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民居文化散打

七品宅邸的素雅气象

（镗钯街40号）

清朝中叶，政局与经济的稳定给川中城乡绅粮、官宦建大宅大院带来机会。成都双栅子朱财神府、南府街周道台府、棉花街卓宰相府，以及犀浦陈举人府等，均是名噪一时的大型庭院。如今，除年代稍晚的温江陈家桅杆作为市级文保单位尚存外，其他均难觅原貌了。不过从某些隐藏在市井深处的小型院落，似乎还可窥见清末民初官宦人家住宅的端倪。镗钯街40号，这座据现宅主言乃是原华阳县县大老爷宅邸的建筑，即是一例。

首先头道门用歇山式屋顶，便是成都龙门罕见的做法，若不是后来改制，显然系一极不安分人家之所为。头道门与二道门之间有一敞廊道，长宽正适合轿子停放，犹如轿厅。右一为用人小院，左为会客房厅（已改造），均由屏门进出。二道门即为下厅房中间，门柱高耸，黑漆遍涂，气象森严。两边厢房各三间，中为花厅，据说右厢房花厅还兼作过厅以衔接右边天井和庭院。而正房五间中，抱厅由堂屋两边次间沿金柱伸出，显得厅廊贯通，尤感宽大。虽把天井逼小了，然经红漆木作、雕刻挂落渲染，庭院景象仍不失为官之家的气派。这里面有几处是一般老百姓庭院难以比拼的：一是有专门的轿子停放点；二是有会客室与用人小院；三是有花厅且装饰雅致；四是抱厅宽大，与其为官身份相符。

明以来，住房限制间架，如“六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前一间三架，黑油铁环……”，定制十分复杂。到清代略有宽松，仍规定：“公侯以下官民房屋台阶高一尺，梁栋许画五彩杂花，柱用素油，门用黑饰。官员住屋，中梁贴金，二品以上官，正屋得立望兽，余不得擅用。”但对间架限制就少了。

花树繁茂绕宅生

（后河边街6号）

成都平原土壤肥沃得似乎插根筷子都要发芽，植物极易生长。适居其间的成都人钟情自然又富闲情逸趣，所以历来以栽花、种草、植树为乐为雅，尤其在民居好施此事，渐成风气，亦几为豪举。这种盛况，叶圣陶1945年在《谈成都的树木》一文中，曾作了生动的描述：“在新西门附近登城向东眺望，少城一带的树木真繁茂，说得过分些，几乎是房子藏在树丛里，不是树木栽在各家的院子里。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色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树叶子组合成锦绣。”这是何等苍苍茫茫、郁郁葱葱的绿化大观。由此看来，成都人对环境之爱真是可以了。他们把自然引进居家之境，见缝插针，使得民居环绕着一种“此地在城如在野”的田园氛围。这样的痴迷在有的庭院，更是把人、建筑、植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推向了互为拥有、相依为命，须臾也不可分离的地步，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某年5月，我带学生在后河边街画民居，但见6号庭院厢房几乎被金银花藤蔓“掩埋”，竞相争荣的细叶柔枝一层一层覆盖着向屋檐攀附，直到密密爬上屋顶。当时，正是金银花吐蕊施芳的季节，一簇簇纯玉般花朵怒放其间，股股醇美清香扑面而来，直透肺腑。同学们皆一阵深呼吸，大呼“好香，好美”。待仔细观察，复见木构精湛的窗棂、花罩亦被藤蔓缠绕遮蔽，门首似成“洞穴”

入口，室内略有些幽暗。稍定，感到里面笼罩着深绿祥光，幽凉袭人，令人燥汗立收。这分明是山野之居了，哪里还有半点闹市里住宅的浮躁喧嚣呢？这个为了追求和自然亲近，为了躺在自然怀抱里生息的宅主，为了争宠自然，看来居然已经到了置光线采风等家居条件于不顾的境地，怪不得叶圣陶老要对这些沉醉于绿色之梦者直呼“似乎可以栽得疏散些”，“留出空隙的形象的美”，“让粉墙或者回廊作为背景，在晴朗的阳光中，在澄澈的月光中，在朦胧的朝曦暮霭中，观赏那形和影的美，趣味必然更多”。由此可以看出，半世纪前成都就有不少庭院类似上面那家“满院子密密满满尽是花木”。真是什么都在讲延续承袭，后河边街这家人便明显地表露出成都部分庭院园艺的特色，这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宅主人生境界的写照。其实，绿化讲究疏密有致也好，治园更条理化也好，绿化之利与绿化之爱也好，都可以说是成都人得天独厚的一种契机和源远流长的美好传统，由此也构成了老成都民居的一个显著特色。

蓉城深处辉煌木宅

（新半边街3号）

新半边街3号范云顺宅在街边的门面很不起眼，小而黑的门厅又时常半开半掩。但天井里却很亮堂，往往透过门缝留住过客脚步。及至进得门来，就见一尊财神菩萨龛洞建于正面砖墙上，人或以为此乃寺庙之地；加之光线太暗，令人油然而生神秘之感。本来按四合院格局理解，门厅中除屏风外少有再做门的。范宅则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了三道门：“财神”为二道砖拱铁门，三道为两开四扇隔扇木门。何以如此？疑窦尚未解开，就再次被天井里明朗的光亮吸引。说来大惊小怪，那天井实无特殊之处，和成都寻常天井并无二致。关键是因门厅太暗造成的空间视觉反差。而正房、堂屋、厢房仅有楼房而已，充其量把楼串成回廊似走马转角楼，人可以在上面绕着走一圈……待从堂屋前抱厅反身再回看下厅的壁面时，你顿会为之惊奇不已，乃至喃喃自语：“不得了！不得了！”何物不得了？原来是下厅房竟比正房、厢房多了一层楼，共三层。它不仅修得比正房高，有违常情，楼层也是成都民居少见的“高楼”。然精彩之处尚不在此，而在于整个向内的壁面装修和窗饰。窗壁的华丽、辉煌、凝重、空透，四川其他民居在这方面少有能比拟的。它真正做到了使人回肠荡气，使人叹服宅主与匠师成熟的艺术资质。

细究起来，形成上述精彩印象的个中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开窗面积大，层层开窗，一窗紧接一窗，且窗饰精湛而不流于烦琐，提窗、附窗加窗栏，窗中显得有层次；二是每一扇窗尺度较大，其间柱撑又辅以雕刻来辉映衬托，于是整体立面显得气势大度，而不像有的所谓精雕细刻，仅把人的视觉引向局部；三是所有材料均不沾一滴漆彩，木质天然，色彩纯度保持在最佳状态。且因年代关系，其新旧成色均约为五成，正是不新不旧的火候，使整体又以一个黄褐色调制约统一窗壁，从而加强与完善了整体性。而木质黄褐色调为热色调，同时又烘托出了天井内的温暖气氛。这里还有一个色彩的明度关系，也是造成天井亮堂气象的原因之一。说千道万，归结一点：倘没有全木结构的大面积建构，是断不可能出现这般气势的。

奇怪的是，为什么要把临街下厅房的反面做得如此高妙，反倒懈怠了正房与堂屋的装饰装修？想来除清末民初建宅制度的松弛外，临街造个三层楼，其间恐怕亦有显富的虚荣。但内立面窗多而空透，基本上是为了应对采光要求。只不过范云顺看来非同一般俗辈，采光时亦充分顾及了窗作工艺的整体艺术效果。除上述特色外，范宅内部还有不少闪光小技令人难忘。无论是宅中水井，还是楼梯转角、三层楼道、斜撑与雀替的雕刻之类，均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建宅之际全面兼顾的整体构思。至于那灰暗的、与明亮的天井反差很大的三道门门厅，在防御功能之外，是否又寓藏有尽量不惹人注意以“藏富”的矛盾心理呢？

城中随意“乡间”院

（大同巷4号）

无论是农村搬进城市的，还是文人欲在城中造个小院的，若地皮不方正，面积又不大，造个体面周全的四合院全无希望。面对这种情况究竟该怎么办？由此遂在成都民居中产生了不少形制自由、造型随意但趣味亲切的“乡间小院”。在这里，祖堂之所的方位模糊了，厢房所指不明确了，天井地坝亦呈多边形，房子想怎么修就怎么修，以尽量占满边界为原则。这样一家连着一家紧排下去，龙门间距错落不等，无法完善朝向，邻居通以协调为善、方便为最。恰此，便营造出众象天然、和衷共济的居住环境氛围，并与笔直宽广的大街形成强烈反差，小街弯弯曲曲，幽深清静，所谓成都最宜居家者当数此类。其中府河、南河交汇处旁的大同巷更是佼佼者。尤可贵者，此间目前尚古风浓郁，恍如边远小镇，实在是历史文化名城中不可多得的民居人文景观。

大同巷4号余宅仅算其中普通又普通、简淡又简淡的人家。龙门殊为费心，因地皮所限，八字门墙仅有右边一“捺”，但做法不俗，为规范之作。大门、屏门、吊柱等一应俱全。民居大师刘致平教授说：“四川成都许多大门用垂花门式，做法很像北方的垂花门。”由此看来，因受到清住宅制度的约束，余家龙门骨架便是垂花门的韵致。虽然北方垂花门不是一般人所能用的，而是王公府第以及祠庙才能用的，但在四川成都等地却已经稍加变通，使之成为寻常百姓之门了。余宅以正视听的门作内，即是前述不规则小院。

不规则地皮为建筑发挥提供了随意性前提，而随意又给空间丰富带来了机会，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里面摆弄、营造和想象。说到底，这无疑是人最为企盼的空间理想。余宅在不规则的天井三边建房，格局无法对称，似厢房的两侧，一侧两间，另一侧三间，靠天井一面墙壁全开方格窗。室内光线柔和，室室相通，十分方便。而正房仅两间，自然无堂屋。于是住宅的上下尊卑和次序全部打乱，反而造成融融乐乐、皆大欢喜的亲切气氛，人格的相互尊重由于建筑格局的随意而得到肯定。再加之天井中树、花、草、池的“随意”布置，一切均处于天然弥合、互相拥有之中。在看惯了对称统一的四合院民居天地中，此宅遂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惊喜。尽管如此，倘若从门到里院整体上再端详，便也能发现上述随意中又有龙门遵循传统做法的匡正，似乎有“地皮不正，庶民无法，脸面（门）非要不可，里面不得已而为之”的潜台词。这使人感到，过去时代修房造屋，要想在局促中得到一点淋漓，在遮遮掩掩、虚虚实实的背后，自然也仍是战战兢兢的。

余宅已易主多次，其起码是建于清末之前的。无论它是农村人、小文人，还是小商人所建，所体现出的文化底蕴都是不薄的。难能可贵的是，在百十来米间的街段，竟集中有十来家列于左右，光是那龙门毗邻相接的景观，就足以让人赞叹不已了。

鲜见东山大瓦屋

（石灵乡千弓村叶宅）

拙文《乡情浓郁客家屋》前不久发表后，笔者即接到一位名叫叶桂华的年轻人的电话。叶说他家住在石灵乡千弓村，也是客家人，现有一大瓦屋是祖辈留下的，还有林盘一个。若无人带路，即便走到屋前也不知此处有如此隐秘、浑厚、静谧的老宅一座。这就是清末民初这一带遐迩闻名的叶家烧房。

酿酒作坊，川东川南叫“糟房”，川西有的叫“烧房”。源出何处，没去详考。据现在居住于宅内最年长者78岁的叶发祥老人讲：龙泉驿一带都将上述作坊叫烧房，地图上的地名也普遍反映出成都周围均有此名称。把烧房设置在住宅内，即在住宅内有较大空间作生产用，是农业兼商业的一种经济形态。叶家宅内虽有专事酿酒业之设置，但建筑上却并未见有特殊外形及空间组合，因此，叶家烧房仍属住宅形态范畴。

叶祖籍是广东嘉应州（现梅州市），属客家人。原宅主姓朱，亦是附近客家人。叶发祥祖父买此住宅约在同治末光绪初，所以此宅至少有140年历史。入川几十年，当是维系祖传文化最有力、恋乡情结紧固难解之时。作为集中体现乡土文化的建筑，必然从里到外、从大木作到家具、从小构件到装饰等，一概遵循祖籍地的形式制度，若有过多“走辗”变异，不啻是数典忘祖之为。这在封建宗法伦理至上时代，自然是一种触犯忌讳的异端行为。因此，笔者在对闽、粤、赣边区客家民居进行考察并参阅比较客家民居研究权威人士陆元鼎教授、黄汉民教授著作后认为：叶家烧房应属客家民居中一类叫“围垅屋”的核心形态。

所谓“围垅屋”，顾名思义，其屋必然有“围”有“垅”。“围”者有“圆”的形象，“垅”者为高的土坎。即是屋后有半圆的房子围建在斜高的坡上，并和中间有堂屋的核心房屋连在一起。而前面往往又有半月形池塘和后面半圆形屋相对应。于是，围垅屋平面出现椭圆形貌。这种大型住宅原是客家人人丁众多的家族居住模式。他们到四川后，家庭单位变小，用不着如此九族聚居的场所，于是，有的殷实人家便去掉后面房间众多的围屋，仅保留足够使用的中间“三厅”住房。“三厅”即中间正厅，左右屋后斜坡仍以土坎形成半圆，上面栽上竹子、树木以象征围屋，目的仍是展现让中间方正，上、下半圆的吉祥圆满之寓意。风水上也认为宅基方正、圆形朝前为大吉。说到底，古人选址造屋，风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宁信其有”是过去时代普遍的信条，与今人的心态和看法不可同日而语。

叶家烧房其实仅为中小型民居。称它为大瓦屋，一是相较当地遍是小型“双堂屋”而言，二是此房为瓦作，比一般房屋又多两厅，不称大瓦屋又该如何叫呢？值得一提的是此屋所用之瓦是烧瓦。叶发祥老人介绍说：“过去烧瓦用谷草，窑温低，用草量大，一次装不了多少瓦坯不说，还要烧七天七夜，所以瓦特别贵，一般人家是不敢轻易盖瓦房的。”

走马街上一商宅

（走马街35号）

春熙路的商人家住何处？世人少去想过。那么昂贵的铺面与陈货空间，若作居家住宅，岂不是把银子丢到水里头！所以历史上春熙路商人的住宅多在周围的街巷中。

走马街和春熙路仅咫尺之距，在南向延长段上的现35号为原彭家院子。宅主开店设铺于春熙路经营绸缎，这个院子即为其住宅。市井商家住宅之精要首先是安全。一是怕偷怕抢，二怕罹火毁宅，三怕潮湿货物。余下才是住宅的法理遵循。彭宅四围火砖砌墙，墙体高厚，正箍了个长方形。正房两侧有山墙高出屋面的“猫拱背”造型，是风水相宅山墙形式“五星形体”中“金”的含意。墙下与正房侧留有火巷兼去后院的通廊，亦是成都民居中常用形制。如此砖作用功，乃首为安全计。而趣味和特色在于后院高出地面一米的仓库，同样以砖作墙且更厚，房分上下两层，以木板相隔，上堆放布匹绸缎，下放木炭、石灰等吸潮之物。整个建筑形体简洁，正正中中摆在中轴线上，其间令人隐约感到宅主建房建库欲求万全之策的良苦用心。而把库房置于祖堂香火的后中，也是力图万无一失的保障。

不过，为了更好地享受，就要把住宅整得珠光宝气、极度舒适。因此，院子自临街头道龙门进来，又是石砌砖雕的二道龙门。门楣有象征祥瑞之意的“紫气东来”题刻。再进去则是门厅，有镜面退光的黑漆屏风一堵，左右形成屏门，屏风上有麒麟身人首怪兽符镇图一幅，为土漆堆积凸出，沥金制线，工艺十分传统、讲究，在民居留存于世者中极为罕见，意喻逢凶化吉、保宅平安。

核心空间自然是在天井四面。面向天井的正房、堂屋、厢房、诸壁柱，概为雕中有刻，件件俱精。图案或花卉或翎毛，均围绕福、禄、寿、喜四方面寓意展开，且全用黑光漆，精丽之中透出光亮，正是清以来成都财力雄厚人家好此色彩又不违“法”的色彩应用，不仅保护了木质，其黑色的祥和又营造了安静的居家气氛。唯显“啰唆”者是雕饰显得琐碎及粉彩过艳。虽为局部点缀，但到处都是星星点点，也就露出发财人唯恐不能露富的俗艳，同时亦对比出一般商人与儒商在住宅建造上的文化品位和修养来。以此与今日同类相比较，又何其相似乃尔。

以梁思成、刘敦桢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中，有一员主将刘致平教授，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对成都城乡民居做过若干实例调查，认为“这里的居民工巧逸乐享受多端”。此语可说是全面地概括了成都住宅与人的关系，即普遍讲究住宅精致的实用性和装饰的多样性。彭家院子虽仅是一般商家宅院而已，但于此亦可见一斑。成都民居中的大宅，动辄十多个天井并有花园格局者，也为数不少。

像过去城内东北隅双栅子街西向的朱财神府、南府街周道台府等，在建筑上均是难得的官僚府第，不仅房屋本身功能齐全，建造精良，花园部分据说还是清中叶浙江人顾氏设计的，是江南园林流传到成都的例子。以此再比较彭宅，后者则更是“小巫”之所了。

风姿绰约小姐楼

（王家坝街44号）

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青年女子受到诸多约束，在衣食住行上均有成文与不成文的严苛要求与训诫。于是民居中把少女活动限制在一定空间范围的建筑随之产生。这便是小姐楼之缘起。这一来遂使小姐连同其所在的楼，与社会自然有了一种距离。

小姐楼又叫闺楼、绣花楼，在传统民居中原则上是不能冒犯中轴线的。又因其谓楼，故平房少见，多建在住宅的四角。毕竟安置的是家中千金，小姐楼不仅高朗，且装饰优于其他房间。门窗、柱撑、廊道、栏杆、花罩一并精心布置，多有雕刻，华丽者尚有套间，流光溢彩，沥金粉色。而样式更是难见有雷同者：歇山、庑殿、攒尖、悬山、硬山诸式均有，还有辟出一角改置、加宽挑廊封闭等方式。这就在民居中出现了最敢打破建筑一统的“花样”，犹如少女在一个封建家庭中最敢打扮得花哨一样。所以，小姐楼一般形貌特征明显，一看便知。成都民居中的小姐楼数量虽不是太多，然形式殊异，十分别致，不仅显示了家庭的经济地位、文化素养，还烙上了时代印记。像义学巷40号小姐楼，歇山式屋顶充满了浓郁的传统色彩，由此可想象主人信奉的是传统行为准则。再纵观整个庭院来分析，宅主之经济水准不过中上，宅大致建于清末。而王家坝街44号小姐楼，则一切都在破坏着传统规范：不规则的四合院正房左侧砌了个有点西式味道的八边楼，上面恰又顶了一个像亭子似的八角攒尖顶帽子。似嫌不过瘾，又从楼左侧挑出一个传统廊子。如此一来，虽然格调显得不中不西，但却给人以宅主属于那种文化不高胆气高式的人物的感觉，故可推估宅主按经济实力当是当时的“大款”，建宅时期亦在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转轨间。前面讲到小姐楼不能建在中轴线上，乃是建筑上维护尊卑有序的宗法伦理秩序的反映。成都民居中尚还鲜见越轨者。但仁寿县文宫乡大画家石鲁之叔住宅，就不仅敢把小姐楼正正中中地建在上下厅之间，而且下面还形成了一个“门洞”，人去堂屋必由“小姐”身下经过。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背叛，无疑是家族在特定年代动荡的“建筑表现”，所以产生出青年时代就强烈追求民主思想的石鲁（画坛巨匠冯亚珩）、冯建吴这样的大画家也就不奇怪了。

小姐楼是过去具有一定财势的人家在住宅营建中的小品建筑。一般人家姑娘的住宿安排犹如当今三室一厅的格局，于其中找一间合适的就行。更多的是众女眷合住一间，或未婚女子与婆婆同住一间甚至一铺，也就得过且过了。

小姐楼因其格式精致乖巧，颇有风致，楼中免不了种种闺情闲愁，故历史上从此间衍生出不少趣事艳闻。加之此为闺阁禁区，重帏之内，纵有“家丑”亦不愿外扬，而外人好奇，举一反三，联想有加，虚实相生，为此常把小姐楼渲染得神秘莫测。这也是社会距离产生流言蜚语之必然。至于距离是否产生了美感，则不敢妄断。但我想，倘若把小姐楼变成碉楼，变成男人的书楼，人们的龙门阵恐怕就没有如此香艳了吧。小姐楼之所以往往成为一种风流香艳的话题，很大程度就在于小姐楼这种建筑比较一般住宅而言，常常做得太精致，太富优越感，无怪乎其常为世俗所不容。当然，由贫富差别滋生出的以讽代恨的反感心理，也不能不说是构成人们在看待小姐楼这样的民居时，所具有的复杂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居”有株银杏树

（草市街“康居”）

成都人和重庆人说树：成都人说重庆的黄桷树爬到岩上长，弯弯扭扭，又不结果果，外搭不能栽到院坝里；重庆人则说成都的白果树，好看是好看，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红黑要一公一母栽到一堆，否则就不生儿。二位仁兄话虽俗了点，倒是大白话。不过重庆仁兄恐怕调查欠周，成都白果树也有单株雌树结果的。

白果树又名公孙树、银杏树，是一种雌雄异株、叶呈扇形的长寿高大落叶乔木，往往要雌雄相距不远栽在一起才结果实。所以成都民居以庭院为最，多栽有两株银杏。恰草市街康姓庭院“康居”右后侧有一株高大挺拔的银杏树，此树年年枝头挂满银白果实，秋收之际真是乐坏院中老小。尤其在听说青城山的白果已涨到40块钱一斤时，他们更是掩不住一脸美笑。“康居”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已易主，据说此庭院与树同龄，故测宅制与树状，宅与树至迟在清末就有了。当时仅栽了一株，也不知雌雄，更不在乎打几颗白果吃，全为遮阴、好看，还欲以树寿祈人寿，图个吉利。后来见其年年结果，殊为怪异，人便以单身女人也生小孩相揶揄，民间遂以讹传讹言送子娘娘下凡，有迷信之人还在树下挂红布、祭香蜡纸烛、上供果等，不一而足。

不过，成都人喜栽银杏树全不在是单是双。上述对单株雌树结果如此这般的戏说，倒是由树生发而出的一种民间文化。尤在栽银杏树适成风气的成都庭院，可以毫不虚夸地说，这更是把民居和自然生态的结合推向了相当美妙超前的境界。难怪有外省人说：“庭院路道栽银杏树为成都好民风之首。”说得确有道理。

单说这“康居”，只因了这株银杏树，庭院气氛便大变，宽大树体如靠山一座，居高临下，虬枝如臂，千枝万叶张开，像母亲怀抱婴儿般呵护着庭院。这个由二进四合院串联的空间，随处抬头即可与树相顾盼。特别是四季变化无穷的树形，更是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春来万点新绿驱赶冬的积郁；夏来又默默抵御着炎日酷热，把芬芳的清凉洒向天井、房间，万千小叶子同时扇动，招来清新和惬意，更把大风分解成微风，把微风浓缩成凉阴；就是秋来叶子离开母体，那眷恋之躯贴紧屋面，卧满天井，有时竟还执拗地飞向房间，似怕人们忘记，它们以色彩中最耀眼的金黄提醒你，纵然坠落，也是瞬间灿烂；最后剩下一身铮骨，也要变成漫天线段，有如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线条的世界和抽象的深渊……

都说成都人精明、细腻、娟秀，却竟在庭院里竖起一个伟岸粗犷的图腾，建构起一个完善素质的信仰，营造出一个居住环境幽静优美的小生态。其窥造化真趣，得康居之乐，自有一种潜在的豪迈秉性在，缺的是再往纵深掘进。若能以更大气魄，让银杏如同森林般地与一切肆虐空间者争夺空间，四季便绝不会仅以小情小趣青睐一个庭院，而会将更为宏美的风光呈现在人的眼前，让自然怀抱中的民与居，皆相得于清新洁美的理想氛围。

“友庐”来历点滴

（小北街52号）

“没有听说过，某人发了财、当了官还给下级修幢房子的！”“有的是。远一点的范傻儿就给佃客修了好多的砖瓦房，近在眼前也有这种人。你不信？”成都盛夏傍晚，街边乘凉人常有龙门阵摆得大声武气，争得脸红耳赤，引得过客围观的。这不，眼前不是便有一老一少互不服输，正在为有钱有权人是否会给下级修幢房子，展开一场“嘴仗”吗？我也是个“蚂蟥听不得水响”的人，热闹中暗暗记牢老者最后道出的街道名、门牌号，目的是想试一试老者是不是冲的“干壳子”。

第二天我径直找到了小北街52号，急忙抬头一看，果然如老者所说，门额正中嵌有一石，上书阴刻正楷“友庐”二字。“庐”为舍，即住宅。姓在“庐”字前，即指明是谁家的住宅。然而百姓中极少听说姓友的，难道真是下级之庐？狐疑之中，我“私闯”民宅，引来一中年居民善意盘问，经解释，他转而为我叙述这“友庐”的来历。

“友庐”原为一宽厚商人给管家建的私宅，因管家姓沈，故又叫沈家院子。管家理财有道，精明忠诚，主仆相互笃信，以友相待，故主人专为之赠宅一幢。这里姑不论赠宅者是否系以宅进一步笼络人心，或确实是受“为富当仁”动机的驱使，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上级给下级奖励了一幢房子，不仅门额上以友相称，且其后还冠以“庐”字，以表谦恭之意，因“庐”本义为“简陋之屋”，可见其间交往的一段佳谊。至此，“友庐”之命意也就有了一个较圆满准确的答案，证明了老者冲的确实不是“干壳子”。

不过住宅的用场说来区别很大。有的还有阁台亭榭、山石林泉配置等。“友庐”仅干巴巴的一个大房间，再分四排三间。前面左右各有保姆、车夫门房一小间。这即是说，宅内考虑到了除睡觉吃饭之外，还内有保姆料理，外有车夫紧跟。但若想于其内娱乐消遣一番，空间便给予了极大限制。从面上看来老板考虑可谓周到之至，实则也深藏着用人的良苦之心。

中国民间建筑，无论民居、宗祠会馆、寺庙道观，在建筑产生之前均有一个酝酿得很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辐射到方方面面。而反映到社会民风方面，尤是纠葛缠绕。成都市井民居，不少围绕商业活动展开，建筑形制、格局、空间组合等，多多少少受制于商业行为，这恰是传统建筑文化一些非常漂亮的层面。“友庐”章法仅是其间小技而已。

乡情浓郁客家屋

《邓小平在赣南》一书中，说到了邓小平1972年12月和夫人卓琳重访瑞金一事。东寻西找，他们终于找到了建于1851年，名叫“白屋子”的一座典型客家民居。红军时期邓小平就在此屋办过《红星》报。书中说这座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书看至此，不由忽有所动，脑幕里渐次呈现出一幅幅我们四川客家人的民居来。

明末清初，大量外省移民来到四川，其中有一支来自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移民，多为客家人。300年来，他们相对稳定地居住在川内38个县、市，由于笃信“耕读为本”的传统思想，不少人至今还保留着祖籍地的风俗习惯和语言。而像民居这样大型的风物，也基本上按原乡地风格建造。这就在各省移民建筑中显出其独特个性，成为川中民居自成体系的代表。

四川客家民居，除了没有发现土楼中的大型圆楼，诸如方楼、“四点金”碉楼、围垅屋、二堂屋等，均广有存留。虽受到其他省民居风格影响，但其基本格局、空间组合、体貌特征，仍较全面地继承了客家民居风范。邓小平在赣南瑞金办《红星》报那座房子即是客家人所说的“二堂屋”，堂同厅，上厅、下厅即上堂屋、下堂屋。这种建筑近在龙泉驿五乡，远在简阳、隆昌一带都有广泛分布，而这些地方正是川中客家人大分散小集中的区域，不同者是建筑体量、面积、房间多少之区别。像《红星》报驻地堂屋左右各5间共11间的正房，川中就属少见。常见的是那种正房3间的小型民居，恰此正是二堂屋最为正宗的原始形态，也在原客家祖籍地分布最多。后来虽然有些人家因经济与人丁的发展而增加了左右房间，但割据格局仍然没有变化。这种二堂屋的格局，龙泉驿五乡一带谓之“硬八间”。具体而言即是：中为天井，正房三间，下堂屋（兼门厅）及左右房三间，左右厢房各一间。厢房多不用板壁封闭，其空间开敞亦是川中二堂屋特色。原因就在于四川日照比东南沿海少，更需要光照和空气流通。还有一个特色即是它几乎都是草房，说来似乎有些寒酸，常引得川内其他地区人士的嘲讽。其实，建筑材料不同并不等于此间经济能力低于川内其他地区，这多半是川西缺煤烧瓦转而就地取材形成的。所以“茅草房里腊肉香”，在知情者中几乎成了流行的调侃。这种川西草房乃是民居中一大特色显著的制作，既有不少花样翻新的技艺，也有诸多使用功能上的优点。至于说它最大的缺点是易着火，还有外观寒酸、见不得客之类，则显然是一种文化认识上的偏颇和狭隘。想想看，如此大规模形制统一而又变化多端的草房民居集中在一个区域，本身就是一个大人文景观，加之它丰厚源远的历史内涵，这就是在国内乃至世界显露出它不可取代的建筑及文化特色了。

话又说回来，就是将草房改为瓦房，将其从乡村搬到城镇，也不能没有章法。倘把居住建筑同时当成视觉享受，深沉一点便是艺术，样式多一点，外形美一点，能延续传统文化内涵则更好。人一旦“衣食足”，其后必然要向精神空间的深度追寻，在居住方面自然亦绝不会满足于全部都关在千篇一律的“火柴盒”里。于是在庆云南街附近，有一家大概是从乡里搬进城里的客家人，便以砖瓦取代了草顶，只是其框架、空间、外观仍是地道的二堂屋。我想宅主在尽享其祖传文化时，无形之中又给成都民居添了一种花样。局外人一看，也一定会留下“和其他民居不同”的印象。

石灵乡间一碉楼

碉楼（俗称望楼）是建筑中一类特殊的空间形象，它和防御、战事直接相关。成都牧马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之大型庭院画像中，就见有碉楼的原始形态。可见成都地区碉楼历史实是源远流长。

四川盆地汉族地区现存碉楼，几乎均在客家人聚居区。这自然是承袭了其祖籍地好建碉楼的习惯。成都近郊客家人是否也有这等兴趣？石灵乡双林村有这样一个碉楼，它虽历尽沧桑，仍耸立于茂竹修篁之中，十分难得，在成都恐怕仅此一例，从中亦可窥见清以来成都东郊碉楼的建筑景观。

碉楼和住宅结合在一起，泛称碉楼民居。但其有个规矩，即不能建在中轴线上，中轴系列有大门、祖堂、神位。碉楼所居者不过宅卒、家丁等，他们是保护中轴空间及内部居住者的。所以，碉楼都建在住宅的四角，里面空间相通，结构相互作用，防御与居家功能，结成一体。双林村周家院子继承客家风范，把碉楼建在院子的左后角，即四川常说的“转角房”位置，是防御上视角不甚周全的角度。若其他三角不建碉楼，住宅就会有死角。如此，其中道理恐有三：一是只防不御，兵匪打来了龟缩其内，以避暂时；二是目的根本就不在于防御，而是体现对祖宗建筑文化的一种“图腾”崇拜；三是实用美观，上可改置小姐楼、读书楼、库房，用以贮粮种、打牌赌钱，均较秘密。且楼体高出其他屋面，“四坡水”歇山瓦顶又是屋面多样的一个方面，或称类型，与之相属的还有戏楼、祠堂、园林，甚至作坊等等，是小农经济“万事不求人”发展到极限的一种空间表现，亦是非常漂亮的构作。

周家院子碉楼民居主体庭院是三个天井的“双堂双横屋”空间，均为泥坯墙体。碉楼用小青瓦覆盖，屋顶四角伸出斜翘，碉内分三层，有楼梯上下，四面有枪眼。

清以来，龙泉驿地区总体而言还是较为清静的，虽时有零星匪盗，终未形成气候。清末红灯教农民起义时，“廖观音所部义军在省城近郊一带十分活跃”，因此，大户人家建造碉楼以防御，也并非没有可能。

唐昌“广居”东街梁

老而有意味的民居往往难寻，但偶然间也有所获。有个郫县 人士告诉我：唐昌为原崇宁县治之地，东街有吴家巷，里面左右排列着不少清代小院，堪称古色古香。我急忙跑去一看，果然言之确凿，小院美不胜收。更巧遇5号“广居”梁家院子后辈78岁的梁姓老人，我俩边叙谈边里里外外观览一番之后，又至北街诸巷畅游，最后酌酒于一老宅厅堂，很过了一天对民居的观谈品评之瘾。

据梁老先生讲，他字辈上属梁姓八代，先祖梁惠乾隆年间入川垦殖基业，于三代梁维手上大发，时有田土9000余亩，为崇宁第一大户，约道光、咸丰年间即着手兴建“广居”宅院。“广居”即取“湖广人”与“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双重含意。时梁家已成九族之盛，还在北街等地营造住宅，故俗称有“北街梁”“东街梁”之区别。“广居”即为“东街梁”宅院。后到梁老先生祖上时，仅有600余亩田地了。其祖辈养马喂猴玩性尚烈，家道遂渐渐衰落。

“广居”系清中叶营建。当时，不管有多少田地作后盾，无功名者建房时也仅能按一般老百姓的住宅要求而为之，故四个天井旁的诸间房屋均有严格的造房法式来约束尺度，显得低矮，但亦有几处与常见住宅不同而尤为引人注目者：一是开门，二是窗作，三是戏台。

历来住宅多开门于中轴线起始端，且正对厅堂。“广居”犯忌，于右侧正厅与正房间厢房外开门，其理何在，尚不可知。然而各间开窗却是值得称赞的。特点是有房必开窗，且窗多窗大，工艺朴实稳健，花饰适度，没有暴发户炫富的重雕累刻。尤其是正厅正房两侧次间窗作，做成一个房间一扇大窗，窗宽至少为8尺，不能启闭，似为轩榭意趣，颇有园林风范，文风拂拂而又为各房间提供了良好光线。加之各房均作“地楼板”，实则为古老干栏式遗制，把人的起居全木结构架空在天上，故虽低矮却仍有飘然之感。再则是正房和后房的花园，现虽种了些蔬菜，仍显宽大空敞。梁老先生说：过去此间植有假山花木芳草之类，加上后房中尚有戏台一座，乃是整个住宅布置的精华部分。戏台置于宅中，并以歇山屋面区别于住房，原是川中乡间绅粮过去的一种奢侈与文化追求，多少给建筑带来一些创造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宅中水井四壁卵石的围砌，梁老先生说这是过去石砌技艺高超的羌族匠人所为。井壁上大小相同的卵石，层层错叠犹如鱼鳞。其选料、受力、工艺、文化均融于匠作之中，十分漂亮利落，为汉族宅院建筑的文化美增色不少。由此可以推测：成都平原各式墙作、屋基，凡涉及碎石之类的垒砌，其工艺精湛者均可推及寓有羌人智慧在内。有关典籍对此载述多多，足见羌族匠人对传统建筑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UFWGme1MoX+FCVyb7lWwbarQ/S6LRqjV52QBC6TFyK7o3NXMZAJ51RuciKjL0m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