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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碉楼民居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盆地内及周边地区碉楼，多集中于川东涪陵、垫江、巴县、南川、綦江、江津等县及黔江地区，以及川南高县、珙县、宜宾、叙永、古蔺、合江、纳溪等县，部分散见于盆地及周边各地，诸如仪陇、巴中、峨眉、洪雅、马边、沐川、邻水、广安、大竹、仁寿、井研、威远、中江等县。过去几乎县县皆有，尤其是绅粮大户宅第，动辄两至四个环踞前后左右。一般住宅也有一至两个左右而置。发展到城镇，小者镇头镇尾设置一二，城镇大者则有的从屋面冒出一节，或用作瞭望室、书楼、客房，或作为小姐楼、绣花楼。碉楼内涵得以延伸嬗变，其布局、造型、结构、材料、色彩、功能都与住宅发生亲和关系，适成碉楼民居建筑文化现象。二为少数民族地区碉楼，主要是藏族和羌族碉楼。尤其是羌族的石砌碉楼技艺，虽然也对毗邻的藏、汉、回各族的建筑产生了影响，但多在建筑工艺方面。他们曾深入川东一带授艺，然在风格上难以发现和羌族碉楼有相似之处，所以自成建筑文化系统，不在本文叙述。彝族碉楼和川内碉楼大同小异，故盆地和周边地区碉楼民居为本文探讨重点。
碉楼和民居本属不同概念。碉楼为防御功能建筑，起类似堡、垒、寨、围的作用。从四面围合而言，两者是异曲同工的，然而在民不聊生的封建时代，碉楼和住宅紧靠一起，使碉楼成为保护神，并以门、墙、廊、道、梁柱等结构与住宅统为一体，于是带来了二者之间从平面关系到空间组合的相互衔接、渗透、融汇的变化。碉楼高朗、干燥、明亮、私密、视野开阔诸多优点，更使有的房间长置其上，更不必说聚会、读书、留客，甚至赌博之类，就自然产生了碉楼特定含义的转移性以及和住宅的融合性，从而在建筑中派生出碉楼民居这一特殊空间形态，并形成独特的文化概念。更有甚者：有的文化发达之地，一些景慕文化的主人潜心追求，假碉楼之挺拔高耸和亭阁之类相谐，通融一体成为不具防御功能的木构架，雕梁画栋，成为风雅的读书楼、小姐楼、观景楼、贵客房，已和民居无异。有的索性在屋顶做法上照搬四角高翘，趣味异于硬山、悬山式，近似歇山味道，并有多重檐叠落，烘托出浓郁的地方色彩。有的木、石、夯土混作，更呈现出一派材料美的别致，比如宜宾县李场顽伯山居、江津会龙庄。之所以把碉楼和民居统称，一是二者建筑关系不可分割和不必分割，二是由此引起的文化效应已成氛围，以及构成氛围的民间审美约定俗成。如某地名某宅院以“某家碉楼”称谓便是。
因为有进攻才产生防御，不容置疑的是，碉楼民居起源于阶级社会的形成。功能上它和原始社会穴居、半坡人的壕沟殊途同归。原始人置防御设施于地下，防御对象是野兽和自然。现代人置防御于地面或地下，防御对象是人。前者纯消极防御，后者中的碉楼有弓弩、枪弹发射口、投掷孔，已有以守为攻的积极防御因素。四面围合的城墙，无非是一城居民的大碉堡，万里长城亦如一国的大堡垒，围合做法完全一致。两者虽然范围不同，但本质都为防御。所以，建筑渊源探溯不等于先进向落后的遥远追究，文化不因经济发达而过去必然落后于当今。此理早为马克思所论证。四川众多碉楼延至今日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历史、军事、社会背景，至清初更和移民运动有直接联系。此可分二说：一为从南到北全国性的横向比较，以探讨它宏观的历史背景。二为四川境内纵向追溯，以理顺悠远的渊源。
从全国看，广州麻鹰岗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墓出土陶坞堡，其“坞”本是构筑在村落外围作为屏障的土堡，据陶坞堡可知，当时已踞缩为家族之用，四角还设置有望楼。《后汉书·董卓列传》记载：“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之前，郑州南关159号西汉（公元前206—24年）墓出土的明器建筑群组中，亦有近乎双碉式的两个望楼和住宅衔接。再东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河北安平墓壁画上，如单碉似的望楼就耸立在一群住宅后面。直到近代吉林民居中，更有多至“七个炮台的白城县青山堡李宅”的碉楼住宅。无论坞、炮台，也无论望楼、冲楼、虚楼、箭楼、印子，其称谓沿袭至今，各地互有混称。称望楼者如峨眉
等县，称炮楼者如涪陵
等县，称箭楼者如万县
、开县
等县，即从南到北，自古至今，碉楼的形制和功能及其与住宅的关系都大同小异，无甚大的变化。
从四川境内论，当从两方面探入：一是巴蜀文化自身的发展；二是中原文化影响。巴蜀先民，惯于山居，先祖蚕丛“依山之上，垒石为居”以防人兽袭击，为最早的居住和防御建筑，亦是碉楼的原始形态。若以现代碉楼平面方形居多而论，新石器时代与商代之间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其房屋就产生了方形平面。若以住宅中同时又备置了瞭望构筑而论，则有成都牧马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庭院里的瞭望楼，忠县“涂井蜀汉墓房屋模型出现了大量的屋顶平台，在其他地区是没有见过的，应是蜀汉时期之首先”。若以建筑物高度而论，成都羊子山西周建筑遗址的夯土高台高出地面10多米，而“中原地区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才有高近10米的高台建筑”。以上分而考之，再综上而论，巴蜀之地最早尚未发现面面俱到的碉楼居住形态，但产生了现代碉楼的构成因素。又东汉出土的器物中，在黄河流域、长江中游、江南、华南地区均有极类似碉楼及住宅的望楼、坞堡被发现，而出土的蜀汉民居模型随葬物中则无类似之作。但同为防御功能又可考的山寨建筑已在此时期大量出现，至唐代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大足永昌寨内“筑城堡二十余间，建敌楼二十余所”。城堡、敌楼为何等形状？我不敢言那就是碉楼。但敌楼显系瞭望之用，必然较高，自然粗具了碉楼形态，亦同时衔接了东汉画像砖庭院望楼以来一大段历史空白。寨子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建筑体系，小者三五家共拥一险峻地构筑防御设施，大者数百上千户、方圆数平方千米，上有寺庙、堰塘、碉楼、烽火台、环寨长廊等设施。自贡三多寨便是一例。然而寨子不能解决久围不撤、四时农作、分家习俗诸多问题，仅为临时性措施。直至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白莲教起义，为了对付农民战争，“八旗劲旅采取立垒围困”的战术。据《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载：“（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以前自寨堡之议行，凭险踞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州县之间，堡卡林立”。既然目的是消灭起义军，那就必然促使多种行之有效的防御建筑产生，并以“官”性质的、家族的、单家独户的大小不同的建筑形式出现。这项朝廷推行的“全民运动”导致了四川境内尤其是下川东地区寨子堡卡、碉楼比比皆是，这亦是中国建筑史上罕见的现象。部分存在的碉楼证明了它的历史，而嘉庆至今不过200多年，碉楼能保存至今亦不算奇迹。碉楼另一个越演越烈、有增无减的客观因素，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回溯到清末这一封建社会总崩溃时期，社会动荡，官匪沆瀣一气，打家劫舍，百姓生命财产无从保障，唯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统治者对付起义军的办法转而对付统治者。所以，不少现存碉楼是此一时期修建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发生在清初，白莲教于嘉庆年间起事已在其后。这恰给嗜好建筑土楼、碉楼的江南各省移民提供大施其构筑技艺的天地，尤其是闽、粤、赣三省客家移民集中居住区内，诸如涪陵、巴县、仪陇、广安等接近白莲教起义的区域内，土楼、碉楼建筑风格极类似客家风范。涪陵明家乡双石村瞿九畴土楼、武隆长坪乡刘家土楼、仪陇朱德故居李家湾碉楼、广安龙台寺杨森故居碉楼所在地，通是客家移民集中之地。当然，像住宅、祠堂、会馆一类建筑亦基本上按照原籍风格建造，四川人口是“五方杂处”的构成关系，自然“俗尚各从其乡”，这“就不仅仅是个籍贯问题，还包括不同的风俗、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生产经验”。因此，四川传统建筑的发展演变是与人口构成相谐一致的。明末清初，四川曾出现人口锐减到九百万左右的惊人历史悲剧。反过来看碉楼建造历史悠久又紧邻盆地的藏、羌二族，这种影响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它不具备人口、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前提。相反，多是汉族对这两个民族影响较大，比如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巴塘大营藏族官寨便是二例。
如果说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起着重大作用，那么，除直接带来这种影响的中原移民外，至少，江南各省移民是个不可低估的中间转承因素。他们不仅量大，其祖先亦是中原移民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后部分迁徙至四川，就丰富了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过程关系。诚然，秦灭蜀后亦有几次移民运动，实则在清以前这些移民的后代都成为土著。但中原文化影响是存在的，这些移民和世居于此的土著融于一境。发扬光大的除中原文化外，更有相互渗透、相互拥有的区域文化，即巴蜀文化。于是我们看到眼前的状况。
现存估计不下千例。有一宅一碉式（占绝大多数）、一宅二碉式、一宅三碉式、一宅四碉式。一宅四碉仅三例，如宜宾李场顽伯山居、涪陵大顺场李蔚如宅、武隆长坪刘宅。一宅三碉仅一例，三例实则和客家土楼近似，为四川本土建筑的绝响，极富文物、艺术、建筑诸方面价值。调查时除一宅三碉尚较完整外，其他三宅已残破不全，危在旦夕。无论何式，碉楼布局和住宅都紧连一起。但最初的选址意识以住宅为主为先，然后才是碉楼的产生或同步而建。由此看出建宅动机以生产生活为第一考虑因素，防御其次。因此碉楼民居不存在选址上对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的苛求。山顶、山腰、山脚、平坝、田边地角，凡便于生产生活、商贸之地都可建宅。这就绝然迥异于官碉对地理条件的要求。
川南场镇碉楼
生存与维护生存之间在建筑上反映出来的价值观，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四川境内少聚族而居的大型村落，分家立户较早的民风民俗。当然，这也暴露出特殊社会背景下各自为政的小农经济的生存局限性和软弱性。虽然经济地位不同导致碉楼数量和体量的不同，但不能颠倒生存与维护生存之间的次序，所以选址目的非常清楚。诚然，也有若干利用特殊地形、地貌条件而构成的碉楼和民居群体，比如，叙永县“鸡鸣三省”之地水潦乡余宅，完全是依托于直径约60米的垂直溶洞而展开的碉楼与住宅的防御布局。碉楼虽不和住宅连在一起，但和溶洞组成了一套有机的防御体系。溶洞作为最后的防御支点，显得更有进退层次，仍属碉楼民居范畴。这或为一种分支形态，或为碉楼与住宅融汇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如果说这是四川境内碉楼与住宅亲和之前的一抹原始色彩的话，那么在高县清潭乡王氏“一把伞”碉楼民居的碉楼形制中，我们亦可从另一侧面窥见这种原始色彩的趣味性。顾名思义，“一把伞”如油纸伞的形状，亦形同汉石阙。刘致平说，“四川诸石阙则是纯仿木构雕凿成的”，“它的结构很像汉明器里的望楼构造”。望楼即极类似“一把伞”外观，于是我们看到了地处云南、四川交界的大山中，一种古老的遗制。这个四川境内不多的形似阙的碉楼，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边远山区历史发展的风不易吹来的局限，同时印证了碉楼民居发展中一段不易察觉的时间与空间的过程，真是一种被历史遗忘的精彩的别致。当前，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碉楼外，新的碉楼在盛行之地颇具规模地沿袭着过去的模式建造，不同的是现代材料的应用，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透析出特殊建筑传统文化之于人民的分量，以及建筑审美的客观倾向。现代设计借鉴其构思的新作亦已出现，四川省诗书画院便是佳例。
四川碉楼民居大致分为土泥夯筑、石材垒砌、木构框架三种。其间亦互有混作。土夯者最多，其特点是墙体之下小部分或墙基用条石铺砌，上夯筑泥土，取其承重、防潮的长处。泥色之美是其他二类较之逊色的。就地采用的自然土壤以土黄、橘黄、紫棕土壤为主，色泽绚丽，色彩纯度之高与调色板内无异，深灰天气也鲜艳如新，阳光之下更显灿烂；和斑驳的白粉墙相辉映，把山乡点缀得生气勃勃。此泥色以涪陵地区最普遍，其次是海拔较高的山区。紫灰、紫红、紫棕色显得相对沉闷一些，但和屋面谐为一通，反差不大，整体感强，也极富原始粗犷意味，若施与白粉，则又是一番宁静、恬淡的雅气。此类碉楼民居遍布川中各地。石材墙体多淡青淡黄，整洁细腻，朴素端庄，色彩素雅，感染力隽永，极富内在强度。有的侧立面墙体上端采取和民居一样的手法，两堵封火山墙中夹两坡水屋面，仍为四方碉楼状，和广东碉楼极为相似。此作在万县凉风桐坪村和开县、巴县木洞、宜宾横江等地均有发现，其中巴县木洞蔡家碉楼高达七层，可俯览长江，十分雄浑壮观。木构碉楼所用的材料与民居无异，但它高出民居一节，造型大别于民居，便成目光“众矢之的”，特别引人注目。由于改造为不事防御的读书楼和客房、小姐楼，碉楼的恐怖神秘便转换成温馨神秘，呈显平和稳定、亲切舒适的观感。碉楼色彩虽不如泥石耀眼，但恰和住宅融为一体，值得细雕细琢，亦令人回味馥郁。此类碉楼在江河沿岸城乡、旅游交通要道均有出现，是巧变建筑内涵的别致尝试。在泥、石、木混作之中，最雄奇者首推江津风场会龙庄碉楼，其建造在和贵州高原遥相对峙的山顶上，顶层如亭，四周开敞，木构架搁置泥墙体上，人临其境，一览众山小，心境顿感辽阔快意。它亦是川中碉楼罕见的实例。
各类碉楼中，多有文化气氛浓郁的“耍子”，即挑廊，和广东碉楼挑台极相似，多布置在顶层墙外四角，有单边、对称双边、对角、四角、绕碉一周多种做法。这种用于防御中防止出现死角的射击设置，同时也美化了瞭望、观赏用的“耍子”，可让人感受到劳动群众在生死攸关的物质创造活动中尽可能实现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亦可让人体验出巴蜀建筑如其人诙谐乐观的渊远遗风。挑廊以横向线面破了立面的呆板，和屋面、檐口线紧靠一起。色彩对比上深下浅，结构对比上紧下松，不仅无上重下轻之虞，反倒完善了点（枪眼）、线、面、色兼具的造型因素，适成更完整、更富表现力的空间形态。
碉楼高者七层，矮者两层，多在10多米或20多米，层高3米左右。屋面多小青瓦覆盖，有硬山、歇山、攒尖式，如同川中民居，出檐较长，和住宅非常谐调。大型单碉亦有两重、三重檐者，其间距不等，以此区别塔檐间距相等的密檐结构和外观，以正视听。比如宜宾李场顽伯山居的右后侧三重檐碉楼，上两重紧，下两重松，构图疏密得体，好像不伦不类，但恰如此，活跃了顽伯山居严格中轴布局的凝滞。加之此碉不和其他三碉摆在同一对称角上，而内收进墙内约6米，平面关系、空间整体关系、造型不统一的关系都得到了调整。“山居”显得很有文化气氛，是四川碉楼民居之仅见，可惜已于1991年7月被拆毁。
碉连深屋
此呈两大特点：一是碉楼位置的随意性，二是位置的严肃性。随意性表现在除中轴线上、正堂之后都可视情况布置，此多为单碉。严肃性表现在中轴线上绝不能布置。笔者调研了百例碉楼民居，未发现一例是在中轴线上的。此理深刻地蕴含着中轴线及其所隐喻的一切神圣仪轨、宗法礼教的不可亵渎性。若置碉楼一类有“硝烟血腥”之气的东西和中堂神位香火在同一轴线上，不啻冒犯。碉楼之功，全在保护中轴地位，亦如家丁于主人，何来等同之理。所以，除中轴线外的任何地方都可布置。此理不仅出现在四川，大凡有碉楼的全国各地，似乎均无例外。当然建筑文化受制于中华传统文化于此也可见一斑。恰是这种现象大为丰富了平面与空间的关系。适得错落变化的生动活泼，一扫四川民居中低矮平淡一条屋脊线的沉闷与呆滞。凡民居中有碉楼者，均增添了田野山乡一处优美景点，建筑文化的抽象含义一下变得具体起来。碉楼平面以方形为多，往往约6米见方，也有大到12米的，如巴县木洞蔡家碉楼。何以非方形不可，可能与防御视角及各防御面承担的防御能力有关。四边等同的防御面可均匀分担进攻力量，若为长方形，则易造成进攻集中到较窄的一面。
碉楼与民居的结构关系表现在二者的协调性上。协调性又依附着二者建材的同一性和由此产生的色彩同一性。夯土民居多夯土碉楼，石材民居墙体多石材碉楼，砖木墙体多砖木碉楼，其相互墙体至为统一。另外，在墙体承重楼面梁架、檩椽上，多同施一法，少有相互矛盾各自为政的做法。因此，我们感到通过内部结构影响的外观，从形到色都非常自然。由于气候原因和材料的贱便，碉楼民居多为土泥夯筑者，选在冬天建造。四川除冬天少雨外，其他季节下雨频繁，不利于墙体水分蒸发，在冬天夯筑，墙体慢慢干，从而保证墙体不开裂以增强牢固性。加之各地均有一批专业的筑墙工，对选料，墙体掺沙、石、竹木棕片的比例掌控，程序控制、时间把握等均有丰富经验。尤其他们对转角联结部位的审慎，使得有的墙体数百年不歪不倾，不裂不垮，并承重多层板梁、檀椽、屋顶的高压而巍然屹立。若大型碉楼空间跨度大，则内部采取传统的柱网相连的木构架系统，外部仍用泥石材料相结合的办法，并在内部划分天井、回廊、房间、仓库、马房、厨房等多种用途空间，以防敌人久围不撤的困扰。巴县木洞蔡家碉楼因跨度在12米之上，则采取中间加方形石柱，从墙体中部架十字梁穿过石柱，然后铺设楼板的做法。另外，楼梯做法亦多种多样，有螺旋式、转角式等。其中螺旋式最科学，因为它布置在每层楼的楼梯都在不同的墙面内，就不至于造成整面墙都被梯子占据，使得碉楼内整个火力得到均匀安排。若楼梯占据一整面墙，显然，这面墙就会给火力开展带来障碍。当然，这是针对单碉而言。
某种有特色的建筑文化现象，须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形成，它一定遵循从精神到物质的共识原则，更有广阔的意识与行为的自由度，共性与个性的高度谐和，时间与空间糅合的水到渠成，在特定区域内方可流行传承。再则，中国老百姓历来有融汇其他文化的素质和能力。洋的、土的、宗教的、军事的，落入他们手中，都可为其巧变所用。强迫他们怎样建房子，双方都是痛苦的。推心置腹，相互以文化晓以延伸和拓展，诱导在叙述和描绘之间，双方将是非常愉快的，乐于接受的，将永远繁衍下去。我想这是无疑的。