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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城镇形形色色，可谓太博大，太丰富，太神秘。花样多，形貌杂，做法巧，易给人不好归类、不好捕捉之感。专家研究其空间特征时，大多只能以“飘逸”概而言之。下文试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自然之爱素为巴蜀人之秉性，盆地的地理环境让人易产生“大家园”的归属感，地形造就了处处青山绿水的佳境，于其中建城、兴场、立镇，首要者为因地因时因事而谋划，顺其天然，不拘形式，格由自出。沿江者顺等高线沿河岸，或垂直等高线直竖河岸，或兼而有之。中有西沱镇、龚滩镇等凡例上千。而诸如重庆、万州等一大批山城者，更是耸立着一处处立体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又如阆中、昭化一类精密运算、筹谋度量于山水之间，以形胜治城。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更谋发展。还有数不清的，家家都在花丛中、镇镇都在山水浓荫里的风景小镇，诸如五通桥、柳江场、偏岩场、东溪场……更是遍布巴蜀大地。而像犍为县罗城镇、广安肖溪镇等，根据地形糅以理想变幻出船形、龙形、磨子形、口袋形，亦在自然的深化行为中，注入了更具特色的川中人文风范的机智与谐理。川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滋养了一派宽容大度、悠哉悠哉的幽默性情，在城镇建筑领域创造了“筑台、跌落、错层、吊脚、悬挑、架空、附岩、分层出入等一整套巧妙的处理手法”。
川中丰富的木竹、秸秆、草类，随处可见的各色泥土、石材，皆为建筑材料取之不竭的源泉。无论城镇与农家住宅，广泛使用石材，使得城乡皆是清一色的石板路、石板街道。有的城镇索性选址“大石盘”作场镇基础，就地取石，既得街面石梯、平台，又得房舍墙基石和墙体，西沱镇便是此例。沿江场镇还取河中卵石砌墙，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卵石墙工艺。至于各地场镇的毛石墙、石板墙、干打垒、乱石墙、石片墙则更是数不胜数了。边远山区和盆地内部分缺乏石材、木材的场镇，则以土夯墙，土坯墙使场镇显出浑厚的土黄、土红色调。尤门窗间以木作，烘托出粗中有细、对比谐调的朴素典雅气氛。更多的川中城镇普遍偏爱使用全木结构的材料，使得整个场镇全构架在木质特有的温暖与宁静的空间组合中。把自然界的一种生命体经规划设计，以空间形式诉诸另一种生命体并使二者朝夕相伴的构想，成就了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完美结合。里面蕴含了远古巢居的遗恋，又泌流出祖先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纯香。川中草屋虽貌似简陋，凡稻草、麦草、茅草皆可遮风避雨，但冬暖夏凉。甚至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过去街道旁亦不时点缀三五间别致的草屋，成为媒体的兴奋点，亦让人感到分外亲切。各种建筑材料混作，或石材基础、木柱木梁、竹编夹泥墙、青瓦屋顶，或土夯坯墙、石柱木梁、秸秆风障、杂树篱笆、树皮铺顶，甚至全竹小屋、石板作瓦、泥沙平顶等，皆可见于川中城镇和乡场房舍。不少城镇更以火砖砌起高大的封火山墙，以材料的多样性展示了城镇空间的特殊魅力，尤以强烈的整体空间形象有别于其他地方，呈现出唯巴蜀之境方才能见的、各地移民和衷共济的卓越风姿。
川人乐观诙谐、勤劳坚忍、雍容大度，尤城镇空间可见一斑。故同居一城一镇一场，不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求个意投神合，整体中有个性，个性中不甚偏颇的杂而有序。故你家在屋顶上建碉楼、小姐楼、晒楼可，建戏楼、牌坊、过街楼也可。全城镇齐心协力于城中再建钟鼓楼、城楼箭楼可，在外建塔建阁，建桥复廊也可。若植几棵大树于街中、镇旁、河边、院内，亦更是可中更可。这就把川中城镇空间的宽容度伸展到极大，亦使整体空间外轮廓线起伏有加、高低错落。内空间的各家之间亦层层叠叠，纵横穿插，然统得静谧和气，相安无恙。此决然不仅是表面的空间艺术气氛和建筑的表现力、感染力所酿成。若统观，与国内其他省区城镇比较，则少见如此多样统一、别开生面的空间现象。因而，不能不揭开屋面洞窥屋中人的由来，因为他们是造成此般气候的根源之所在。大而言之，四川是移民社会；小而言之，一城一镇之人亦是五方杂处。“习尚各从其乡”，导致各有各的做法，亦正是“湖广填四川”让各省建筑风格在此间争奇斗艳。然又“杂处”一境，必然削弱各自太出格的外观、装饰，又融汇了对方建筑各部的长处。《四川方言与民俗》言：“明清时期，是四川方言的形成时期。”民俗往往和方言有直接关系，建筑作为民俗事象，尤城镇风格，亦多在明清之时形成，与四川方言形成同步，故多样统一为其主要特点。
凡入川中城镇、乡场者，几里之外，亦见大群屋面上有四角高翘、中脊朝天、装饰灿然的歇山式屋面，或琉璃瓦或小青瓦覆盖，以迥然不同于民居硬山式屋面的高大形象巍然争辉于群屋之中。少者三五点缀其间，多者一条街，占据一角，连成一片，有半城之势，十分壮观。此便是脍炙人口的川中“九宫十八庙”之谓。它造成城镇空间非凡的变化，把被称为“第五立面”的屋顶完善到与世界任何民族建筑截然不同而独具特色的程度。梁思成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中说，它是“中国建筑的最重要部分，在中国建筑中，尤其是宫殿建筑中，所占的位置最为重要”。在同一本书中，梁思成夫人、一代才女林徽因女士于绪论中更作了极精彩的描绘：“我国所有建筑，由民舍以至宫殿，均由若干单个独立的建筑物集合而成；而这单个建筑物，由最古代简陋的胎形，到最近代穷奢极巧的殿宇，均始终保留着三个基本要素：台基部分，柱梁或木造部分，及屋顶部分。在外形上，三者之中，最庄严美丽，迥然殊异于他系建筑，为中国建筑博得最大荣誉的，自然是屋顶部分。”“它的特殊轮廓为中国建筑外形上显著的特征。”“形成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体系。”
川中城镇凡寺庙宫观、宗祠会馆多以宫殿格局形制建造。它和民居统筹于城镇空间，其量不定乎九宫十八庙之数，少则一二，多则数十上百，视人口构成、财力物力诸因而定。傅崇矩《成都通览》言成都之寺庙：皆“余所亲见”，包括“府文庙（南门）”者就达156所，清真寺9所。城内各姓祠堂，及“廖家祠（石马巷）”等达83处。黔、豫、粤、徽、桂、浙、楚、湘、闽、晋、陕、赣、川、滇会馆16处。还有衙署之类。其量之大，其形之空前，均把成都传统建筑推向极辉煌的境界，亦在空间营造上烘托出无与伦比的优美壮丽气氛，自然成都就不止“九宫十八庙”了。乡间场镇按此布置，均构成对整个格局的影响，造成屋面及外轮廓的生动变化。故川中城镇多样民居与为数众多、形体殊异的宗教、宗法建筑统筹一起，相互争辉又融合无间。
知识分子在民间无论是“九儒十丐”也好，教书匠、画匠也好，皆热爱本乡本土，并积极参与城镇规划、宅园营建。其行为亦有民间百姓的尊重、对知识的渴求作为基础。建筑学家庄裕光先生认为“四川的大部分小镇，犹如丹青长卷，无处不具诗情，处处皆可入画”，“文化名人都曾以其高深的文化修养，以自家宅园为依托，营造了许多富有诗意的环境。这些名人故居和园林经历代文人、画师和造园家的维护与创造，使每座园林都像充满钟灵毓秀的气氛，文风辐射四邻，使大环境受其影响而增添了难以言表的雅气”。庄先生还在《四川小镇民居精选》中说：“正是这些遍布蜀中的名人园的带动……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所以川中城镇传递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有的气质和性格，这便是儒雅雍容，朴素大方。这里面除大文人、大画家的影响，本地知识分子也是贯彻这种艺术思想的积极推行者、身体力行者。把原本是纯人文环境的城镇和周围自然景观纳为一体观照，是极超前的规划手法和环境意识，在工业化进程中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这种环境之所以若干年来得以维护和延续，在于有良好的社会认同和群众基础，也是孔孟之道2000年熏陶的结果。
巴蜀传统建筑布局受中原中轴对称布局影响较深，无形中又影响到市街道路规划。平原如黄龙溪镇，街两头寺庙各一座，正如堂屋置于轴线顶端。江津塘河镇自河边爬坡到顶，顶端一川主庙高乎其上，亦如堂屋居中。个中道理仍是求其规整、有序。然更多者于川中变化复杂的地形建场镇，则采取曲轴处理手法。街随地形变，该弯则弯，该转则转。能上则上，能下则下。不强求一律，不和自然争强弱。故有的坡地场镇街道转折多次，又起伏跌宕。像合江福宝镇，不仅转折有四五处，还一上一下有起伏。姑不说此，还在主街两旁派生出若干弯曲的副轴线小街小巷，就像动脉和静脉的关系构成小镇活生生的整体。此况有力地控制了城镇空间发展，使得街两旁建筑群重叠有加，错上落下，把空间变幻得时藏时露，趣味无穷。这就把城镇整体的空间形态和地形、环境紧紧地统为一体，造成恢宏之势，或为神秘之境。人于镇中游走沉浮，颇有不由自主之感，又常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巴蜀城市、场镇，凡于清以来兴起者，或背后靠山，山且有脉蜿蜒渐高远去，或街正对浅山，或有河面街与环护，或城镇左右倚傍山峦岭坡。或官署寺庙居于镇中显要之地的“天心十道穴位”之处。或正街往往正对东方与南方等等。历来都言风水仅相宅，何来庞然城镇亦如斯。
远者汉唐时，如阆中、巴中之城，昭化、塘河之镇，亦是规划城镇之初即以风水为本，以形胜偕说龙脉，砂山、临水环抱，朝案呼应之地形地貌，以求建城兴镇之穴位。古人追求居住环境的舒适，糅进山水仁智、物质精神的偕构，是儒、道、释三家互补同行在治理城镇、建设城镇方面的反映，是超前的环境观、生态观。古有“易学在蜀”的说法，“湖广填四川”移民又多来自风水术盛行的江南各省，承前启后，一脉相承，演成了巴蜀城镇竞相以风水择地的形胜城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