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城镇溯源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成都平原相继发掘出一批史前城址。它们有新津县宝墩古城址、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这些古城址，考古学家们认为多数是早于广汉三星堆古城的史前城址，其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古城址相当。这就把成都地区推到了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

《四川古代史稿》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初年，其绝对年代大约距今4500年到2875年”。“三星堆的房屋遗址和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密集定居的生活”。“遗址东、西、南三面都有人工堆积的土埂，最长者约有1000米……有人认为这些土埂可能是古城墙的遗迹……面积约3000平方米，在这个‘城墙’内发现了古居民的生活区和大量的房屋遗址，房屋分布密集”。“就其整体特征来看，它与中原文化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都不相同，而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强烈反映出三星堆文化鲜明的地方性。有些学者根据三星堆的古文化内涵，认为这里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与此同时，段渝在《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一文中确认：“在殷商时代，以成都平原为本土的蜀王国已经产生形成了两座早期城市，即广汉三星堆蜀都和早期成都。”林向在《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一文中进一步论证：成都平原在“这样优良的环境下，食品丰富使人口增长和集中，形成聚落，并向城市演化，城市化是文明进程的主要内容，城市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区域的核心，并与邻近的一系列大小聚落形成网络。成都平原上古蜀文明的遗存星罗棋布，而在广汉与成都两地形成两个巨大的商代城邑（后者可能稍晚），形成双子星座式的城市布局。……应当是古蜀文化区内的中心城市”。

综上，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古代蜀国围绕三星堆和成都两座城邑而星罗棋布大小聚落的宏巨空间分布形态图。虽然，至今尚还不可详知“大小聚落”“大”到什么程度，“小”到什么范围，其各自人口构成、功能、居住形态等进一步的信息，然而，大小聚落形成的空间网络则说明了两座古都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依赖的正是星罗棋布的大小聚落作为空间发展的基础。若按城市发展的规律推测，这些大小聚落中，定有不少向着介于都城与聚落之间的空间格局与内涵方向演变。因为“蜀地在西周初期的变换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了”。

若把这种空间分布扩大到鄂西与川东地区，《四川古代史稿》继而说：“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中有一种‘鸟首形器柄’……这种器物在鄂西地区也有发现。……属于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范畴……相隔数千里之远的两地都有遗存，绝非偶然。”而“鸟首”者，即为鱼凫之头。“灌县之东有鱼凫之国”“温江有鱼凫故城”“湖北沔阳有鱼腹故城”“巴郡有鱼腹县”“南溪有鱼符津”“乌江为巴涪水”“合江境内汉代有巴符关”“鱼腹、巴涪、巴符、鱼符、鱼涪都是鱼凫的异写。……鄂西、川东当是鱼凫先民活动的中心地带，把上述地名分别作为点，再将点连成线，就可以发现在江汉平原到成都平原之间有一条以水路为主的通道，鱼凫先民迁徙的轨迹也依稀可辨了”。从以上的论述中又使我们看到，不仅成都平原，在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南部及西部，以水路为主轴的人口聚落框架实质上已经构成，随之而起的居住形态亦定然遍布这些地区。从上述地区发掘出的房屋遗存亦证实了这一点。这种人口聚落的空间理应是后来集市、市街、场镇直至城市形成的基础。因为在聚落内部必然组织生产，相互交往，以至聚落之间进行物品运输、交换等。实质上，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为适应宗法分封的政治需要，已经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城镇规划的“营国制度”。虽然它是以“城”作为政治中心，以“郭”作为经济中心，但随着功能不断变多、空间不断变化，以及经济职能的进一步扩大，使得城郭合一，各职能空间统而有分，这就往城市化的方向大大迈了一步。

而公元前7世纪的开明王朝时期，开明王已开始“立宗庙”。这种建设，《四川古代史稿》认为：“标志着更进一步吸收中原文化，国家机器逐步健全，礼乐制度日趋完备。因而原来的都城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于是把都城自广都樊乡迁到成都，除旧布新，另创规模。”这里的“新”“规模”，有两层意义：一是蜀中城镇进一步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二是城镇的功能向着完备方向发展。两层合一，即在城镇空间形态上产生了西周前的古蜀土著形态和中原空间形态的结合。所以，《四川古代史稿》又说：“一些古建筑专家认为，这些房屋（指成都十二桥遗址）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其格局既属地道的商周时代住房，又具有现代四川民居的雏形。”

到了秦代，这种影响已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华阳国志·蜀志》说到当时的成都规划格局时，其规模“与咸阳同制”。空间特色是“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不仅如此，巴蜀一大批城镇亦同时产生，郫城、临邛城、重庆、涪陵、阆中、合川、丰都等，共有19—41个。这些城镇“都是非华夏民族较为集中之地”，又在秦的统治之下，“修整了居民住宅和市场”。所以，秦举蜀的结果，“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同时又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从而逐步放弃了原来的民族语言，以及一些固有的习俗，从战国后期开始，中原文化不断向‘巴蜀文化’渗透，而巴蜀文化的自身特点也在逐渐减弱。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原文化最终将取代巴蜀文化”（《四川古代史稿》）。建筑作为文化载体，同时又反映出固有的习俗。于此间受到中原文化决定性的影响，巴蜀之地从城镇到聚落再到单体建筑，无不染上了中原文化色彩。

汉代是巴蜀建筑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自张仪等经营西蜀，把中原的城郭制度带来的同时亦把中原的宫室制度带来了。刘致平先生在《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中说：“四川在早是用干阑 的，但是什么时候才大量用普通常见的宫室式建筑……至迟是秦伐蜀以后的事情。”尤其东汉画像砖在各地的发现，其中有不少题材表现出汉代巴蜀建筑的面貌是国内少见的。双流牧马山画像砖中大型宫室式庭院，成都西门外曾家包画像石描绘的地主庄园等，均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葩。加之刻制仿木楼观式结构的石阙在川中居全国之冠的数量和特色，文翁学堂以石建书库的建筑构思，以及汉赋中对于“苑囿之盛，宫室之美”的描写，使人不难想象，在汉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基础上产生的城市，像成都这样当时被称为“五都”之一的大城市，绝不仅仅是“大”而已。城市建筑的内涵必然是由“城郭”之外更丰富而卓越的宫室式住宅、店铺、作坊等系列空间构成。既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然有相应的空间形式以荫庇。今虽不可详知具体形貌，但根据已有的图文资料可以推测想象，其市井空间之盛，恐不在同时期中原一些城市的繁华之下。推而言之，四川若干郡县所治之地，亦是相当繁荣，时西汉就达5郡59县。若从《华阳国志》中所载汉代产盐的忠县、云阳西（云安）、巫溪大宁镇、三台郪江场、阆中、泸州、内江、高县、邛崃、什邡等地看，这些地方多有精美城镇，以清以来川南自贡为中心的华丽城镇建筑为比较，亦可见汉代盐业城镇该是何等宏丽壮观。如果说建筑作为文化载体，反映了一方的政治、经济、民俗等综合之况，亦同时反映了建筑风格、形制、作法诸况。那么，像双流牧马山式庭院格局亦不是孤立的建筑现象，它必然有相同或类似之作广布蜀中或影响其他地方，必然影响城镇中的市井建筑。若果真如此，汉代蜀中城镇该是历史上城镇建设及建筑风貌的优秀代表，亦是灿烂的城镇空间景观。

蜀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不断更替，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人民生活痛苦。据《四川古代史稿》，“西晋全川人口仅22万户……还不到东汉四川户口的五分之一”，“城邑皆空、野无烟火”。这种山河残败的景象自然导致城镇颓废甚至毁灭，衍成建筑发展的低潮。

隋唐五代时期是巴蜀城镇建设的又一个高峰期。它基于安定的社会局面，农业、手工业渐自复苏，经济繁荣发展，各行各业均超过汉代。尤其是交通四通八达，加强了与省内其他地区和外省的联系，这是刺激交通沿线城镇发达的主要因素。以上诸因使城市商业的繁荣也超过了前代，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元和郡县图志》则扬、益并提，其“逸文”卷二还称扬州、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天宝年间，成都市区约有10万人口，城内东、西、南、北有经常性市场。还有花市、蚕市、药市、灯市等专业性与季节性市场。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的繁盛景象，和城上遍种芙蓉的绿化相映衬，以孟蜀时扩建的“周围四十八里”的城郭相围护，不仅得蓉城美名，亦成为古代中国城市最早注重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生态平衡的范例之一。

巴蜀州、县，时也同步发展，有“为蜀川巨镇”的梓州，有“佳郡”之谓的嘉州，有“峡中大郡”的夔州及所属“鱼盐之利”的云安 。《四川古代史稿》继云：“人口在3万以上的其他州府，还有彭州、蜀州、汉州等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农村已出现了定期交换商品的集市贸易，谓之“草市”，有成都东门外草市、灌县 青城山草市、雅州蒙顶山麓草市、遂州斯安草市等。这是四川场镇形成的最初形式之一。

草市，其各因市简略、粗糙或贸易时间短暂者不可考。《辞海》“草市”词条谓：“中国旧时乡村的定期市集。各地又有俗称：两广、福建等地称墟，川渝黔等地称场，江西等地称圩，北方称集。起源很早，东晋时建康（今南京）城外就有草市。大多位于水陆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驿站所在地。草市既非官设，也无市官。有的后来发展为城镇。”《辞海》对“市”与“场”的详释似乎有些笼统，但确又不好界定。至少在次序上应先有市后有场，进而形成镇的历程。此间很大程度以是否有建筑出现为转折。比如：市不一定有住房和买卖烟、茶、酒、饭诸空间，而场却有了应运而生的房屋棚架。此在川中至少如此。当然，无论怎样，隋唐时期出现的县以下市集为后来的场镇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后来部分场镇形成之因。

唐代四川杰出的石窟寺摩崖造像和前蜀王王建陵墓建筑都反映了隋唐之际的巴蜀建筑及城镇建设的璀璨，其成就亦定然不在诗歌、绘画、戏剧等其他门类之下。此应是文化整体向前发展的规律，同是文化诸科相辅相成的结果。

关于宋代巴蜀之地城市的繁荣景况，《四川古代史稿》综合引述了各类文献的精彩描写，现摘录如下：

“素号繁丽”的成都，这时已成为“西南大都会”，在这里，“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黄尘涨天，东西冥冥”。呈现出城市繁荣、商业发达的景况。唐末五代在这里兴起的季节性贸易，已发展为按月令季节售物的贸易集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在成都城内，各种专门商品市就更多了，规模更大了，开市的时间也更长了，且大都有固定地点，最经常的就是大慈寺和玉局观。由于店肆增多，一些铺户所设店肆向街心发展，因此官府强行征收“侵街钱”。史载宋神宗时：“天下州县，遂打量街道，分擘沟渠，虽是已出租税之地，但系侵占丈尺，并令别纳租钱。若不承认，则彻屋剪檐，然后获免。”……高宗绍兴时，成都始将泥土路面的街道改用砖砌，长达2000多丈。孝宗淳熙时，范成大再次砌街，“以丈计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甓（砖）一百余万，为钱一千万”。

除成都外，梓州、果州、遂州、嘉州、合州、叙州、泸州、利州、渝州、夔州、绵州等城市因工商业都比唐代有很大发展，城市建设亦相应有所发展。

集市、场镇是又一发展的侧面，《元丰九域志》统计，元丰（1078—1085年）初年，川峡四路共有688个镇，其中有6个镇以上的县是：眉山、彰明、汉源、阳安等共43县。综览上面大、中、小城镇格局的布点上可见，宋代城镇在四川已构成适应农业、手工业、商业平衡发展的网络。实则已初具了现代四川城镇构架的粗线条，其后明清的城镇扩大，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的。

元代四川农业凋残，手工业、商业远不及宋代昌炽。县城的数量在宋代有180个，元代只有96个。仅存者亦可见颓败苍凉之貌。

明代仅初几十年昌明，接着战乱不止。四川经济虽无大起大落，但在城镇建设方面远逊色于宋代。其县城虽复苏到111个，但比起宋代“万井云错……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城市景观，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客户超过土著”，明初四川的移民大量来自湖广地区的人口。这些移民必然把建筑的习俗带到四川，影响着城镇的建筑空间构成，此无形中成为改造宋以前纯正绮丽城镇空间的开始，使四川建筑逐渐染上移民色彩，这里主要指的是湖广地区的建筑影响。但究竟具体影响到什么程度，还有待研究。不过，明代典籍、诗文对城镇建筑的描绘和唐宋时比较，不仅少见，反倒以基调苍凉者见多。如万历年间南充诗人黄辉《白沙驿》：“山驿冷荒荒，昏烟带叶黄。窗交蛛网月，垣隙虎蹄霜。”这是四川之外包括发达的江南地区都不可能见到的情景。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自然灾害深重，更导致人口锐减到不足9万人的极限。建筑为人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加之木构建筑易罹火焚、潮湿朽败，天灾人祸，亦同时使明以来四川渐趋衰败的城镇和建筑几乎毁灭。这是其他省少见的情况。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川中史志载述多多，如《蜀乱》言：“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清代四川史》：“数千里内，城郭无烟，竟成邱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虎之所游。”时四川盆地内实成蛮荒之地，城镇、民居已成空白。现再摘一二。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之《王云蜀游记》云：

蔡公毓荣……辛亥正月余自荆南偕之入蜀。成都自献贼之乱，官民庐舍劫火一空。蔡公至，馆于棘园，即蜀王故城也，规制略如大内而差惬，惟存重城，馆舍皆草创……城中茅舍寥寥……至眉州，州治荒芜，三苏祠尚存木假山堂……明日次嘉定……州治被兵未残、庐舍完整为仅见云。

《使蜀日记》云：

九月一日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皆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讯杨升庵宅已为按察使署，今已荡然矣！……初二日抵成都……民居周垣不蔽，篱落而已……入东门亦无署院……西北隅则颓墉败砾，萧然惨人。

《南溪县志》卷二《食货》载：

当时故家旧族百无一存，人迹几绝。

清初“湖广填四川”是巴蜀城镇再度兴起的转机，也是当代巴蜀城镇及建筑特色形成的开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它为什么产生了延至今日达四五千个城镇的洋洋大观？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虽然对巴蜀城镇及传统建筑的研究尚没有专门著作披露于世，以全面解释这种现象，然而，从史学的角度已有《清代四川史》等著作对四川城镇和传统建筑作了介绍，同时亦有建筑学家、文物工作者、文史家、旅游家等的零散研究见诸媒体。这里面尤以王纲先生的《清代四川史》高屋建瓴，其观点笔者十分认同。他在该著作绪论中提出“清代四川杂交的创新”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建筑学、美学、民俗学诸学科对四川城镇及传统建筑的研究，这是因为：“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几至绝灭，经济破坏殆尽。清朝四川政权的建立，所面临的是百废待兴。要兴，第一需要的是人。一个‘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高潮兴起，全国各地，东西南北的人民拥向四川。百废，使这些本来受四川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少的人更无地域历史上的传统束缚；兴，却又使他们从四面八方带到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生产经验和人口素质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且通过广泛的杂交创造出新的经验、新的品种、新的文化、新的思想。”

作为城镇及建筑，核心同样是“湖广填四川”的人。这些人来自湖北、湖南、福建、广东、江西、陕西等省，虽然习尚各从其乡，但经过大量、广泛的通婚，已具备了南方人精细耐劳、北方人耿直粗犷的特点。诸多习尚已有认同，自然又产生新的经验、新的品种。表现在城镇和建筑风貌上，亦同是南北风格的大融汇。略有不同的是各省移民聚居地人口的多寡使得融汇程度有所不同。比如涪陵是客家人聚居区之一，那里分布着不少川中建筑，也有在内地罕见的客家人大型土楼，其形其貌已和原乡有差别，融汇了不少中原特色在其中，然又保存了不少客家土楼成分。正是这些新品种恰又构成了巴蜀建筑特色。在遍布巴蜀的城镇中亦是同理，尤小场镇显得更加昭著。一目了然的是各省会馆建筑的区别，但它们又相安一场一镇，构成了巴蜀场镇杂而有序的空间景观。这样的整体空间形态和国内其他省区的小镇区别是很大的。

四川太大，城镇已达6000多个，每一个城镇的整体空间不易把握，加之建设性破坏日趋严重，本书以介绍目前保存较好的小镇为主，目的还在引起社会注意，以尽可能地保护这笔老祖宗留下的建筑文化遗产。而县城以上的城市实则已面目全非，全被西洋建筑征服，说它原来怎样怎样好，已无实际意义。这是一个十分悲哀的话题，留待后世去评说。当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面对西方人“你们四川人原来都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的问题时，不至于无法回答。 5u8Ny7XAdTmk7MgXNdhfHIUDek7Pj2DqadSPsijig+2Sxmzqvh4xKymSFvrRMg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