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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三峡地区一直是巴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因此，研究三峡地区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都必须与巴人直接发生关系。早在二三百万年前，三峡地区气候温和，植被繁茂，日光充足。科学家证实，起码有几十种哺乳动物在这一带栖息，包括与人类起源关系十分密切的灵长类动物，诸如南方古猿、巨猿等。后来在巫山县大庙的考古发掘中，科学家发现了距现在200万~150万年的“巫山人”化石。于是，三峡地区成为人类起源及祖先早期活动的地区之一。
1957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巫山县长江南岸大溪镇大溪河的对岸，发现了200多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及大量随葬品。这就是著名的大溪文化源出地。公元前4000~前3000年，大溪人分布在川东、鄂西、湘北一带。大溪人从事渔猎与农业生产，用从江边拾来的鹅卵石打制成石斧、石锄等多种工具，用以开垦、砍伐、种植，使得农业初期文明呈现出一定水平，而且开始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尤其公元前3000多年的屈家岭文化的发现，证实房屋建筑技术在三峡地区有了发展。该建筑取代了大溪人半地穴式建筑，即把房屋直接建在地面上，平面有长方形、方形、圆形等，甚至立一堵土墙把房间隔成套间，每间面积8~9平方米。房屋打基础是先挖沟再立木柱于沟中，进而填土夯实。木柱间砌上土块、稻草、黏土混合墙。人们还在室内地上铺上红烧土或黄沙土，上面再铺上一层白灰，这对防潮湿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把这种房屋建筑在平地上或缓坡上，显然这就要求有比大溪人半穴式房屋更复杂的建筑技术和材料，而且出现了套间，说明屈家岭人已经萌生了初级的建筑设计意识及空间创造力。同时有专家认为，这种套间使“家庭组成关系发生了变化……是与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相适应的”。另外，蓝勇等著的《中国三峡文化》中也综合考古资料进行阐述：“新石器时代的三峡居民已从石灰岩洞穴里走出来实行建房定居。鄂西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大溪类型’房屋基址，普遍经过烧烤，成为红烧土建筑。”其又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前者呈圆形，后者多为方形、长方形。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再用黏土掺和烧土碎块填实，墙内夹柱之间编扎竹片或小型树干，里外抹泥。室内分布着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围筑起方形火塘。在居住层面的下部，常用大量红烧土块铺筑起厚实的垫层，既坚固又防潮。有的房顶先铺排竹片和植物茎秆，再涂抹掺有少量稻壳、稻草末的黏土。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廊，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散水。可见，为适应南方气候条件，当时的房屋建造者已采用了多种有利于防潮、避雨、避热的技术措施。此外，从中堡岛遗址发现的房屋柱洞及沟槽设施来看，有的屈家岭人可能还采用干栏式建筑。
发现巫山人之巫山县大庙乡龙骨坡龙骨洞外观
大溪文化发掘地理位置
屈家岭文化房屋复原图
尤为令人振奋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9年1月发布消息（见《华西都市报》1999年1月29日）：他们在忠县中坝遗址二区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5000~3200年，包括三星堆文化、老官庙文化、哨棚嘴文化的完整地层叠压文化堆积。这一发掘点属于忠县
井沟遗址群的一部分，它沿注入长江的井河分布，长6千米，宽4千米。其中中坝遗址反映的年代涵括新石器时期直至明清时期，时间跨度近5000年，遗址文化层厚达9~10米，仿佛一部由房屋、窖址、墓葬和生活用品堆积而成的“无字天书”。
在中坝遗址上还发掘出东周时期的房屋遗址45座，这是在三峡库区首次发现东周时期的房屋遗址。它说明三峡地区远在东周时期就已经有房屋相距很近的组团形式出现，这种人类活动必须有在生产、生活上大家互为支持、互为协助的空间形式的出现，反映出在三峡地区已经出现了建筑的聚落形式。聚落必须由一定数量的房屋相聚而成。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有相当人口集中的地方，其居民除了农业耕作、渔猎，一定还有其他生产、生活方式，能办成分散居住不易办成的事情。1979年以来，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展，在三峡地区中堡岛、朝天嘴、杨家湾等地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出土的数以万计的文物证明，三峡文明不仅具有本地区浓郁的地方色彩，而且已融入了中原文化的成分。尤其是杨家湾出土的陶钵、陶片，上有形似甲骨文的符号，考古学家认为，这有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起源。
但是总的来说，三峡考古工作遇到了对夏、商、周，甚至于秦、汉、唐、宋时期，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比如：“从峡民古遗址的分布来看，原始社会文化遗存堆积厚，反而夏、商、周时期的遗址较薄，而且文化遗址的分布数量，即古人的居住点也相对少一些……秦、汉、唐、宋时期，这一带文化遗存与原始文化相比显得单薄些。与其他发达地区的汉、唐、宋文化相比显得苍白无力。”（王家德：《试论三峡地区地理环境与原始文化的关系》，见《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虽然其间三峡地区也有一些零星发现，如“宜昌三家沱出土众多东周时期建筑瓦片，中有一块长51厘米、宽36厘米的板瓦和一块长57厘米的筒瓦”（屈小强、蓝勇、李殿元：《中国三峡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究其原因，专家们考证：可能与原始先民在三峡地区过量地砍伐森林、刀耕火种、烧毁森林、围捕狩猎及掠夺式捕捞有关。它所造成的森林、土地、水资源、兽类、水生物的破坏，把本来可耕种土地就不多的三峡沿岸居民推向无法退守农业耕种的境地，于是他们只有迁徙别处了。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资料计算，三峡地区的临江、朐忍、鱼腹、巫县、秭归、夷陵六县土地总面积为56382.68平方千米。“以六县人口312885口计，汉代三峡人口密度为平均每平方千米5.5人。”蓝勇在《深谷回音》中认为：这样稀少的人烟，可以据此推测，形成市镇的机缘虽有，但不会太多。像样的聚落亦不可能产生太多，因为它必须依赖可耕种的大面积土地。但是小型聚落、单户仍是广泛存在的，且分布在沿江台地与平坝上。
先秦以来，三峡峡谷内的先民到哪里去了？1981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在忠县石宝区
井沟发掘出3600多件器物，其中有8件保存完好的陶制房屋模型，这批明器的年代属三国蜀汉时期。1993年，四川文管会等在邻近忠县的丰都汇南乡发掘出陶房3件，有趣的是，还同时出土碓房2件，禽栏、畜栏各1件，它们属西汉到六朝时期。这说明三峡地区西部沿江两岸是峡谷先民或者其他地区迁入的居民聚居地之一。
忠县是春秋战国之交时期原江汉之间的巴人开始迁入川东的栖息地之一，这里有巴子台、巴王台、巴王庙、得胜台、巴子营、巴蔓子墓等古文化遗址。但作为建筑，比较有说服力的一是无铭阙、丁房阙，二是陶房模型。
无铭阙、丁房阙，无疑是汉代的作品，忠县阙是仿木结构型，它和川西、川东阙在造型上有区别，阙身显得狭长，平面方形，二重檐间距较宽，且有小楼，檐下露出斗拱。刘致平在《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说：“四川汉阙多是一层檐……但在画像砖石上则有三层檐乃至四层檐的（两层的最多）。”由此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在四川汉阙中，忠县阙是独树一帜的，而仿木雕凿的结构同时说明汉代木结构建筑相当发达，并在三峡地区有着不同凡响的表现？而且忠县涂井出土的陶房明器在时间上和汉阙相距不远，这恰好说明，三峡地区在汉代、三国蜀汉时期可能是历史上建筑的辉煌时期，尤其忠县出土文物比三峡其他各县多得多，是否又可说明忠县一带是当时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或忠县巴人最喜好修房建屋？若是，则石宝寨爬山寨楼，还有笔者调查的忠县大量优秀乡土建筑的现状就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了。我们从汉阙的独特气质中找到了这种渊远的建筑天才的依据。这似乎和汉代三峡六县平均每平方千米仅5.5人的人口密度矛盾，但笔者认为那是包括山区和下游几县的平均值。而当时，三峡峡谷的自然生态恶化，人口的迁徙多集中到了重庆到巫山、奉节、云阳之间的长江中段，其可资容纳更多人口的耕地和丰富的盐产足以造成局部人口集中和形成灿烂的文化。因此，忠县阙和陶房的发现都不是偶然的，甚至它还可上溯到夏商时期。忠县
井沟遗址文化“东与鄂西长江干流沿江岸夏商时期的考古文化、西与成都平原早期的蜀文化都有密切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996年12月，人们在重庆市中区一座东汉岩墓中发掘出两块墓砖，上有“江州庙宫”4字。专家考证重庆始建于战国时期是可靠的，此和上述人口迁徙是互证的，也和《华阳国志·巴志》中“郡治江州……地势刚险，皆重屋累居”以及对汉代江州城市面貌的描写是吻合的，说明当时人口溯流而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城镇格局逐渐形成。就重庆而言，不仅依山建筑密度十分大，而且“结舫水居，五百余家”，不少人家已在江上形成规模化船上之居。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三峡沿江城镇江面上自然也有这类独特的民居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