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忠县陶房与丰都建筑明器

如果说忠县无铭阙、丁房阙仿木雕凿的结构与样式反映了汉代木结构的辉煌与成熟，那么从忠县、丰都出土的陶房则同时展示出三峡地区乡土建筑文化的灿烂。尤其是丰都县汇南乡还出土了诸如碓房、禽栏、畜栏甚至井亭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乡土建筑模型，在国内考古发掘中殊为罕见。

忠县陶房基本是民居模式：“都属于单檐庑殿顶木结构抬梁式建筑……屋顶盖以筒瓦，瓦当为素面圆形，只有正脊和戗脊，没有垂脊……正脊和戗脊端部多有不同程度的翘起，在翘起部位用瓦当贴于表面，作为装饰，屋顶鸱尾，屋面呈凹曲状。”空间上有厅堂、卧室、屋顶平台、说书场，甚至牢屋等。有专家认为，说书场是“后世戏楼的滥觞”，“为蜀汉公共娱乐建筑的首次发现”。（朱小南：《三国蜀汉民居的时代特征》，见《四川文物》1990年第3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最尊贵的建筑上常用庑殿顶，这种制度由殷商起一直保留到清代。”（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忠县民居以庑殿顶形式出现，说明中原建筑文化在汉代对巴蜀地区（其中包括三峡地区）影响的程度。庑殿顶的民居是尊贵之人的住宅，恰好汉代忠县正是产盐地区，宅主（墓主）亦可能是盐商。这同时说明忠县在三国蜀汉时期经济相当繁荣，并直接刺激建筑文化的发展。

庑殿顶屋面呈凹曲状，不同于一般的小型民居屋面所产生的效果。之所以把屋面做成凹曲状，一则是三峡地区多雨，屋面排水可抛出檐口至更远的地面，以免溅水伤及木板墙近地面部分；二则是凹曲屋面产生于举折。举折：“中国屋顶之所以有凹曲线，主要是因为立柱多，不同高的柱头彼此不能划成一直线。”（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此亦可说明忠县民居柱多，室内空间相对较大，也正是与庑殿顶呼应，显示尊贵之家的气派之处。汉以后，建筑等级制度愈加深化，庑殿顶更多使用在宫殿与大型庙宇建筑上。次要的宫殿庙宇则多采用歇山式屋顶，至晚唐这种屋顶越来越多。至于民居，则多采用悬山与硬山式屋顶。虽然丰都汇南出土的与忠县庑殿顶大致相同时期的民居模型中出现了悬山式两坡水屋顶，但只能说明反映在屋顶上的贫富差距，而没有更多的材料证实汉代屋顶等级制度的变化。因为忠县、丰都陶房属于民居。

“舍宅为寺”以来，寺庙的神圣性要求民居从外观到内部结构都要与“神”的地位相匹配。这就导致寺庙在选择民居作为神的居所上，对民居外观与内部结构的要求更加严苛。庑殿顶的宽大舒展、凹曲线的庄严优美、抬梁式内部结构的粗壮气度等方面都极符合，并辅助于对神的虔诚和渲染。因此，“舍宅为寺”对民居并不是没有选择的。所以经历代调整，大寺大庙多采用庑殿顶，内部多采用抬梁式结构，尤其是北方寺庙。而忠县陶房作为民居在蜀汉时期就有不俗的建筑表现，至少说明三峡地区建筑在吸收中原文化上、建筑审美上、建筑技术上，态度是开放的。同时这也印证了三峡地区大寺大庙多抬梁式结构、小庙宇多穿逗式结构，是和后来民居的发展同步的。

忠县陶房还值得一书的是：民居间出现了说书场，可能是“后世戏楼的滥觞”。这一观点一则道出了三峡地区乡土建筑功能的多空间渗透发展，二则把民居从单纯的实用性，只管吃喝拉撒的物质功能推到了兼具精神功能的境界。同时还可推测，这给出土的汉代以来的“说书俑”“杂耍俑”们找到了一个可资荫庇的场所。因为汉代已经有了带说唱性质的娱乐表演，给表演者展示才能和求生的空间就全在情理之中了。

无独有偶，1993年10月，在紧邻忠县的丰都汇南乡出土的陶房明器中有碓房、井亭，甚至体现养禽畜的禽栏、畜栏亦随之出土3件。这是一组乡土建筑，为国内乡土建筑明器罕见的发现。考古学家认为它们的时期在西汉与六朝之间。

忠县 井与丰都汇南相距不过数十千米，分属长江南北岸。一处出现了以精美建造为特色的豪华民居系列，另一处则出现了一般农家的质朴的生产生活空间系列。此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忠县、丰都一带在汉代前后定然有相当发达的农业作为区域经济基础。而基础的根本是农民——勤于垦殖、富于创造、热爱生活的农民。但忠县、丰都两处民居在生活与生产功能上出现的空间差别，又印证了封建社会贫富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相当明显的阶级关系。汇南乡的陶房，一件是“平面呈长方柱形，两侧直立柱，柱下为长方形柱础，柱上施一斗三升拱，中间以浅线条刻出一小门，低台阶”（《丰都县汇南西汉—六朝墓发掘简报》，见《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另两件则是“悬山顶式双层楼房，楼檐中立柱，柱上施一斗三升斗拱，左右立角柱，柱上施一斗承檐，柱下设栏板。下层房中部于台基上立柱。斗、拱、檐、顶式与上房同，低台基”（《丰都县汇南西汉—六朝墓发掘简报》，见《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这是一个由不算太弱的经济能力支撑起来的建筑，起码它还有“双层楼房”。不过两坡人字顶的悬山式屋顶和“我国最尊贵的建筑上常用庑殿顶”的忠县㽏井沟陶房比较起来，无论地位、建筑豪华程度及透露出来的经济实力，都差了一大截。但这种建筑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除了居住建筑的空间，㽏井陶房还有交易场所、说书场、享受歌舞的平台，尤其出现了牢房模型。再和汇南出土的供加工粮食的碓窝之房、井亭及养鸡喂猪的禽栏、畜栏相比，不难看出，丰都汇南陶房的居住者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形象，更是一个热爱、眷恋农耕生活，符合川东人诙谐幽默性格的农人形象，其经济经营尚佳，充其量处于自耕农或上中农地位。或者说墓主生前并不富裕，但安贫乐道，仅崇尚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祈死后在阴间有一个如此的生活环境而已。

至于汇南陶房有斗拱的做法，一般认为，房屋有斗拱，似乎房主必有地位。其实“在早年初有斗拱时也是由结构出发的”；“拱的使用（只是横拱）则见于汉代文献及明器、崖墓、画像石……可以说今日的斗拱在汉代已具雏形”；“到了唐代，斗拱已经被看作是装饰品，‘非王室之居不得施重拱藻井’，一般普通的建筑物是不许用的”（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这说明唐代富庶，一般百姓普遍好施斗拱，朝廷才明文加以限制，而汉代是仅作为结构用，不是像“勋章一样”表示尊贵的。所以，汇南陶房出现斗拱，全出于工程上的需要。

还有，陶房住宅悬山式人字坡顶和碓房屋顶均为同式，也是饶有趣味的。即是说人居住的地方和安放碓（川东人叫碓窝，似跷跷板，前安舂锤，有踏板，人踩踏板一头，另一头舂锤即落入石窝以加工粮食）的房屋没有体现贵贱之分。此正是一般农人随意之处。尤为精彩者是长方形的“碓架两侧为四熊蹲坐，两两相背”造型与作为支撑房屋的柱子同用的做法，这是一个极具区域情趣的建筑艺术表现手法。把四柱换成四熊支撑碓房，不仅碓房作为开敞空间利于“熊”的体态作为“柱”去表现，更使得“熊”这种川东民间传说中喜好嬉戏的童话幽默性动物和一种简单建筑体有机结合。陶房里熊的憨态可掬、浑圆凸肚、天真的造型和当时各类泥人俑的体态、神态皆异曲同工，十分深刻具体地反映出当时的审美情调和流行色彩，同时还显示出当时民间建筑艺术和泥塑艺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它和汉代绘画艺术中散点透视、重神形兼备如出一辙，可以高度浓缩情与理、形与神、大与小、远与近等空间形态于一体，创造出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的优美谐调。这方面更具说服力的则是出土的陶井。

汇南乡出土共7件3式“井”。其中一井有“圆筒形井身，侈口，束颈。井沿上有悬山顶井亭，顶中有一脊，脊两面各有五组瓦当，柱间横轴中部设有辘轳”。另一井“圆筒形井身，井沿上建有悬山式顶井亭，柱间横柱中部设辘轳。井身形体较长”（《丰都县汇南西汉—六朝墓发掘简报》，见《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综合陶井的照片和平、立、剖面图，我们发现了一个艺术现象，民间艺术家们居然把地下的井和地上的井亭连同辘轳一起塑造成一件艺术品；更难能可贵和难以使人相信其想象力者，在于他们把地下之井这一非常难以表现的题材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其借鉴竟然是一个汲水或盛水用的圆形物体。这是一个井亭、辘轳、井身三者缺一不可，互为参照的井符号系统。如果只有井亭，无异于一般房屋；只有井亭和辘轳，可作为特定工场加工房解；只有井身亦如陶罐；只有井身和辘轳，充其量描写正在打井，因为人用洁水需要井亭护水；只有井身和井亭，亦不能充分调动人对于井形象的联想，还以为是烧石灰的窑子。这一来非同小可，古人天才的想象力、艺术综合力、娴熟的形体表现力让人叹为观止。井、辘轳、井身三者完美地融为一体，不仅塑造了一个人居环境的饮水空间，还透溢出古人对人居环境质量的追求和对于饮水清洁度的严格要求。这一点使我们看到今天井口之上几乎全部拆毁井亭的粗放和无奈。与古制一相比，今人不觉有些尴尬了。

这里，除了通过陶井形象使我们感悟到古代人出于对自然及本身健康的珍重，因此采用了井亭保护水资源、水质量，我们还通过陶井形象了解到了当时乡土建筑的发展，尤其是住宅之外究竟还存在一些什么建筑，它们形态如何、何式结构，等等。这对于研究巴蜀建筑文化尤其是三峡地区乡土建筑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则是通过陶井泥塑创作本身，使我们有机会去探索，进而把握巴蜀民间艺术在汉代至六朝之间的发展程度。因此，下面我们再提取汇南乡出土的禽栏、畜栏加以分析。

把川东人俗称的鸡圈、猪圈也艺术化并作为明器置于墓葬之内，在国内考古发掘中实属罕见。这首先道明了墓主到冥间之后亦如人间，别无奢求，仍过一个农人可养鸡、猪的平淡生活，这也是一同带去的陶鸡、陶猪的归宿。而禽栏、畜栏之貌甚是“豪华”，不能与现在的圈棚相比。个中尤可见当时可“临摹”借鉴的“栏”的真实形状。两明器中，无论禽与畜，其栏皆分内外两空间，或一明一暗，即一封闭一开敞。显然功能区分是里间用来栖息，外间用来吃食与游玩。尤其畜圈和现代猪圈一样，可见作者十分洞悉牲畜的生长习性，将畜圈塑造得完美无缺，同时又证明了古代巴蜀地区圈养牲畜之早，当在西部之先，实为农业文明发达所致；而西南地区至今有的地方还在敞放猪之类，尤见发展的区别。这是一个高度智慧、文明、务实而幽默的民族所为。其圈栏之下立四足以与粪便隔绝，里间边壁有花窗使空气流通，均面面俱到，天衣无缝。更可悦者，连鸡圈外间如何使鸡能伸出颈项利于啄食的竖向垂直排列栏杆也表现出来，真可谓匠心独具，对写实与浪漫手法驾轻就熟。

作为建筑，表面看这是“俗”类，似不能和庑殿相提并论。然而，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百姓，在对待某事物或某建造制作之事上，常厚此薄彼，精此粗彼，貌似有轻重缓急，而实质是丢弃了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其结果常出现诸多瑕玷之弊，总使人感到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近2000年前，三峡地区居民不在俗与雅的建造上分彼此，皆制作精良，展现了此地区的百姓自古以来的良好素质。由此可推测，汉代至六朝之间，必是三峡地区建筑的一个十分辉煌的时期，包括那些诸如井亭、塘堰、圈栏等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建筑，更不用说供人起居的住宅了。

忠县㽏井沟与丰都汇南建筑明器所展示的乡土建筑丰富多彩的形态与内涵，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1）两县出土的建筑明器有若干建筑样式，有单檐庑殿顶木结构抬梁式建筑、带阙的房屋模型、悬山式双层楼房、悬山式碓房、悬山式井亭及井、禽栏、畜栏、塘。

（2）建筑功能空间划分有卧室、敞厅、说书场、屋顶平台、牢房、前廊、楼层、楼、楼廊，单独的碓房、禽栏、畜栏、井亭等。

（3）建筑技术与结构上有大木抬梁式（丰都陶房的悬山顶有可能出现穿逗式）。举折与屋面凹曲线共生，木构技术的发达使屋基台面下降变矮，斗拱在建筑上广泛应用，廊道加护栏等。

（4）建筑装饰上有圆形素面瓦当，讲究脊饰，出现正脊，戗脊端部翘起，翘起部表面有瓦当装饰。门窗与栏杆采用菱形纹与直棂纹纹饰。无论两县陶房形态如何，正立面均出现均衡对称的审美布局，兴许正是与平面中轴的发展相得益彰并对之进行的完善和补充。

从西汉到南朝晚期600多年的历史时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得以发展，建筑必然同时兴盛。但从出土的考古资料看，仅房屋建筑的发展有了相当高度，数十处房屋集中在一起有了聚落，而是否聚落形成排列有了市街，就是场镇之初，亦还不敢断言，尽管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沿江已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城镇。

汉代是四川盆地建筑发展的辉煌时期，成都牧马山曾家包画像砖上的庄园和住宅反映出来的平面布置、空间格局、构思意境、营造技术等，与同时期全国各地的建筑相比，皆为上乘之作。四川盆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容纳的巴蜀文化虽一东一西，然自古相互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亦可判断巴蜀地区建筑的发展没有孰重孰轻的情况。那么，三峡地区建筑尤其是民居的发展在全国也是突出的。 QvZI5UcJON5aNPrQSH0mSv1eaQq+pyTDhPGU7GrHD59Lvh3D2qcK7ozqwwtEW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