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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段建筑历史“空白”

隋唐、宋元至明,时间跨度在1000年左右,巴蜀境内包括下川东及三峡川江沿岸,何以几乎没遗留下可资考证、可以一阅的房屋遗址和实物?按理,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之一,在巴蜀之外的省区均有大量的建筑遗留至今,而巴蜀之境,若仅从历史资料看,建筑与城镇的发达也是和全国同步的,那么为什么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稍微多一些的遗存?这一现象经历史学家们考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宋元以来至明末清初,历代战争、天灾、瘟疫造成川内人口数量几次大的跌落,尤其是明末清初张献忠5次在川内纵横捭阖的战事,吴三桂又两次入川,加之接踵而至的瘟疫,致使巴蜀建筑遭到空前浩劫。川内几乎清一色的木构建筑世界,烧的烧,潮的潮,倒的倒。即使有残壁断梁,恐怕也被后来入川移民当作柴火烧掉了。因此,在实物资料较缺乏的情况下,亦只有从文献和其他资料中寻觅和想象当时建筑与城镇的概貌了。以上是说即使清以前就有先人遗留下了部分建筑实物,但遭到了张献忠入川后的毁灭,也荡然无存了。其中自然也包括三峡地区。

另外,考古界还有一种说法:三峡考古,原始社会文化堆积层较厚,而夏、商、周时期的堆积遗址较薄,尤其文化遗址分布数量,即古人居住点相对也比较少,甚至到了秦汉、唐宋时期,这一带文化遗存与原始文化相比仍显得单薄,与其他地区的汉、唐、宋文化相比显得苍白无力。范成大在《大丫隘》中也说“峡行五程无聚落”。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专家们认为,恐与先民们在三峡地区乱砍滥伐、掠夺性的生存方式有关。笔者拿此观点对照三峡地区上述各历史时期建筑遗存苍白的史实,猜想夏、商、周后,三峡地区先民已开始陆续往其他地区迁徙,迁徙路线按理主要是沿长江河谷向上、下游方向发展,不排除少部分往周围山区扩散。再则,迁徙不等于三峡居民全部撤离。那些与农业生产必须依赖的生态环境无关的生存方式者,仍创造了局部繁荣。比如战国至秦国时期,盐业兴旺的三峡地区,仍是滞留大量人口的地方。自然,那里会出现厂房、工棚、服务业建筑和管理者“华屋”等建筑,同时亦会出现聚落,聚落功能空间有序的整合,甚至出现城镇,像巫溪宁厂、巫山故城等。当然,适合垦殖的沿江台地、冲积平坝也滞留了部分农业人口,亦可带来建筑的发展。

沿长江溯上游,自万县、忠县始,河谷明显开阔,耕作面积渐次扩大,至重庆一段,又有忠县等地盐业辅佐。应该说这是容留历史各时期过境移民的理想之地,其中包括从三峡腹地搬迁出来的居民。因此,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忠县、丰都的建筑模型,看到了忠县汉阙的遗存。但是到隋唐、宋元、明时期,反倒鲜见建筑遗存。除上述各原因之外,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说:“建筑之术,师徒传授,不重书籍。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甚至还“以建筑为劳民害农之事,古史记载或不美其事,或不详其实,其记述非为叙述建筑形状方法而作也”。因此,“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修葺原物之风,远不及重建之盛,历代增修拆建,素不重原物之保存,唯珍其旧址及创建年代而已”。梁思成可谓把对中国木构建筑不屑记载、不值保存的弊端从价值观念上、社会风气上批驳得淋漓尽致。梁先生还略有愠色地说道:“唯坟墓工程,则古来确甚着意于巩固永保之观念。”因此,我们也只有从“古来坟墓”中去寻觅三峡地区的建筑状况了。忠县陶房与丰都明器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

以上所述,皆是在有限资料上的一孔之见。1995年初,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在云阳县试掘了李家坝、明月坝、旧县坪等遗址。其中在旧县坪遗址试掘中探明汉代文化堆积层厚度在4.5米以上,清理出“……绳纹铜瓦,卷云纹瓦当,发掘出两座房址,出土了一段残长2.5米的陶水管道。明月坝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以唐代为主,试掘出土有陶器、白瓷、青瓷和大量的板瓦、筒瓦,还发现有条石、散水等房屋遗迹”。有三峡考古史家认为:“汉唐城市的考古学研究过去多局限于北方,而对长江流域的城镇了解十分有限,朐忍故城(指李家坝遗址)和明月坝小市镇的发现,为研究汉唐南方地区县及县以下市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市镇本身的形制、规模、功能提供了新的资料。”(屈小强、蓝勇、李殿元:《中国三峡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后来《成都晚报》报道说:“李家坝遗址……表明该地区是巴楚文化的重要交流中心,汉代地层中清理出成组的房屋建筑遗迹,发现有铜柱、柱础、成片成堆的板瓦、石块墙基等。”

以上三处考古发现弥补了汉唐历史时期三峡场镇研究的空白。相信随着考古界三峡发掘的不断深入,一定会有更加惊人的发现,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城镇发现。果然,本书正在撰写过程中,2002年1月14日,《华西都市报》从现场发来消息:“和李家坝隔河而望的明月坝遗址,此次出土了一个完整的唐朝集镇遗迹……发现了寺院、民居、经幢等古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刻造像、石刻佛像、陶器……这是一处中原文化大行其道的唐朝集镇。”消息又说:在巴山蜀水腹地深处的彭溪河畔,为什么会出现一座繁华的唐朝集镇呢?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安史之乱期间,唐朝众多豪门贵族为避战祸远走巴蜀边地,奢望享乐的他们逃跑时仍旧带着大量工匠、乐师等,这些艺术家就将大气磅礴的中原文化带到了巴山深处。当然,这则报道仅是关于三峡地区一个似乎不具普遍意义而十分特殊的典型个例,尚没有关于街道、水系、建筑类型、范围、围护界面形式等集镇必需的形态内涵的详尽信息,但至少可以说明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关于场镇的重大发现。从该遗址出土的精美的石刻、陶器、青铜佛像中,亦不难猜测,唐代明月坝集镇空间形态应是非常丰富和悦目的。

《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关于三峡古镇考古发现的报告 fAPc30KsIWc+qMAWq8Cb6vq1NkxCo7E4YsV9zmD07+9CJbI/VEt0QPbTXWBj0m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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