写夔州沿江水运盛况“富豪有钱驾大舸”，“吴盐蜀麻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夔州歌十绝句》其七）。可见当时由此刺激而兴起的城镇发展该是何等的壮观。而此时盆地内兴城建镇之风更趋向浩大与精致。成都“扬一益二”时居全国大城市第二位。梓州为“巨镇”，嘉州为“隹郡”，夔州为“峡中大郡”。夔州郡属云安县，时“鱼盐之利，蜀郡之奇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全唐文》卷五百四十四），估计人口已在3万以上。

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市场需要，城镇发展必然向小、中、大的规模层次纵深演进。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尚未形成城镇的地方出现了农村交换商品的定期集市贸易，“时称草市”（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草市即巴蜀最早的场镇胚胎，是区域经济最基层的商品贸易场所，若再发展下去即为场镇之初，亦必然产生房屋使用功能的有序整合，超越农村聚落形态与内涵，把聚落限制在农村村庄的范围内，于是产生聚落和场镇两个不同的空间形态。唐宋时期三峡地区场镇虽文献上难觅踪迹，但其产生的基础已广泛存在，因此可以肯定，其时草市与场镇互为完善，数目定然不会太少。比如，宋元时期的资料《宋会要辑稿》《元丰九域志》《元史》《舆地纪胜》等书中，列述了三峡地区不少城市与场镇。

峡州夷陵县：辖二十七乡，无辖镇。

归州秭归县：辖十七乡，有兴山、秭归二镇和白水沙市。

巴东县：辖九乡，无辖镇。

巫山县：辖八乡，无辖镇。

奉节县：十一乡，无辖镇。

忠州临江县：辖九乡，有 井、盐井二镇和米市。

垫江县：辖七乡，无辖镇。

丰都县：辖四乡，无辖镇。

南宾县：辖三乡，无辖镇。

万州南浦县：辖十一乡，有渔阳、同宁、巴阳、北池四镇。

武宁县：辖四乡，无辖镇。

开州开县：辖十二乡，有新浦镇一镇。

万岁县：辖六乡，有温汤、井场二镇。

涪州涪陵县：辖六乡，有温山、陵江、蔺市、石门四镇。

乐温县：辖四乡，有龙女一镇。

武龙县：辖六乡，有白马津、新丰二镇。

渝州巴县：辖四乡，有石英、峰玉、清溪、新兴、木洞、安仁、白岩、鱼麓、双石、东阳十镇。

云安县：辖十一乡，有晁阳、高阳二镇。

梁山县：辖五乡，有桂溪、杨市、峡石、龙西四镇。

大昌县：辖四乡，有江禹、大昌、安居三镇。

以上城市与场镇沿长江及支流设置，实则已铺垫了三峡地区城市与场镇的分布框架和格局。但有专家考证，这些数量与质量之比甚是不协调，囿于城市与场镇初创阶段，尤其是农业型、交通型城市与场镇尚处经济积累时期，空间上处处露出简陋单薄。比如，万州城“濒江蹲山，土瘠而民啬，居室多草茨，井闾之间，栉比皆是”（《宋代蜀文辑存》卷二十五：刘公仪，《万州西亭记》），又“官曹倚岩楼，市井唤渡船，瓦屋仄蹬，猿啼闻人语”（《石湖诗集》卷十六，《万州》），称“万州城下草连天”。不过，作为城镇，可慰藉者还在于其空间使用功能及形态与景观，再则是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万州草房虽沿坡地层层铺陈，亦不妨有狭窄瓦房镶嵌其间，更有官衙楼房傍岩而建，市井道路离江边很近，呼唤渡船之声亦可听见。这是一个全用乡土材料建立起来的，和城周围碧草、森林连天的环境高度有机协调的农业及交通型城镇，也是中国历来儒学之辈在居住理想上追求的恬淡境界。我们不能用现代建筑材料的观点来审视唐宋时期的城镇建筑，就如我们不能用现在的高楼大厦在建筑历史、建筑文化空间形态方面去生硬地与过去比较。比如成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某些繁华街道上还残留有非常雅致的草房，给成都及外地人留下了美好记忆；相反，那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舶来的“西式”建筑、公馆之类也与草房同时消失，然似乎不甚可惜，在国人脑里亦无所记忆，此正是几千年的建筑审美观念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再举现代万县市为例，其城市景观动人之处绝不在那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洋楼，反而“万县三桥”和周围的坡地瓦房给外国学者、科学家、建筑师、艺术家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独有的城市空间艺术，而不是“破败与简陋”。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三峡通志》说夷陵州城“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这种民俗是否就是造成三峡地区多草房的原因呢？

宋代是四川社会经济取得长足进展的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繁荣，场镇也蓬勃兴起。随之兴旺的城镇建筑亦同时大兴。比如纺织业，就有涪州、渝州、云安军、梁山军、忠州成为纺织业中心。“设置了集中生产丝纺品的作坊”，和麻布、葛麻、“僚布”（棉布）作坊。制盐业方面比唐代更为发达，“夔州路有夔、忠、万、黔、开、涪、渝等州和云安军、大宁监……等州”（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盐业生产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自然，就出现了因盐兴镇，从而带动各类建筑的发展。还有造纸业、印刷业、制瓷业、制糖业、酿酒业等行业的繁盛，亦会与作坊建筑和相应的居住建筑相得益彰，竞相争荣于城镇空间和农村，出现不同造型的建筑外观，城镇形态变得更加丰富。

值得思考的是，使“四川”得名的四路政区建制中，有川峡四路。夔州路为四路之一。除辖四川境内诸府、州、军、监外，还辖湖北施州，贵州珍州、思州、播州。这个区域为土家族和汉族混居之地，两族历来交往密切。从建筑风格上考察，几出一脉，至为接近，木构干栏式遍布境内，形制、空间、材料、做法等大同小异。这直接影响到城镇空间形态，使得这一地区（还包括湘西部分毗邻之地）成为中国干栏建筑及组群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此类型集中与发达是否与宋代政区建制造成政令、文化统一有关呢？应该说是有关系的。

关于明代三峡地区城镇的情况，历史学者蓝勇有比较深入的统计与阐述，下抄录其引述正德《夔州府志》卷二的一些资料（蓝勇：《深谷回音》，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本府：五街、二十四坊、三市、一镇、一捷。

奉节县：三坊。东南487丈、西北487丈、周围975丈，440户。

云阳县：二十二坊。1494丈（八里三分），990户。

万县：二街，六坊。五里许（900丈），440户。

巫山县：三街，一市，十四坊。三里二分（575丈），330户。

大昌县：三街，一坊。220户。

建始县：一街，五坊。三里许（550丈），550户。

梁山县：四镇，三十坊。五里（950丈），1100户。

开县：一市，五坊。二里许（360丈），770户。

新宁县：四街，七坊。770户。

东乡县：五街，十坊。三里（550丈），550户。

达州：二十坊，三里五分（629丈），1430户。

大宁县：三街，十坊。三里五分（630丈），330户。

夷陵州：周862丈，770户。

归州：周六里（1082丈），660户。

兴山县：334丈，220户。

巴东县：无城郭，1045户。

三峡为山地丘陵地形，但城镇仍沿用自战国以来适用于北方平原城市规划布局的里坊制，足见中原文化影响之深。里坊制的特点是街道呈方格网状，“25户人家组成一个基层单位‘里’，和‘闾’的行政单位对应，最小城邑单位就是‘闾’‘里’”。“每一块方格用地面积也相等，每一块封闭式的方格用地称为里或称为坊”（孙大章：《中国古代建筑史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像这样严格的里坊制度，如果照搬平原规划布局，显然在三峡沿江陡坡之地是无法展开建筑的。迫于压力非做不可，则定然僭纵逾制。中国营造学社抗战时来四川调查城镇与民居时，刘敦桢、刘致平教授嗟叹“僭纵逾制”一词，谓四川表面上遵从上面的“建筑政策”，下面则偷偷地在城镇与民居等建筑营造上我行我素。后来四川普遍出现建筑上不同于全国各地，而自有一种独到之处，则正是“僭纵逾制”的功劳。三峡地区亦不例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建筑上的反映。当然，地形因素亦起相当大的作用。

（二）清初以来城镇概况

从建筑学角度研究乡土城镇与建筑，现存的空间是第一位。三峡地区现保留下来的古典城镇、乡场、民居、桥梁和其他乡土建筑，几乎都是清代以来的遗存，罕见真正属于明代或以前的作品，尤其是木构体系。原因前面已有阐述。主要是明末清初战乱等方面的原因，把历代积累下来的建筑差不多都毁灭了。像李自成、张献忠率众攻打巫山城多次，城内受到极大破坏，致使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时知县李裴组织重修，耗银12559两。石砌砖拱，城垣总围716丈，城墙四门重新取名为东“太清门”、南“平江门”、西“盛源门”、北“世润门”。忠州城垣，在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天启六年（1626年）两次维修基础上，至清康熙六年（1667年）经战乱破坏又补修一次，并在原已有五道城门的基础上，在城东北又增辟一门，谓之“黄龙门”。

四川明末清初的动荡之烈、时间之长本已为全国仅有，然三峡地区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来回穿梭征战，接踵而至的清军又大肆烧城垣，毁民房。后来残明势力拼死抵抗，在所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包括不给清军以立足之地，主动实行焦土政策，毁其一切可毁之城垣房舍。动乱之中还不乏盗匪趁火打劫，也加入毁灭城镇与建筑的行列。待清统一四川，三峡地区局势稍为安定，接着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康熙年间夔东十三家的起义，直到清中叶川楚、川陕边区白莲教起义，以及镇压起义的地方地主武装坚壁清野，致使三峡地区动荡时间之长、程度之惨烈，在川内乃至全国同样罕见。它造成“人户逃亡，土地荒芜，农村萧条”（道光《忠州直隶志》卷一）。在长达100多年的战乱之中，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谁又敢建像样的新房招惹世间，自找麻烦呢？因此，三峡地区建筑营造兴盛时期应该是以清政治局面统一稳定、经济市场全面复苏的乾隆年间为转折时期。再以忠州为例，乾隆初年“城市萧疏，仅如村落，其十字街一带均属人民住房，南门外河街，米粮而外，唯有布店三间”（道光《忠州直隶志》卷一）。而乾隆中期“田野之民，聚在市，茶房酒社，肉俎脯案，星罗而棋布焉”，“或袜尚通海，鞋尚镶边，烟袋则饰以牙骨，熬糖煮酒，皆效法重庆”（道光《忠州直隶志》卷一）。这里面作为城市功能的建筑，至少可以列出茶房、酒肆、肉铺、鞋袜加工作坊、水烟房、熬糖房、糟房等及相应的民居系列乡土建筑。

而乾隆时川盐销楚：“一交楚界，则价倍于蜀。”（民国《云阳县志》卷十三）这又推动了三峡沿江场镇的建筑兴起。“渝州每岁下楚米石数十万计。”（乾隆《巴县志》卷二十三）船运交通同样也促进了场镇发达。此时的三峡地区长江两岸，农业经济、商品经济、盐业、矿业、手工业等各行各业皆得以全面振兴，并直接带来了建筑营造高潮。

云阳：“嘉，道中，此县商务尝大蕃盛，父老言两关外老街皆贾区，多湘、汉人，故城内外多两湖会馆，并有岳、常、澧、永、保诸府分馆。”（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三）当时云阳城内可谓已成“九宫十八庙”的灿烂建筑大观。

2001年6月，成都艺术宫曾展览一德国人1902年于云阳江对岸拍摄的照片，时云阳仍是宫观寺庙居半城之貌，用“辉煌”二字形容毫不过分。今存之云阳张桓侯庙作为祠庙，其建筑之辉煌亦可见一斑。

巫山：“商贾半多客籍，道光初年，多两湖人来巫坐贾，均获厚利。又盐务畅行，山陕富商在巫山邑就埠售盐，财源不竭，以致各行贸易繁兴。”（光绪《巫山县志》卷十五）山陕商贾好建关帝庙、三圣宫之类，和两湖（实则包括闽、粤、赣等省，“两湖”之称，常包括上述在内—笔者注）会馆，诸如禹王宫、南华宫、天后宫等交相辉映，亦构成巫山城内宗祠会馆林立的建筑格局。

城镇商贾宗祠会馆兴建之盛，还可以从三峡库区抢救保护文物项目中略述一二，以窥全貌。

巫山大昌：关帝庙，帝王宫。云阳云安：文昌宫，帝王宫。盐渠：高祖庙。马沱：张王庙。双江：李家祠堂。忠县：巴王庙，太保祠，老官庙，关帝庙，萧公庙，石宝永兴王爷庙。石柱西沱：三圣宫，禹王宫。长寿扇沱：王爷庙，凤城桓侯宫。巴县木洞：万寿宫等。

而城镇宗祠会馆兴建之风又直接影响到农村，其特点是以宗族家祠的面目出现，数量之大、建筑风格之繁复、构造之精美亦不在城镇之下，诸如田家祠堂、谭家祠堂、向家祠堂、冉家祠堂，等等。突出的典型代表是云阳凤鸣镇彭氏宗祠、忠县蒲家场秦氏上祠堂等。

无论在什么地方，民居均是乡土建筑中数量最大者，同时又是最具创造性和个性的。清代中叶，各省移民由于相继稳定在三峡地区的城镇和农村，创造出了各具特色、风格的居住形态。城镇与乡场中，民居毗列，并与宗祠、会馆、寺庙等各类建筑交相辉映，构成独具特色的三峡城镇空间。至今300年左右的建筑史，给国人甚至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美好印象。在数以百计的城镇中，除万县、宜昌、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忠县、丰都、涪陵等知名城市外，更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场镇，像西沱、大昌已被评选入四川18历史文化名镇之中。还有石宝、龚滩、宁厂、云安、洋渡、武陵、大溪、培石等各具特色的小镇。这些场镇除本身个性突出外，易于名声四扬的沿江地理位置也起了传播作用。而大量优美场镇藏在深山尚不为人所知。下面引用一些资料以窥一二。

同治时万县江北有31个场镇，江南有18个场镇，以大周里的新场、三正里的武宁场、市郭里龙驹坝最为繁华（同治《万县志》卷八）。光绪时长寿县有20个乡场（光绪《长寿县志》卷一）。丰都县民国时期最多有过76个场镇，其中关圣场为明代所建，林家庙场（现崇兴镇）生意繁盛，高家场则“户口稠密，生意繁盛”（民国《丰都县志》卷八）。道光时忠县志记载城中有13个街坊，其他有43个乡场（道光《忠县直隶州志》卷二、卷三）。道光时城口有29个场镇（道光《城口厅志》卷三）。

“而同治时宜昌东湖县仅城郭就有13个集市了，其他乡场集市还有18个之多。兴山也有14个集市（其中两个在城内），巴东有8个集市。到民国时宜昌地区的城镇有了更大的发展，宜昌县就有5个乡、38个铺、16个镇市；归州4乡镇市。兴山县有2乡14个镇市；巴东县有18个镇市。”（蓝勇：《深谷回音》，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场镇选址和民居的情况：“归州于山腹为城，居民不过三百户，城中广厦甚少。乡间室庐亦隘。惟滨江一带如归州香溪新滩等处人烟凑集，檐牙相接。”（同治《宜昌府志》卷十一）兴山县：“在邑者聚庐而处，居乡者户不相比，高原下麓散若晨星，村邻远至四五里，犹云隔壁，室皆浅隘，大率灶疗廩无异位，能具门厅堂室者绝少。”（同治《宜昌府志》卷十一）巴东县城：“旧无城郭，巴东前临川江，后耸崇山，自然之城堑也。”（《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一八九）

综上，三峡宜昌长江段城镇，选址皆“自然之城堑”，或“山腹为城”，或“后耸崇山”，充分利用地形特点展开城镇布局。民居则稍嫌简陋，“广厦甚少”，“室皆浅隘”，而“能具门厅堂室者绝少”者，恐指少见有四合大院完整形制的民居。这说明当地民居尚处在坡地干栏式或夯土为主的范围之中，自然进深“浅隘”。即使有经济能力，陡峭之地也难以营建“广厦”。但宜昌城内就不同了：“郡城内外多高楼大厦，华屋连云……东邑四乡中殷富之家喜营室宇，其闬闳之高，墙垣之厚，所在多有。山居者虽多茅茨，而平壤间比屋连居大村落颇不乏。”（同治《宜昌府志》卷十一）此同时说明两种情况：一是“平壤”之地宜于“大厦”“华屋”的营建；二是“郡城”集中财权势力大的住户，自然“喜营室宇”。以上是三峡宜昌辖段在城镇建设上，因地形因贫富而反映在城镇空间形态上和民居形态上的不同写照。

而四川境内三峡地区有所不同的是：不仅郡县所在地建筑较为发达，而且一些场镇建筑绝不在其之下。比如宁厂：“自溪口至灶所，沿河山坡俱居民铺户，接连六七里不断。”（陈明申：《夔行纪程》）“屋居完美，街市井井，厦屋如云……华屋甚多。”（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岩缰断续四五里，石筑屋居人稠。”（王尚彬：《大宁场题壁》）除了宁厂，凡产盐场镇，诸如云安、㽏井、涂井等镇，其场镇建筑描述也不乏典籍文献记载。还有一些沿江商业、交通、农业型场镇，诸如龚滩、西沱、武陵、石宝、新场、蔺市、李渡、高镇、洛碛、木洞，等等，无论场镇整体空间形态或者镇内民居、宫观寺庙、宗祠会馆，都有非凡的个性和建筑特色。笔者在多次沿江场镇调研中，所见仅民居一项不在千例之下，皆可言无一雷同者。这是宅主任凭自己对居室空间的独到理解创造出来的民居艺术。它将若干不同而具个性的空间汇聚在一起，又组成一个个生机勃勃的场镇空间组群。故言场镇总体空间形态特色，则必须涉及其基本构成单元之特色，亦即每户民居独特的内外空间。

另外，三峡场镇美名远播还与科学家、建筑师、画家、文学家的宣传有关。他们以睿智的目光从各个层面展示三峡场镇，全方位地著文解剖、测绘详图、丹青渲染、纵情讴歌。如英国李约瑟等一批西方科学家对场镇建筑的考察，国内若干建筑师——诸如清华大学汪国瑜、成城教授对西沱和石宝场镇的剖析。

还有像李可染、张仃等国画大师的痴情写意，吴冠中、乔十光对龚滩的色彩描绘，更有文物工作者反反复复对寺庙、祠庙、会馆民居、桥梁的精心研究，林林总总，使得三峡场镇的奇特、诡秘、壮美、深邃呈现于世人面前。何以三峡小镇如此动人心怀，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凡临江场镇，总有一面空间（亦即临江一面）留给宽阔的江面，以利于江上乘船的旅客观察。场镇空间都不大，过客容易整体把握一场一镇的总体面貌。因此，留给旅客的印象不流于琐碎，易牢记。

（2）宽阔的江面犹如宏大无比的展厅，可进可退，人在船上流动，不断变换视觉角度，场镇焦点亦成动态，于是人可较快地改变视角欣赏沿江场镇的多个侧面。

（3）洪水季节，水面濒临场镇木结构之下，人可从江面近距离体验木构体系纵横交错的空间韵律。

（4）沿江场镇木质材料的深褐色与屋顶的深灰色融为一体，又与反差较大的整体色彩和周围自然色彩形成对比，尤其冬春庄稼收获后大地呈现褐黄色，实则表现自然烘托人文在面积上的面与点关系，因此突出了场镇建筑色彩。

（5）有些场镇的布局特殊，一反常态，尤其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像西沱全程垂直等高线街道布局就一反沿江绝大多数场镇沿等高线平行布局的常态。这种布局造成的建筑空间气势，无异于把全镇房屋从水平状态排列转向依山坡层层重叠，以至成为竖立的场镇建筑空间垒砌。这在整个长江沿岸是仅见的。还有石宝场街道几乎围绕玉印山一圈，玉印山孤峰突立的形象同时又成为石宝场的标志。这样奇特的空间形象以及和场镇的关系在长江沿岸也是罕见的。

（6）场镇选址在特殊的地形上，也是造成强烈的空间感染力和冲击力的原因：乌江陡峭岩畔上的龚滩镇，临河一旁的房屋几乎全悬空而建，街面以下各层柱网如森林，蔚成干栏建筑大观。此类场镇在长江三峡及支流分布，具有相当数量。还有的龟缩在一静谧港湾（回水沱）内，享尽与世无争的清闲。更多的选择在支流与长江交汇的三角地里，以利于航运渔猎的方便。凡此种种，场镇及建筑以十分突出的人文气氛和与众不同的场镇空间个性感染着游人、过客。

（7）就川中场镇总的数量而言，三峡地区沿河流岸旁建立的场镇的数量还是不多的。船行良久才有一镇来到眼前。物以稀为贵。还有些镇可据长江航道大而明确的地理位置予以行政区划定位，容易使人记牢地理位置，这些都是使人印象深刻的原因。

（8）从场镇空间的局部来讲，木构体系穿插嫁接、勾梁搭柱、斜正无常、纵横交错的时间性结构关系，具有无比生动的形式构成。新房是难以成全传统审美习惯的，经历史积淀便生发文化、艺术的诱惑力，生出故事，生出形式感，生出沉郁的色彩。因此，文学家、画家亦成为张扬这些场镇的媒介，给了三峡场镇与民居以鎏金沥彩的艺术殊效。

（9）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场镇及民居的科学性、艺术性引起了建筑师、规划师们的注意，并被认为是坡地建筑典型的范例。因此，国内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及有关设计研究机构人员频繁光临三峡地区，从建筑学角度对三峡场镇与民居展开了深层次的调查研究。这些举动无疑又给了三峡场镇与民居以锦上添花般的完善。

（10）凡县治所在的镇，近些年几乎全被所谓现代建筑取代，古镇面貌荡然无存。人们怀古之幽情转向保存尚完好的小镇，希冀从那里寻觅到一丝历代文学大家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对于三峡人文景观的描述。这些高雅的游人转而以文章、图像在媒介上宣传实地感受，这也无形中向世人介绍了这些场镇。

（11）相对而言，三峡地区沿江场镇仍是川江场镇最密集的地区。过往船只与旅客量都是川内其他河流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省外旅客较多。加之是万里长江航运最长、最险江段，江岸上的那些场镇反复长时间地冲撞人们的视觉，极易给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自然它们的影响范围与程度大大超越了川内其他沿江河场镇。

（三）川江航运与三峡沿江场镇

四川内河航运与三峡长江的关系犹如一片树叶与经络的关系，三峡长江段是叶柄，千条内河是经络。四川境内绝大部分为长江流域水系，水流经“经络”流向三峡唯一长江出口，奔向大海。因此，历史上凡四川与外省交流，涉及货运、客运、军队的进出，亦大部分由长江三峡承担。加之四川内河航运短程交往，亦是刺激沿江城镇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长江是动态的时间文明，那么三峡沿江城镇则是时间凝固于江岸的空间文明。自然它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学者比喻它是介于云梦湖泊文明与西蜀自流灌溉文明之间的文明形态，谓之冷谷江河文明。

远古时期，巴蜀先民就沿江定居。夏代嘉陵江已是一条通往关中和中原的水陆联运路线。秦并蜀后再伐楚，万船顺流而下。西汉以来，巴蜀造船技术迅速发展。唐宋时期，万斛之舟频繁往来于成都与淮扬之间。元明时河运时好时坏，至清代河运复苏又趋昌盛。鸦片战争后殖民文化顺江而上，抗日战争又使重庆成为陪都，三峡长江更成为中国最繁忙的交通大动脉，成为与外界沟通、汇纳百川的“瓶颈”，即四川与外界联系的“咽喉”之部。城因水兴，水为城用，三峡长江沿岸城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凡此都与水有关系。

然而在三峡地区范围内，又构成了自成体系的水运网。它以长江为主干，辐射四通八达支流，如乌江之芙蓉江、郁江、唐昌河，云阳小江之彭溪河、普里河、南河、东河以及汤溪河，大宁河之马连溪、后河、西河等。这些过去通航的河流对两岸城镇的形成与兴建起着决定性作用，并构成三峡地区城镇精华部分。尤其是两江交汇口的位置，往往成为重要城镇选址所在，形成三峡城镇特色，起到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古代巴族原本就是水居民族，居于江河两岸，擅造船行船。早期，他们的活动水域在荆楚之交的清江和四川盆地东部边缘的峡江地带。清江和四川境内的郁江水、巴涪水（即乌江）、浮江临界，又北临巫山大溪水。渡峡江过巫溪水至汤溪河，这是古代盛产盐的区域，是“百谷所聚，鱼盐之丰，坐致富饶”的经济昌盛之地，自然水运发达，河流两岸有仰仗水运生存的居民点与聚落。从前述大溪文化发掘出的以石块系船的“锚碇”可以看出，巴族先民逐水而居都与水运有直接关系。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也。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德峡，故巴有三峡。”此段载述一是说明巴国之都城最早在枳，即今涪陵，为巴国最早兴建的城市，地理位置在乌江和长江的交汇口，有两条水路，交通便利；二是说当时巴国疆域很辽阔，辖现嘉陵江流域之江州（即重庆）、垫江（即合川）、阆中等地，并在那里建新都，沿江建设新城市，还兴“市”于龟亭北岸（即巴县小南海北之古铜官驿）。由此可见，古代巴人利用水运进行战争或商贸，已在其疆域的沿江两岸兴建了若干城市，其中于三峡地区水域亦同时有了像枳这样的都城出现。

虽然我们无法从古代典籍中查寻到当时城市布局及建筑的情况，但从造船技术上完全可以旁证木构营造的其他形态。“到战国末期形成古代四川航运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司马错等利用四川水路交通，多次大举进攻楚国，显示了当时四川航运水平已经相当可观……拥有庞大的造船能力，创造大船舶这类大型单体船，一次可达万艘之多。”（王绍荃：《四川内河航运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这些船虽然都在蜀国建造并顺岷江、长江上游而下三峡长江段及枳，溯乌江而止，但基本上都在三峡地区流域活动。这就必然在造船技术上影响到这一地区。而造船技术的难易度和房屋建造的难易度理应是相通的，比如平衡、对称、嵌接、木材加工等。因此，可以推测，此时期的木构建筑极有可能也是三峡城镇及建筑兴建的一个高潮。因战争必然要动员和荆楚交界的沿江居民，以集中使用，确保后勤，那就相应产生荫庇集中地点人群的房屋，甚至亦有可能产生交易场所以及航运基地。战争结束后，大批就地“复员转业”的兵士滞留下来，这些都构成刺激三峡城镇与建筑发展的因素。

秦统一巴蜀及后来的三国、隋、唐、宋时期，我们在前面章节里对三峡地区鲜见城镇与建筑的记载做了一些叙述和阐释，但这些时期有关四川其他地区诸如成都等地的城镇与建筑的描述较多，虽然它们不和三峡地区发生直接关系，也许不构成对三峡地区城镇与建筑的直接影响。然而由于水运之利，各类船只由岷江而下三峡，其量之大、类型之繁复、船技之精湛、形态之壮丽等方面的特点，必然影响到三峡造船技艺，从而又影响到其他木结构形态。因为从秦到唐代这一大跨度的时期，川江航运总的说来是一个持续发展时期。无论战争、商贸等都不断和全国保持紧密联系。三峡作为四川咽喉之部，仅从船只的质与量上完全可看出木构技术的昌炽，并可由此及彼地推测其对于其他木构形态的影响。

比如：秦司马错伐楚造大舫船上万艘。

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大司马吴汉讨伐公孙述，建直进楼船，冒突、露桡船舰数千艘进出三峡。

晋咸宁五年（279年）冬，益州刺史王濬统率水军乘大舰船越三峡出蜀，“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大船连舫，方120步，载2000余人，以木筑城，起楼橹，开四出门，甲板上能骑马来往”（王绍荃：《四川内河航运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还有用于商业的大型船舶，西汉时“出现了拥有46桨的载货大船”（王绍荃：《四川内河航运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曰“万斛大船”，载重可达 500吨。一些商人拥有自己的船队并在沿江州城郡城开设大商店。直到南朝，长江水运导致沿江两岸商业发达，商船成队，商旅不绝。很显然，这一时期三峡城镇在数量上大为增加，建筑质量也必然有所提高（可以船舶的质量在技术上佐证）。至少拥有船队的富豪在木构陆地建筑上决然有不逊于船舶的豪华。这样兴盛繁荣的局面随着航运的发展，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沿江城镇的发展状况理应说与航运同步，建筑的发展在时间与程度上亦应与四川其他地区相差不远，这可以从今存之四川城镇与东西南北的城镇的比较中得到验证。而三峡沿江城镇有的在格局与建筑的辉煌上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好，尤其是在坡地建镇建房上更显特色。

隋、唐、宋时期，四川的农业偕粮食、经济作物量大品优，井盐业也有所发展，还有蜀纸、陶瓷、糖霜、酒、丝绸、药材等产品也空前丰盛。因此全国各地商贾拥入四川，贩运名特产品。航运的发达促使沿江崛起一大批新兴城镇，其中的夔州为“川东门户，由此出峡船只较大，隋大将杨素还在此营造过各种类型的战船”。“长江三峡是唐代四川水运最频繁的路线”（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至宋代，四川航运空前繁荣。这些都是与政局稳定、物产丰富、商贾发达、交通运输兴旺分不开的，最后促使城镇春笋般地涌现。

也就在这一时期，三峡长江沿岸出现了遍布江岸的造船工场。尤其是在宋代，它和发端于汉代的驿站构成沿江因水而兴的两个人口集中点。工场必是造船工及辅助工集中之地，有官府工场与造船商工场之分，亦必然带动附近农副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工场选址又多为“回水沱”静态港湾，利于航船停泊，同时又利于施工和新船下水作业。像这样的工场极可能发展成城镇。若工场本来就在城镇之旁的江岸上，则更提高了城镇的繁荣程度。

还有驿站，分水驿和陆驿，元代称“站赤”，又分水站与陆站。比如，“涪州，东取江陵至上都，水陆相兼3325里，水路至万州600里，东至江陵府，水路1700里。西南至渝州，水路340里”（王绍荃：《四川内河航运史》，转引自《元和郡县图志》）。中有“重庆路辖朝天、石门、汉东、赤崖、应坝、仙池、桃市、安笃、木洞、落湿、桃花、忠州乌蒙（大站）、岸溉、州溉、涪州等16站。开达夔府等路辖云根乌蒙、梅沱、万州、云阳巫山等站”（王绍荃：《四川内河航运史》，转引自《永乐大典》）。水驿之盛：“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史·兵志》）。由此可见水驿除递传公文之外，还有接待“驰驿扰民”的朝廷命官的任务。而“馆舍”“供帐”“饮食”等相关建筑应运而生，后来演变成城镇。川中与三峡沿江水驿为数众多，若以后来的明代为例，《四川总志》记载其中三峡地区有：

重庆府

以上水驿绝大多数延续至今，完善成现在的传统城镇。

还值得一提的是隋、唐、宋、元四朝对川江航道的整治及某些场镇关系，如对乌江龚滩、关头滩、慈侯滩等险滩的船只过往问题的解决。北宋景德年间，由官府在三大滩江岸上修造转搬仓，实行接力运输，加速船只周转。这对滩口附近城镇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龚滩，街长1.5千米，街道下游段几为船工、搬运工的居住区，出现依附险滩而建的建筑群（因在险滩搬运货物需要），并蔚成洋洋绝壁、陡岩干栏建筑大观。人与建筑皆绝处逢生。笔者认为，该古镇延续1000多年至今，是目前保存尚较完好、发育充分的中国最大的干栏（吊脚楼）场镇建筑群，是极具文物、建筑、旅游等方面开发价值的古镇。还有宁河之大昌镇，宋时置县，所产之盐由大宁河输出，亦历经淘漕险滩，方才水平如镜，它的繁荣也与整治航道有关。所以《大宁县志》言：“盐官孔嗣宗，春日与客泛舟，饮于绿荫之下，商民鼓吹随之，其乐不减于蚕市矣！”

宋元间长期的战争与元末的暴政，使四川航运元气大伤，至明初才得以恢复，但中途并不一帆风顺。比如，万历末期到崇祯年间，全蜀荒旱，城野半空。扼全川水路东大门之夔关，竟至关停。航运衰颓，野渡无人，城镇凋败，城垣退废。明清之际，战乱频仍，三峡航运又遭到严重挫伤，致使沿江城镇发展又跌至低谷。于是明清两代川江航运经历了一个由复苏到发展的过程，所以三峡地区城镇复苏与发展应从雍正时四川有余粮向外输出时算起，至乾隆年间达到航运高潮，其粮、盐大丰收，大部分由三峡输出，航运业的繁荣刺激沿江城镇兴旺。这是今天我们得以看到的三峡沿江城镇及建筑的来历。

明代，四川进出三峡的大宗货物有粮食、盐巴、茶叶、木材、蜀锦等。其中对三峡城镇发展影响比较大的如明洪武六年（1373年），官府从夔州征粮运至成都饷边，复又从重庆运粮至施州卫（湖北恩施）。盐运方面以大宁盐运销湖北荆州襄阳地区，并开始形成庞大盐运船队。由巫山、建始运往黎州、雅州之茶叶为大宗，有关方面在夔州等地设关验卡，船队沿长江逆行而上。丝绸则由长江出峡销往江南各地。另外，明朝还多次采伐四川楠木，组织浩荡的水上运输队伍。万历年间，“川江上下，船筏争流，号子歌声，震荡峡谷，情景极为热闹”（王绍荃：《四川内河航运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这样繁忙的航运局面不仅促进沿江城镇的发生发展，同时又吸引各地移民进入三峡地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五《四川》中说道：“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而在农村也同时流入大量移民。曹学佺《夔州竹枝词》称三峡“沿江坎上即田畴”。于是均成城市尤其是场镇发展的人口基础。

清代从雍正年间起，城镇兴旺发达，至乾、嘉、道年间形成高潮。在明清之际天灾人祸彻底摧毁城镇的废墟上，重新形成了三峡地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建设热潮。除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繁荣的原因之外，此时川江航运以粮食、川盐为大宗的货物外运应是直接加快三峡地区城镇深度发展的关键。

所谓深度发展表现在：

（1）沿江城镇和山区场镇拉开了规模大小、繁荣程度上的距离。“场镇滨江者繁盛，山市小而寂”（民国《丰都县志》卷十），呈现江岸到山区渐次变化的格局。

（2）沿江城镇功能分区渐次明晰。比如，为航运服务的系列空间划分清楚，有修造船的工场、码头、船工行会及王爷庙，围绕旅客服务的餐馆、栈房、烟馆、货场等。这些建筑设施多靠近江边，利于航运开展。

（3）建筑规模与质量和其他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房屋比较，差距较大。最显著而普遍的是：沿江各镇几乎均有利用航运贩盐、贩粮而发迹的“某家豪宅”。它和晚清贩运鸦片起家的个别豪宅、工商业大户豪宅等构成一镇一场民居的建筑景观，规模与质量远优于一般商户、民居。

（4）在建筑文化追求上，突出表现在船帮行会馆祠庙的营造上。三峡沿江各船帮祠庙多称王爷庙，是三峡航运业在清代发达的特殊产物，亦是其他地区不多见的。如忠县洋渡场王爷庙建在正码头上，长寿扇沱王爷庙建在上场口的高岩上，酉阳龚滩王爷庙建在上场口的斜坡上等，均选址高朗，面向上游江流，建筑辉煌，以鲜明的空间特色丰富了场镇人文景观，成为该地标志性建筑。

（5）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由海洋溯长江而上，其建筑文化随之侵染内地，三峡沿江出现个别殖民色彩浓重的建筑，仅民居一类城镇就有许多不同的分布，如忠县西山街一些民居和洋渡场陈一韦住宅。但多数不忍舍弃传统格局，结果形貌弄得不伦不类，这些民居主人多为江上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之人。

（四）三次“川盐济楚”对三峡南岸场镇的影响

最后，特别应指出的是“川盐济楚”对三峡长江南岸广大场镇的影响。这大致分为乾隆年间、晚清及抗日战争三个阶段。

乾隆年间，川盐从大宁、云阳、彭水等盐场销往湖北西部建始、长乐、鹤峰、施南、恩施、来凤、利川、咸丰八州县。盐无论公私皆要由长江南岸转陆运，人背马驮行山道至鄂西并分散各地，自然促进长江南岸和乌江东岸及一些山区道路旁的场镇发展。第二次“川盐济楚”在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截断淮盐，湘、鄂两省转而仰仗川盐，川盐运销范围不仅在湖北进一步扩大，还增加了湖南三府二州，销售量比乾隆年间猛增10倍。盐船多时竟达千艘，谓之船帮林立。在长江与乌江夹角内的川东南及三峡南岸广大山区小道，运盐力夫络绎不绝，使川盐运输进入历史鼎盛时期。如此区域经济兴旺现象亦必然导致局部城镇的兴旺，导致城镇空间猛烈膨胀。那些小场变大了，一些山道上的“幺店子”也伺机向道路两旁扩建形成聚落，进而演变成场镇。所以，我们在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场镇时，在建筑上或场镇发展上，处处都见到“川盐济楚”留下的痕迹。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武汉和长江下游，断了海盐。此时川盐又供应湘、鄂边区，无形中也促进了三峡场镇的发展。当时正是传统场镇全面走下坡路之时，这算是历史文化表现在场镇发展上的回光返照。

（五）再论南岸与北岸

考古学家认为，三峡地区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都靠近江河边、海拔100米以下的水源充足处，亦多属江河两岸一级台地。考古学家王家德进一步指出：长江西陵峡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大多分布在长江南岸一级台地上，仅两处遗址分布在长江北岸，是平原地带同期原始文化中不多见的现象（王家德：《试论三峡地理环境与原始文化的关系》）。无独有偶，我们在广泛调查三峡地区场镇的数量积累中，发现在干栏式建筑这一原始形态的发育程序及发育样式多寡上，长江南岸也远优于北岸。是否可以这样推测：长江是三峡文化碰撞交融的一道天然的隔而不阻的界限，隔是事实，不阻亦是事实，两岸文化除诸多相同外仍存在一些差别？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自重庆顺江而下，市、县一级所在地除涪陵与巴东外，凡长寿、丰都、忠县、万县、云阳、奉节、巫山、秭归、宜昌等重镇均在北岸。而涪陵选址中还有乌江水道的特殊性，巴东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施地区的“派出机构”，犹似西沱之于石柱。因此，当我们回到农业社会从原始初期到成熟的封建时代这一大段时间内进行思考时，发现这些现象的背景有着物质和文化的双重因素：

（1）北岸位于川渝境内，诸县皆依托盆地东部、北部广大农业区域，富庶的农副产品出口易于通过较近的距离、不甚高险的道路而到达沿江港口。湖北段三峡北岸秭归、兴山二县背负神农架大山区，出产微薄，地域广大，足可胜任物质吞吐。南岸则全是大山区，诸般条件与出产不能与北岸相比。

（2）北岸行政纵深区域仅川、鄂两省，尤其原四川所属下川东各县市在陆路历史上皆与省城和盆地内县市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谓之旱路，路程比水路近，两省行政关系单纯，人员流动频繁，易于带来城镇的发达。南岸纵深地区分属湘、鄂、川、黔四省，虽仅川、鄂两省靠近长江，然湘、黔两省各有归属，至少人员分流上截去部分流向。就是川、鄂两省南岸县市所在地，终因经济、交通、历史等，而无必要在江岸之畔建城了。

（3）北岸历史上集中了三峡地区大部分产盐地点，南岸就少多了。

（4）可以通航的支流水系大部分在北岸。

（5）总的说来，北岸人气旺于南岸，加之秦以来中原文化主要是通过川北影响全川的。虽途经川西而川南、川东，然不乏从川北分流直接影响川东者，从通江、巴中、大足、安岳路线来看，不全都是以川西折回川东的影响。因此，三峡北岸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地区，南岸则更加体现出中原文化与土家文化或与巴文化的碰撞。

综上，一条大江无形中在人们心理上形成一道心理屏障，加之客观存在的诸多自然、人文条件，使得三峡南北两岸文化存在一些差别。然而，正是这些差别，使得南岸的一些空间原始形态没有受到彻底摧毁，不少还保留着原始痕迹。就研究角度而言，亦是不幸中之大幸。比如，三峡地区南岸是目前国内发达的干栏式建筑保存多而集中的地区之一；而北岸该类建筑则已“退化”，渐次以石、砖取代木头作为建材，就显得“进化”多了。又恰是上述诸多因素，全都对城镇选址构成深层影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清代乾隆元年（1736年）起，湖北鹤峰、长乐、恩施、宣恩、利川、建始、咸丰、来凤等州县由原食淮盐改食川盐，由此而形成“楚岸”。“楚岸”之谓几乎全在长江之南岸。无论官盐私盐，不独湖北三峡段南岸，亦包括渝境三峡南岸，时“大量商人往返于三峡水陆路转运川盐，研究表明，楚岸当时月销川盐720万斤，年销8640万斤左右”（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如此量大利厚的生意，不仅使一批商人致富，同时又使三峡南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转输盐运的港口组成陆上聚落形式。这些聚落成为通往上述湘北诸州县的陆路起点，刺激运输业、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产生和繁荣。伴随这些山道路线上人流的频繁往返，幺店子、小聚落、场镇等规模大小不同的建筑亦随之出现。清末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截断淮盐的运销，湘、鄂、黔三省再一次转向依赖川盐，掀起了第二次“川盐济楚”高潮。笔者考察时注意到，三峡南岸城镇的清代各类型建筑中，建于咸丰年间的不仅较多，且规模较大，质量亦较好。其发展和川中其他地区同步，尤其是与产盐县同步。因此，可以说，咸丰年间掀起了封建时代四川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建筑高潮，也是传统建筑在四川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以后则渐次衰败和混乱了。

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长江中下游，陆路盐运又受到影响，于是第三次“川盐济楚”高潮形成。此次城镇建设进一步受到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建筑上尤其是民居建筑上，不仅沿江南北两岸城镇出现大量“西式”建筑，就连南岸纵深山区腹地的小场镇也不时有新潮的“西式”建筑出现。这些建筑都摆在场镇的边缘或附近，就数量而言，因其处在西方文化影响四川的咽喉地带，就远远多于四川盆地腹心区域了。无疑，这一事实构成了三峡场镇近代建筑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片段和历史断面（关于此现象，将作专门章节研究）。而就其对南岸和北岸的影响深度与广度而言，因影响同是以长江为媒，南北两岸所受影响也就均衡了。

综上所述，三峡南北两岸场镇分布自清以来的变化和发展，使我们不难看出地理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巫山山脉之七曜山、方斗山从鄂西一直延伸到丰都境内，几乎呈平行于长江的状态，无形中形成了鄂西、湘西、川东南、黔东北广大土家族地区与长江的交往隔离带。这种山高路险的地理条件的制约，在清以前对南岸城镇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又由于所造成的农业区域出产微薄，影响了城镇的发展。研究表明，三峡南岸城镇清以前是不甚发达的，作为城市仅有涪陵和巴东，但它们恰又在三峡南岸的两端头，又有特殊性。那么，打破这种地理障碍，促使南岸场镇进一步发展者亦仍要从清以来说起。核心自然是三次“川盐济楚”中一浪推一浪的交通、运输高潮，很多文献、口头传说都描述了南岸高山陡坡上，人们肩挑背负，骡马成帮，至夜灯笼火把在山道中成串闪烁的壮丽景象。自然，不少人就会留在南岸沿江场镇上并定居下来，就会把土家文化传播到场镇上，有的甚至原封不动地把农村住宅形貌搬到场镇上。那是一个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机应变，立即就把建筑变成“前店后宅”的时代。像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不少临街之宅十足农村民居的样子。若就三峡南岸场镇而言，之所以干栏式建筑普遍，以及开凿再大的土石方量也要建个四合院之类的，个中分台构筑又造成支撑柱的出现，里面则处处都透露出对土家居住文化的眷恋。本来有的缓坡多砌几层石头就可全铺成平地屋基的，他们却留下分台阶的空间以利于房屋的功能展开。比如，最下层为畜圈、厕所、杂物间，二层为商店、居室的普通模式，其底层之做法正是对干栏文化的一种眷恋，不可以纯功能定夺。因此，我们感到三峡尤其是南岸场镇和湘、鄂、黔场镇极其相似，正出于上述理由。

（六）土家族与三峡南岸的关系

三峡地区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走廊，此论可以从古代该地区人口构成的情况来理解。比如川东冉姓族源问题，蒙默先生及奉节历史学者都认为：“川东冉氏并非白虎巴人之后，而是另有族属来源。”他们是“‘冉髦种’，即‘冉駹’，或称‘甲戎’‘嘉戎’，是古代分布在今四川羌族自治县一带的少数民族。因居住地区盛产髦牛，故又以‘冉髦’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后汉书》则说：“冉駹夷者……入蜀为佣。”《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亦称：“今夔州，开州（今开县）首领多姓冉者，本皆冉种也。”这说明部分冉姓人从川西北岷江河谷上游地区偕“其俗”“移徙”到了川东地区。“其俗”应作其风俗民俗解。建筑为物质民俗之首，因此，冉姓人完全有可能把石砌构筑技艺也带到川东，并通过建造高耸建筑物以展示“世为蛮师”的彪悍勇猛民风。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看到川东地区仍分布着大量碉楼的历史原因之一。或许这是一种猜想，因后来陈剑先生又说，“迁入川东，尤其是下川东地区的冉駹人裔支，与原祖源氏族，早已失了文化上的联系，带入的旧有民族文化意识和习俗，也因融会等原因而多已面目全非了”，或者“毁的毁，损的损，改的改，烧的烧。到今天已难觅其踪了”（陈剑：《川东、湘鄂及黔东北冉氏族源考证》，见《四川文物》1996年第6期）。

“川东如夔州江南一带的一些氏姓大族，如冉姓、向姓、唐姓、谭姓、李姓、田姓等，姓氏班辈用字与湘鄂西和黔江一带的土家族人相同”（陈剑：《对冉仁才生平的几点认识》，见《四川文物》1990年第4期）。历代汉人对少数民族的封建门阀歧视，导致土家族内部在族谱、家谱上以两本谱面对社会现实：一本公开地说自己族源属汉人；另一本为真实族谱，掌握在本族核心人物手中。这种“川东民族古史之谜”可以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解开。1984年，笔者有一个姓谭的学生讲，他们家最近才改“汉族”为“土家族”。以上所列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族属的隐瞒是遮掩不了文化传承的。土家族传统民风民俗、生活习惯仍在其内部流传，这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仅是程度上的不同。比如，“川东如夔州江南一带”的划界是奉节县文史家经实地充分调查后的结论。这种结论可以用建筑风格、特征、技艺来佐证的就是：川东以长江为界，南岸受到土家族文化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同仅是和湘鄂西、黔江土家族核心地区比较，越往长江靠拢，这种影响变得越脆弱。具体而言，以土家族标准的三合头吊脚楼为例，它大致分三条路线。

（1）通过乌江沿线并渐次减少。吊脚楼主要在厢房两侧上。以乌江中游龚滩为界，上游出现三合头吊脚楼一式较为普遍。因为它靠近土家族核心的湘西、黔江地区，具体的标志性村寨在龚滩乌江上行7.5千米处，两岸各有一寨，东岸是酉阳土家秀水寨，西岸是苗家鲤鱼池寨。秀水寨有40多户人家，清一色土家干栏式建筑组团。以此为界，往下游发展，汉族四合院与江岸吊脚楼发生交融，典型的土家三合头吊脚楼便极少见，而在靠近涪陵的长江段则更罕见。

（2）翻越方斗山脉，黔江地区通过石柱县，鄂西恩施地区通过利川县（今利川市——编者注）广大山区，土家族典型的三合头吊脚楼亦呈现由南到北渐次减少的趋势，到忠县、万县境内，则更稀少了。

（3）清江河上游地区往北，山势更加陡峻，以湖北建始、巴东、利川为核心，土家族文化影响亦更呈脆弱趋势。典型的土家三合头吊脚楼在巴东、云阳、奉节、巫山县长江南岸地区则更少见。

以上三条路线展现土家族文化对三峡地区的渗透与影响：先在长江南岸山区与汉族四合院发生交融，在长江岸边渐次减少，说明以长江为纽带的三峡文化长廊中，主流的汉文化取得了绝对的地位。但在不少细节上，比如建筑的构造、局部装饰，甚至名称等，仍留有土家族遗风。由此证明长江三峡文化是一个包容性较强的概念。

（七）川东与湘西、鄂西地区的文化传统关系

土家族聚居的湘西、鄂西地区和川东地区，历史上常属一个自然区划地区。无论在民族成分和地理环境上，它们均具有太多的相似性，使得此地区遗留下许多同类型的文化。《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即概括了古代土家族亦即巴人的活动范围。颜师古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说：“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有专家认为，“湘西地区若是黔中，那无疑会是巴人的活动区域”（郭伟民：《湘西巴迹初探》，见《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最近在湖南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巴式遗物中，“对这批巴式器物的确定……形态与楚越、中原文化的器物形态有较大的差别，而与四川出土的巴人遗物极为相似”（郭伟民：《湘西巴迹初探》，见《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这说明川东巴人很早就与湘西有来往。来往是文化产生相互影响的基础，但川东巴人在湘西并没有构成单独的力量实体，因此，文化影响的主导方面仍在湘西。即是说相互影响是以湘西对川东影响为主，这与上述我们对民居的调查中，湘西土家族三合头吊脚楼深入四川乌江上游地区，往下游渐次消失的事实是一致的。

至于川东巴人和楚国的文化关系，则比与湘西的文化关系深远得多了。远古时，清江是鄂西地区巴人与长江相沟通的河流，清江中游的武落钟离山即是土家先民巴人的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期巴人势力强大起来，在和楚人时分时合的漫长岁月中，渐次深入川东地区，最终不敌楚国的进逼。到公元前361年时，楚国疆界不断扩大。《史记·秦本纪》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所谓巴黔中，大约在今四川长寿以东、长江以南的酉、秀、黔、彭一带，并还在不断向西扩展，在公元前339年到前329年之间，楚将军庄蹻占领巴的别都—枳（今涪陵），于是巴的疆域只剩下以重庆为中心的上川东及川东北一带了。

到了战国中期，强盛的秦国又先后灭掉了巴、楚两国。秦统一六国后，不可避免地对川东、鄂西、湘西地区进行中原文化渗透，这种渗透是在采取军事手段之后达到的，正如秦灭蜀通过川北进而川西，其文化浸染亦同轨。因此，大致以长江为界的长江北岸地区与川北交界的广大地区，亦成为巴、楚文化与秦、巴文化的交汇地带，即今天的万县市北部各县、达川地区、巴中地区、南充地区北部各县这样辽阔的区域。这一区域的文化和湘、楚、川交界的长江南岸山区比较，差别就一目了然了。 LfbKqnUmdzQex8fhIIq29GaPErEpZbMm90UgtTQRmZCwBsQKgoVPsMKsxSAP4B7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